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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好萊塢性醜聞背後的「律師滅火團」

19年前的這個月(1998年10月——譯者注),塞爾達•帕金斯(Zelda Perkins)最後一次走出米拉麥克斯影業公司(Miramax)位於倫敦蘇活區(Soho)布魯爾街(Brewer Street)的辦公室,與一位女同事一起去找律師。她們迫切需要律師的建議。曾在米拉麥克斯擔任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助理的帕金斯表示,她忍受了韋恩斯坦多年的性騷擾,但刺激她辭職的是那名同事稱其遭到了這位電影大亨的性侵犯。

在向專長於媒體業務的倫敦律所Simons Muirhead& Burton的律師們講述了她們的遭遇後,兩名女士得到的建議是尋求從韋恩斯坦獲得損害賠償金。她們的律師開始與代表韋恩斯坦的倫敦大牌律所——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Allen& Overy)進行談判。韋恩斯坦是《低俗小說》(Pulp Fiction)、《英國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等電影的製片人。

最終雙方同意了25萬英鎊的賠償金(由兩位女士平分),並在經過多次持續至深夜、令人筋疲力盡的談判後,擬定了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保密協議。兩位女士簽署了這一協議,隨後近20年再未談起這段經歷。

直到現在。在英國《金融時報》辦公室,帕金斯不再顧及上述協議的條款,談起了在米拉麥克斯為韋恩斯坦工作的日子以及談判保密協議的“極為痛苦”的經歷——一位年輕女子對付好萊塢最具權勢人物之一的法律團隊和威勢。韋恩斯坦最近被公司除名以及數十名女性站出來指控受其騷擾或侵犯,使她鼓起勇氣站了出來。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她表示,她希望揭露有錢有勢的人用來堵住性騷擾受害者的嘴的神秘法律程序。

“我希望公開打破自己簽署的保密協議,”她說,“除非有人這樣做,否則就不會出現對於這些協議有多麼惡劣、受害者會受到多少脅迫的辯論。當年我的整個世界崩潰了,因為之前我以為法律可以保護那些守法的人。結果我發現,這與對和錯根本沒有關係,而完全在於金錢和權勢。”

(圖片攝於1998年,塞爾達•帕金斯和韋恩斯坦在戛納的遊艇。同年,她離開了韋恩斯坦的公司© Zelda Perkins)

如今供職於戲劇製作公司Robert Fox的帕金斯知道違反保密協議有風險,但她表示自己準備好了面對一切。雖然她是在1998年10月達成的那份保密協議的當事人,但那份協議甚至禁止她持有任何完整副本,儘管她確實拿到了幾頁紙,上面羅列了米拉麥克斯和她在彼此間應盡的義務。

協議中有很多條款對她的未來行為作出指示和限制,包括如果她被要求提供證詞該怎麼辦。一項條款規定,如果涉及韋恩斯坦或米拉麥克斯的“任何刑事法律程序”要求她提供證據,她應該“在做出任何披露48小時前”通知安理的律師馬克•曼塞爾(Mark Mansell)。

如果需要她提供證據,該協議規定,“你(她)應盡一切合理努力,儘可能地限制披露的範圍”,還規定如果米拉麥克斯決定抗辯,她將同意向米拉麥克斯提供“合理協助”。

曼塞爾和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拒絕就帕金斯簽署的協議發表評論,她自己在Simons Muirhead& Burton的律師們也拒絕置評。

在韋恩斯坦引發的這一波性騷擾和性侵犯指控中,保密協議以及幫助設計這些協議的律師受到世人關注,被認為是為什麼有這麼多此類案件長期未被曝光的關鍵因素。這些指控不僅指向好萊塢的韋恩斯坦,還指向福克斯新聞(Fox News)前主席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以及明星主播比爾•奧雷利(Bill O'Reilly)。

(在結束與韋恩斯坦的律師團隊的會議之後,帕金斯簽署了一份保密協議© Charlie Bibby)

