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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中 你會淪為底部階層嗎?

未來的經濟活動中,消費行為將成為重點中的重點。而中國在從投資型社會轉型為消費社會的過程中,必然出現的一個事件就是社會階層的重新洗牌。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的洗牌標準已經從純粹的財富累積轉化為了消費能力。在這個不可逆的趨勢中,你會不會成為被淘汰的社會底部階層,落入財富的陷阱當中?

最近,金融時報旗下的《中國投資參考》(China Confidential)發佈調查,指出中國高淨值家庭最近投資占收入的比例逐漸減少。根據調查結果,在過去兩年中,絕大多數的家庭收入來自於投資獲利。然而,獲利情況雖在近期好轉,卻沒有刺激高淨值家庭加碼投資,相反,非必須品的消費開支卻在逐漸增高。

筆者對這個統計的準確性存疑,畢竟,調查的結果和樣本的選擇以及統計的誤差都有直接關係。不過,即使這個調查結果存在真實性的誤差,但它還是反映了基本的事實。那就是,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已經開始了轉型。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10月12日在北京稱,今後將採取四方面措施促消費轉型升級,進一步提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目前,消費已成中國經濟「新增長點」。截至2017年上半年,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60%,遠高於投資。

我們在承認這個轉型大趨勢的前提下,不難預料,未來的經濟活動中,消費行為將成為重點中的重點。而中國在從投資型社會轉型為消費社會的過程中,必然出現的一個事件就是社會階層的重新洗牌。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的洗牌標準已經從純粹的財富累積轉化為了消費能力。在這個不可逆的趨勢中,你會不會成為被淘汰的社會底部階層,落入財富的陷阱當中?

一,社會平均剩餘價值扭曲,人力更加不值錢

所謂的經濟增長從投資型轉變向消費型,聽上去有點玄,其實卻是非常現實而具體的事情。雖然長期以來,政府購買和投資拉動是中國GDP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是現在的遊戲規則正在發生變化。隨着國家強推的產業轉型策略,經濟領域的「範式轉移」也已經成為現實。

回顧前兩次全國範圍的經濟增長「範式轉移」,首先是發生在1992年南巡講話以後,其次發生在加入WTO之後。前者確定了 大陸經濟(外資、港資、台資)投資導向的經濟基本面,後者則是在投資拉動的基礎上確定了出口加工型經濟。

在此基礎上,加上官方管制的外匯政策,強推中國經濟增長超過十年的均值超過兩位數。據統計,中國的GDP增速自1992年達到14%以來,一直是保持平均兩位數增速,尤其在2003到2007年之間連續保持着每年10-14%的增速。這種遠大於世界其他國家的高經濟增長就是上一個世代所謂的「中國經濟奇蹟」。

不過,這套玩法從2001年一直走到今天,顯然已經後繼無力。因此,現在國家所謂的轉變增長方式,實際上並不是主動尋求變化,而是不得已的被動改變。從二十多年前只搞出口加工生產的方向上徹底轉變、轉向消費導向型經濟,中間依靠投資拉動銜接過渡。

實際上,依靠2009年以來的投資拉動和鐵公基建設,只能是一個臨時緩解下行壓力的辦法。如果沒法通過貨幣量化寬鬆的政策,將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徹底轉變為消費型增長,那麼不斷印貨幣的刺激方法就會如同毒癮一樣停不下來,形成經濟的惡性循環。

這直接造成中國長期以來高達50%以上的投資率,但另一方面,為了支持投資和表面上的經濟增長,資金利率、水電煤土地等各種要素的價格長期被人為壓低,直接導致了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偏向於資本而非勞動力,惡化了勞資關係。

這就是2009年天量貨幣投放到市場帶來的最直接效果:勞動力不值錢了,因為實體企業本身不值錢了,於是造成勞資關係被徹底扭曲。

目前,這個惡性循環的後果就是,中國經濟已無法保持高增速。但是,在經濟增速跌落7%以內的同時,中國的人均GDP絕對值的增速確實從來沒有停滯增長。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研究所的一份報告:中國人均實際GDP的數值自1990年代以來,保持了超過20年以上的高增長,從當年的人均不到一千美元到現在超過八千美元,中國人均的經濟收入卻是一直保持在兩位數增長。

於是出現了一個悖論:經濟增速跌到7%以內,但人均經濟增長卻一直保持10%以上增速。換言之,國家的整體經濟增速近年來低於個人的經濟增速,這就意味着,人們收入的增加所導致消費意願的增加與整個經濟的低增速形成一對矛盾。

