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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彌合毛澤東林彪分歧的苦心與弔詭

1966年,周恩來在揣摩毛澤東的旨意後推舉林彪為接班人,並在文革中多次對此加以解釋。文革初期,周恩來與林彪都是堅定的文革派。周、林二人都是毛澤東發動和推行文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之中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二者的不同點在於,林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作為一種軍隊力量的「橡皮圖章」,而周恩來是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具體組織者和實施者。其角色絕非官方定位的「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

在不涉及到實質性問題的前提下,周恩來有時候會讓人覺得很厚道。

但是一旦涉及到實質性問題,周同林等人很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此,周恩來不會無視毛的存在。無論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的態度。王光美曾經回憶道:“陳雲同志曾就包產到戶和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業生產的問題,同一些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來同志表示還是先聽取毛主席的意見。”周恩來唯“毛”首是瞻的形象被王光美的短短一句話活脫脫的勾示出來。

除此之外,更進一步的說,周對於毛是無條件的忠誠,當任何個人與毛髮生衝突時,他均會不問是非地站在毛的一邊,非常熟練的對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處置。這也是周恩來的存在價值所在。


1966年,周恩來在揣摩毛澤東的旨意後推舉林彪為接班人,並在文革中多次對此加以解釋。文革初期,周恩來與林彪都是堅定的文革派。周、林二人都是毛澤東發動和推行文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之中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二者的不同點在於,林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作為一種軍隊力量的“橡皮圖章”,而周恩來是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具體組織者和實施者。其角色絕非官方定位的“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

分析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對比兩者在文革中的表現和作用,周恩來的真實形象無疑會更加清晰。周恩來與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互相尊重與支持,現在大陸官方將周恩來與林彪關係解釋為周恩來與林彪進行了“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這一說法根本是站不住腳的,是無視事實和有意誤導,無非就是想人為地區分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一方面拔高周恩來的偉人形象,另一方面則繼續抹黑林彪,讓林彪充當毛澤東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林之間的裂痕逐漸公開和擴大,周恩來不斷揣摩毛意圖,開頭還試圖調和毛林的關係,但是隨着毛搞掉林彪的意圖明顯起來,周也就根據毛澤東的調子對逐漸和林彪等人劃清界限。在處理“林彪事件”前後,周恩來再一次充當了毛的“第三隻手”。事後,周恩來又對劃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人加以整肅。

1970年8月,廬山會議後,毛澤東與工作人員合影,毛要周也來,周主動蹲在前排

一、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

1、周恩來的“積極”、林彪的“被動”

林彪曾經說過:我這個國防部長有一大半是總理替我當的。實際上確實如此。

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周恩來揣測毛澤東的“聖意”後,推薦林彪為接班人,此後二者的關係由此變得非常之近。特別毛澤東當時開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單上,副主席是兩個,一個是林彪,另一個是周恩來。但是當名單傳到周手上時,周恩來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林彪就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對此,周恩來在文革初期多次給以解釋:“從七大開始,每次鬥爭,都感到劉少奇沒有多少馬列主義水平,看他二十年了,到十一中全會,就決定了,劉少奇不能挽回了,他沒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難道你能說主席包庇劉少奇嗎?問題是要逐步認識的。林彪同志主持軍委工作後,強調學習毛主席着作,政治挂帥,就看出林彪同志思想水平高,認識水平高,就認識到林彪同志是正確的,能緊跟主席思想的。一九六五年大家逐步認識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一九六六年就解決了,水到渠成,心服口服。”

後來鄧穎超在廬山會議上曾經表態: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設國家主席,並義憤填膺地說,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林副主席,我們就打倒誰!鄧穎超還爭功似地說:“我們現在都說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你們知道嗎?‘親密戰友’這樣的稱呼是我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第一個提出來的。”當然,當毛林反目之後,無論是周恩來還是鄧穎超都對此再也不提。

表面上林彪是副統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黨章上明確記載的接班人,可實際上並無太大的實權。文革中任何大小事項的決策權都在毛澤東,而執行權則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特別在文革初期,林彪看起來更像一個“橡皮圖章”。無論是初期的紅衛兵運動,還是一月奪權之後在建立各地委員會的過程中,周恩來在其中的作用遠遠大於林彪。

文革初期,林彪接連在8月18日,8月31日和9月15日對紅衛兵講話。這些講話被國內黨史論者“林彪在接見大會上作了煽動性的講話,從而導致紅衛兵運動在全國城鄉各地迅猛發展,勢如燎原。”周恩來在9月25日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座談會也承認“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講話,篇篇都是經過主席審查的”。吳法憲說:據我所知,林彪歷次接見紅衛兵的講話,都是由中央文革代為起草的,林彪從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見,每次都是照稿宣讀而已。

何蜀先生在在查閱大量有關“文化大革命”史料後認為:“現經常被用來當作批判靶子的一些‘林彪講話’,其實並不全是他自己的,大多是別人(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寫好並經毛澤東審定後安排他去照着念的;講話表達的也並非他的個人思想,而是表達了‘文化大革命’發動者毛澤東的意圖和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高層領導集體的思想。”

何蜀先生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的史實來證明之:1966年8月31日,正值“紅五類”紅衛兵(或曰“血統論”紅衛兵)製造的“紅八月”的“紅色恐怖”高潮中,毛澤東第二次接見了紅衛兵,對紅衛兵的打、砸、搶、抄、斗大加讚賞和鼓勵。在接見之前,林彪審定別人為他起草的講話稿時,在“革命的小將們,毛主席和黨中央熱烈讚揚你們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你們幹了大量的好事,你們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議。我們十分高興,我們熱烈支持你們”這段話後邊,加寫了“堅決反對壓制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毛澤東審定時批示給林彪:“這樣修改很好。”顯然,這篇講話基本上是別人按照毛澤東的意圖代林彪起草的,林彪所加寫的只有那麼兩句,其內容與前邊的話的意思並無多大不同(等於是同義反覆)。毛澤東認為“這樣修改很好”,可以看作是對林彪的鼓勵。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又作了講話,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專門講到了兩種不同的“炮打司令部”,說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一些“牛鬼蛇神”企圖炮打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這篇講話稿是接見前由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宣部部長陶鑄送毛澤東審定的,毛澤東對這段話作了加寫和改寫,強調了不能容許“牛鬼蛇神”炮打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要粉碎這些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識破他們,不要讓他們的陰謀得逞。”這段話,對當時剛剛興起的“炮打司令部”造反浪潮起到了一定的遏製作用。毛澤東為什麼要在這次講話中作這樣的強調?這是值得研究的另一個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篇講話並非林彪自己寫的,代表的也並非林彪的個人意願。因為反對“牛鬼蛇神”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顯然不好用來當作林彪的“罪行”,一般文革史着作很少提及這段話。

