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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韻:一間臭名昭著被100萬人參觀的共產黨監獄

—錫蓋特博物館 喚醒羅馬尼亞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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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8年至1964年期間,大約有60萬羅馬尼亞人被共產黨政權當成政治犯,也有來源稱,這一數字或高達200萬人。當時在各地興建了許多勞改營,用以關押大批被政府視為「敵人」而遭到驅逐的公民。1948-1953年以及1958-1960年,是兩個恐怖的高峰期。據悉有20萬人被趕出家園。囚禁在勞改營和監獄裏的包括神父、教師、醫生和農民。據歷史學家研究,由於條件惡劣,當年在每5個囚犯中,就有1人死亡。

羅馬尼亞錫蓋特博物館由錫蓋特監獄改建,展示和揭露共產極權統治的罪惡。自1993年成立,該館已接待了一百多萬參觀者。圖為館內的一間展室(原監獄牢房)。

錫蓋特-馬爾馬切伊,是羅馬尼亞北部的一個小城。那裏曾經有一座臭名昭著的監獄,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關押政治犯。1993年,監獄的舊址被改建成「錫蓋特博物館」,館內展出豐富的各類史料,揭露共產黨極權統治的恐怖。迄今,已經有一百多萬遊客到訪博物館。人們在震驚中學習、思考,復甦歷史的記憶。

紅色恐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紅色鐵幕封閉了東歐諸國。1945年,羅馬尼亞建立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政權,在此後的四十多年間,共產極權統治給羅馬尼亞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

據專家統計,在1948年至1964年期間,大約有60萬羅馬尼亞人被共產黨政權當成政治犯,也有來源稱,這一數字或高達2百萬人。當時在各地興建了許多勞改營,用以關押大批被政府視為「敵人」而遭到驅逐的公民。1948-1953年以及1958-1960年,是兩個恐怖的高峰期。據悉有20萬人被趕出家園。囚禁在勞改營和監獄裏的包括神父、教師、醫生和農民。據歷史學家研究,由於條件惡劣,當年在每5個囚犯中,就有1人死亡。

強迫政治犯從事體力勞動是共產黨時期的常見作法。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修建多瑙河到黑海的運河的工程。根據最保守的估計,單單在1950年,就有4萬人被關在集中營(參與工程),外加2萬所謂的「志願工人」。

羅馬尼亞作家諾曼·馬內阿的父親曾經被關押在佩日普拉瓦勞改營(The Periprava camp1956-1963)。馬內阿告訴記者:勞動營實際上是一所滅絕營。那個地方靠近多瑙河,囚犯們被驅使修築早期的防堤壩。他們每天在烈日下長時間勞動,缺食少藥,而且沒有足夠的飲用水,只能使用被污染的河水。野蠻的看守們經常因為一些小事鞭打犯人,或是沒有人性的羞辱他們。

1949年,羅馬尼亞共產黨效仿蘇共,在農村推行強制集體化,把農業土地征為國有。這一政策受到了農民的抵制。僅在最初的三年,就有80萬民被逮捕,3萬人被判刑。他們繼續抗爭,許多人在反抗沒收土地的過程中失去了生命。到了1962年,政府宣佈集體化終止,而這時全國96%的耕地已收歸國有。

歐洲首個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館

1993年,羅馬尼亞女詩人安娜·布蘭迪亞娜(Ana Blandiana)與丈夫、社會活動家羅姆魯斯·魯森(Romulus Rusan)成立了「共產主義和抵抗運動受難者紀念館」。這是歐洲第一個此類機構。紀念館包括「共產主義研究國際中心」和錫蓋特博物館,此外,他們還組織暑期學校,邀請共產黨政權期間的前囚犯和世界各地的歷史學家前來與年輕學生們會面互動。

談到成立紀念館的想法,安娜·布蘭迪亞娜說:「我們想讓外國民眾和羅馬尼亞人了解,從二次大戰結束後到1989年,人們在共產極權統治下承受的苦難。」而這些苦難的程度被大大的掩蓋了。在最後一個獨裁者齊奧賽斯庫掌權時,布蘭迪亞娜的書籍被禁。

布蘭迪亞娜說:「共產主義最大的『勝利』,在1989年之後才戲劇化的顯露,那就是:創造了沒有記憶的一群人——被洗腦的新人無法記住,在共產主義統治之前,他曾經是誰,他過去擁有什麼,他做過什麼。設立『共產主義和抵抗運動受難者紀念館』就是抵消這種『勝利』的一種方法,也是復甦群體記憶的一種方式。」

錫蓋特博物館的入口(公有領域)

1993年,公民學院基金會得到了廢棄的錫蓋特監獄,想要把它改建成博物館。在基金會和共產主義研究國際中心的共同努力下,錫蓋特博物館與公眾見面了布蘭迪亞娜介紹說,「從1993年以來,甚至在檔案開放之前,我們已經記錄了倖存者提供的上萬小時的證詞。」除了口頭的歷史證詞,工作人員還收集到大量文件、照片、教具等物品。他們把這些資料在舊監獄的56個牢房展出。改造後的每一間牢房都表現不同的主題,或是按年代追溯共產黨的畸形統治,例如秘密警察的大規模監視、酷刑,還有關於強迫奴役的具體情況。

