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也就是整整半個世紀之前，6月的一天，我的中考開始，考場剛好設在我要報考的學校武漢市第十四中學，那是一個老校，前身是1903年張之洞辦的文普通中學堂，民國後改為湖北省立第一中學，是一所不錯的省重點中學，離我家也很近，步行二十分鐘。那時候，中考雖然不像如今這樣要命，但對於大多數初中生來說，也是人生重要的一道門檻，當時中國剛從三年大饑荒中走出來，教育資源極其匱乏，初升高比例很小，我們一個班50人，最後考入高中的只有十來個，那些沒有考取高中或中專、技校的，就業非常困難，有的同學便會主動或被動地去雲南新疆支邊、甚至下放農村插隊落戶。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幹了人生中非常勇敢也非常荒唐的一件事。
我家附近有好幾家電影院，去最近的武昌電影院只要兩三分鐘。那幾家電影院是我童年、青少年的「天堂影院」，除了讀課外書和操弄音樂，那裏是我消磨時光最多的地方，幾乎沒有放過任何一部我認為值得一看的片子，這一點，讓我在數十年後，與許多同齡人甚至前輩友人PK看過的中外老電影時百戰不殆。許多世界名著，如《復活》、《王子復仇記》、《奧賽羅》、《第十二夜》、《上尉的女兒》、《白夜》、《三劍客》、《塔曼果》、《牛虻》、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三部曲等等，我都是先從銀幕上看到而後找到原著來讀的。可以說是電影最早開拓了我對世界的認識，讓我接觸到了一些和廣播、報紙、教科書不一樣的東西。
中考頭一天，我從武昌電影院經過，看見那蘇式風格的大門上方掛出了一道橫幅，上面寫着「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二十周年電影周」。那些年，常常有這一類「電影周」，蘇聯的，日本的，法國的，墨西哥的，印度的……特別是三年大饑荒中，電影管得比較松，放出來一大批幾年十幾年前的老片子。到1965年，文藝界風聲突緊，翻譯片特別是西方的，已經很少見了，連國產片也開始批判了，像《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鋪子》，都成了大毒草。
當年的影片排表都是用粉筆寫在小黑板上，掛在售票窗口上方。我一眼就看見那部片名《條頓劍在行動》，憑直覺，不是間諜片就是戰爭片，時間是第二天上午十一點多鐘，只演一場。一算，和我的中考重合了近十多分鐘，加上路上時間，我要提前半小時考完，才能趕上開演。我已經排在購票隊伍中，左右為難我曾為看電影上課逃學，自習早退，但沒有一次像這樣糾結，到了窗口，還是把錢掏了出來。票捏在手上，終於踏實了。心想，考得完就看，考不完拉倒，再說看個後半場也行。
第二天上午，考英語還是數學，忘了，鈴聲一響，快快地將考卷看了一遍，沒有太難的題目，迅疾進入過關斬將的狀態，一路亢奮地拼殺過去，寫完最後一個字，一秒鐘沒耽擱，交卷出門，然後就飛跑起來。到了電影院，正好拉鈴，找到座位燈就滅了。長長舒了一口氣，銀幕亮起了片頭，那種享樂的感覺，考得如何早已忘得一乾二淨。開演幾分鐘，就發現沒有劇情，是一部紀錄片，多少有些失望，許多畫面都很模糊，片子是講二戰之後，一些潛藏的納粹軍官組建了一個企圖復興第三帝國的秘密組織「條頓劍」，其後開展的一系列活動。
這部片子回述了納粹德國的興衰史，有許多歷史鏡頭，從納粹黨如何一步步壯大一步步走向獨裁講起，裏面有暗殺，陰謀，集會，演講，縱火……那些血統純正的日耳曼年輕人紛紛參加了衝鋒隊，穿上統一的褐色軍裝，戴上臂章，攜帶着棍棒或槍支，呼喊着口號唱着歌，威風凜凜在大街小巷示威，夜裏，他們打着火把遊行，在大街上燃成一條火龍，他們把小山一樣的書刊堆在廣場上，然後點火焚燒。他們舉起森里一般的手臂向元首行納粹禮，用山呼海嘯般的聲音喊：「嗨爾希特拉」他們在猶太人的住宅或商店的牆上畫上六星符號，並擊碎他們的櫥窗，搬走他們的東西，把他們從家裏或店裏拖出來呵斥並毆打他們猶太人的胸口也綴有六星符號，他們被趕到另一個地方，送到集中營，很多人死在那裏。那些猶太人很馴服，沒有絲毫抵抗的意願，他們隱忍又卑怯聽從那些年輕人的一切安排。