何蜀先生則指出,關於9月15日接見時的講話,還有一個細節不大為人注意。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第137頁)的有關注釋可知,在這次接見之前,陶鑄曾將替周恩來起草好的講話稿送周審定,周於14日將講話稿送陶鑄時提出:“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講即可,已函請主席批示。”陶鑄在將講話稿送毛澤東審定時寫道:“我意明天還是林總與總理兩個都講較好。請主席批示。”毛澤東即批示:“可以由兩個人講。”可見,當時的講話,不僅稿子是由陶鑄組織寫作班子(當然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起草的,而且,由林彪一人講還是由林彪與周恩來兩人分別講也是由毛澤東最後決定的。關於1966年國慶節慶祝大會(即第四次接見紅衛兵)時的林彪講話,有的文革史着作提到林彪和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習慣於從兩人的講話中各取所需,引出不同的句子,強調林主要講造反,周主要講紀律,或者說林的講話是高調,周的講話是低調,等等。其實,在了解了當時這些講話出籠的內幕之後,這樣說顯然就不準確了。

然而與此相對應的是,周恩來不僅在同紅衛兵時候講話火氣十足而且是身體力行的參與具體的工作,林彪則是只講講話應付了事。

周恩來在8月5日清華萬人大會上講:“我這次來清華是老老實實做學生的,來學習的,也是來煽風點火,煽社會主義的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

周恩來在8月18日號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大破資產階級思想,大立無產階級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澤東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們偉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

8月27日周恩來在首都紅代會上說“我們來就是幫助你們建立聯絡站……我們有責任幫助你們,不光成立總站,還在成立分站,給你們幹革命的方便。給你們架專用的電話線,準備交通工具、吃住。”

在8月31日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周恩來說“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新的高潮。全國各地的青少年組織了紅衛兵和別的革命組織,這是一項偉大的革命創舉。我們的紅衛兵小將們,破‘四舊’,立‘四新’,充當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衝鋒陷陣的急先鋒。你們那種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於革命、敢於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國廣大工農兵和革命幹部的熱烈支持。我們向英雄的工農兵歡呼!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類似的講話舉不勝舉。

鑒於當時歷史情況,周恩來與林彪都要表態,但林彪只是口頭上擁護,而周恩來則不僅是口頭上的擁護者,而且還是各項具體行動的策劃者和指揮者。在以後的文革歲月里,周恩來堪稱之為毛澤東推動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積极參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項的方針的落實,沒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堅決推動,毛澤東的任何瘋狂舉措都幾乎難以推行。即使周如國內黨史界認為的“不太理解”,行動上“很不得力”,但實際上周是毫無保留地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認真貫徹執行了毛澤東的文革方針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事實上,後人只能考證其說了什麼,做了什麼,對於周恩來的內心真正想法外人很難得知,所謂的“不太理解”,行動上“很不得力”也就只能是臆測了。相反,如果從周恩來對其親屬們的勸誡,則完全可以得出周恩來是非常自覺的投入到這場運動。文革發動之初,周恩來的侄子周爾輝曾經向周恩來訴苦,周恩來的回答則是:“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共產黨員要能經風雨。見世面。”無獨有偶的是,周恩來亦曾經如此訓示過其侄女周秉德。周恩來指責周秉德是為當時被批判的省委說話。

周恩來在1967年1月26日接見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講:“批判薄一波、陶魯笳的鬥爭至今沒有展開,學校將薄一波抓回來後沒有示眾,都鬥爭薄一波,但不揭發,薄一波領導財經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麼多人批判,為什麼現在批判不起來?抓彭、陸、羅、楊不怎麼困難,為什麼抓薄一波那麼困難?今天工交口都在場,這個問題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幾年,工交口成立黨委,管各部黨組,黨委,部長。管得很深,為什麼各部揭發得很少?”

1967年3月3日周恩來在批判新疆軍區副政委張仲瀚的會上說:“張仲瀚今天上午低頭認罪,不管你過去十七年的影響,只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就什麼都沒有了。……今天張仲瀚既然低頭認罪,向毛主席請罪,覺得心情沉痛,這點比別的同志好像還好點,既然如此,我們確實還給你一個帶罪立功的機會,讓你改造。”張仲瀚隨後即被關押入獄。3月28日周恩來接見安徽各界代表時說:“為什麼要專門提出打擊以李葆華為首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安徽流傳中央要保李葆華的說法,這樣就影響了一部分群眾,影響了奪權鬥爭中把矛頭指向以李葆華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丁凱文先生就寫過:被周恩來點名打倒的省級領導人還有廣西的賀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東北局的顧卓新、喻屏等人。事實上,文革期間周恩來點名打倒的人數量之多,一點不比康生、江青和陳伯達少,從周恩來文革期間的大量談話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區的原領導人幾乎全被打倒了。因此周恩來是對毛澤東文革路線最堅定的支持者和執行者,所有文革的重大戰略部署,周從頭至尾幾乎都參與。這自然也包括毛澤東打倒眾多原一線幹部的策略。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角色決不是所謂的“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而已。

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政委閻紅彥被逼自殺後,周在1967年1月14日對雲南赴京代表談話時卻將閻定性為“叛徒”,周說“是他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一個可恥的叛徒”,“我代表黨中央向你們正式聲明,這件事與兩派中的任何人也沒有關係,我向毛主席彙報時說過,任何人要想拿這樣的事來嫁禍給誰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謠誣衊都不行”。周恩來同日在接見各大區和省委書記講話時,周再次說“這麼大的事情,用這麼個態度,不單是壓制群眾,而且反抗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抗拒中央的領導,自絕於黨和人民。”“閻之死,有人要把責任嫁禍於紅衛兵,紅衛兵一定要調查真相。……閻紅彥是自己可恥地解決了。”

被稱之為“大樹參天護英華”和“殫精竭慮護英華”的周恩來,講這種煽風點火的話絕非少,而是舉不勝數。然而這些語言,在官方的周恩來傳記,自然是一點都不會提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原按毛澤東意圖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僅主持過幾次會後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來負責。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一般均由周恩來召集。按照《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的說法,在文革中,毛澤東的很多決策,事先林彪都毫不知情,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楊成武也說:“林彪雖是副統帥,但常委碰頭會、軍委、國務院;國防、外交、經貿等等,都是周恩來管,具體事沒給林彪權。”高文謙先生甚至認為:“事實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在鼓裡,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了了,不知文革運動怎麼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台,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卻對運動的前景茫然無底,處境着實難堪。”

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周恩來絕非官方的有關周恩來的傳記所言:周恩來的確積极參与了這個運動,但周“很不理解”,是“違心”和“被動”的,且設法糾正過火的、極端的做法,努力減少“左”傾錯誤所造成的損失,等待時機糾正錯誤。

對於大串聯,王力回憶說“大串聯則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說各地學生到北京要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他才高興。”由於這是毛堅持要做的事,周恩來也是堅決服從的。

但是由於外地學生來京是毛澤東一手制定的決策,雖然這給周恩來的國務院出了很大的難題,周恩來還是堅決執行服從的。至於具體的行動,毛澤東的八次接見紅衛兵都是由周恩來精心策劃安排,無論是組織、安排,還是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衛等諸多環節,周恩來都嚴格把關,精心策劃。第一次,周恩來安排在天安門由毛接見紅衛兵,接見完後當場進行總結,各個組都向周恩來彙報。總結後周恩來又研究下次接見的方案。以後的七次每次接見之前都要根據經驗教訓,四處勘測路線,再選擇最佳的方案。根據11月27日《人民日報》上新華社的報道,11月25日和11月26日連續兩天接見的情況看,毛主席先後檢閱了1100萬“文化革命大軍”,在第八次則接見了250萬。