低價值、低智慧性的產業嚴重過剩,這又會導致社會消費品的不足,好商品價格過高甚至有錢也買不着好商品。因此,高淨值人士有大把投資機會掙錢,但是不知道掙完錢怎麼花,也不知道把掙到的錢往哪裏擺,這成了他們的主要焦慮。

而對於低淨值人群,或者說普通工薪階層而言,他們可能面臨着既沒有足夠的消費意願,也沒有足夠的收入增加,最後很可能將會因此陷入窘境。對他們而言,最主要的矛盾不是有錢不知怎麼花,而是不知道怎樣掙錢。

可以這麼說,2009年以來啟動的中國版量化寬鬆,不僅沒帶來經濟轉型,反而直接造成了整個社會財富資源的錯配。急需錢的人無論如何掙不到錢,掙到大錢的人卻在拼命的亂花錢,因為錢對他們來說恰恰邊際效用最低

換一個角度,如果我們從社會的剩餘價值率來看,會更清楚的理解問題。所謂的社會剩餘價值率,簡單來說就是指勞動力平均具有多少價值、在經濟活動中佔有什麼地位,它須在一個平衡狀態才有利於經濟增長。

從1978年至1992年,中國社會的剩餘價值率在500%左右波動;然後從1993年到2008年,剩餘價值率則是急劇攀升,從618%上升到812%。特別是1998年到2008年,剩餘價值率一直維持在800%以上;2009年後,剩餘價值率跌倒最低點,然後在近年又逐年升高,回到2008年前夕水平。

這個數據說明什麼問題呢?它說明:自從90年代開始,勞資分配關係逐漸向有利於資方的方向發展,因此剩餘價值率急速上升。並且在1998年-2008年間資方和勞方的失衡達到最嚴重的程度。事實上,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也證明了之前的社會剩餘價值率過高所暴露的隱患

而在2008年後,中國的制度在短期內又朝有利於勞方而不利於資方的方向發展。這是由於人力成本的上升、人工的期望值普遍上升所帶來的用工荒,企業盈利能力卻因為經濟危機的影響而下降,無法充分招工。這一時期所謂的勞方市場,其實不過是企業營商環境惡化、經濟探底的附屬產物。

而自從2013年至今來看,社會剩餘價值率又在回升,看上去這像是啟動了從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循環,經濟在向好發展。

但實際上,就業市場如今再一次的由勞方轉向資方,卻透露着一個危險的訊號。因為這一次的勞資市場結構的轉換,是在產業結構調整、全民創業、打殭屍企業、國企混改這幾大背景之下完成的。這幾大背景說明什麼呢?它說明現在老企業死亡速度很快、新興企業如流星般轉瞬即逝、唯一穩定的是一小部分央企國企以及已經達到「溫飽線」以上的民企。

如果說之前的勞方還有較大的工作選擇權,那麼現在隨着產業轉型和一大批傳統企業的死亡,低技能勞動者甚至連選擇工作的權力都沒有了,收入來源與選擇權被牢牢控制,整個市場自然就逐漸成了現在的絕對資方市場。而這,恰恰是危機的前兆。

二,社會階層固化?其實是階層同質化

回到所謂的「消費型」經濟增長。在社會整體的剩餘價值上升、市場逐漸偏向資方的情況下,要想整個社會實現向消費型社會轉型,就必然需要實現產業結構的整體轉型,成為一種集中化的服務型經濟。道理非常簡單,如果一個社會中收入增長集中於某一個少數階層,同時整體的投資增速在下降,那麼總體的經濟想要實現增長,整個社會的機能就必然要轉變為大多數人為少數的高淨值人群服務。

通俗一點說,整個社會將變成一個全民為超級土豪打工的社會。因為如果不這樣,經濟的新增長點就永遠不會實際發生。實際上不只是中國,這種轉變發生在世界各地。

在二戰以後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推行了半個多世紀之後,表面上的全球化、實際上的「逆全球化」是當下的全球趨勢。從英國脫歐到加泰羅尼亞的公投,再到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積極推行的貿易保護政策,世界的方向在發生轉變。這個所謂的逆全球化趨勢不要理解為各國開始閉關鎖國、不相往來,恰恰相反,資本的國際間流動只會加強而不是相反。

本質上,這個所謂的「逆全球化」實際上預示出的問題並不是國際之間錢的流動、人的流動減少,而是不同階層之間財富不平等的加劇。不平等的加劇,才是所謂「逆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以美國為例,1979年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達到峰值,為1943萬人,此後卻持續下降,從2000年的1727萬人最多時下降到2010年的1153萬人,即使到2016年也只是恢復到1235萬人。並且,這些越來越少的勞動就業者的絕對收入,在代際間的流動性也在持續下滑。

