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曾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並在毛退居二線期間掌握大權，然而「七千人大會」使得毛、劉矛盾激化並最終爆發，毛澤東在1966年親自部署的「文革」中以暴風驟雨之勢將劉少奇打倒，這位中共「二號人物」從肉體到精神上遭到毀滅性打擊，悄然無息地悲慘逝世。吳法憲回憶錄詳細記述了劉少奇被打倒之前的高層動態：「我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雖然只有一天，但是目所睹、耳所聞，對全會的情況還是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鬥爭鋒芒，首先是直接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實際上，這是毛澤東以會議的形式，來解決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問題，儘管當時在表面上還保留了他們的一些職務，但實際上他們已被拉下了馬，而且註定了不久後被徹底打倒的命運。」
1962年初，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此次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矛盾衝突，為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
牽連到彭真
開始批判羅瑞卿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已經拉開了序幕。早在一九六五年初，毛澤東派江青到上海同柯慶施、張春橋聯繫、策劃，然後由姚文元執筆寫了一篇題為《關於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經毛多次修改、審定後，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發表在上海的《文匯報》上。毛澤東下定決心要以批判《海瑞罷官》為突破口，開展一場政治運動。但是，毛澤東組織的對吳晗和《海瑞罷官》的批判，在北京遭到了彭真的抵制，彭真想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制在一場學術爭論中。這樣，彭真的命運就決定了。
彭真沒有參加在上海對羅瑞卿的批判，但在北京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上，他和謝富治有個聯合發言。發言的具體內容我記不太清了，好像是說羅瑞卿反對彭真提出的「公安工作十條」什麼的。這個發言送到杭州後，毛澤東一看，認為謝富治採取與彭真聯合發言的這種形勢不妥，就準備找謝富治到杭州去談一談。大約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汪東興通過蕭華打電話給我，要我連夜派飛機，秘密地把謝富治送到上海，再由上海的空四軍政委江騰蛟派汽車，送謝富治到杭州去見毛澤東。至於毛澤東要謝富治到杭州去幹什麼，我並不知道。
謝富治回到北京時，我去南苑機場接他。之後，我們兩人同坐一輛車回城。謝富治告訴我，中央又出了問題，以彭真為主。彭真在二月初搞了一個《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並作為中央正式文件發到了全黨。《二月提綱》與姚文元的文章是完全對立的，毛澤東看了以後，認為《二月提綱》混淆了階級界限，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正在杭州開會，準備批判和撤銷這個文件。
謝富治還告訴我，毛澤東對他說，彭真對北京是一統天下，什麼都不准泄露，水潑不進，針插不進，什麼情況都不向中央反映，不向他本人反映，搞獨立王國。謝富治說，看得出來，毛澤東的言談之間，表示了對彭真的不滿。關於去杭州一事，他告訴我說，這次毛澤東要他去杭州，沒有別的事情，就是告訴他，批判羅瑞卿的稿子不要和彭真聯名，但是這件事情要他對外保密，不要讓彭真知道。
這樣，我才從謝富治那裏知道彭真也出了問題，毛澤東準備要把彭真拿掉了。這個時候，楊成武也和我通氣，說中央有個「十四號文件」，是彭真搞的，這個文件有錯誤，不能向下傳達。楊成武和蕭華出席了杭州會議，所以他們對彭真的情況是比較清楚的。
其實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正在杭州開會。四月中旬，中央辦公廳就不斷通知我，要我派飛機去接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到杭州集中。接着，又派專機送中央領導以及國務院各部門、軍委各總部的負責人去杭州。我先是按照要求作了相應的佈置，然後每天坐鎮指揮所，親自指揮，直到安全準時地完成運送任務，我才鬆了一口氣。雖然當時沒告訴我中央在杭州開什麼會，但從這些情況來看，我猜想中央一定是在杭州召開重要的會議。
後來我才知道，在杭州，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會議上以及會後，毛澤東親自對彭真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主持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的草案。這個草案是陳伯達等人負責起草的，而且據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名詞，也是陳伯達提出的。陳伯達的這個提法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並為他所採納。
到了五月四日，在北京由劉少奇主持繼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時毛澤東在外地，沒有參加。五月十日中央宣佈改組北京市委，從組織上把彭真拿掉了，並將彭真同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一起，打成了「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通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宣佈撤銷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即「中央十四號文件」)，撤銷以彭真為組長，包括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以及辦事機構，重新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領導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向全黨解釋撤銷《二月提綱》的理由，列舉了《二月提綱》的十條罪狀。