而且正如上述,從“一月奪權”到“軍管”再到各地委員會的成立,都是由周恩來具體操作。在整個過程中,即使周恩來與林彪都作過類似的講話,林彪只是口頭上擁護,而周恩來則是各項具體行動的策劃者和指揮者。周恩來作為毛澤東推動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積极參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項的方針的落實,是保證毛澤東的文革大略得以發動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儘管林彪在名義上是中國級別最高的副總理,但他從來沒有參與過國務院的工作。林彪的影響力僅局限于軍隊,但就是如此,周恩來在有關軍隊的實際運作中,其作用遠甚於林彪。周對軍隊事務極感興趣,隨着“文化大革命”展開,周密切地介入了解放軍的所有主要決策。據林彪手下一位將軍的兒子說:“我父親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發生的事情記得很清楚,他告訴我說軍委辦事組〔他是其中的一位領導成員〕一共處理了1300多份文件,沒有一件毛主席不知道,沒有一件周總理沒有親自處理。”

自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後,全國陷入了造反奪權的動亂之中,毛澤東不得不派出解放軍對全國實行大規模的軍管,由此開始了“三支兩軍”。但是作為軍隊主管人物的林彪卻基本上毫無作為,而是在軍隊里沒有任何職務的周恩來,不僅過問軍隊的部署調動、人員安排,且常常親自發號施令,可以說是事無巨細。在軍隊參與“三支兩軍”的過程中,充分體現了周對軍隊的掌控能力。

首先由周恩來在1月27日傳達毛澤東21日的指示時:“軍隊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在運動開始時,是不介入的,但實際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軍隊去保管,有的幹部去軍隊。)在現在的形勢下,兩條路線的鬥爭非常尖銳的情況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須支持左派。”

1967年1月25日周恩來就民航系統軍管一事給吳法憲的指示說“應以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名義起草命令,宣布由軍隊接管民航系統(包括整個民航系統所有機場、港站)。接管後,業務工作仍由原領導班子來抓。”2月17日周恩來對河南省軍區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隊讓武鬥的雙方立即隔離;(二)宣布:對河南日報進行軍事接管;(三)接管後停刊幾天……以上命令,望立即執行”同月27日,周恩來致函毛澤東:建議立即對廣東實行軍管,準備籌建“三結合”的革委會,並建議對雲南亦先行軍管。毛澤東批示同意。28日周與廣東省委、廣州軍區負責人談話,宣布由廣州軍區和廣東省軍區組織對廣東省實行軍管。此外周還與雲南省有關負責人及造反派代表談雲南實行軍管事宜。

3月13日周恩來在解放軍軍級幹部會議上專門談及軍管問題。周說“軍事管制問題,到二月中旬,全國實行軍事管制的單位六千九百多個,大都是公安、郵電、電台、報社、銀行、倉庫、監獄等單位。其中倉庫、銀行占很大數目,倉庫三千一百多,約佔一半;銀行一千四百多,約佔五分之一。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各級銀行都要軍事管制。將近七千個軍管單位,已經用了團的兵力。現在軍事管制從地區上看,只達三分之一。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包括天津),已經實行軍管或等於實行軍管的加上已經批准,準備實行軍事管制的有十個:陝西、新疆、青海、西藏、雲南、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已經實行‘三結合’奪權,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有五個:黑龍江、山西、貴州、上海、山東。”

此後,各省部級單位甚至縣市的軍管問題都是由周恩來直接處理。3月18日,周恩來與李富春、聶榮臻、葉劍英商討軍管問題,並致函毛澤東:已向國防工辦和國防工業部門(二機、三機、四機、五機、六機、七機)宣布,準備實行軍管。其辦法擬每一部門只派出三人的軍管代表小組,運用原有的機構領導業務,同時推動各革命群眾組織進行開門整風,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幫助需要批判的各級領導幹部檢討亮相,分別處理,以便最後實現各部門的革命“三結合”。……國務院工交、財貿、農林、衛生各部門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別進行排隊,擬在工作癱瘓部門,亦實行軍管,其辦法如國防工業各部。定後將分別報批。這些需要派出的軍管代表,擬經由軍委、總政從軍事科學院、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德才兼備的老幹部中選派。毛澤東批示:退總理照辦。3月23日周恩來要求派一個師的兵力對大慶實行軍管,毛澤東批示:照辦。4月2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由劉賢權任軍管會主任。5月19日周恩來對四川宜賓地區的電話指示說,派軍隊保護造反派;把反動組織包圍起來,進行政治瓦解;對少數壞頭頭必須鎮壓,把幕後策劃者宜賓軍分區副司令員徐德有抓起來。7月28日周恩來給新疆軍區的指示說,立即制止烏魯木齊武鬥,有軍隊戒嚴,如果紅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們是問。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在5月27日主持中央碰頭會,討論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對國務院XX部(委)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試行草案)》,28日報毛澤東林彪審閱,毛澤東批准:此決定由中共中央發出。周恩來如此深入介入“三支兩軍”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不勝枚舉。

林彪作為軍委的主要領導人,但對“三支兩軍”卻極少介入,除了表態支持毛澤東指示外,亦未曾發佈過什麼特殊命令。1967年3月20日的軍級幹部會上,林彪亦到會講話,在談到軍隊支左問題時說:“毛主席、黨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軍,搞軍管、搞軍訓、支持工業、支持農業、支持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務。這種種任務,光榮是光榮,偉大是偉大,但是,是新的任務。一方面證明毛主席、黨中央相信軍隊,另一方面我們軍隊責任是很大的,任務是很新的,過去還沒有這樣子搞過。”林彪還說:“支持地方,總的方面還是抓革命,促生產。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產了,把生產停頓下來。也不要只搞生產,把革命停頓下來。我們應該同時進行,而且應該以革命來帶頭,來挂帥,來促進生產。”

周恩來還直接下令調動軍隊。1967年9月4日,周恩來直接把電話打到當時陸軍XX軍在西安市的軍部,要軍長鬍煒派部隊對某武器彈藥庫嚴加保護,並說必要時,可以開槍!1968年5月下旬周恩來再次命令胡煒去保衛秦嶺山脈深處、寶成鐵路附近的一座國家戰略儲備油庫。

這些都充分說明周恩來對軍隊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擬,其作用在實際上甚至超過林彪。當時作為“大秀才”的王力則說:“林彪的態度是:毛主席不到會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會他不主持。……林彪雖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劉少奇不一樣,劉少奇做第二把手時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時毛主席退居二線。林彪不是這樣,因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線。……毛主席自己是一線,所以林彪什麼事都往後退。”林彪自己則說:“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請示報告,不要以為自己了解了就不報告中央,不要以為是小事就自己處理,不要以為自己聰明就不請示報告,也不要怕麻煩中央。無論大事小事都要請示報告。總理、中央文革小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發電報、打電話。”這些無疑是對林的“無作為行為”做了最佳的批註。