雖然帕金斯並非第一個站出來指控遭到一名極具權勢的老闆性騷擾的女性,但她是首批揭露達成此類協議的侵入性過程的女性之一。她經受的煎熬包括在安理律所的倫敦辦公室接受數天沒完沒了的盤問,最後是連續12小時面對韋恩斯坦的律師團隊,直到清晨5點才結束。

她說:“對於揭露他的行為和侵犯,他們竟然讓我感到羞恥,還期望我列出自己交談過的人,就好像他們也有什麼過錯一樣。”

帕金斯從未奢望在電影行業工作。實際上,如果她在曼徹斯特大學畢業後沒有跟隨男友去紐約的話,她或許永遠不會與韋恩斯坦有交集。

�那時,她居住的街道正在拍攝一部電視系列劇,一次偶然的相遇給她帶來了一份工作。當她快要返回倫敦的時候,一位紐約同事把她介紹給了即將為米拉麥克斯工作的唐娜•吉里奧蒂(Donna Gigliotti,上圖左二),也就是後來憑藉《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贏得奧斯卡獎的製片人。這讓帕金斯獲得了在米拉麥克斯的倫敦辦公室從事劇本開發的工作。她回憶說,那是一個以女性為主的工作環境。

開始工作後不久,一位資深女同事就上門找到她。“哈維通常有3名助理在倫敦為他工作,但其中一人突然不辭而別。我被要求填補空缺。”

韋恩斯坦每次來倫敦都住在薩沃伊酒店(The Savoy),助理們在酒店套房裡與他一起工作。“我記得有一次我正在房間里接電話,這時另一部電話響了起來。他對我大叫:‘快去接那該死的電話’。我說:‘我已經在接該死的電話了!’這決定了我的命運:我就是敢於面對他的人。那不是勇敢,而是幼稚。”

“他喜歡打擊並羞辱男性,”她接著說,“但對於女性,他喜歡做的是引誘並使之順從。哈維會讓你感覺身處一個獲得信任和影響力的榮耀地位,然後他以此作為工具來施加控制。”

儘管心存這些疑慮,但當被要求擔任韋恩斯坦在英國的常任助理時,帕金斯還是接受了。那時候,米拉麥克斯“感覺像宇宙中心”。她參加韋恩斯坦與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Leonardo DiCaprio)、格溫妮絲•帕特洛(Gwyneth Paltrow)等明星的會面,韋恩斯坦還詢問她對劇本的看法。“他讓我感覺他重視我的看法。”

她第一次直接受到韋恩斯坦性騷擾是第一次和他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走出房間,回來時只穿着內褲。他問我是否願意幫他按摩一下。然後他問我是否可以給我按摩。”她拒絕了。

帕金斯說,他經常赤身裸體在房間里走來走去,並在自己洗澡的時候讓她待在房間里——這與其他站出來指控韋恩斯坦的女性的經歷相符。“每次我單獨跟他在一起時,他就如此行事。早上我經常不得不到酒店叫醒他,而他會嘗試把我拉到床上。”

壓垮帕金斯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韋恩斯坦對她的同事的性侵犯。1998年9月4日至9月7日,他們在威尼斯參加電影節,並在Excelsior酒店下榻。她知道這些日期不會錯,因為她仍保留着那段時間的日程安排日記。

有一天傍晚,那名同事心情沮喪地來找她。“她臉色蒼白,渾身顫抖,精神狀態非常糟糕。她告訴我發生了可怕的事情。她驚恐不安,泣不成聲。我非常氣憤,深切不安,也非常震驚。我說:‘我們得去找警察’,但她當時太苦惱了。身處海外,我們倆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帕金斯立刻去質問韋恩斯坦,但韋恩斯坦對她說,什麼也沒發生。“這一目了然,看看我同事成了什麼樣子,再看看哈維,我相信她說的。”韋恩斯坦的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稱:“英國《金融時報》沒有提供作出這些斷言的任何個人的身份。韋恩斯坦先生明確否認關於非自願性行為的任何指控。韋恩斯坦先生還進一步確認,對於拒絕他靠近的任何女性,從未有過任何報復行為。”