《五一六通知》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通知》要求各級黨委「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通知》還說：「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
在《五一六通知》裏還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說：「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的已經為我們所識破，有的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重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式那樣的人物，他們正在我們身邊，各級黨組織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一點。」
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發出後，全國很快便掀起了那場「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接林彪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開始以後，毛澤東先於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向各大、中學校派工作組的行為，進行了嚴厲地指責。然後，他又於八月五日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對劉少奇進行了更加嚴厲的指責。當時知道這些事情的人很少，所以我當時並不知道。
據我的了解，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前一段會議，林彪並沒有參加，仍然住在大連休息。
在毛澤東寫下他的「第一張大字報」之後兩天，八月七日晚九點鐘左右，我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專機去大連，把林彪和葉群接回北京。周恩來還特別交代：「要絕對保密。這件事情，只准你一個人知道，不能告訴任何人。」他同時還規定，飛機返回北京西郊機場的降落時間，要直接報告他，他要親自去接。其他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機場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於大連林彪那裏，由他直接去電話聯繫，就不用我管了。我當即表示：「一切遵照總理的指示辦理，請總理放心。」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專機赴大連去接林彪。上午十點半，從大連返回的專機降落在西郊機場。飛機降落時，周恩來已經先期趕到了機場。
根據周恩來的要求，飛機滑到機場跑道的北頭停下，沒有像往常那樣進入停機坪。機艙門一打開，周恩來就立即登機去見林彪。我就在飛機下面等候。就在這個時候，汪東興也匆匆趕到了機場，同我打了聲招呼後也很快進入了機艙。汪東興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代表毛澤東來迎接林彪的。
周恩來、汪東興和林彪幾個人在機艙里談了大約有半個小時，至於他們在飛機里談的是什麼，我就不知道了。不過他們幾個人下了飛機以後，我聽見周恩來問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澤東那裏去一趟。他還問林彪，天氣很熱，是不是就住在人大會堂浙江廳，因為那裏裝有空調，並且已經通知他們作了準備。林彪下飛機以後，我本想和林彪說幾句，但看見林彪當時表情很嚴肅，就沒敢上前搭話。
就這樣，周恩來把林彪接走了。汪東興和葉群走在後面，他倆的談話，我從旁邊聽到了幾句。我聽見汪東興告訴葉群，說毛澤東和江青都同意把李納放到《解放軍報》社去當記者，是否請林彪轉告蕭華安排一下。葉群當時很高興，說：「主席信任解放軍，才把女兒送到《解放軍報》社來當記者，我們熱烈歡迎。我一定儘快轉告林總，把這件事情安排好，請主席和江青同志放心。」說着，他們兩個人也坐車離開了機場，可能也是去了人民大會堂。他們走後，我隨即坐車回到了空軍大院。
儘管我這次也去機場接了林彪，卻對毛澤東、周恩來為什麼要急於把林彪接回北京，是一點也不知道。因周恩來和汪東興對我都是點滴不露，這件事對我來說就是悶葫蘆一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八號那天下午，周恩來突然之間又來電話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開會。我整八點準時來到了福建廳，當時廳里還沒有人到，就數我到得早。我剛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陸陸續續地來了。我記得參加那天會議的有楊成武、張愛萍、蕭華、許光達、蕭勁光、蘇振華等人，還有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總共大約有二十多人。我們這些人都是周恩來親自通知來開會的，但都不知道開的是什麼會議。於是，大家沒有事，就一邊等，一邊扯亂談。等了大約有兩個多小時，先是陶鑄來到福建廳，隨後周恩來也到了。周恩來一來，就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紙說：「這是毛澤東在八月五日所寫的一張大字報，是手稿，我念給你們聽聽。」
周恩來所念的，就是以後眾所周知的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是何等的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對這張「大字報」，周恩來一連念了兩遍。念完之後，他又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澤東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待中央決定往下傳達時，再通知你們。」
聽了周恩來所念的「大字報」和他的一番講話，我這才悄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來為的就是這個!
毛澤東的「大字報」沒有點名，可是誰都知道，實際上指的就是劉少奇，還有鄧小平。聽了周恩來的一番提示，大家心裏也就清楚了。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由五十多天前派工作組的矛盾開始，一直扯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是新賬、老賬一起算。尤為令人感到震動的，是毛澤東在「大字報」中，公開提出了中央存在兩個司令部的觀點。這篇所謂的「大字報」，全文不過二百多字，可實實在在是字字千鈞，哪個能擔待得起呀!
