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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溫州做調研。那時的溫州因販賣假冒偽劣產品而臭名昭著，杭州等城市公開焚燒溫州皮鞋，北方的一些商店門口甚至貼出告示，「狗與溫州貨不得入內。」
然而，就在外界看來信用已經全面破產的溫州，我卻發現了一個十分讓人意外的現象，溫州民間借貸市場的信用居然非常之好，兩個同村人借錢是不用打借條的，幾萬元的現金，有借有還，僅憑口據。
為什麼溫州人敢於欺騙天下消費者，卻不敢欺騙一個老鄉？
道理是在信用成本：他把假貨賣給一個杭州人或鞍山人，大不了從此永不再見，反正，中國那麼大，一輩子也騙不完，信用違約的成本幾乎為零。可是如果失信於一個同村人，那麼，他可能此生在溫州地區再也借不到一塊錢了。
幾乎相同的例子，幾年前我在法國又遇到過一起。
一位法國汽配商寧願以較高的價格從德國製造商那裏進貨，也不願意跟價廉物美的中國供應商打交道。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我的爺爺和我的爸爸都跟那家德國商人的爺爺和爸爸做生意，我的兒子也許也會同他的兒子打交道，可是，中國人吶，這筆生意之後，他又會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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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公民社會，信用的效率決定了一切交易運轉的效率。
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論證說，一個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的過渡，就是人際關係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其抽象性建立在交換或合作之中。開放性的效率，就是人際信用關係的成本。
1937年，科斯在他的天才論文《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費用的思想，成為新制度經濟學最基本的概念，這一費用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產權的費用、發現交易對象和交易價格的費用、討價還價和訂立合同的費用、以及督促契約條款嚴格履行的費用。
後來的楊小凱等人又將這一概念區分為兩種不同類型的交易費用：外生交易費用和內生交易費用，在內生交易費用中，便包含了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和機會主義等，是需要以概率和期望值來度量的潛在損失可能性。
在內生交易費用的構成中，信用成本最為隱性，也是彈性度最大的一部分。
在科斯等制度經濟學家看來，好的經濟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協調成本，不好的經濟制度則會提高社會的協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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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既然有成本，那麼成本就會有邊界。
在當今中國，信用體系的崩壞，源於功利主義哲學的盛行和信用違約成本的制度性低廉。
今天的中國人，大多數信奉「成功至上」，認為「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劑」，無論你用何種手段，最終只要能夠攀上財富的高峰，便都會受到追捧和尊重，甚至醜聞本身，也可以成為提高知名度的某種台階。
在極端功利主義的的社會共識之下，一方面，道德風險的成本降到了最低，使得商業獲利能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全社會的信用體系幾乎崩潰，交易的潛在風險大大抬升。
與此同時，則是制度安排上的信用違約成本非常低廉。
過去這些年，中國互聯網企業之間——尤其是平台級企業之間，互相抹黑、造謠的風氣十分猖獗，有的甚至以起訴和反起訴的方式，遏制對手的發展，某幾家企業一年打十多場官司，場場落敗，卻一點不妨礙企業壯大、上市，它的創始人像喬布斯一樣地四處佈道。
因為在中國，名譽權侵犯的懲罰代價，最高為五十萬元。用區區五十萬元、或者幾個五十萬元的代價達到狙擊乃至消滅對手的目的，而且不用擔心道德風險帶來的懲戒，那麼，劣幣驅逐良幣，君子都成「刀俎上的魚肉」，只有「傻瓜」才會拒絕這樣的競爭戰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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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人之間的那種原始的信用體系，是在2009年之後崩塌掉的。
因為經歷二十餘年的發展，溫州商人之間的民間借貸規模越來越大，一個人不會為了幾萬元背信，可是為了幾億乃至數十億，他可以跑路，可以人間蒸發，可以永遠地離開他的宗姓圈子。
在不久前的魏則西事件中，莆田人在醫療服務中的信用已然破產，莆田人恐怕在未來的二十年內應該從醫療產業中徹底出局。在醫療界，「我是一個莆田人」，以及「這是一家莆田人開的醫院」，會是一個羞恥性的信用符號。
而這兩個事實的出現，都算是極端性事件，就更廣泛的意義上，中國的信用環境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改善，甚至還在崩壞的軌道上繼續滑行，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人與企業之間的不信任，人與政府之間的不信任，仍然是一個嚴重的社會病。
也許只有下述事實發生的時候，我們才可能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全社會擺脫對成功的迷戀，人們開始具備道德常識，「不作惡」成為公共底線，恪守信用的人受到尊重，而那些背約者則被公眾及同業者唾棄;
——加快推進個人及企業信用體系的健全，發揮公共輿論的健康監督力量，讓中國漸漸地成為一個「檔案社會」，信用的價值體現為一個人或一家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修改《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專利法》和《知識產權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大幅提高個人及企業的違約成本，增強法律對信用違約的制裁，使之具有更大的震懾力。
「這個社會的疾病，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份」。
人性是最不可靠的，惟一可以憑藉的，是制度對違約成本的量化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