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一個生活在第三帝國的德國人，會被他「征服」成啥樣呢？
在1940年的日記里，夏伊勒記下了一個生動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國轟炸機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國人。第二天，戈培爾命令報紙聲討英國飛機「攻擊手無寸鐵的柏林婦孺的『野蠻暴行』」。他讓報紙向德國人灌輸，德國戰機只攻擊英國的軍事目標，可是「英國海盜」卻根據「丘吉爾本人的命令」，專挑德國的非軍事性目標攻擊。
還別說，戈培爾的忽悠還有人真信。
1940年8月31日，護士就問得了流感的夏伊勒：「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夏伊勒告訴她：「因為你們轟炸了倫敦。」可這位護士小姐卻反駁說：「是的，但是我們攻擊的是軍事目標，而英國人卻轟炸我們的房子。」
這位普通的柏林婦女，用夏伊勒的話來說，「簡直就是戈培爾宣傳有效性的活廣告」。
實際上，這位護士小姐之所以會這麼看，並非只是戈培爾宣傳的力量使然。這位婦女難以接觸到納粹當局反感的各種信息，就是因為有強權的存在。當年《紐約時報》駐柏林記者說過這樣一句俏皮話：「如果希特拉完全受人歡迎，戈培爾就會失業；如果戈培爾完全成功，希姆萊就會失業。」
希姆萊是何許人？第三帝國的警察頭子。宣傳的成功有賴於暴力的配合。在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時候，還有集中營、死刑和流放等發揮作用。對於德國人民，不僅文攻心，而且還武攻身。
誰敢公開不跟納粹黨一條心，就沒有好果子吃。1936年12月，納粹當局不僅沒收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的財產，而且還剝奪了他的國籍，波恩大學甚至將他1919年獲得的名譽博士頭銜也取消了。納粹對付異己分子有的是辦法，可以監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關押，可以驅逐，可以不讓回國，可以判處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謀殺……大名鼎鼎的卡爾·施密特教授振振有詞地聲稱：「在判決政治犯罪時，規範和程序的運用只能意味着束縛元首的手腳，有利於反抗者。」
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人感受不到納粹專政手段的直接傷害，但他們要在第三帝國活下去，就得心裏清楚，馬王爺幾隻眼。而在宣傳征服群眾之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一來，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卻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對於不少人來說，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唄。不讓寫現實，我就寫點歷史；不讓寫真實生活，我就寫田園牧歌……只要不肉麻給納粹統治唱讚歌就行。第三帝國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歷史題材的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假借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污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
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過，希特拉、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拉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里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1934年，納粹在紐倫堡召開黨代會，女導演里芬斯塔爾拍攝了《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該片在柏林烏髮劇場首映時，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
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力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
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着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可以私人經營。
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裏。不是有錢而是有權才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着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為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
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帳的情況發生，而戈培爾戰前許可引進的荷里活影片卻門庭若市。但是，這並不意味着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之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也會有票房業績不俗，戈培爾和投資商都皆大歡喜的大片。
同樣地，納粹德國也不是像《民族觀察家報》之類的納粹黨報黨刊一統天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控制報業，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
俾斯麥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國，相對於英美國家，德國人的政治自由只是個多少的問題。而到了第三帝國，連這一點，都俱往矣。《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卻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與前兩家報紙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歿。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裏，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做到，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駐柏林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里，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第三帝國的宣傳部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道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秘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着手泄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泄露為目的，而着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
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兩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里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其實，密令的內容無非是用謊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罷了。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之下，一份份報紙勢必在輿論一律中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跟他的教化和宣傳部並不希望第三帝國的報刊被讀者不喜聞，不樂見。1934年，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緊跟的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他們是希望看到德國奇蹟：編輯記者們戴着鐐銬也能夠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對「目前報刊完全單調劃一」的現象深表遺憾，可他說，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願。
那是誰之過呢？埃姆·韋爾克是《格魯恩郵報》的編輯，他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那麼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可是，大人物嘴裏的那些漂亮話，不過就是說說而已，哄哄沒有頭腦的人，怎麼能夠當真呢？如果不要單調劃一，還要宣傳部幹嗎？媒體的存在，不就是為了讓納粹黨滿意麼？哪能各唱各的調？韋爾克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不僅如此，新聞媒體還成為納粹震懾德國人的殺人不見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國的末日迫近，戈培爾還把新聞報道當成一種製造恐怖氛圍的工具，一種對自己的人民進行心理戰的手段。
因為戰火連年，德國人的生活難以為繼。有一天，200人衝進兩個麵包鋪，搶走了麵包，戈培爾立即決定採取「嚴酷的措施」鎮壓。他要求臨時法庭立即審訊「首惡分子」。當天下午，人民法院就從重從快地判處了一男兩女死刑。
因為戈培爾認為其中一個女的案情要輕一些，決定饒她不死。對於這事，戈培爾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記里寫道：「……關於審判和處決這兩個首惡分子一事我打算張榜公佈……我還打算用有線廣播加上適當的評論，將這件事通報柏林居民。我相信這是一帖清醒劑。總而言之，我以為在近期內柏林不會再發生麵包鋪被搶的事件。」
換言之，戈培爾自信柏林的群眾就會這麼被他征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