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鬥爭時期（網絡圖片）
我出生於1935年，父親是技術人員出身，思想開明的企業主。童年在抗日戰爭中度過，全家東躲西藏，抗戰勝利全家歡欣雀躍，寧波「解放」全家積極響應。國家對私營工商業進行改造時，父親率先一次性將工廠「贖賣」給國家，他本人成為國營工廠的總工藝師。全家兄弟姐妹中有一半人是共產黨員。
1953年—1957年，我就讀於上海華東化工學院（今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化工系，1958年被劃為右派。1973年我以叛國投敵罪服刑4年後在勞改農場做留場人員，繼續勞動改造。1979年秋，一紙公文宣告錯判，明確認定是一起冤假錯案，予以平反
面對歷史，我是滄海一粟，作為個體，20年黃金歲月幾乎是生命的全部。
反右、文革對知識分子是一場空前浩劫。在這場曠日持久的運動中產生了一大批推波助瀾的小人，他們成了冤假錯案的間接製造者，甚至是置人死地的「殺人犯」。但是他們當中有多少人真正幡然醒悟？有多少人得到了懲罰？相反絕大部分至今仍逍遙法外。難道他們不應該在道德層面上受到譴責？不應該在歷史上也留下一點不光彩的痕跡？
一、十年右派生涯
1957年初，臨近大學畢業，我與同學先去大連化工廠實習，然後單獨到北京化工部第一設計院在主任工程師指導下做畢業設計。反右開始後，一次偶然機會我到北大、清華去看大字報，與那邊的中學同學烏傳經等有過接觸。因為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規模的「大鳴大放」以至感到新奇和震撼，也有一些共鳴。畢業設計結束回到上海學校後，正值學校反右。當時我是團小組長，可是我未能如團組織期望的那樣積極投入運動，我行我素，空餘時間看小說、打籃球，因而受到團內「警告」。在此期間，我這個沒有城府、慣於直抒己見，對誰都不設防的人，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給烏傳經這個我自以為了解其實完全無法了解的所謂「同學」寫了一封帶有「觀點」和「傾向」的信，談了一些關於「民主」、「自由」的陳詞濫調：「……民主、自由是公民的權利……如果沒有民主、自由即使有高度的物質生活我也不愛……」萬萬沒想到，烏傳經竟把這封微不足道的私人信件寄給了我的單位黨委，使我從此掉進萬丈深淵。
一夜之間成為右派
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南京化學工業公司設計院，另名化工部第七設計院。當時從院黨委、總師（如已故化工專家姜聖階）及科室領導對我都很好，因為我勤奮好學、積極向上，不僅表現出一定的工作能力，也表現出文體方面的一些天賦，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我沒有主動寫過一張大字報，也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發表過任何「謬論」，但我卻是領導眼中抄寫大字報的高手，不僅字寫得漂亮，而且速度極快。因此院內有什麼需要張貼、公示的文件和大字報往往由我來完成。我完全可以不被捲入這場劫難，可是烏傳經卻輕易改變了我的人生。烏傳經的信震動了整個設計院，一夜之間申討我的大字報貼滿了設計院牆面。
噩夢從此開始。批鬥、不服，批鬥、不服，再批鬥、不服……「戴帽」順理成章。政治帽子是一座如影隨形的隱形監獄。我被全方位監督起來，因為住在集體宿舍，一言一行甚至連夢話都會有人及時匯報，我失去了所有權利。
