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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為服務而存在的城市

距離十九大召開已經不足20天。從九月初開始,所有待在北京的人就已經陸續為此做好了準備。

海淀區的一家企業從九月中旬正式停工,因為早已熟識這一規律的老闆不用撳動計算器就能夠知道結果:停工一個月所遭受的損失,比堅持開工時要面對的辦理各種證件、接待各種檢查,且極大概率上要遭遇罰款要省心省力得多。朝陽一個高端小區的家政公司向小區內僱主統一發放了問卷,提供了兩個選擇:或者從“國慶”期間就讓住家保姆持續工作到十月底,這樣僱主需要多承擔假期期間的翻倍工資;或者從“國慶”假期開始就讓保姆們回老家,等到會期結束後再回來,這樣僱主們就會在此期間無人可用。而必須要做出二選一的原因是,在這段時間內,家政公司無法提供保姆們的休息場所,她們將無處容身。

2016年,G20會議在杭州召開。當時網上有很多段子流傳,例如:帶了瓶早餐奶,進地鐵喝一口,過安檢喝一口,進小區喝一口,等到了家已經喝完了。再如,過安檢連丸子頭都要捏一下。這些段子都把火力集中於嚴苛得近乎荒唐的安檢制度給人生活帶來的不便。

2017年的金磚五國會議在廈門召開,當地同樣對安保措施吐槽不斷。例如說,有外媒記者稱,廈門街道空曠無車,一看就是經濟極為凋敝。當地人看了報道嗤之以鼻,因為那裡平時遇到早晚高峰都是寸步難行,只不過為了會議全部禁行,才導致街道空無一人。

但是,也許沒有人想到過,有一座城市已經在過往的幾十年里習慣了為各類慶典和全國性會議讓路,大到會期十幾天的中央級會議,小到幾乎每天都有的天安門廣場升降旗、外國重要來賓的機場清路……為提供服務而設計的城市功能和管理經驗,已經深入到北京這座城市的骨髓深處。

在央企總部、工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佔據北京經濟來源大半壁江山的時候,這樣的模式仍能如期運轉,甚至能夠在年復一年的磨合中形成自己獨特的生活節奏。

每年全國‌‌“兩會‌‌”對於淘氣的學生來說不亞於福音。即使最嚴苛的老師,對於在此期間遲到的學生也會網開一面,因為‌”交通管制,路上堵死了‌‌“是足以服眾的理由。設在北京的工廠、零售企業,都習慣了每逢盛會就會陡然嚴格起來的各種檢查,並已經能夠估算出一個較為精準的數據並將其列入生產成本。就連街道上精力尚數旺盛的大爺大媽,每逢秋風起就會知道,帶上紅箍四下巡邏的時間又到了。

這些細節,恐怕很多生活在北京這座城市的人都並未覺察,更不會有人認真地計算出這種習以為常背後所隱藏的巨大成本,以及給平素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所造成的沉重負擔。

9月11日,丰台的一家企業就貼出了告示:根據丰台區政府綜治辦指示,本單位內居住的所有外來人口必須在2017年9月15日之前搬出清空,錄用外地人員的企業一律暫時停業,有關合同的履行待區政府新的指示之後再做協商。

通常在會議前20天左右的時間裏要求清退外來人口,是這些企業已經習慣了的慣例,而近年來,時間越來越提前了,算上會期,這家企業就要有50天左右的時間完全停工,但是社保、房租等相應的成本卻仍然需要履行。

此前很多人不明白的是,作為首屈一指的國內大都市,北京的服務業為什麼那麼差,夜生活為什麼如此貧乏,24小時便利店為什麼那麼少?人們在晚上十點之後想散心或娛樂一下,為什麼可選擇的地方和項目都那麼少……

造成這個事實有很多原因,如氣候、如人口特徵、再如歷史沿襲……但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便是:北京從一定程度上說早已是一個為了服務而設計而運行的城市。

為市民提供方便,與為大會提供完善的服務,僅僅在城市設計的角度上,就需要完全不同的側重點。

從街區設計上,北京的環路和大路設計就更便於組織各類大型活動。八萬人的‌‌”鳥巢‌‌“體育場,每年有上百場滿座的演出。等到演出結束,整個體育場的人如同水銀瀉地一般走向四面八方,在短短十分鐘的時間內能夠做到全場人員安全疏散。

更有說服力的例子是天安門廣場每天早晚的升降旗,日均觀旗遊客數量超過兩萬人,但在升降旗儀式結束後,短短兩三分鐘之內,整個廣場聚集的人群就已經四散分開。

而在服務業數一數二的上海,曾經留下的一個紀錄是:當2010年世博會開幕式散場,四萬多人被堵在高架橋上生生困住了幾個小時,其中還包括中央常委們的專車。

與之相關的還有很多,例如北京的大型商場從來不允許24小時營業,超過千人的聚集性活動需要層層報批,一遇大型活動就要進行不同等級的安防檢查。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每逢尾數是9的年份,都是“國慶”大年,天安門廣場循例會舉行閱兵儀式。在儀式之前的幾天,長安街沿線的所有寫字樓都會逐一被牽着狼犬的武警檢查,而在儀式當天,周邊兩公里之內全都會拉上警戒線,禁止市民穿行。

那些曾經在給G20會議或金磚會議上被杭州和廈門市民吐槽的層層安防,其實每隔幾年就會出現在北京,作為這座城市習以為常的一部分。

然而如今的矛盾點在於,當工業、製造業、生產性行業和小商貿因為不符合‌‌”首都功能‌‌“的設定而被列入清退名單,但北京並不能藉由發展目前仍是短板的服務業來增加自己的經濟收入。

無論是城市建設格局、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承接的大型服務任務,還是幾十年間所形成的觀念,北京都很難在短時間內實現由政治服務型城市向市民生活型城市的轉變,而這成為北京發展城市服務業的根本性阻礙。

與此同時,旅遊收入還在出現實質上和未來預期上的雙重下降,而在此前,旅遊業已經一度超過金融業,成為北京的第一大支柱性收入來源。

眾所周知的霧霾、旅遊項目相比於國外游的單一枯燥,都使得北京旅遊的吸引力下降。而從2018年開始,北京還會以限制車牌、限制時間等方式減少旅行團的數量。按照統計,現在北京天安門、景山、北海這一系列位於市中心的一日遊覽景點每年接待遊客約為一億人次,往來的遊人和大轎車極大地妨礙了市中心的交通,也不符合未來十幾年內讓北京‌‌”安靜下來‌”的規劃初衷。

當疏解和整治清除掉了小商業者的生存空間,他們並不可能將自己的生意轉移到旅遊或商業服務上來,如果說,此前相對封閉和簡單的商業服務功能不至於影響北京這座城市的運轉,但在疏解和清退成為大背景的今天,整個城市的經濟血脈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舊的已經離去,但新的還未到來,更不可能會到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FT中文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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