當時,米拉麥克斯的東家是華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帕金斯知道韋恩斯坦與迪士尼當時的首席執行官邁克爾•艾斯納(Michael Eisner,上圖左))

返回倫敦後,帕金斯立即去了Simons Muirhead& Burton(SMB),她在那裡見到了該律所的一名律師。“我記得告訴她有關工作以及與哈維相處的情況,她感到難以置信。她說那是性騷擾。我對自己之前有那麼幼稚感到有點尷尬。”

“我想揭發他,以為我們可以會找迪士尼,”她表示,“但是律師們不怎麼贊成。他們的大意是:‘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聽信你的話,而不信他的話’。”

她說律師們告訴她,唯一選擇是爭取損害賠償金協議。“我非常難過,因為整件事的意義是我們必須通過揭發他的行徑來阻止他。律師們警告我,如果我選擇上法庭,他和他的律師團隊會極力毀掉我的可信度。他們告訴我,他會試圖毀掉我和我的全家。”

錢從來都不在她的考慮範圍內,她說:事實上,她向她的律師們強烈表示她不想索賠。“我的動機是建立保障措施來保護未來的員工。我把我的要求清單交給了SMB,目的是控制他的行為,比如讓他承諾會接受治療,並且在米拉麥克斯建立合適的人事投訴程序,讓人們知道自己的權利,並在必要時對性騷擾進行投訴。”

SMB建議她索賠1年的薪水,她說這對韋恩斯坦來說太少了:她當時年薪在2萬英鎊左右。她向了解韋恩斯坦行為的一名資深的美國女同事徵求建議。對方告訴她去談判更高的賠償,因為她擁有的“威力超出想像”。經過討論後,SMB提出25萬英鎊的損害賠償金。他們給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打電話,半小時後對方回電話稱,接受這一要求。

這筆初步同意的賠償金,最初包含對一家女性慈善機構的大筆捐款——不過帕金斯稱,捐款要求後來被擱置了。但她對米拉麥克斯建立投訴程序以及韋恩斯坦就醫的要求(包括她可以見到他的治療師)被寫入了協議。

(圖片說明:電影《英國病人》劇照。© Alamy)

她的律師寫了一封信列出她的義務,信中提到“只要他的治療師認為有必要”他會一直接受治療:該公司確認將在3年內遵守該條款。

米拉麥克斯表示,在與帕金斯達成協議後的6個月內,將指派3名“投訴處理員”,由其負責調查未來的騷擾指控。該公司還同意提供證據,證明員工已被告知新的投訴程序。關鍵是,如果在簽訂協議的兩年內出現了針對韋恩斯坦的投訴,而且投訴以3.5萬英鎊或賠償6個月工資的方式和解,那麼米拉麥克斯將把情況彙報給迪士尼——或者解僱韋恩斯坦。

儘管這類義務被寫入了協議,但是外界無從得知米拉麥克斯是否完全履行了義務。

她稱,與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的談判使她付出了沉重的情感代價。作為協議的一部分,她必須告訴安理聽她說過這件事的每個人,以便寫入協議。“如果我向我的法律代表提到了任何一個人,他們也不能隱瞞這些信息。一切都要披露。”

在倫敦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的辦公室內進行了多次緊張談判。“24歲的我坐在一個滿是律師的房間內,我覺得我的法律團隊對我不夠支持。現在回頭看,我明白了他們在遵循正確的做法,但當時我覺得完全孤立。”

19年後,那段時間的記憶依舊如新。“談判過程結束後,我差不多垮掉了。”如今她的目標是圍繞她當年簽署的那種保密協議開啟一場辯論。“我沒有說它們不應該存在。但它們需要以公平的方式受到監管。”她說,她對這個對自己簽署的協議連副本拿不到的體制感到震驚。

“對於在雙方實力如此明顯不平等,而且依靠財力而不是道德的情況下籤署的協議,我想質疑它們的正當性,”她說,“我希望其他受到排擠的女性以及那些不被允許談論自己的遭遇和創傷的女性,可以討論她們的遭遇。我想讓她們知道天塌不下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金融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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