據統計,1970到2014年處於30歲勞動者收入超過父母的比例從90%跌落到40%。其中下滑最劇烈的是中產階層,即收入排名處於30%到70%的人口。換言之,近三十年來,收入的增長主要集中在高淨值家庭,中低收入階層板結化、同質化的傾向非常嚴重。

美國的現實,其實也就是中國的寫照、全球的寫照。

如果我們觀察兩次全球化高潮期間全球的收入分佈情況,會發現兩個規律:全球化的過程一直都包含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劇,而這必然會在一段高增長期過後導致逆向的全球化浪潮。例如在一戰和二戰期間,第一次全球化的退潮過程則出現了長達數十年的收入平等化過程,而在70年代以來的新全球化浪潮下,全球收入頂層1%的人群,其財富增加了65%以上,而全球平均收入水平80%的人群,這二三十年的收入幾乎沒有增長。

換言之,最近一次所謂全球化浪潮本身就是少數人的全球化。其次,收入的不平等現象越嚴重的國家,往往對於全球化的抵制也越強,例如美國和英國,而那些收入趨於平等的國家,對於全球化的抵制相對更弱,例如丹麥瑞典

說到中國,整體而言中國經濟是最近一次全球化浪潮的直接受益者,尤其是掌握金錢命脈的大投資者和資本財團,在全球化浪潮中獲利最為豐厚。不過,當這個全球化浪潮開始退潮的時候,中國自2008年以來純粹依靠投資和鐵公基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徹底耗散了社會的勞動力價值並且讓經濟走入了資源錯配和低附加值的死胡同。在這個時候,轉型是必然選擇,實際上,也意味着大財團在一定程度的讓利。

要誰讓利呢?其實,控制社會的高財富階層主要分為以下兩大類,第一是近十多年依靠雙軌制富起來的權貴階層,另外是依靠各種手段與權力合謀從而富起來的私營企業主。

有學者指出,權貴階層雖然和私營企業主結為了利益共同體,但是卻需要不斷調整利益結構從而實現穩定的統治,資本階層必須利用企業才能打通與底層勞動力的關係,以獲得長期的給養。

俄羅斯學者雷巴科夫在分析蘇聯和俄羅斯的經濟轉型時就曾指出,儘管權貴階層也關注私有成分的存在並且保留了私營經濟,但卻又會千方百計將其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使其不至於過快增長,以至於影響到權貴自身對於商業和經濟的壟斷,因此,雷巴科夫寫道:「在經濟生活中,除非變成壟斷集團的附庸,否則他們(私營企業)註定要駐足於現在的位置,難圖發展」。

這種對企業一邊扶持一邊打壓限制的雙重關係,不僅是俄羅斯的現實,也是這些年中國經濟的基本格局。民營企業,基本上成為了權貴資本的代理人,每個人理論上都是為了大財閥打工,區別只是其位置是處於核心還是外圍。

實際上,中國目前的階層劃分,十分類似於一個現代商業制度下的種姓制(Caste system)。這種制度當中,個人的位階和財富依靠世代繼承而來,而這種繼承制地位的高低,一般通過政治和宗教地位決定,穩固且無法被轉換。換言之,在這樣的現代種姓制裏邊,階級不但沒有流動性,而且還會迅速的板結化、庸俗化。原因在於,現代技術的力量及其對於人的強大控制力。

三,窮人思維?其實這是來自媒體的灌輸

一個高度技術化的種姓制社會,也可以稱之為一個現代的奴隸制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上級階層對下級階層觀念的控制非常重要。不同的階層擁有相匹配的觀念以及行為模式,是這個社會保持平衡穩定的重要砝碼。

如果從社會的金字塔結構來看,最簡單的我們可以把這個社會分為三階層:權力階層、資本階層、打工階層。在三者以外,還有一個徹底陷於失敗並將被逐漸淘汰的無用階層。在信息化社會,各個社會階層之間其實信息相對是透明的,這是和古代非常不同的地方。正因為如此,階層之間的焦慮、不滿、以及對於階層下滑的恐懼都非常透明,這種透明化也促使着社會整體的向前運轉。

因此,一個社會要實現穩定,並不是依靠切斷各階層的資訊往來,也不是要維持表面上的平靜。恰恰相反,這種隱含的衝突和不滿才是社會結構穩定的最大根源。社會學家科塞(Lewis Coser)在其名著《社會衝突的功能》一書中,曾精闢地討論了社會矛盾與衝突,特別是有組織的社會矛盾與衝突對於社會秩序形成的意義。只要把這種衝突與矛盾控制在預先設定的範圍內,那麼衝突本身就有利於社會結構的穩定和持續運轉。

