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邊溝倖存者(網絡圖片)
夾邊溝位於甘肅省酒泉市三十里外，地處茫茫荒漠與戈壁之間，以沙土為主，地下水60%含鹼，氣候是酷暑嚴寒，年降雨量極少，常常是八級大風。然而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影響之下，甘肅省要讓這些被打為右派的知識分子們在這茫茫的戈壁灘上種出糧食，並養活三千餘人。右派分子們在這人間煉獄之中，受盡折磨、含冤而去，三年後三千人只活下來了三百人。在當代中國，夾邊溝可以說是大躍進和反右鬥爭中的一個里程碑，它是右派們悽慘歲月的極端寫照，我們應從這一歷史悲劇中汲取教訓並永遠銘記於心。
1957年4月，成立於1954年3月的夾邊溝農場改變為勞教農場。截至1959年11月，夾邊溝約有3100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這裏，他們從事搬沙填海、挖排鹼溝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勞動任務沒有完成除了要挨餓外，還會遭到辱罵和毒打，身體和精神遭受雙重的煎熬。1959年開始，中國境內發生大饑荒，糧食定量急劇減少，夾邊溝的右派分子們每天僅有半斤糧食，到最後為了活命，那些有知識有文化的體面人甚至吃老鼠、吃蜥蜴，吃別人的嘔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1960年冬，中央開始派出調查組「糾正極左路線」，開展「搶救人命」工作，然而此時，夾邊溝里還活着的「右派分子」也僅有三百多人了。
在那些餓死的兩千多「右派」中，有三位50年代留美歸國的科學家，傅作恭、董堅毅、沈大文。就是這麼一群愛國知識分子，他們為了報效祖國而毅然決然的放棄了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懷抱滿腔熱情回到祖國後，卻被自己的同胞當成特務，被咒罵，被毒打，被虐待，這其中飽含了太多的辛酸與委屈。
傅作恭，山西榮河安昌村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水利工程學博士。1952年應時任水利部部長傅作義(傅作恭的二哥)的勸說回國從事中國的水利建設。傅作恭回國後到甘肅省從事水利工作。1957年受「反右」衝擊，傅作恭被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傅作恭由於身體弱，完不成勞動任務，有時連續幾天扣飯。挖排鹼溝時由於腿部長期泡於鹼水中導致大面積潰爛，最後連餓帶累，於1960年冬季死於夾邊溝農場。
董堅毅，上海人，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醫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設來到蘭州，在甘肅省人民醫院泌尿科工作。在1957年因給領導提意見被定為右派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1960年11月上旬董堅毅在飢餓中去世，時年35歲。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探視，待尋得其遺體時，發現裹屍用的毯子、羽絨被早已不見，董堅毅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之上。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肅農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類。1958年被打為右派後送到夾邊溝農場，在農場期間，沈大文不偷不搶，餓得不行就到草灘上捋草籽吃，因他有着豐富的植物學知識，吃過很多草籽都沒有中毒。1960年春，沈大文因飢餓失去行走能力，但他不願麻煩別人替他打飯，每天自己用繩子綁着兩隻布鞋跪着去伙房。據其室友俞兆遠回憶，有天夜裏約11點鐘時，沈大文說想吃個糜子麵餅餅。他憑藉關係弄來了兩個，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時候，沈大文靜靜地躺着不動，伸手一摸，身體已經冰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