對於地方事務,雖然毛澤東在批示時也指明林彪參與,但是實際上林彪基本不管。2月7日,毛澤東對西藏軍區黨委關於請示中央儘快對西藏軍區領導人張國華等表明看法的報告批示:“林彪、恩來、葉、聶、徐各同志:請你們研究一下,張國華、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壞人,一二日內擬電告我,發出表態,是為至盼!”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於次日與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肖華同張國華、陳明義談西藏問題。1967年5月8日凌晨,周恩來再次與有關人談西藏問題。在周恩來的主持研究下,毛澤東要的答案出來了。張國華是好人,周仁山(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其梅(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西藏軍區副政委)是壞人,被中央宣布定為“中國赫魯曉夫在西藏的代理人”打倒,王其梅也成為“軍內一小撮”之一,以後被迫害致死。

2、周恩來與林彪的的互動、兩人的不同

在不涉及到實質性問題的前提下,周恩來有時候會讓人覺得很厚道。

但是一旦涉及到實質性問題,周同林等人很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此,周恩來不會無視毛的存在。無論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的態度。王光美曾經回憶道:“陳雲同志曾就包產到戶和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業生產的問題,同一些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來同志表示還是先聽取毛主席的意見。”周恩來唯“毛”首是瞻的形象被王光美的短短一句話活脫脫的勾示出來。

除此之外,更進一步的說,周對於毛是無條件的忠誠,當任何個人與毛髮生衝突時,他均會不問是非地站在毛的一邊,非常熟練的對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處置。這也是周恩來的存在價值所在。

即使官方的《周傳》等書籍時,周對毛幾乎沒有一句勸諫,在“反反冒進”之後,他對毛的錯誤路線從來都是大力倡導、不遺餘力的推行的,都時用服從大局來解釋的,從來沒有自己的主張,對毛的錯誤做法從來沒有過反對意見,只要是毛的指示明知是錯他都要想盡辦法堅決執行。一旦毛的心思有變,周恩來更是積極揣摩毛的動向,以便更好的為毛服務。

林彪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決非官方所稱的“周恩來跟林彪、四人幫作了不同形式的鬥爭”、“對林彪反革命集團作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在九屆二中全會以前林與周之間實際上是一種“互相關懷、互相幫助”的關係。這種關係紀體現在執行毛澤東的文革路線上,也體現在林對周的工作上的支持。

在1967年的春夏之交,北京以及其它地方有一股“打倒周恩來”的浪潮。5月底,以張建旗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6月2日,張建旗將他3月31日寫的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給周恩來的一封公開信》拋了出來,又以“鋼院五·一六兵團”的名義,貼出《23個為什麼?》的大字報,責問周恩來。6月14日,“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成立。他們在夜深人靜之時,張貼出各種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諸如《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周恩來!》、《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徹底搗毀資產階級司令部!──質問周恩來》、《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周恩來還我戰友!》、《周恩來,你在農林口究竟要幹什麼?》等。在每張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的最後,都署名“五·一六”三個醒目的阿拉伯數字,其中的“1”字寫成一個熊熊燃燒的火炬形狀。

高文謙先生說:此時是周恩來在政治上最難過的時候,社會上倒周的勢頭甚囂塵上,周本人也在中央文革碰頭會內部不斷遭到江青組織的圍攻批鬥,日子很不好過。這時毛澤東正在南方巡視,林彪利用坐鎮北京主事的機會,有意拉周一把,出面表態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對他表示:你要大膽主持這個會,放手處理問題,我現在情況不熟,身體不好,全靠你了;還特地向軍隊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們全力支持周的工作。

周恩來對林彪的這種關照自然心存感激。1967年夏,毛澤東命楊成武回京單獨向周彙報情況,毛強調只對周恩來一人講,但周仍然堅持要楊還需向林彪彙報,並請楊轉告毛是周讓其向林彙報的。

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回憶錄:李單獨向周彙報毛的病情,並說不可告訴其它人,因為這是毛嚴令禁止的。但事實上周還是向林作了彙報,當李志綏質問周恩來的時候,周則回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組織和領導,林副主席是我的領導,我怎麼能不報告他呢?”李志綏在書中還透露說,“九·一三事件”後,汪東興派人查抄林彪在毛家灣的住宅,抄出很多林周的合影,汪將這些照片收了一大包給了周,周對此感激不盡。

在毛澤東於1968年7月28日會見北京京五大學生領袖時的談話上。這是個帶有私人性質的談話,那麼在這次談話中,不經意的二次周的談話,就可以折射出周林的關係。第一次,當老毛批評蒯司令的井岡山亂打亂鬧時,林彪表示:值得,損失最小。隨後周說:林副主席說得好,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當談到林彪是接班人時,周表示:林彪同志主席着作學得好,包括蘇聯在內對馬列着作都沒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實際上,周恩來對林彪做了大量不合實際的吹捧。在此僅舉一例。後來,周恩來把對林彪的吹捧至極致:“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志已經是眾望所歸的了。經過幾十年的培養,經過幾十年的鍛煉,經過幾十年的領導經驗的證明,林彪同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第一人,……像林副主席中央經過考驗的領袖,事實上已經存在了,為什麼我們不在法律上定下來呢?”接班人要用法律的形式定下來,也是古今中外的新鮮事。翻看國際共運史來看,無論是哪個政黨,也無此壯舉,周恩來這提議,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於是在1967年11月,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上,整理了一份通報並由中央下發全國,即《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徵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1967.11.27;中發〔67〕358號)。通知說:許多同志建議,“九大”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並寫入“九大”的報告和決議中,進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丁凱文先生認為:林彪領導下的軍隊系統堅決支持周恩來在中央碰頭會和“九大”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無論是葉劍英、楊成武主軍之時,還是後來的黃永勝、吳法憲等人的軍委辦事組當權之際,軍隊系統不僅從未參與過中央文革倒周的活動,而且大力支持周恩來在中央的工作,這與林彪對周恩來的態度有必然地聯繫。有一次葉群專門告訴楊成武和吳法憲,一定要積極支持周恩來的工作。葉群告訴吳法憲,林彪當面對周恩來表態說:“我的身體不好,一切工作還希望你鼎力相助。”

