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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稱為文化漢奸 81歲文革請死而不能

散文家翻譯家周作人(圖片:維基百科))

周作人曾被一些人譽為「民國第一散文家」,他更以翻譯家行名文壇,他的譯著具有極高的外國文學研究價值與審美價值,至今無可替代譯本。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北平淪陷,北京大學南遷,北京文化名人紛紛南下,周作人遲遲不動,三弟周建人來信勸他,他不理,郭沫若寫了《國難聲中懷知堂》,文中甚至說,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譬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掉換他,就是死上幾千百個都不算一回事的。當時在國外的胡適也寫了一首詩,希望他南下,還有很多朋友勸過他,但他在這個問題上似乎很固執。周作人終於淪為漢奸。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十二月,周作人被捕,之後被判十年徒刑。一九四九年元旦釋放政治犯,周作人便也交保出獄了。

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長信。據說,毛澤東看過信後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從1949年到「文革」為止的17年間,派出所不斷要他寫自傳、寫材料、寫改造計劃,他也不能用周作人這個名字發文出書。但他的生活還算是穩定的。他總是按月向出版社交稿,出版社按月預付給他稿費。

然而沉重的家累和夫人羽太信子的舊病不愈,令周作人甚感捉襟見肘,甚至一直秘不示人的《日記》也拿出來拍賣了,他在給魯迅博物館的信中寫道,如果賣不出去他將「托缽於市矣」,日記中周氏哀嘆道「回顧一生,受損害侮辱徒為人作犧牲,恐至死才能結束也」。

但是一九六六年形勢急轉直下。自當年六月起,周作人預支稿酬停付,當然這只是開始。

在魯迅博物館,老太太在世時住過的屋子裏,掛着她的巨幅遺照,受到參觀者的景仰——因為她的大兒子是魯迅。而同一位老太太的牌位,只由於供在二兒子周作人家,「文革」中就也跟着遭了殃。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紅衛兵衝進八道灣周家,首先砸的就是老太太的牌位。

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紅衛兵索性把房子統統查封,並將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樹下,用皮帶、棍子抽打,那年他81歲。為首的紅衛兵看到周作人年邁,就提醒手下的小將們:「不要打頭部,得給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問題。」及至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從北圖回來吃午飯,小將們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壞,頓時昏死過去,二十幾年後還經常發麻,行走不便。周作人的幾個孫男孫女自然也跪在旁邊「陪綁」。

周作人蜷縮在後罩房的屋檐底下,後來他兩腿實在支持不住,就乾脆臥倒了。這樣過了三天三夜。及至下起雨來,周作人的兒媳張菼芳便硬着頭皮去找紅衛兵說:「我們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給我們個安身的地方吧。」

這樣周作人才被允許睡在洗澡間。澡堂里格外潮濕,適值夏末初秋,這位曾經是養尊處優的知堂老人,此刻給成群的毒蚊子咬得體無完膚。

半個月後張菼芳於心不忍,向紅衛兵求了情,算是在廚房的北角為老公公東拼西湊搭了個鋪板床,讓他臥在那裏。紅衛兵規定,周作人這間小屋平素是不許人進的。屋裏,只有過去做廚房用時裝的自來水管以及洗碗槽、灶頭等等,連把椅子也沒有。那幾個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鋪板上過的。

紅衛兵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們向糧店打了招呼:只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點玉米面糊糊。由於營養不良,又黑間白日囚禁在小屋裏,他的兩條腿很快就浮腫了。

周作人曾兩次「呈文」給派出所,大意是:鄙人已年過八旬,再延長壽命,也只是徒然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准鄙人服安眠藥,採取「安樂死」一途。

1967年5月6日中午,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面糊糊後,給周作人盛來一碗,他吃得乾乾淨淨。

但是下午兩點多鐘,同院的鄰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裏看了看,見老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也不動,姿勢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趕緊打電話給張菼芳。待張菼芳奔回家後,82歲的老公公早已渾身冰涼了。

在當時的情形下,家屬只好匆匆銷了戶口,送去火化,甚至骨灰匣也沒敢拿回來,就寄存在八寶山。但那裏只肯保管三年。然而,不出三年,這一家人或插隊,或去五七幹校,哪裏還顧得上老人的骨灰!

責任編輯: 李華  來源:希望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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