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關注中共十九大人事佈局，誰在最高權力的圓桌邊、以及習近平個人威權將以什麼樣的形式再次提升。
王岐山留任、十九大入常名單以及政治局的成員、中委成員的名單，媒體都有進一步的揣度與歸納。習家軍的成型、習派崛起削弱了所有有形或隱性派系之後，有關習近平個人是否恢復主席制的問題仍有談論。
10月13日，香港政治學者鄭宇碩教授對《德國之聲》表示，中共十九大修改黨章，「習近平鞏固權力、提高聲望」之後，習近平的地位也被提升為與毛澤東一樣，比鄧小平還高。在這一情況下，習近平恢復主席制「可能性不高」。
鄭宇碩教授特別提到，習和以前的中共領導人很不一樣。他身兼很多很多中共中央領導小組的組長。而這些組長已經使他不但「插手經濟問題」，還能「參與過問」國務院總理負責的經濟領域。
資料顯示，中共中央18個中字頭小組中，習近平兼了包括財經、深改、網絡、軍改等中共大政方面的「小組」，但實際上還不包括諸如2014年的「釣魚島應變小組」這樣的組長。
鄭宇碩教授認為，這也是大家猜測習近平是否會（重新）採取黨主席制度，將「權力集中」的原因。
「小組」可以治大國？習近平要名號還是要實權？
今年1月27日，編輯部在北京的海外多維網署名泉野的文章也就「小組治國」進行解讀，認為「小組」背後的原有政治局體制之變，才是該注意的要點。
該文述及了中共政治局這一「最高領導機構」的由來，認為這一源自原蘇聯的架構有三大要素：最高的研究、討論；最高的決策（含政府與法律）；以及最高的執行機構。但實際上，中共的常委才最終決定生殺大權。
不過，習近平似乎並未充分施展這一機構的功能。
早在2013年，大陸媒體就有文章說，《「小組」如何治大國？》，文章稱「國家領導人親任組長的小組權力最大」。
不過，所有的小組都「隱形」，不掛牌無編制無辦公地點，更何況「註冊」。等同於某種「應急小組」的模式，「在出現了需要應對的重大問題時，以組長牽頭組織聯席會議、多部門聯動的方式完成決策。」
文章稱習近平的權力小組「尋常無蹤跡，大事現真身」，反倒把中共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撩邊」。
江澤民給「兒皇帝」安排九個常委分散權力
早前就有觀點認為，習近平五年並未改變中國，而是整合了這個的政治架構。這也是中共官媒美化的習近平治黨的成效。
中共的常委人數一直沒有固定格式，江澤民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踏着六四的血跡被鄧小平委任總書記，曾有短暫的六常委出現。即：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
中共十四、十五大均大實行7常委制。沒敢連任而戀權的江澤民為了當慈禧，架空胡錦濤，讓胡錦濤的常委空殼多出江澤民心腹，包括曾慶紅、黃菊、李長春、羅干都被塞進常委也實際上給周永康留出了席位。
「九龍治水」的權力分散之局中，誠如著名學者何清漣女士，在2014年3月20日的文章中所言：胡錦濤第二任期內，中共最高層「各吹各的喇叭各唱各的調」，多個高層家族利用分管部門、行業的事權貪污腐敗，形成了一條條粗大的利益鏈條，導致特赦腐敗論公然行之於世。
中共十八大習近平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不得已仍然沿襲7常委制，但當時江澤民的「餘威」中，阻止不了江系張德江、劉雲山和張高麗的入局。
中共體制內學者辛子陵曾有評論說，中南海形成兩個鐵三角，一個是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一個是張德江、張高麗、劉雲山，而俞正聲後來投向習近平。
何清漣女士的上述文章分析就指出，習近平成立多個小組，那是因為「不得不如此為之」，習近平「只是出自危機感與不放心」才這樣做。她還進一步分析稱，習近平對「整個架構與官僚構成並未經過大的調整」，只是安插自己人馬，而何清漣該文章發表至今，習近平對福建、浙江舊部與老鄉、同學的任用、啟用軍工系無派系的官員主政地方，在軍改中置換江系背景的軍頭，證實何女士當時所言，習近平深感（或者說擔憂）指揮不靈，因此，習採用毛當年習慣用的「小組」形式，既達到了重新整合事權的目的，也便於其直接插手各領域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