“九大”召開期間,康生和張春橋曾對吳法憲說,“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周恩來批准的,《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是周恩來審閱過的,所以周恩來要對此事負責。吳法憲會後直接電話報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吳到毛家灣,對吳說“你不要上當!他們的目的,是要慫恿你出來反對周總理。你千萬要注意,這個話對誰都不能再說。‘揪軍內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們提出來的,總理即使看過了,也可能是一時疏忽,不能怪總理。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我身體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針,毛主席正確方針的貫徹和組織實施,全靠周總理。周總理的角色我是幹不了的。看來康生還是想當總理的,是有這個心思的,你們要注意。周總理出國的時候,兩次由康生任代總理,但是據我看他是幹不了這個總理的。”事後吳法憲和葉群都向周恩來通報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後江青擅自召開政治局委員會議,除江青外,還有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會上一是大肆吹噓自己的“革命經歷”,二是惡毒攻擊周恩來。江青指責周恩來“在大的原則問題上看不清,容易跟別人走,今天東風來了是東風,明天西風來了是西風。”江青炫耀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辦錯了幾件事,還有檢討在我的手裡”,並說“周恩來這個人不能掌舵,不能當一把手。”江青還說黃永勝等人在搞軍黨論。面對江青對周恩來的攻擊,黃永勝等人當場與江青頂了起來,隨即宣布退場。黃永勝等人會後及時向林彪作了彙報,林彪決定讓黃、吳二人直接向毛澤東彙報,並要葉群立刻聯繫。邱會作則去中南海西花廳向周恩來通報有關情況。周含着淚握着邱的手說:“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但是毛並未在意此事,只是對黃吳說“你們不要講到過我這裡來告江青的狀,如果讓她知道了會整你們的。她已經整過你們一次,我也不告訴她,你們到我這裡來過。”

除了這種相互支持的互動外,周、林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是較為一致。例如解放老幹部。1971年萬里和趙紫陽就是在周恩來與軍委辦事組大力支持下得到解放,萬里被任命為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趙紫陽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與此同時,經過黃永勝等人的艱苦努力,還有一批軍隊幹部如楊勇、張宗遜、梁必業、張震等人也都榜上有名要被相繼解放。

林彪與周恩來有不同的地方。林彪根本不怕江青,甚至當面怒斥江青(詳見下文)。江青要整周恩來,林彪都對周恩來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但是周恩來不會直接同江青抗爭。

更多的不同是兩個人對事情的思考不同。林彪在私下從不讚揚文革,卻以“文化大要命”稱呼文革;以“武化大革命”形容武鬥,充分體現了林彪對文革的真正看法。1959年,林彪就在私下裡指責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是“憑幻想胡來”,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是正確的,就是“急了點”;而反修鬥爭則是“罵絕了,做絕了,絕則錯。”劉少奇倒台之時,林彪在私下裡對林豆豆說過“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劉沒有道理。”對於文革中的動亂、發槍、支左等多個方面,林彪都和毛有過不同意見。更為深刻的是林彪對於社會的看法和毛澤東根本不同。林彪認為“人一切為了改善生活,故只有有關改善生活的行動才能動員大眾,人的需要什麼就什麼。”林彪還認為:人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的及其它東西。不可忽視人民的生活,而無目的去干別的。林彪在建國之初在中南關於土改等政策都是相當右的。如果說林彪是“勉従虎穴暫棲身”還有一定證據的話,那麼對於周恩來有又什麼證據呢?

1970年12月,林彪拒絕了毛要其見斯諾的要求,並私下對家人發泄對毛的不滿,揭他的老底,說:“今後再也不隨便講話了!講話都要有根據,不然你好心好意擁護毛主席,還會犯擁護過頭的錯誤。”並憤憤地表示:“什麼路線,就是毛線。”“什麼講老實話,他(指毛一一筆者注)就最反對講老實話,最喜歡吹捧,誰講老實話,誰就完了。”

到了1971年5月1日,林彪根本不想參加,後經周恩來親自打電話,再三勸說後,才勉強到場,卻始終不同毛澤東講話。毛澤東對林彪也視若不見,冷淡之極。林彪僅僅坐了幾分鐘後,便不辭而別。最後導致連一張合適的合影都沒有留下來。周恩來為此大為惱火。

周恩來絕無可能這般私下對毛不滿,更別說當面“摔臉子”了。

1967年5月21日,周秉德從西安回到北京,吃完飯時同周恩來談起了西安的文革局勢。周秉德批評那些學生造反派斗老幹部的行為。周恩來則說學生大方向對,只要符合“十六條”,擁護黨和毛主席,就是革命學生。周秉德實在不理解:些造反派,殘酷批鬥革命老幹部,盡做讓親者痛仇者快的事,這也算大方向對嗎?”周恩來怒道:“你好像是省委派來做我的工作來的。你總是袒護省委,為省委講話,你再這樣我就把你趕走了!”最後,周恩來說“我有錯誤,但我跟主席。晚年不是消極的保持晚節,而要積極地保持晚節!”

周毛都去世之後,社會上起來一股風,竭力抬高周恩來,貶低毛澤東。由此鄧穎超曾經對那些不識大局、感情用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過些委屈的幹部說:你們不要這麼搞,不能這樣搞么。恩來什麼時候反對過毛主席?他這個人你們不是不了解,路線對了,他就對了;路線錯了,他就錯了。你們那樣說,那樣搞,無法向歷史向後人交代么……。

3、周恩來調解林彪和江青等人的衝突

林彪和江青的真實關係,是不是真的如官方所言“相互勾結,篡黨奪權,妄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直至1980年後被合二為一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吳法憲回憶說:“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擁護,但同周恩來一樣,他都全力去執行毛澤東的部署和計劃,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對江青,最初因愛屋及烏,林彪對江青也是很尊敬,對江青提出的問題,也很重視。”但是隨着運動的開展,林彪與周恩來和江青等文革派的態度則變得大相徑庭。而這也是林彪最後得以很快出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1966年的10月份,造反派開始衝擊部隊。1967年1月14日,肖力(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控制下的《解放軍報》刊出標題是“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的社論。這是最早公開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這篇社論號召:“要把軍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還必須繼續放手發動群眾,還要經過激烈的鬥爭,衝破重重阻力。”……“這種阻力,主要是來自混進軍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自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在我們軍隊里,確實有那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他們當面是人,背後是鬼,兩面三刀,欺上瞞下,玩弄資產階級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從此引發了全國性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浪潮。

各地的造反派有了這個尚方寶劍,軍隊的各級領導人就遭到了和地方黨政領導幹部一樣的厄運,被揪斗、遊街、罰跪、撕掉領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就悲慘的死於非命。一時間,各軍區紛紛來電告急求救,叫苦不迭。此舉大大的刺激了軍中的老帥們,中央文革同代表軍隊勢力的老帥們的矛盾一下子就浮出了水面。1月19日,葉劍英同徐向前因為肖華一事,對拍桌子,“大鬧京西賓館”。

20日,葉劍英以軍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頂頭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陳伯達的狀,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對軍隊的指責攻擊全部端給了林彪。揪斗肖華一事,引起了林彪的極大憤怒。林彪叫秘書打電話通知江青專門來一趟。林彪一見江青怒火衝天,不等江青開口,就大發脾氣,連珠炮一樣的責問江青:“你們說解放軍已經走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已經被我們帶到了資產階級軌道上去了,有什麼根據?說三座門是閻王殿,你們一見三座門就有氣,你們太放肆!這完全是對軍隊和軍委領導的污衊。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是毛主席指揮的,軍隊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何解釋,你們這樣仇視軍隊,仇視軍委領導,我幹不了,不幹了!我辭職總可以吧。我要報告毛主席,你們不同我商量,大罵肖華,鼓動抄家,搶擋案,這是為什麼?你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的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我要找毛主席,請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職務。”林彪連說帶罵,根本不讓江青解釋。張雲生說“林彪臉色氣得紫青,身上一陣陣發抖。張雲生還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氣成這樣。”林彪對張雲生說:“叫葉群,快把江青給我趕走!”張雲生驚得目瞪口呆。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說:“你是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我有錯誤,你可以批評我,你批評我,斥責我,甚至罵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裡去呢?那句話的確不是我說的,罵肖華,抓肖華,抄家都是不對的,絕對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檢查,這件事情我已經報告了毛主席,是我錯了,我檢討。”

關於林彪和江青之間,據說還有一次,林彪揚言要找槍,“斃了她!”