我當時的感覺十分矛盾：對林彪即將出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我心裏當然很高興。但是，我對劉少奇也一向是很尊重的，從在蘇北接受他的直接領導以來，我一直都認為他是一個黨性強、能堅持原則的好領導，特別是他主持的中央常委會議解決了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問題，我更是深懷着感激之情。
我看了看在座的其他人，發現他們雖然都很驚訝，但因為對當時的情況不知道底細，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所以都沉默不語，誰也沒有發言。這些同志的資歷都比我老，軍銜都比我高，他們都不講話，我就更不敢隨便講話了。所以，我沒有露出任何情緒。
當時在場的陶鑄，也沒有講話。周恩來講完以後，他們兩個人就一起走了，會也就散了。
關於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來才告訴我一點情況。那時我已經參加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一天，周恩來要我和他同乘一輛車，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一個會議。在車上周恩來告訴我，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曾問他：「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也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麼辦?」他回答說：「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他說完後，毛澤東點了點頭說：「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
當時在毛澤東開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單上，副主席是兩個，一個是林彪，一個是周恩來。名單傳到周恩來那裏時，周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這樣，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
八屆十一中全運會期間，正是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緊張階段。八月十二日上午，我正在主持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時，接到軍委辦公廳的通知，要我下午三時到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列席八屆十一次全會的開幕式。
下午兩點半鐘，我提前來到了東大廳會議室。因為是列席人員，我就坐在了最後一排，同曹軼歐坐在一起。當時我還不認識她，也不知道她是康生的妻子，只是估量着她和我一樣，也不是中央委員，是列席會議的，所以才坐在最後一排。
那天的會議給每個與會者發了一個文件袋，裏面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印發的四個會議文件。第一個文件，是毛澤東八月五日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第二個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一封公開信。
這裏順便說說毛澤東給紅衛兵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五月底，在北京清華附中的一些青年學生，開始組織了全國第一個造反組織，並起名叫做「紅衛兵」。「紅衛兵」開始是秘密組織，和劉少奇、鄧小平派到清華附中的工作組進行鬥爭。不久北大附中、地質學院附中等其它中學也相繼出現了紅衛兵的組織。
這些紅衛兵，利用了一次江青到清華附中視察的機會，將他們所寫的「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文章交給了江青，並希望得到毛澤東的支持。這一下毛澤東找到了機會，便大做文章，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信中說：「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信中還說：「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
和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一樣，這封信火藥味道十足，上綱上線。這兩個文件的印發，就等於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對立態度公諸於眾，允許紅衛兵們去攻擊劉少奇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
第三個會議文件，是八月八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這個文件明確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文件指出，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法，是用大字報和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攻，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
最後一個會議文件，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即後來被稱之為「政變經」的那個講話。林彪的這個講話，除了以大量的篇幅談及政權和政變的問題以外，還歌頌毛澤東是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後的天才。他說：「毛澤東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他還說：「毛澤東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作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據我所知，把林彪的講話印發中央全會，這還是第一次，足見他的那次講話，在當時的確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賞和重視。
閉幕式快要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進入會場。頓時，全場歡聲雷動，大家熱烈鼓掌。
各位領導人就座以後，毛澤東主持了閉幕式。他首先宣佈開會，接着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公報》熱烈頌揚了毛澤東：「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公報》還讚揚了林彪，認為「林彪同志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展開學習毛澤東同志着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公報》順利通過後，會議就開始進行選舉。這次選舉，實際上是對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進行調整。我沒有選舉權，只是看到了選舉的情況。選舉結果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七人增加到了十一個人。這十一個中央常委的排列順序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劉少奇的名字從原來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則上升到了第二位，並成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同時，會議還增選了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補選了李雪峰、宋任窮、謝富治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另外，通過選舉，會議還改組了中央書記處，撤銷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楊尚昆的候補書記職務，補選了謝富治、劉寧一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選舉結束後，毛澤東發表了講話，主要講要籌備九大，執行正確決定和要給犯錯誤的同志出路。毛澤東講完，林彪又作了一個簡要的講話，接着便宣佈散會。
