我與夫君程曉農合著的《中國：潰而不崩》一書中文版，較之今年3月先期出版的日文版，增加了數萬字。因為面對的是不同國度的讀者，日本讀者希望更多了解經濟現狀，中國讀者則希望在全方位了解政治經濟社會現狀的基礎上，還想知道中國究竟走向何方。
制度的結構性鎖定
本書是20年前何清漣《中國的陷阱》這本著作的姐妹篇，如果說《中國的陷阱》成功地預測了90年代至今中國的發展路向，那麼這本《中國：潰而不崩》就是預測今後20-30年內的中國路向。早在2003年的《中國威權統治的現狀與前景》一文中，我已經作出這一預測。如今14年過去，中國正行進在我預測的這條道路上。
我之所以做出這一預測，乃因為中國早就陷入制度性結構鎖定狀態，這種鎖定體現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三方面，而且互為支撐，要想改變這種狀態，只有在政治經濟社會交匯點上解套，才有可能實現中國知識人期盼了多年的民主化轉型。
毛澤東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礎（一黨專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意識形態，在鄧時代並未得到矯正，歷經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眾常委「九龍治水」格局的集體領導，再到習近平戳力恢復的個人專斷，中共一黨獨裁之下的政治制度早已經形成一種結構性鎖定。十九大最大的成果，就是結束了自鄧以來的寡頭獨裁體制，鞏固了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地位，部分回到了毛時代一人獨大的高層權力結構。這種由一個政黨壟斷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政治結構中，不僅僅是政治反對力量難成氣候，更在於政治反對者的主流與中共在意識形態、鬥爭理念上與中共處於同構狀態。一個社會一旦進入這種制度的結構性鎖定狀態，將產生極強的路徑依賴。
經濟上的公私之變：從未放棄以國有經濟為主導
經濟上，中國共產黨歷經近40年改革，已經在「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造就了一種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政治經濟制度，即拙着概括的「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是共產黨專制政治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由於中共從未放棄對國有資源的掌控權，在產業佈局中，中共政府很容易通過對一些產業設置門檻，隨時調控國有企業與私企、外企的比重，本書將這一過程概括為「公私之變」，到了習近平時期，將其前任奉行的「國進民退」產業政策，再次明定為國有經濟為主導。
中共執政集團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條主義者，只要有利於政權的生存，增加有效資源，在政治上隨時可以調整路線、方向，甚至更換作為執政黨同盟的社會基礎（社會集團）；在經濟上更是靈活多變，對市場經濟、私有經濟、外國資本這些被共產主義教條排斥的事物，採取靈活務實的接納態度，發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與市場經濟高度結合的模式。
價值觀上固守「馬克思主義＋秦始皇」
文化上，中共至今仍然未脫百多年前清末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簡稱「中體西用」）模式，只是這「中體」的內容換了，從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換成了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秦始皇」模式，對西方文明的接受始終只限於器物，即技術與流行文化的形式與表層，拒絕接受以民主、自由、人權為核心理念的普世價值。
鄧小平時期開始的對外開放、江澤民倡明的與國際接軌，指的都只是商業文明方面的開放，與商業規則上的接軌，但在政治方面，中國始終拒絕排斥西方文明，從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歷經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直到胡錦濤時期的「五不搞」，再到習近平的「七不講」，這種排斥一脈相承，只是用語不同。中共對自身意識形態的堅持，以及對西方政治文明的排斥，通過其壟斷的教育體制與傳媒，滲透到國民思想深處。即使號稱「政治反對派」的人士，他們反對的只是共產黨壟斷權力，而不是其壟斷權力的形式，無論是其思想意識、還是鬥爭手段，幾乎都複製了中共的鬥爭哲學。
在社會階層結構上，中共改革鼎盛時期曾設定一個目標：中國將進入以中產階層為主的橄欖型社會，如今這一夢想早已破碎。從90年代初期開始的全球化進程，讓世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受益，中國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在社會普遍貧窮的基礎上產生了世界數量第一的巨富階層與一億多中產階層，讓1950-1980年代出生的中國人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的一代人（按時代而非年齡）。
但令人失望的是，由於政治經濟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平等，中國失去了這次千載難逢的階層結構轉型良機，未能從一個以社會底層為主體的社會轉化為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至今，中國社會仍然是個以社會底層為主的倒T字型社會結構，在廣大農村地區與接近農村的小城鎮，社會底層人口佔據大多數。這種社會結構，自中國明清以來從未發生變化。社會轉型過程中，階層結構的轉型至關重要，它既是政治、經濟轉型的結果，還影響到國民文化價值觀的轉型。作為在全球化進程中最大的純受益國，中國卻未能完成這種轉型，源於政治失敗。
2017年10月，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對中共存亡發出警告，罕見地承認了中國面臨的嚴峻經濟挑戰，還提到其他不少嚴重問題，比如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以及教育和醫療等領域的問題等。但作為中共領袖人物，他只會以黨的利益為重，不可能意識到他的政治舉措正在強化這種制度的結構性鎖定，雖然可能繼續維持「潰而不崩」之局，即中共的統治會繼續維持下去，但結果卻會導致中國走上失敗國家之途。
作為長期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學者，我當然想為中國尋找一條制度性出路。本書將建立奠基於私有產權之上的地方自治作為一條出口，乃因地方自治的主體是國民，在權力上可以逐步取代中央強權；在經濟上，可以改變目前這種讓窮困地方寄生於富裕地區的格局，讓各地經濟自立而達成自治。地方自治的過程，就是培養國民權利意識、重塑社會價值觀的過程。這是結構性鎖定中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匯處，從此處入手，或可解決中國陷入以暴易暴的朝代更替的輪迴之劫，實現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也可以安台灣之心，解香港人之難，讓西藏等找到一條出路。
苟如是，中國幸甚，中國人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