吳法憲回憶說“這次林彪與江青大鬧,撕開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說是種下了分裂的種子。林彪對江青是不滿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過分譴責。就這樣,雙方的矛盾和鬥爭一直延續到‘九大’,延續到廬山會議,延續到‘九·一三’林彪的終結。”吳法憲還說:“據我所知,在當時的中央常委以至整個的中央領導層里,敢於這樣當面斥責江青的,除了毛澤東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這也是林彪主持制定“軍委八條”的重要背景。

但是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靠山是毛澤東。周恩來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中央文革是我們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一個新生的力量。中央文革,在兩年前十一中全會上已經肯定了的。那個時候,在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領導下,中央文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個前線發動群眾的機構。”從本質上來講,中央文革小組和林彪沒有隸屬關係,實際上,中央文革小組是直接聽命於毛主席的。

但是林彪遠沒有周恩來看得這麼清楚。江、張、姚的政治數量級無法企及林彪於萬一,林彪曾鄙夷地說,張春橋、姚文元這種名字他過去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林彪不只一次罵過江青而且還時時刻刻提防江青染指軍隊。林彪囑咐葉群:“不能讓這個女人插手軍隊,軍隊不能亂。”但是毛澤東通過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由江青出任顧問,並接受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雙重領導,以利於江青在軍隊勢力的滲透。林彪與江青大吵之後的第二天,林彪通知葉劍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軍委會議,傳達毛澤東對肖華問題的處理意見,並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但是只有關鋒一人與會,其它人都躲避開。會上不少軍隊幹部爭着發言,以發泄心中的不平。黃永勝就嚴厲批評文革小組不聽毛澤東的話,不執行毛澤東的指示,胡亂批評解放軍,亂斗解放軍幹部,要奪解放軍的權,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認真、深刻的檢討。關鋒回去後向江青等彙報了會上的情況,江青大怒說“今天這個會議是個反對毛主席、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我的會議,”並將矛頭對準主持會議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會上發言的黃永勝身上,讓黃永勝作檢討。為此,黃永勝去問林彪要不要寫這個檢討。林彪則說“絕對不能寫這個檢討,要堅決頂住。我去直接報告毛主席。”江青對林彪一點辦法都沒有,只好把這筆賬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並建議林彪撤換徐向前的軍委文革小組組長之職。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事後對我說:‘誰當全軍文革的小組長,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換徐帥,全軍文革那就讓他名存實亡吧。’”吳法憲最後說,“後來果然如此,徐向前下來以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由楊成武代理了一個短時間,不久,楊成武隨毛主席東巡以後,全軍文革也就銷聲匿跡了。”(筆者註:周恩來曾經說謝富治在徐向前和楊成武之間任過一段全軍文革小組組長。)

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後,其行事風格大異於其前任楊成武,黃永勝不買江青的賬,認為軍委辦事組只能向毛、林、周三人負責。原來軍隊調動命令報告上名單冗長,致使兵力調動遲緩且易泄密。於是毛澤東批示,軍委辦事組有關軍隊調動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組。黃永勝依令而行。江青則極為不滿,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大罵黃永勝等:“黃永勝,吳法憲,你們目無中央,無組織、無紀律,搞獨立王國,封鎖消息。”江青揚言不許二人參與會議,還要寫檢討。林彪支持黃吳,堅決不寫檢討,黃吳也認為沒有錯。周恩來、康生和姚文元則和黃永勝和吳法憲談話,要求兩個人檢討錯誤,並暫時停止工作。

原定黃永勝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之事也受到江青的阻撓,周恩來則出面請示毛澤東。毛澤東發話,江青不對,黃永勝仍然應當出訪阿。黃永勝回來之後,毛澤東在江青不在場的時候,告訴黃永勝:不要怕江青,你們要抵抗,要鬥爭,要批評。黃永勝等人就真的信以為真了。

由於周恩來主持文革碰頭會,這樣夾在中間,事情難辦。吳法憲說:“我們與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後,周恩來為調解江青和軍委辦事組之間的矛盾,真是費盡了苦心。”周恩來提出,黃吳李邱要和江青等人在一起開一個團結的會。周特別叮囑這些丘八們不論江青說什麼,都不要說話。不曾想,黃吳李邱遭到江青破口大罵:“你們軍委辦事組的人,身穿的綠軍裝,頭戴的紅五星,領子上的紅領章,這些都是老娘給你們爭來的。你們目無中央,目無組織紀律,不覺得可恥么?”因為有周恩來的囑咐,只是為了團結,黃永勝等就一直站在那裡,聽江青訓斥,一聲沒吭,忍氣吞聲,啼笑皆非。周恩來也覺得江青太過分,就把事情報告了毛。毛指示江青要檢討。周再次叮囑黃永勝等人不要“放炮”。江青的檢討很不象樣,吳法憲說:“江青同志的檢討,我們表示歡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為主,偏聽偏信,出口傷人,主觀、片面地處理問題,值得引起警惕。”知情的汪東興接著說:“江青同志好訓人,隨便罵人,侮辱同志,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錯誤,常委要負責,總理對江青同志太遷就了。”江青聽了我和汪東興的發言,氣得臉色發青,表情很難看。周恩來就立即宣布散會。

為了彌補林彪和江青的間隙,周恩來主動提議,把江青的行政級從九級提到五級,林彪同意了,並和周恩來一起簽名。

但是林彪對於江青等人的敵視是很明顯的。1969年9月,林彪到江西視察時講:在中國,小產階級可能把權搶走,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搶權,現在就要注意。他還明確說:據我看,上海就是小資產階級掌權。林彪向毛澤東推薦十二軍軍長李德生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事後向江青講,林彪就是不想讓我們插手軍隊。張春橋曾嘲笑黃永勝:“是個大老粗,什麼也不懂。”林彪在同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會面時說:“張、姚是無名小卒,不知是從哪裡冒出來的,也沒有做過什麼大的工作,不過是個小記者。”

二、在毛、林衝突之間

1、周恩來勸說黃、吳、李、邱作檢討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布置的批陳整風,矛頭就對準林彪。1970年9月19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結束後返回北京時,在丰台火車站同北京市黨,政、軍負責人紀登奎、陳先瑞、吳忠的談話中說:陳伯達是船上的老鼠,看見這條船沉了,就跑到那條船上去了。當時參加談話的吳德回憶說:“毛主席這麼說,使我意識到了陳伯達後邊還有人,不僅是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軍委辦小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澤東為了敲山震虎,第一步是以汪東興的檢討為誘餌,利誘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也檢討,藉此順藤摸瓜,可以直搗“黃龍”。