我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雖然只有一天，但是目所睹、耳所聞，對全會的情況還是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鬥爭鋒芒，首先是直接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實際上，這是毛澤東以會議的形式，來解決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問題，儘管當時在表面上還保留了他們的一些職務，但實際上他們已被拉下了馬，而且註定了不久後被徹底打倒的命運。
中央工作會議
十一中全會結束不久，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澤東將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人，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召集到一起，在北京舉行中央工作會議，並親自主持了這個會議。我接到軍委的會議通知，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的主要方式，是開大組會議。我被編入東北大組，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任組長，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任副組長。
會議地點就在新落成的京西賓館，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學習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和《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重點是批判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鎮壓群眾的問題」。看來，毛澤東召開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意圖，是要把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錯誤，公佈到全黨。
會議原定只開三天，後來一拖再拖，一直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告結束，前後一共開了二十天。在這個會上，最活躍的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們，如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他們在各大組之間到處竄，不停地指責各省、市、自治區，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解放軍各部門的負責人，說他們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到處鎮壓和破壞「文化大革命」，打擊學生和紅衛兵小將。
除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以外，參加這次會議的多數人說話都很少，即使發言，也大多是三言二語，表個態而已，對劉少奇和鄧小平沒有多少意見可以講。我則基本上沒有發言。
眼看着會議開了十天，局面還是沒有打開。經過中央文革小組提議，周恩來親自指揮我派出飛機，去各地接造反派的頭頭來北京參加會議，揭發問題。
我們東北組來的是貴州造反派頭頭，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辦公廳派專車接到京西賓館，神氣十足。他來了以後，周恩來親自到東北組來參加會議，以示重視。他滔滔不絕地一直講了三個鐘頭，專門揭發當時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正林等人如何破壞「文化大革命」，如何鎮壓學生運動和逮捕紅衛兵的情況。我看到，在這個講話過程中，周恩來一直頻頻點頭，讚揚他的揭發。
讓各地的造反派來會上點火的這一招還真管用，這些人一來參加會議，會議就逐漸掀起了高潮。特別是圍繞着派工作組的問題，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意見就開始多了起來。很多人發言都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工作組一進門，就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從而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大家都表示，擁護毛澤東關於撤銷工作組的決定。
關於派工作組的問題，在這之前毛澤東曾經說過，他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的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他還說，誰反對「文化大革命」?是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全國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親自召集了一次全體會議，講了十分鐘的話。大致上是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要求各級黨委和負責人挺身出來領導運動，不要怕群眾，要到群眾中去先做學生，後做先生，要引火燒身。
說實在的，聽了這些話，當時我就在心裏想：這樣引火燒身的人有嗎?誰能甘心情願地讓群眾轟，讓群眾罵，讓群眾搞「噴氣式」，讓群眾掛牌遊街、亂轟亂鬥，進行人身侮辱?!又有誰以身作則，站出來讓群眾鬥?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也未必能夠這樣做!以我的內心來說，我就不願意。但是，毛澤東又號召我們要這樣做。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應付以後即將發生的問題。我當時很有些彷徨不定，無所適從。
在這終於逐漸形成的會議氣氛下，劉少奇、鄧小平被迫在會上作了檢查。
十月二十三日晚，在京西賓館二樓第一會議室召開全體會議，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中央常委，以及國務院的各位副總理，軍委的各位副主席全都到會。
會議開始以後，毛澤東要林彪主持會議。林彪當即宣佈說：「今天晚上的會議，是由劉少奇和鄧小平同志作檢查。」到會的人一片沉默，整個會場鴉雀無聲。劉少奇開始念他已經寫好的稿子，承認他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運動受挫負有責任。他還說，他對怎樣進行「文化大革命」心中無數，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制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認識問題。他還表示，他聽從黨的考驗和審查，遵守黨的紀律，絕對不搞地下活動和派別活動，保證做到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
鄧小平的檢討就更簡單，我記得他只檢討了「專擅」兩個字，至於「專擅」兩個字的下面究竟有什麼具體內容，他沒有去說。
劉少奇和鄧小平兩個人檢討以後，林彪問毛澤東還有什麼指示沒有，毛澤東立起身來說了幾句，大意是劉少奇、鄧小平兩個人犯錯誤，他也有責任，他也要負責等等。至於別的問題，我就記不清楚了。
這次會議結束以後，會議的情況很快就被人捅到了社會上。十一月初，天安門前就出現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從而把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目標——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向全世界公開了。
從此，我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劉少奇和鄧小平。很可能從這會議之後，他們就遭到了軟禁和監視，沒有了行動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