控制我們社會各階層的矛盾、衝突、不滿和欲望的中介組織,就是我們的媒體,尤其是深入到社會肌理的自媒體。媒體向階位較低的階層主要宣傳兩件事情:

其一是富裕階層的生活方式,包括資本家、社會名人、明星等等,這種灌輸讓地位較低的階層在仇富的同時也羨慕渴望活的富人的生活,他們不會反對這個遊戲規則,而是會更積極的參與其中,渴望獲得改變。

第二,媒體向大眾宣傳最多的還包括要擺脫所謂的「窮人思維」,那就是要建立大膽消費、大膽掙錢的觀念,即是所謂的「work hard, play hard」。而在現實層面,生財之道不易學,大膽消費的習慣卻往往容易學會,用金融手段提前透支金錢的生活方式永遠走在找到真正的掙錢方法之前。這直接會造成信用卡支出大於工資卡收入,消費支出大於勞動收入。

看一下現在的數據:我們社會的消費的總額每天都在不斷增加,但實際上,那不過是在一小撮高淨值人群的帶領下,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陷入財務陷阱、透支未來的結果。

無論是透支性的消費行為、巨額房貸、還是心靈雞湯灌輸的各種觀念,實際上目的都是為了把人的財富和思想套牢,成為規則的遵守着而不是規則的顛覆者。因此,社會的整體穩定,以及利益階層的統治與財富保障,必須依靠整體的高負債、高透支為前提。

香港的超級地租模式就是如此, 大陸的土地財政模式也是如此。其機制無非是利用了人的普遍欲望來馴化、控制人類,並使用媒體等現代手段操縱慾望的周期,從而間接的影響控制經濟的周期。

因此,媒體對你灌輸的觀念無非是需要你順從和高度參與,成為既定規則的執行者而不是規則修改者。社會庸眾的心理機制形成以後,制度就不再是從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獲得了低級階層的心理認同。低階層的人們委身於被媒體主導的低級的娛樂和消費,周期性的滿足自己低階的欲望,然後自我麻醉之下持續做着低階的打工生涯,並且想當然的做着低階的個人投資……

當整個打工階層的人從思想、行為模式、審美、生活追求各方面都變得廉價化和同質化,這其實就是整個低階社會階層被逐漸淘汰的前奏。前方拐點的出現,必然需要底層來支付大量的轉型成本。

在人口紅利已然消失、經濟依然依靠計劃政策打強行針實現增長的今天,毫不避諱的說,中國經濟其實已正式進入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即是表示適齡勞工人數與工資水平的徹底撕裂。隨着全國城鎮化的程度逼近60%,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數量實際上將在不遠的未來觸底,而用工企業的數量和質量也不會有明顯增加。

據統計,從2012年以來,16周歲至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了1500萬人,而且未來每年都會持續減少,與此同時,社會新興企業普遍壽命撐不過三年。這種情況下,發展所謂的消費型社會並沒有強大的就業和收入支撐,唯一的辦法即依靠繼續放水的貨幣政策充盈賬面財富,然後用普遍透支個人信用、提前消費的辦法來實現經濟增長。

不遠的未來,依靠資本拉動的大消費時代、居民高負債時代即將來臨。貨幣的對內部貶值已經是不可逆趨勢,負債和消費,這兩個經濟引擎運轉的「燃料」必然要依靠消耗大量的新增貨幣。因此,明智的人請捂住錢包,下一輪的搶錢遊戲即將開鑼。

與此同時,所謂的「消費即愛國」,這個說法很可能馬上就要重回現實。在這場消費經濟的博弈當中,國家的動員力量是非常關鍵的環節,而被控制和操縱的依然是社會底部的打工階層,獲利者依然是控制資本流向的大財閥。身處低階階層的你,除非徹底改變觀念和思維模式,充分利用他人的欲望和需求,嚴格節制自己的欲望,才有可能在這場經濟大洗牌中實現財富的實際積累,避免落入現代商業種姓制的財富陷阱當中

在這個經濟轉型過程中,可以預見,資本家階層的低階和打工階層的最高階會因為利益分配不均而發生比較劇烈的階層流動和博弈,而至於最高權力階層和社會最底部的「商業奴隸階層」,目前限於種種原因,則很可能依然是難以攪動的一潭死水。

責任編輯: 楚天  來源:金融界網站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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