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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登奎之子:毛澤東與林彪的生死博弈

廬山會議時,在《我的一點意見》里,毛澤東雖然還拉上林彪,給他打了點掩護;不過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自然也不會不知道這個。毛澤東把布下的「路線鬥爭」的網,越收越緊,步步緊逼,想讓林彪就範。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幾員大將」,搞「文斗」不行,搞「武鬥」可能還有點本錢;於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調整部署、整備力量,另組「小艦隊」,準備搞「武鬥」,而且要「破釜沉舟」、拼個「魚死網破」,竟然對毛澤東動了殺機。

廬山會議時,在《我的一點意見》里,毛澤東雖然還拉上林彪,給他打了點掩護;不過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自然也不會不知道這個。實際上,他們兩個人在政治上的關係,在廬山會議上,己經徹底決裂了。毛澤東和林彪鬥法,在全黨發起了“批陳整風”運動:——他“綱舉目張”,再次祭起“路線鬥爭”的旗幟,把黨的歷史象中藥鋪里的“十全大補”一樣,排列成“十次路線鬥爭”,使政治鬥爭在宣傳上頗具廣告效應;並且用“拋石頭”、“摻砂子”、“挖牆角”的“三大措施”,把他布下的“路線鬥爭”的網,越收越緊,步步緊逼,想讓林彪就範。對“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林彪同樣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個性特點和政治意志,和毛澤東同樣固執和倔強,雖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標,比毛澤東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係有了統治權力,按老路子搞點建設吧。在“廬山會議”上發動“清君側”的“政治戰役”敗下陣來之後,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幾員大將”,搞“文斗”不行,搞“武鬥”可能還有點本錢;於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調整部署、整備力量,另組“小艦隊”,準備搞“武鬥”,而且要“破釜沉舟”、拼個“魚死網破”,對毛澤東動了殺機。

毛澤東與林彪

始於“九大”前後的毛林分岐,其實質係“文化革命”

講起來,當年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並唔係偶然發生的。

在1969年春黨的“九大”前後,林彪和毛澤東在“文化革命”問題上分道揚鑣了。“糜不有初,鮮克有終”,林彪同毛澤東一起搞“文革”搞了三年以後,他改變主意了,不想再跟毛澤東一同“繼續革命”了。

“九大”的《政治報告》,突現了兩人的根本分岐:毛澤東讓陳伯達牽頭起草,但陳伯達的稿子,卻係按照林彪的意圖寫的,這個稿子被毛澤東否定了;這時,參加“九大”的代表們已經來到北京,毛澤東臨時又讓張春橋、姚文元重新起草,他自己親自修改定稿,論述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

於是,在黨的“九大”會議上,原來反映林彪思想的嗰個《政治報告》,被毛澤東否定了;而後來這個《政治報告》,林彪在大會上只係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事前連看也不肯看一遍,還語帶譏諷地講,他“不願掠他人之美”。對於林彪,這恐怕遠唔係個心情不太愉快的問題,作為政治家,林彪懂得這意味着咩:《政治報告》仍由他作,面子和地位雖然有了,但政治家係行動者,《政治報告》則係“行動綱領”,今後全黨的中心工作,還要貫徹毛澤東關於“文化革命”的路線。對此,林彪的不滿溢於言表:“咩路線,還唔係毛線!”由此,他同毛澤東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分岐具有了根本的性質,並且已經系統化和理論化了。

“文化革命”,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係他晚年的一樁事業。按照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到召開“九大”時,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己經成立、“全國山河一片紅”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任務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要“落實到基層”,還要繼續努力,有許多工作要做。

或許,毛澤東還會認為,到各省市“新生的紅色政權”成立,黨政系統的問題,算係初步解決了;但係,軍隊系統的問題,由於“文化革命”戰略部署的需要、要擔負“三支兩軍”的任務,沒有能夠很好地在“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仍係一種缺憾。下一步,應該找個機會、想點辦法,讓軍隊系統再補一下“文化大革命”前一個階段所缺的課。

——講起來,用毛澤東的話來講,這也算係“陽謀”,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上寫得很清楚:“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係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這些人物,有些己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在通過這個文件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林彪意氣昂然,唱的係紅臉,實際上主導和左右了這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會議的進程和結果;可時過境遷了,這些以特有的語言風格反映當年亢奮的“時代精神”的話,如今聽起來,林彪怕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關於“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五.一六通知》係一個戰略性質的文件。