9月22日,周恩來看到毛澤東21日對汪東興書面檢討的批件後,同康生到林彪處,將毛批件送給林看,提議先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在一起閱讀該件,在他們想通了後,應給主席、林副主席寫一書面檢討,揭露事實真相,與陳(伯達)完全決裂。指出。這樣做,對黨對己都極有利。

其實早在廬山上,周恩來就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並要吳法憲作檢討。吳法憲很緊張,於8月28日晚上偷偷報告了林彪。林彪說:“你沒有錯,不要作檢討。”葉群對吳法憲說:“你為了扞衛主席思想,主觀動機是好的,不要檢討。”但是周恩來對吳法憲說:“現在要保副帥,這是由副帥講話引起的。法憲,你出來做個檢討,承擔責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帥頭上了。”周恩來給吳法憲出點子,在檢討中要重點寫自己,對林彪講話“理解錯了”。現在周恩來找上門來了,吳法憲不檢討過不了關,葉群對吳法憲說:你犯錯誤不要緊,只要不牽涉首長和黃總長,大鍋里有飯,小鍋里好辦。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也勸吳法憲,檢討中不要涉及葉群和他們。

9月29日,吳法憲檢討。10月13日,葉群檢討。毛抓住了就不放,14日批示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在廬山發生的問題,是“一個傾向掩蓋着另一個傾向”,“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佔了上風”。因此“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但是黃永勝等還沒有檢討,大魚還沒有釣出來,毛澤東再次強調,“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伯達)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

但是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等三人遲遲不寫檢討。

黃永勝覺得自己是半截子上的廬山,自己有什麼錯?根本不需要作檢討。周恩來讓邱會作做黃永勝的工作:不是發言不發言的問題,主要是檢討宗派主義,讓主席高興點!這就是周恩來喜歡檢討的原因和目的?!

1971年2月20日,毛澤東批評軍委辦事組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麼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要求“採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次日,江青傳達了毛澤東對黃永勝等人的批評。周恩來以自己為例,聯繫歷史上所犯錯誤的教訓,極力勸說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做檢討。在周恩來這種引導下,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等以及其它政治局成員也做了檢討。

28日,周恩來就中央軍委辦事組26日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檢討報告致信黃永勝,提出:“如果軍委辦事組這個報告,不提在政治局會議上的檢查,事情的發展就好像接不上;而你不在這報告上單獨寫幾句,也對主席的幾次提示和批評,難以交代,時間也耽擱了。報告上還應寫幾句,在軍委辦事組開會後,各總部、各軍兵種都在繼續進行批陳整風,情況如何,也應寫上。”同日,黃永勝按周恩來信中要求,補充了有關內容。

3月份,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交出書面檢討。但是所有的檢討都沒有涉及到林彪。毛澤東一時無奈,只能擴大黃永勝等檢討的範圍。3月23日,毛澤東把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三人書面檢討批示給周恩來,並通過江青轉告說,由周恩來,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給黃永勝等人創造一次機會,讓他們在一定範圍內作檢討,不要再失去機會了。下午,周恩來與康、江商定再召開一次中央批陳整風會議,進一步批陳,並聯繫自我教育。周向彙報毛澤東後,毛提出,此事應向林彪彙報。

3月29日晚,周恩來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紀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處彙報批陳整風幾次會議情況,毛澤東對批陳問題的多次批示和談話,以及擬召開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的安排。林彪聽彙報後表示:“完全擁護”毛澤東自廬山會議以來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對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三人的檢討“很高興”,並要求吳法憲、葉群“重寫一次書面檢討”,但是絲毫沒有批評黃、吳、李、邱。

事後,毛澤東詢問林彪有無批評,吳法憲說挨批了。周恩來幫忙圓謊:“批了,批了。”吳法憲說,這下子毛澤東高興了。

1971年4月15日批陳整風彙報會在京舉行。但是在周恩來前去北戴河向林彪彙報並表示希望林彪出席時,用李德生的話說是“毛主席要林彪出來參加一下即將召開的批陳整風彙報會,講幾句話,給他個台階下”,林彪以身體不好為由拒絕出席。但是在18日,王輝球和王秉璋揭發了吳法憲在廬山上同他們串聯的事情,當晚黃永勝就告訴了葉群。林彪決定19日返京親自坐鎮,準備在必要時候直接出面同江青等抗衡。鑒於林彪回京,毛澤東決定會議延長,由周恩來出面,送去批陳整風會議的有關材料,並通過葉群轉話,希望林彪能夠出席會議,但是林彪一口回絕。周恩來私下裡對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要是以講話的形式檢討幾句就好了。”周恩來以為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樣,可以為毛的歡心為毛做檢討。

既然林彪就是不肯與會講話,“批林整風”彙報會議也就只能草草收場。毛澤東以退為進,一方面穩住黃吳李邱,另一方面要做足功課,出手必勝。

周恩來在4月29日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全體大會作總結講話指出:廬山會議及其前後,軍委辦事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同反共分子陳伯達問題的性質根本不同。……經過會上同志們的善意批評和幫助,並有個別揭發。五位同志對所犯錯誤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表示願意通過實踐和學習,改造自己。講話強調:對犯錯誤的同志,只要真正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採取歡迎幫助的態度。

周恩來複雜的一面在這前後也表現的非常明顯。在廬山會議之時,由於毛澤東還沒有示意出是要打倒林彪。9月7日,在林彪下山之前,周恩來看望了林彪,但是沒有說話。林彪特意叮囑黃、吳、李、邱有事多向周恩來請示報告。

當毛澤東批示吳法憲等人的檢討“可以了”之後,在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彙報會時,在東北小組的王輝球和王秉璋揭發了吳法憲在廬山上同他們串聯的事情。陳錫聯將此事彙報給周恩來之後,周恩來打電話安慰吳法憲:“揭發出這樣的事情,你不要緊張,還是和原來一樣,沒有什麼變化。我要王輝球、王秉璋他們去向你說明情況。”

對於周恩來希望林彪檢討的態度,林彪並沒有直接表態。但是林彪私下裡對黃吳李邱則說:“根據我的看法,你們沒錯。你們檢討我不怪你們,也不會生氣。但我不會檢討。”

2、周恩來要和林彪劃清界限了

毛澤東是對林彪不滿意,還是因為傳統的看法因為林彪代表的軍人勢力的崛起讓毛澤東擔憂?

據說是毛澤東對《紅旗》雜誌第12期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篇社論作了嚴厲申斥的批示,因為“發現”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但是就在這同一期《紅旗》雜誌上,除了這篇社論之外,還有另一篇社論《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其中同樣有“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為什麼毛澤東沒有對它作這樣的批示?在“720”事件之後發表的若干社論(《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有時還一天同時發兩篇社論中,幾乎每篇都有這個提法,為什麼毛澤東一直沒有“發現”並作出這樣的批示?