足足三天我深夜徘徊街頭，嚎啕大哭。從此我徹夜失眠，頭痛欲裂，但工作還得繼續。超強度的體力勞動還得承受，歲月一下子變得暗淡無光，看不見盡頭。
所幸我還被繼續留在院內搞技術工作，雖身處同學、同事中間，卻是另類賤民。
劃為右派的最初幾年，被扣了工資，被剝奪了所有假期，每當重大節假日別人欣然回家，我卻受特別監管。不時遭受人格污辱。那時國家建設需要大量人才，南化集團公司籌辦了一所大專以上水平的化工學院，需要師資，設計院有幾個技術人員被抽調為該學院的兼職教師，我是其中之一，每星期有六節有機化學課。備課和教材編寫全部由自己業餘時間解決。我從被通知到去上課只有一天時間，那一天我下班以後匆匆扒了幾口晚飯，就在宿舍里一直備課到凌晨4點。早上8點我拿着幾張臨時寫成的講課提綱走上講台，教室內幾十位年齡和我相仿的學生，以好奇的目光接納了我。兼職教師生活過了一年。有幾次我發現南化公司的總工程師在聽我的課，事後我知道他對我評價甚好。我們那幾個被抽調為兼職教師的技術人員每學期都有相當可觀的額外津貼，可是我卻分文沒有。
我被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為什麼又遲遲摘不掉呢？現在我終於明白了，摘帽的前提，除了努力工作積極勞動以外，必要條件是轉變「立場」，要不斷否定自己，痛罵自己，最好還不斷揭發別人的「反動言行」。對於這一點我總是達不到要求。
右派帽子變成了鐵帽子
反右後期總路線，大躍進開始了，全國各地開始大放「衛星」，設計院也不例外，通宵達旦搞「模板設計」，搞技術革新、大煉鋼鐵。我也廢寢忘食投入運動，當時工作上我有一個年輕搭檔，是上海復興中學畢業的高中生，我們友善相處，配合默契，短短時間搞成了一項能縮短化工生產工藝流程的技術革新項目，並且做成模型到北京展覽。隨着大躍進的深入，災荒開始了，不久那個年輕人居然帶着他年僅12歲的弟弟在故鄉崑山火車站臥軌自盡，據說現場慘不忍睹。消息傳來，設計院一下子又轟動起來，對死者扣上了極端仇視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帽子。鋪天蓋地申討死者的大字報，每個人都在用不同方式與死者撇清關係。可是我居然在大庭廣眾之下放聲大哭，說死者是一個好人，各級領導為之愕然！隨後對死者和我再一次深挖細查，了解到死者除了家庭出身不好，父母離異之外，一向學習成績優異，積極向上。在設計院工作期間，工作勤奮、表現良好，而我和他也僅僅只是短暫的工作關係，事情才慢慢平息下來。
那時南化公司在附近農村辦了一所農場，專為公司所屬各單位牛鬼蛇神勞動改造之用，「搭檔事件」之後，我成了那裏的常客。放鴨、養豬、割麥子甚至下河撈豬草，趕糞車，我都幹得像模像樣。有一次，一個女職工晚上竟然把我的臉盆當尿盆，還在領導面前捏造了關於我的許多所謂的反改造言行，導致領導找我談話說「曹智澄，你很頑固啊！給你這麼好的改造機會，你的資產階級思想和立場一點都沒改啊！你還在看小說、唱歌（中外名曲），還嫌伙食不好，還說胡蘿蔔可以當水果！你過去吃慣了水果，現在只有胡蘿蔔了，這不是對社會主義不滿嗎？……」一臉的認真嚴肅，頗顯威嚴。我想反駁但我忍住了。心想我已經使出渾身解數，積極勞動了，吃飯也很香。這樣繁重的勞動持續了一年多，因工作需要我又回到了科室，儘管工作成績良好，但是摘帽卻依然遙遙無期。