這些鏡頭對我來說，有一種莫名的觸動。三年饑荒過後不久，學校里突然出現一個新名詞，叫「階級路線」，同學們一個一個登記家庭出身，多年來一起上課一起瘋鬧一起上下學的同窗，突然每個人都有了一個標籤工人，貧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地主，富農，舊官吏，舊軍醫，資本家，資方代理……它意味着你的來路，你與這個世界的關係。在革命語系中，這是決然不同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兩類人。還有一大批是職員，店員，小商，獨立勞動者，小土地出租，城市平民……他們屬於第二等級。接着，有人成了共青團員，有人進入了團章學習小組，有人什麼都不是並被要求與家庭劃清界限，朝夕相處的同窗就這樣突然進入了一種等級世界。
所有天真無邪無憂無慮都終結了。沒有人懷疑過這樣的一種做法，我們從小到大受到的所有教育，看過的革命電影、各種畫報圖片、唱的革命歌曲、讀的小人書、還有新近出現的階級教育展覽、憶苦思甜報告……都將這一切描述為至高無上的法則。紅色的後代要做好準備接革命的班，黑色的後代要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成為新人，非紅非黑的，要警惕滑向資產階級泥潭要向革命靠攏……這些話，校長書記政治老師輔導員天天都在嚴肅認真語重心長地說着。也沒有誰懷疑過這些說法。
1964年5月11日，我在自己的秘密小詩本上，寫下這樣一首詩，表達了我對自由與平等渴望：
《想往》
在這浩瀚的太空裏，
我想往着一個星體。
那上面沒有疾病和瘟疫，
那上面沒有霸主和奴隸，
那上面沒有痛苦和死亡，
那上面沒有屠殺和暴力，
那上面沒有飢餓和貧困，
那上面沒有戰爭和武器。
整個世界，
都充滿着，
自由，幸福，和平，健康的空氣！
每個民族，
無論有祖國，沒祖國，
大國的，小國的，
都能自由在上面行走，
因為整個星體，
都屬於自己。
他們也無須什麼「國界線」
來阻隔自己的友誼，
因為全球所信仰的，
就是他們共同的主義！
外面的生活依舊照常，用當年的歌詞來說：向前進，向前進，革命洪流不可阻擋！所有那些古典名著中外小說，那些馬思聰、聖桑、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的音樂，那些憂鬱的、快樂的，陰暗的、苦難的、自由或壓抑的電影，都像暴風雨中的燕雀，蜷縮在心靈的岩縫中，沒有什麼可以抗衡那美麗輝煌的革命神話，每一個稍有猶疑的少年，最後都只會懷疑自己思想不夠健康，立場不夠堅定而陷於一種恐慌與自責之中。
中考之後的那個夏天，我把一切都丟到腦後，和幾個都有灰暗家庭背景的少年友人瘋玩。看電影，騎車，游泳，釣魚，在幾個沒有大人的家裏聚餐，群宿，排練我們的小樂隊，《花兒與少年》《梁祝》《紫竹調》《瑤族舞曲》《新疆之春》……交換各種新舊書刊，分析越戰前景和中蘇關係，還實施了一次最終沒有完成的探險步行野營環遊東湖，就像儒勒凡爾納小說中寫的那樣第四天還是第五天我們打道回府，因為我們帶的糧票和米麵饅頭告罄。回來的那天黃昏，我接到入學通知書，我考取了。
這個夏天，是我學生時代最後的夏天，也是我少年時代最後的夏天。
《條頓劍在行動》也早已忘掉。我知道，我在力圖擺脫它，就像我母親常常斥責的那樣，你這樣格格不入，遲早要出危險的。
像一根刺，扎進手指頭，斷在裏面。天長日久，看起來它已經長好，但不經意間碰上它，又會隱隱作痛。我再一次想起《條頓劍在行動》是一年以後的夏天。
1966年6月以後，學校停課了。收音機里廣播了那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領袖說了「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對於停課，我沒有絲毫的留戀。我厭惡了學校生活已經很久了。1965年秋天，我進入高中不久，寫了一首短詩：「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動/它想衝出/操場/教室/課本/那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籠」。
是的，對於我來說，學校已經像修道院一樣沉悶、壓抑、虛偽。學雷鋒學王傑學歐陽海，學他們讀毛著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改造世界觀……大家看起來很真誠，但又都像做戲。
暴風雨來了。