兩篇都有“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但《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中,有一個提法是《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中沒有的——那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揮的偉大軍隊”。此文突出的用了相當多的篇幅頌揚林彪,大段大段地頌揚林彪對建立人民軍隊作出的貢獻,稱頌他“系統地闡明了和創造性地發揮了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軍無產階級性質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軍的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由此何蜀先生尖銳的提出對林彪的這些頌揚,能不引起毛澤東的不安和反感嗎?實際上,楊成武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在上海虹橋賓館,有一天,毛澤東非常煩躁地說:‘什麼永遠健康,難道還有不死的人嗎?’”毛澤東還要楊成武回去報告周恩來,不要宣傳個人,否則將來要吃大虧,要犯錯誤。這裡的個人指的就是林彪,這是對輿論宣傳林彪的直接否定。對於周恩來,也知道了毛林之間關係的玄機。幾年後,毛澤東南巡時明確說:“有人說軍隊是我締造的,但不能指揮。”

也有不少的文章提出,是因為軍隊勢力的極度膨脹導致毛澤東對林彪的不滿。事實上軍隊勢力的極度膨脹同林彪權勢的增加並不存在必然關係。“九·一三事件”之後,到“十大”的時候,各省省委書記中,軍人佔47%,第一書記中仍然佔66%。所以毛澤東真正忌諱的是林彪本人的“權高震主。”

九屆二中全會,林彪一個講話,引得二百多個中央委員的共鳴,竟然“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表面上矛頭對着張春橋,骨子裡否定文革。毛澤東坐不住了。毛澤東看出廬山會議這場風波同林彪有密切關係。

8月24日,周恩來就同康生找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談話,追查他們的所作所為。緊接着8月28日就要求吳法憲做檢討。

當毛澤東將鬥爭的矛頭指向林彪時,出利害關係的選擇,無論原來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如何,周都不會冒主席之大不韙,為林彪說一句好話。相反,周一如既往的如同對待彭、羅、陸、楊,對待劉少奇一樣對待林彪。落井下石是必然的。

雖然周恩來勸說吳法憲爭取主動儘快寫出檢討是為林彪講話承擔責任,甚至隨後建議毛澤東刪除為批陳伯達而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涉及到吳法憲的內容。周恩來甚至在毛澤東發怒之後,仍然在26日一大早,周恩來就全會印發林彪開幕式講話一事致信康生:為使林副主席講話不發生任何副作用,請你起來之後認真讀兩遍,有需要改動處,請用鉛筆改,於午前退我親收。此事純屬愛護副帥,忠於黨,忠於領袖,以此共勉,暫勿告人為墾。午前,康生將林彪講話稿退回,並告,我看了兩遍,只在第三頁上改了一個標點。如果林副主席同意發表,我看可以印發給到會同志們學習。

但是周恩來開始同林彪一派拉開距離,並有意洗刷他本人與這場風波之間的干係。為此,周在追查中示意吳法憲應該在政治局決定全會討論林彪講話的問題上替他講幾句話。吳法憲果真照做了,把責任擔了起來。不僅如此,周還一再要吳法憲出來證明他當初曾經批評過黃永勝不願留守北京,非要上山這件事,以便讓毛知道他並沒有上林彪的這條船,事先並不知情,而且是有過鬥爭的。

此外,周恩來還設法補救他過去對張春橋一直比較冷淡的態度,刻意在一些場合當眾表揚張、姚兩人,說他們這回姿態高,照顧大局,不計較別人的誤解,事後還主動在發言中講了維護林副統帥的好話。8月29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曾經連續三次給主持會議的林彪寫條子,希望他在講話中表揚張春橋、姚文元幾句,以利團結。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

對於毛澤東想通過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檢討,進而把林彪揪出來的戰術,周恩來也是極力配合,不斷催促他們做檢討,其中不乏以自己也做過檢討來勸說。後來毛澤東果然在葉群的檢討上做出嚴厲的批評。當初搞劉少奇,不也是先從王光美入手么?

更為明顯的是周恩來對待林彪本人的態度的轉變。林彪被明確樹立為接班人之後,如果毛、林、周等國家領導人依次而出會見內賓和外賓時,周恩來總是將隨行的人有意壓後幾步,以突出毛、林二人。這在文革歷史紀錄片中是可以看到這個細節的。周恩來為了突出林彪,當其和林彪一起對公眾講話時,也刻意注意突出林彪。例如在1966年的“818”講話中,林彪先講,周恩來隨後。周恩來特意在呼喊“毛主席萬歲”時比林彪少喊一個。林彪喊了三個而周恩來只喊兩個。

1970年12月份,毛澤東以下發中央文件的形式,將毛同斯諾的談話發到“黨的基層支部,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毛澤東說: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為了配合毛澤東的攻勢,在1971年1月26日,周恩來找出中共中央1966年8月和1967年12月所發兩份文件,其中周恩來在1966年8月4日中央批准同意陶鑄的報告上寫到:“此件不因人廢言,因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須嚴格執行。”周恩來又在原報告所寫“主席指示:今後不用這類語言(即‘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等)。大家認為這是偉大領袖的謙遜態度。我們應當照主席的指示辦”處批註:“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謙遜,而是不科學,因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要發展的,無止境的,永遠不能說‘頂峰’,說‘最高最活’。”周恩來還在在逐段批註時特意註明:“林副主席在宣傳和扞衛毛澤東思想的當時,為反對劉少奇的不提而對抗毛澤東思想,用此提法,有鼓舞全黨全軍全國人心,打擊劉少奇反動氣焰的必要性。”

洞察出此間奧妙的周恩來,在1971年2月18日,將外交部編印的《外事活動簡報》“古巴駐華臨時代辦加西亞訪問外地的幾點反映”送毛澤東閱。簡報第四條反映加西亞在井岡山參觀時對講解員不提南昌起義和朱德率部上井岡山這兩段史實提出意見,認為這樣講外國人不容易理解。毛澤東批示:“第(四)條說得對,應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然而此事的始作俑者就是周恩來,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來在大會重點發言中公開宣稱“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當時周恩來這個不“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的發言,嚇得林彪趕緊打斷周恩來的話,說:我林彪沒什麼,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賀龍、朱德早就完了,沒有今天。還當場哭了起來。

其中引人矚目的是,周恩來在1971年5月10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周恩來講述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歷史。周恩來在講述“井岡山會師”時說:“當時林彪是個連長,陳毅同志是個団的黨支部書記。”在這裡,周恩來絲毫不再提毛林會師一事,而且把當時仍然為右派代表的陳毅作為林彪的上級講出,這與當初周恩來極力對林彪的吹捧形成鮮明的對比。更為驚訝的是,周恩來再談話中表揚了鄧小平。

在1971年8月,周恩來對一幅準備對外發表的畫有毛澤東、林彪在一起的題為《遵義會議》的油畫批示道:“這是違反歷史事實,應予否定。”這實際上是在否定誰呢?

到1974年楊成武復出的時候,周恩來說:“我要向你檢討,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頭上,一切幸福來自毛主席……”。羅瑞卿解除“監護”後,周恩來也曾讓鄧穎超捎話給羅瑞卿,希望他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身上,把一切功勞歸於毛主席。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選自《新發現的周恩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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