1966年後，設計院變得騷亂而恐怖，「造反」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分成各個派系，牆上不時有「紅色恐怖萬歲！」「打倒一切走資派及牛鬼蛇神」標語。牛鬼蛇神們除了掃街、打掃廁所等體力勞動以外，被打、辱罵、揪鬥、掛牌遊街變成家常便飯。有一次，我被勒令在胸前掛上表明「右派」身份的小黑牌並告知24小時不得拿下，我不服，於是被立即關進密室禁閉。所謂密室，實則是設計院後院日偽時期建成的一座圓形碉堡。緊挨碉堡是一堵兩米多高的矮牆，牆根堆放了很多鋼管，從鋼管到牆頂只有一米左右的高度。在碉堡中，我被勒令不斷寫檢查、讀毛選、深挖思想深處的「反動根子」。除此外，還時不時有造反派來騷擾。終於，有一天我被帶出去吃晚飯時，趁機找了一小節鋼鋸回到禁閉室。深夜12點，我在鋪板上留下一封信，大意是說：「生命是自己的，我要保留或捨棄它是我自己的事，任何人都無權支配……你們這樣做只是打着紅旗反紅旗……魯迅說……羅曼・羅蘭說……」總之，寫了一封書卷氣十足的幼稚可笑的「反抗」信。寫好後我就用半截鋼鋸撬開了窗，再踏上鋼管翻越矮牆，到了路上。我想，不管是死是活，或到何處去，都必須再和父母、親人告別一下。但是我又怕直接到寧波會連累全家，於是我先到慈城，在那裏打電話給我大嫂要她來和我見面，她如期而至，我告訴她我已離開設計院，不準備回去了，問家裏父母及其他人的情況如何。我是否可以和他們告別一下，她告訴我，家裏已經被搜查過多次，房子也絕大部分被佔用了，父母現在只能睡在廚房裏，如果我再一去，一切就都說不清楚了，後果會非常非常嚴重……我的情緒逐漸平靜下來，我覺得我沒法死，也不能走，為了儘可能顧全家庭我必須回去。我準備好去坐牢。於是我買了一些日常用品，異乎尋常淡定地回到了南京。大橋還沒有通車，當輪渡到岸時，我發現設計院大批人馬守候在碼頭上，接下來的情況可想而知，批鬥、禁閉、審訊、戴鐐銬。那時候審訊我的已經不再是設計院的造反派而是我從未見過的一些陌生人，他們輪番上陣，整夜不讓我睡覺，問我準備逃到哪裏去，是不是香港？我說：就算香港吧。再問：「去幹什麼？」「憑勞動吃飯！」「具體想幹什麼？」「最想當出租車司機，我會開摩托，學開汽車也不會太難」就這樣，審來審去得不到他們想要的所謂政治企圖，但我還是被以叛國投敵的罪名宣佈正式逮捕，刑期四年。
二、十年牢獄之災
1969年初，我被戴上鐐銬，押上警車，由兩名刑警把我送到蘇南第一支隊部（社渚農場）勞動改造。女監舍很像一座普通的農家院落，踏進院落右手有一座約兩平方米的水池，由一個身高體壯的女犯每天從監外小河中挑水倒入池中供女犯使用。院落盡頭有一座極為簡陋的廁所，廁所前面有兩排用竹子搭成的晾衣架，我平生第一次見到晾在架子上的如此破舊的衣服！幾乎沒有一件能找到原來的布料及顏色，每件都是千綴百納，我真正看到了什麼叫貧窮！院落左右兩側是兩排平房，各住着五六十個女犯。100多個女犯被編製成十來個小組，有一個小隊長（女犯）和記錄員（女犯）負責管理，整個女監由兩名公安幹警女管教監管。我被編在一個由全部刑事犯罪人員組成的小隊裏，監舍內是泥地，左右兩邊是竹子搭成的通鋪，中間是一條長走道，夜間用來放便桶，每人睡覺和活動的地方大約是0.8×2.2m的位置（在這方寸之地，我足足生活了4年）。我的左邊是小隊長，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殺人犯楊某某，右邊是被判18年有期徒刑的慣偷蔡某某，這樣的安排或許是因為她們屬於刑事犯，而我卻是政治犯，便於她們監督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進入監獄，我的內心一直很平靜，甚至還有一種好奇心理，我掐指計算4年刑期無非就是1460天，我可以憑我的意志和健康熬過去。在獄中，我吃的第一頓飯是薯條糙米飯和清水煮的「飛機包菜」。為了維持健康和體力，我甚至不經咀嚼就吞咽下去。