展覽內容並不局限於羅馬尼亞本國的歷史。在幾個房間裏,還展示了波蘭、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共產主義壓迫及抵抗運動。布蘭迪亞娜說:「在羅馬尼亞,我們發現,農民們發起了200多次反對強制集體化的抗議活動,而大眾對此一無所知。」悲劇,發生在監獄的高牆內外。

「了解曾經發生的事件——我們所經歷了大約50年的壓迫——你便可以理解這段極權統治對羅馬尼亞造成的遺痛,以及這個國家為何在努力的建立法治和穩固的民主制度。」

然而,在羅馬尼亞建立民主制度並不容易,因為一些前共產主義者和告密者還身居要職。

有人問:記憶,可以通過學習獲得嗎?女詩人說:是的。

羅馬尼亞女詩人安娜·布蘭迪亞娜發起成立了「共產主義和抵抗運動受難者紀念館」。圖為2013年7月14日,布蘭迪亞娜在錫蓋特博物館內接受採訪。

從監獄到博物館

錫蓋特博物館內部可見原監獄牢門(公有領域)

1948年8月,當羅馬尼亞的共產黨政權穩固下來以後,錫蓋特監獄便用來專門囚禁政治犯。最初的「入住者」是一批當地的學生和農民,有的倖存者今天還生活在錫蓋特城。1950年5月5日夜裏,一百多名政要從全國各地被送到錫蓋特監獄,包括前部長、政治家、學者、軍官和新聞記者等。他們大多數人都已年過六旬,有些人被判重刑,有些人未經任何審判。許多重量級人物在關押期間死亡。在1950-1955年間,對於死亡的囚犯,當局沒有發出死亡證明,也未通知家屬。

2013年7月14日,80歲的西奧多·斯坦卡(Teodor Stanca)來到了錫蓋特博物館。60年前,他曾經是此地的囚徒。這位退休工程師,是歷史黑暗時期的見證者。

斯坦卡回憶了獄中的悲慘生活。斯坦卡說:「我們忍飢挨餓,得不到任何醫療照護,我們不停的被羞辱。」有一次,他病得差點死去。他也曾被派去修建多瑙河沿岸的堤壩。

在惡劣的條件下,失去自由的犯人們奮起抗爭。斯坦卡說:「我們從牆上刮下灰土,混著一點肥皂和水製作紙張,然後在上面寫詩。如果我們被發現了,就得在『黑房間』或懲罰室里關上7天。」詩句是用摩斯密碼寫成的,從一個牢房傳到下一個牢房。

隨着時光流逝,年邁的倖存者相繼離世。斯坦卡表示,這座博物館是一個提醒:「不要忘記那些為了捍衛民主而獻身的人們。」

法國歷史學家、暢銷書《共產主義黑皮書》的編輯者Stephane Courtois也在博物館裏接受了採訪。他表示,在西方,有一種強調共產主義榮光的觀點,「而在這裏,情況正好相反。人們談論的是恐怖、折磨、苦難。」

捷克的前政治犯Petruska Suskova說:「極權主義統治的危險並未消失。」「這個紀念館非常重要,不僅對於過去,而且關乎未來。」

退休工程師西奧多·斯坦卡(Teodor Stanca)曾被關押在錫蓋特監獄。圖為2013年7月14日,斯坦卡在錫蓋特博物館內接受採訪。

2013年7月14日,法國歷史學家、《共產主義黑皮書》的編輯者Stephane Courtois在錫蓋特博物館裏接受採訪。

銘記歷史

今天,錫蓋特博物館已經成為著名的旅遊景點。遊客們驚嘆於其所呈現的大量史料和信息,紛紛寫下觀後感:「這個博物館不容錯過。我們往往不會想到那些在幕後對抗共產主義、並因此被關押的人們。這是個觸動人心的地方。」

「他們保存了原來監獄的格局,每一個牢房裏陳列著不同的展品,講述在共產黨執政的各個階段里,那些受難者的故事以及相關事件。在圍牆裏的庭院內,還有一些雕塑。非常感人,震撼人心。這是一段被忽略的歷史。這類博物館的建立,希望可以令人類永遠記住,二次大戰後共產主義古拉格釀成的災難。」

共產極權的噩夢,不止覆蓋了羅馬尼亞,也摧殘了歐洲、亞洲和許多其他國家和地區,奪走了一億人的生命,波及數十億民眾。東歐劇變後,那裏的政府和民眾相繼展開「去共化」運動,深刻檢視共產主義造成的災難和潛在的危害。錫蓋特博物館和「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館」標誌着羅馬尼亞人的努力。在深受共產政權之害的國家裏,許多有識之士,一直致力於搶救歷史,幫助同胞和後代重建記憶,避免同樣的悲劇再次發生。

今天,紅色的陰影仍未消失。歷史的鐘聲在鳴響:我們需要保持警覺,辨識善惡,守護自由。錫蓋特博物館靜靜的佇立着,見證往日的恥辱和新的生機。它是提示,也是召喚,喚醒更多人的記憶和良知。

2013年7月13日,一位神父在錫蓋特博物館內向參觀的學生們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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