顯然,呢度並沒有把解決軍隊系統問題的任務除外。從這個角度看,1967年夏秋時,毛澤東否定和批判“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對他而言,可能只係基於文革“戰略部署”、出於“穩定軍隊”的需要,係一種戰術性的策略。《五.一六通知》,毛澤東親自動手修改了許多遍,對“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和戰略目標,他係不會忘記的。對林彪,這也係有言在先的事,“勿謂言之不預也。”

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全黨還要繼續貫徹,也就係講,“文化大革命”還要搞落去。在黨的“九大”會議上,毛澤東把他的意圖,作為全黨今後的“行動綱領”,寫進了黨的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更加正規了,也取得了正統性的地位。

而林彪對“文化革命”的想法,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長篇講話里,他實際上己經進行了一番相當系統的論述:

首先,他從全世界的宏觀角度,洋洋洒洒地介紹了世界歷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接着,他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列入世界史上的第四次“文化革命”。——這種講法,不僅很係新穎別緻,也係一頂大大的高帽子,因為這種講法,使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係國際共運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具有了能夠載入世界文明史的意義。

然後,林彪又以宏大廣闊的視野和簡明通俗的語言,論述了他所稱的“三大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之間“相互轉化”的關係: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文化界的“文化革命”開始,然後發展與轉化到黨政部門的“政治革命”階段;現在已經勝利了,下一步,該發展與轉化到“經濟革命”的階段了。

——林彪這番宏論,在當年,讓嗰啲對世界歷史所知有限的中央委員們,聽來頗為新奇,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為“付統帥”的淵博而讚嘆不已。據林彪自己講,對陳伯達為他寫的九大《政治報告》的稿子,他“並唔係很滿意”,他“還係更喜歡”八屆十二中全會時的這個稿子。

當然,在歷史學家看來,林彪在呢度所作的類比,也許有點不倫不類;不過,林彪也唔係想改行去當個歷史學教授,所以我們對他的這些史學論斷,也不必學究氣地過於“較真兒”。作為政治家,林彪所傳達的意圖,實際上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作為“文化革命”的階段和“政治革命”的階段,既然己經勝利了,就應該轉為“經濟革命”、也就係經濟建設的階段了。

但係,毛澤東的眼光,在黨內鬥爭無數驚濤駭浪中已經修煉得十分老辣,對林彪心裏盤算的那點小九九,其洋洋洒洒的宏論背後真正的潛台詞——“權力己經到手,文革可以結束”,他早己從蛛絲馬跡中洞若觀火。

在中國革命的長期歷史上,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對與他這位“親密戰友”的友誼,毛澤東還係很珍惜的;當然,這種“親密戰友”的關係,在毛澤東心中,主要仍然係政治的,而唔係個人性質,這倒未必係毛澤東“不念舊情”,而係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更關心現實政治目標的需要。

——在這方面,毛澤東做得實在有點太過分,他甚至把他同家庭成員的關係也完全政治化了:建政初期,為了剷除舊中國官場“任人唯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腐朽裙帶作風,為政壇新風作出表率,毛澤東拒絕給他所有親屬安排工作以照顧;但後來,為了“文革”的政治需要,卻把他的家庭成員推上極不相宜的政治高位,儘管這也係她(他)們自己的願望,但她(他)們對“文革”前景的莫測與兇險,卻未必都能象毛澤東那樣有那麼深刻的認識。毛澤東這種很不尋常而且遭人詬病的用人的做法,在他看來,也許就象當年動員他的弟妹和家人走向革命道路一樣吧,可係這一次的結果,卻使他的家人成了他“文革”的殉葬品。

因此,這個時候,毛澤東對林彪這位“親密戰友”,或者使他重新回到“文化革命的路線”上來,同他一道“繼續革命”,並且要用實踐證明確實如此;否則,為了他的“文革”事業,就要把林彪從“付統帥”和“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下來,就象“文革”之初把他在延安時代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劉少奇拿下來一樣。

——從更早些時他曾經成功地把張聞天這位“明君”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拿下來的歷史經驗看,對毛澤東來講,這似乎也並唔係咩非常困難的事,起碼並非絕對辦不到。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依他的“鬥爭哲學”來看,不論在黨內還係在國際上,不論係斗勇還係鬥智,除了同斯大林最後算係打了個平手,還沒有咩人係他應付不了的對手。林彪跟他幾十年了,係他看着成長起來的,對付林彪,他有充分的自信。

廬山會議前,毛澤東和林彪己經在暗中“較勁”