社褚農場是一所規模相當大的勞動改造農場，農、林、牧、副、漁樣樣都有。關押人數龐大，有一次獄中召開公判大會，去指定會場時，突然一下子冒出來一大隊清一色剃成光頭的男犯，場景十分「壯觀」。像這樣的公判大會在獄中我參加過好幾次。在會場中像我這樣的政治犯往往被安排坐在離公判台最近的位置，公判結束總會有幾個罪犯直接在台前被槍斃，我曾經親眼見到過在我幾米以外幾個年輕男犯被一槍斃命，槍斃的往往是頑固不化的政治犯。
女犯監舍附近以種茶樹、桑樹為主，兼營養蠶，養豬等副業。如今在電視螢屏上看到採茶女，往往會給人以美和浪漫的感覺，其實這是一項十分辛苦的勞動。
清晨天蒙蒙亮，吹號起床，快速用冷水洗漱。由隊長領回的早菜，多半是一小碗蘿蔔乾之類，並由她負責分到組內十幾個人的碗裏，每人也就五六塊。主食由每人到固定地點排隊領取，早餐就是一盆稀粥，午、晚兩餐是清一色的雜糧糙米飯和水煮包菜、蘿蔔和土豆。就憑這點營養要維持從早上6點到中午12點、午後1點到天黑收工為止的生命所需。如果是農忙季節，還要去搶收搶種。忙碌到深夜或凌晨也是常事。但是星期天則是人人期盼的休息日，中午有一頓大白饅頭加紅燒肉。監獄裏的紅燒肉是我出生以來吃過的最好吃的紅燒肉！過完星期天往往有幾個晚上會連續夢見大白饅頭。
女犯主要負責管理茶園及桑田，採茶及採桑葉季節以外就從事田間管理。挑糞、施肥、除草、噴藥是日常工作。勞動量是有指標的，被分配的工作必須按質按量完成，如非農忙，晚上有兩小時的學習——除了政治學習還要對每人每天的勞動表現做出評價。日復一日，我從不會農活居然成為一個勞動能手。其中辛苦自不待言，我本不會挑擔到能挑起120餘斤的重擔，只經過一到兩月的時間，代價是右肩至今有一塊厚厚的老繭，以及早早就有腰椎間盤突出症。至今還常常壓迫神經，導致右腿疼痛難忍。
春分以後忙於採茶，因為要趕時間不能讓嫩芽老掉，每當天蒙蒙亮就要背着茶簍出工，即使遇到滂沱大雨也絲毫不能懈怠，先採一葉一芽的高品質茶，再采二葉一芽，那是一項非常精細的體力活。要憑手指的靈巧和長時間低頭彎腰的韌性才能完成。隨着春光老去，茶樹上能采的也就是老葉了，那時候每人就要在手指上戴上專用的刀，為了加快速度，還要雙手並用，采滿一簍茶葉就由隊長稱重，完成指標就能鬆一口氣。採下的茶葉集中倒入大籮筐，裝滿一擔約百餘斤，由隊長派人挑下山。我曾多次在大雨中光着腳，挑着一擔一百多斤重的茶葉，在泥濘的山路上行走，現在想來真是不可思議。採桑葉季節更是辛苦，由於茶葉和桑葉中都含有生物鹼，一天勞動下來不僅腰酸背痛而且每個手指都被腐蝕得腫脹甚至開裂出血。
高強度的勞動我能夠慢慢適應，但是對於一星期一次的集體洗澡往往使我心存畏懼。因為洗澡是在一個3平方米左右的狹小熱水池中，一百幾十個具有不同背景的女犯分組分批排隊進入池中進行，水能髒到什麼程度可想而知，但這樣的待遇卻是許多人所期盼的。女犯監舍規定，不論春、夏、秋、冬每人每天只供應一熱水瓶的熱水。喝和洗都在其中，我居然學會了用兩茶杯的水把自己從臉到腳洗一遍，這樣我就可以在集體洗澡時只用雙腳在池中浸一下就算完事。此舉並不妨礙他人，但卻被作為資產階級作風匯報上去，於是我被女管教教育了一番。即便如此，我依舊保留這個習慣直至出獄。