像許多同學那樣，我也曾渴望革命，渴望一次大的社會變動。但是，我很快就發現，這一次的革命不屬於我，倒是我自己，可能成為革命的對象。我們學校最早揪出來的，是一位叫許簡的政治老師，除了教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發展簡史，他還喜歡寫作，大多是那種隨感，雜談，人生格言一類，用今天的話來說，是非常正能量的心靈雞湯，他還把這些文字打印成了一本小冊子。北京開始批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了，全國各地立即掀起大抓「三家村」風潮，武漢大學在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指示下很快就把以馬列主義理論家、黨的一大代表李達為首的「三家村」抓了出來。我們中學曾是武大附中，也迅疾跟上，一時沒能湊齊三個，許簡老師就當了「三家村」小爬蟲。我一邊參加批鬥會，一邊想着自己的那些小詩，燒掉？還是留下？它們是我青春期最深處的悸動，最陶醉的惆悵，我把它們藏好，藏到我自己幾乎都找不到了。我感謝我的固執與自愛，讓我留下了很多歷史的痕跡。
緊接着，學校成立了紅衛兵，他們批鬥老師，抄家，打人，將大字報、大標語、最後通牒、嚴正警告貼滿那些牛鬼蛇神的宿舍，有的連蚊帳上都貼滿了，像一座小小的紙房子。他們集會，唱歌，穿着父輩們洗得發白的軍裝，扎着武裝帶，他們左胳膊上也帶上了臂章，手裏拿着木頭教練槍……緊接着，他們的統帥在天安門接見了他們，收音機里傳來廣場上百萬人的高呼和齊唱，新聞片裡一片紅色的海洋和千萬張熱淚洶湧的年輕臉龐，他們的統帥也戴上了他們的臂章。
那天放學回來，我一眼就看見了門棟牆邊貼着一張大大的「勒令」：下面寫着我父親的名字，讓他「這個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反動的中校軍醫」徹底交代自己的罪惡歷史。落款是我父親所在的醫院。
那天晚上，趁着天黑，我將那張勒令的一角撕下了，擋住了大半張紙。我弟弟後來說，幾日之後，看見沒什麼動靜，就乾脆把它全撕了。
大街上，單位里，那些牛鬼蛇神們，胸襟縫上了白色布片，上面寫着「地主」「資本家」「封建把頭」「舊官吏」「流氓分子」等等字樣，比當初猶太人的六星符號更加觸目驚心。
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條頓劍在行動》。我陷於深深的恐懼和惶惑，一樣嗎？不一樣嗎？這樣的一種聯想，折磨了我很長時間。
歷史常常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歷史每次又以嶄新的面目示人。
這一年10月過後，雷霆萬鈞般的鎮反加反右式的紅色恐怖突然轉向運動的矛頭指向了黨內高層，指向了前幾個月還輕易地將「李達三家村」綁上祭壇的那些大員、直至夏天還在主持運動的共和國主席。
10月底，接到通知，我這樣的人也可以去北京大串聯了。而前幾個月在大街上隨意剪人頭髮鉸人褲子甚至把人當街打死的那些老紅衛兵，一時間好像銷聲匿跡了。一場大戲，突然峰迴路轉，往下如何演？這是那部《條頓劍在行動》沒有告訴我的。但是這樣的逆轉，於我來說是樂於見到的，這幾乎不需要理由。
就像暴力革命的偉大實踐者列寧所說：「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初冬的北京依然是一片狂歡景象，不過這一次是真正的普羅大眾而不是紅色貴族的狂歡，看看北京滿大街的黑灰土藍大棉襖你就知道了，無數的平民和賤民的子弟們來了。許多人帶着一身的虱子來了，許多人又帶了一身的虱子回去。那也是一次虱子的全國大串聯，它們隨着寄主，去到了祖祖輩輩都沒有去過的一些地方。但我依然孤獨。
不久前整理舊照，看到了自己當年在天安門，民族宮，英雄紀念碑前的留影那是一個華南工學院的大學生給我拍的，在大串聯接待站我們在同一張草墊子上睡覺。我看見當年的自己，臉色陰鬱，穿着一身洗舊的學生藍裝，手裏拿着那本紅寶書那是當年不可或缺的通行證和護身符。當年照相有一個標準姿勢，昂首挺胸，四指併攏，緊握紅寶書，貼着心口。我的手卻是下垂的，那本紅寶書不太顯眼地挨着褲縫。儘管在串聯日記中，我也用革命的語言記錄了我看到的景象，但是一個人的臉，還是會暴露他心的秘密。
1974年，我讀到了《第三帝國的興亡》，知道了納粹德國的那一支為第三帝國的崛起立下過汗馬功勞的衝鋒隊，因其勢力的急劇膨脹，在數年之後的那個「長刀之夜」，他們的首領羅姆連同他手下的一百多名骨幹，被希特拉和他的嫡系部隊黨衛軍一舉誘殺，衝鋒隊由此土崩瓦解。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千百萬曾投身歷史洪流的青少年，正在廣袤荒涼的山鄉邊陲，經受着肉體與精神雙重磨難。
半個世紀過去了，那根歷史之刺還在不時地扎痛我。因為無知，我們付出了太多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