那個年代，在女犯中，政治犯也屢見不鮮，我見到過最年輕的兩個政治犯。一個13歲一個14歲，她們的罪名是攻擊偉大領袖（實際是無意損壞了領袖像），都被判五年徒刑。遺憾的是我見到她們時，她們只具有稚嫩的臉卻無天真的心。她們已學會了事無巨細向上匯報，檢舉揭發所謂的反改造行為。當然也有幾個和我有共同經歷的，我曾認識一位蘇州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女反革命分子」，她因書寫「反動日記」被人揭發而判刑5年，她長相美麗，很有學問，她的父親是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弟弟是上海財經學院學生，一家三口都因反革命罪被判刑改造，在交往中她曾說：「我們還年輕，肯定比有些人活得久，這個年代會過去的。」我們在獄中接觸甚多，互相幫助，互相勉勵，這算是在那個酷虐環境中最溫馨的一段回憶。但這樣的交往，是極具風險的，如果我們中間有一個是像烏傳經這樣的告密者，那我們的下場或將會像北大才女林昭、遼寧張志新和北京遇羅克一樣悲慘！但是人是需要精神撫慰的，這種交流在當時的生存環境下絕對是彼此療傷的一種好辦法，正因如此我們雖然健康受損，多病纏身，卻都能熬到出獄。
憑藉我的積極勞動，努力完成管教分配給我的任務以及為人正直、作風正派，在最後一年，我當上了管理100多號女犯的大隊長。每天只需帶領她們出工，到工地給每個小組長分配工作任務，檢查勞動質量就行。實質上成為了管教人員的左膀右臂。除了分配工作以外我還兼任書記員幫女犯學習、寫材料、寫家書，在給她們寫家書的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其實這些形形色色的女犯中有許多人原本是質樸善良的農村婦女。遺憾的是在獄中我給女犯們寫了無數封家書，但我自己卻從來沒有寫過一封家書，也從未收到過來自任何一位親人、朋友、同學的書信。
三、留下深深烙印
終於結束了1460天的刑期，時間到了1973年，我傷痕累累，一身疾病，但精神依然十分飽滿，我接到了刑滿釋放通知書，我滿以為從此可以回家，回歸社會，殘酷的事實又一次打破了我的天真幻想。刑滿只不過改變了一種身份，從勞改犯變成農場場員而已。回歸社會是絕無可能的，我的「工作」地點依舊在社褚農場，我的「工作」內容和勞改時完全一樣，不過換了一個稍好的住宿環境，所謂的場員宿舍。有了一張單獨屬於自己的床，每個月有18元的所謂工資，每年有10來天回家探親的待遇。我清楚記得1973年夏天刑滿釋放回家時，我拎着一隻破舊的布袋，一把破扇子，深夜在上海火車站站前廣場昏暗的燈光下，席地而坐等候去寧波火車時的情景，孤單、寂寞、淒涼。我突然想起了法國作家雨果名著《悲慘世界》的男主人公冉・阿讓，因偷竊一塊麵包而被判刑，19年後刑滿出獄的情景。他懷揣一張「黃護照」，去敲人家的門，要求住宿而屢遭拒絕，因為他原來是犯人，現在人們依舊把他當犯人，是被社會拋棄的危險分子……當時的我形同於冉・阿讓。
多年來親情疏離，天倫隔斷。突然間我以這樣狼狽的姿態出現在親人面前，沒有預期的熱情擁抱或痛哭流涕，也沒有訴說不盡的離愁別緒，卻是一片長久凝重、沉默的傷痛。我強烈感覺父母的衰老，家中的破落。居處早就從原來的宅院中移居到隔鄰堆放雜物的一排平房中。即使是那樣一排僅有的六七間平房也已搬進了好幾家「房客」。我們全家已被擠到兩間平房中，生活接近貧困，物質上如此，精神上更是困惑、迷茫、戰戰兢兢。不知道明天又會降臨何種厄運。
回家的第二天我被通知到居委會報到，因為當時我的身份是刑滿釋放人員，是社會的另類，這個身份在當時是另一頂終身制的政治帽子，是處處受管制的。居委會接待我的是一個面容透出一股小人得志勢利相的中年婦女。她用不屑的眼光斜視着我，說了一些「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的政治套話。
我多年煎熬以後所獲得的短暫探親假期，就在這樣一種心情下開始，並以同樣抑鬱的心情很快結束。離家那天我拿着簡單的行裝，孤身獨行，只有我那面容蒼老、頭髮斑白、淚眼婆娑的老母親送我至門口，望着遠去的女兒，久久不願回屋。我在那深深的巷子裏一步一回頭，直至走出巷口，帶着無盡的思念與惆悵，緩步離去……
這時候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的人生走到了盡頭，一切無法改變，沒有希望，真的是被人「踩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1974年我39歲，思考很久我選擇了結婚。場員是可以結婚的，對象往往也是場員，農場會給一間泥地的磚房，作為安家之用，但也可以選擇社會上的人員作為結婚對象，結婚後對方可以來農場探親，留場人員則依然無法返回社會，在這樣不對等的條件下居然有這麼一個迂腐倔強的沒落官僚的後裔陳善恆（1934年出生），在獲悉我的全部情況後對我情有獨鍾，開始頻繁來信。當時他是寧波第二人民醫院的醫務人員。其父陳積澍（雲汀）解放前是寧波社會名流，日本早稻田大學法科畢業，青年時期與蔣介石曾是八拜之交。（見民革團結報《蔣氏春秋》）陳雲汀曾任寧波洋廣稅局局長，後調任鎮海船稅局局長。只是於海口第七區營業稅局局長後，與蔣介石疏遠了。（見《蔣介石與結拜兄弟》團結出版社）祖父陳均侯是清光緒恩科舉人，與康有為同科，一起「公車上書」。與寧波知府薛福成是師生關係，後來薛福成被清廷任命為出使英、法、意、比等國的欽差大臣，其祖父為隨員。在國外幾年，回國後陳均侯負責測繪、建造寧波招寶山炮台等技術工作，做過一番事業。抗戰時蔣介石曾帶着衛隊親臨其家，請其父共赴重慶，因種種原因未從，寧波淪陷後日本人請其父出來「做事」被堅決拒絕，由此被斷絕了一切經濟來源。從此在書齋中度過生命中最後時光，病故於1948年。這樣家庭出身的子弟在反右、文革時期，稍有不慎極易獲罪。陳善恆在1957年的一次座談會上因宣揚馬寅初的「人口論」而成為右派。文革時他家被抄走的大量書畫、古籍中居然有唐伯虎的真跡及皇帝御賜九龍杯。我和陳善恆這樣兩個政治背景類似的人走到一起當時恐怕是必然的。
1976年以後政治形勢逐步轉暖，農場的生活也逐漸寬鬆起來。1978年初，我居然被任命為江蘇溧陽社褚農場職工子弟中學的英語和化學教師，老師中我的課最多，但對我來說卻是「小菜一碟」，我所教的那些農場幹部子弟對我並沒有半點歧視，相反態度很友善也很尊敬，這是我勞改以後所感受到的最溫馨的場面。這一年很多時候我當起了老師的老師，但凡他們不會做或較難解決的問題都由我來解決，這使得校領導對我刮目相看，甚至讓我代表學校去參加校際交流、觀摩等活動，大有把我長期留在農場的架勢，因而使我更加憂心忡忡，這期間我向有關部門寫過幾封申訴信，到了1979年夏秋，我終於等來了一份由公安機關蓋章的為我平反的正式公文。承認錯判，宣告無罪。20年漫長的艱苦歲月終於在一紙公文中宣告結束，幾天後設計院派車把我接回。
從1958年23歲到1979年44歲，超過20年的黃金歲月就這樣永遠消失了。我也由一個青春靚麗的年輕姑娘變成一個未老先衰的中年婦女，這一切只因為我把該說的話提前20年說出來的一封「無足輕重」的私人信件。一切災難，始作俑者是烏傳經，但完全歸咎於他，似乎也不公平，沒有那個以言治罪、不講民主、不講法制的時代，一個小小烏傳經，又何能翻起大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