不過,這一次他對付林彪,事情卻也並不輕鬆。“文化革命”搞了三年之後,林彪的權力急劇膨脹,“九大”前後,他在中國政壇的地位正處在顛峰時期:整個軍隊由“林付主席直接指揮”,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都“軍管”了,全國各省市的地方政權,由於“三支兩軍”而實行“軍、干、群三結合”的體制,其主要權力也在軍隊的支配性影響之下,在文革中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軍隊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尤其係軍委的領導班子,在羅瑞卿和楊成武先後被拿掉以後,對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組”一班人,林彪很信任、很放心。——大概就象“遼瀋戰役”之前毛澤東當年那句顯然帶點讚許和得意的誇獎吧:“林彪壯得厲害!”

此時,倘若設身處地為林彪想一想:如果“文化革命”的“繼續革命”還要搞落去,中國政壇既成的權力格局,勢必要“重新洗牌”,對林彪來講,那豈唔係要自亂陣角嗎?用“文革”時代的話來講,再搞“天下大亂”,那就唔係“亂了敵人”、而係“亂了自己”了。“煮熟的鴨子又飛了”,到手的權力格局再用自已的手把它搞亂,林彪自然不想干這樣的事。可係,如今再選擇“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人生之路,又叫他“縱然係舉案齊眉,到底意難平”呢,即使弄到個“舍熊掌而得魚”的“軟着陸”的結局,象陳雲、鄧小平那樣靠邊站、坐冷板凳,作為一個政治家,那種百無聊賴的日子怎麼過得落去呢?

看來,自問並不缺乏謀略和定力的林彪,儘管在“文化革命”發動時,也曾有幾度“臨事而懼”的思慮猶豫和“待價而沽”的盤算計較,可幾番“半推半就”的姿態之後,還係進了這“難辦的曹營”。

如今,“文化革命”己經搞了三年了,事情弄到這種地步,形格勢禁,己成“騎虎難下”之勢了。林彪那時的心情,也許就象《紅樓夢》里的嗰個晴雯吧:早知道象今天這樣“擔了個虛名兒”,又何必“文革”發動前後的當初,同毛澤東演那一出“二人轉”呢?

可係,林彪卻唔係等閑人物,同他在“文革”的公開場合一再表示“祟拜”的姿態和“大樹底下好乘涼”的言論有所不同,在他內心深處,對毛澤東係另有啲睇法的。跟着毛澤東幾十年了,作為學生,他才氣不凡,耳提面命,對老師的謀略,也看出啲門道。這位個性極強的“常勝將軍”,絕不願就此認輸,“毛主席的好學生”當了幾十年了,難道還沒有“出師”嘛?他不肯就此善罷干休,要試試自已的身手,同他的老師“過兩招兒”。

毛澤東和林彪真正的分岐,有如巨大的冰山,深深地隱藏在水面之下。在後來的廬山會議上,公開鬧騰地厲害的,基本上集中在“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上,不過這只是冰山浮出水面上的部分。

關於“天才”問題,自毛澤東在修改“九大”《政治報告》中親自划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這三個副詞時,己經同林彪在“文革”中給他捧場的嗰啲言論划出了一條界限,毛澤東把他的個人威望“反其道而用之”,為隨後同林彪的分岐與鬥爭預先留下了伏筆。在此後的日子裏,毛澤東在中國政壇的鬥爭中開始頻頻使用他的這個新的政治武器。

有這樣一個故事,相當典型地反映了當年毛、林之間關係的政治氣氛:

1970年夏,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毛澤東一下車,看到北門上掛着他的畫像,發了脾氣,用他特有的辛辣嘲諷的口吻講:“我的像到處掛,叫我給你們站崗放哨,風吹雨打日頭曬,殘酷無情!統統摘下來,不摘下來,我就再也不進大會堂。”進了北大廳,毛澤東看到原來掛畫的地方,都掛上了“毛主席語錄”,又生氣了,講:“我那幾句話就有嗰啲大的作用,到處寫,到處掛,討嫌!”並且當下就向周恩來布置:“恩來,叫人統統摘下來!”隨後,自然係周恩來去落實毛澤東的這些“最高指示”。

在當年的政治氣氛下,毛澤東此舉並唔係小事,也唔係個單純的“謙虛”問題,明眼人都知道,這係對着林彪來的。果然,在後來的廬山會議上,它成了林系大將“清君側”時敲打周恩來的口實。顯然,毛、林之間文革初期的“政治密月”,己如“昔日黃花”了。不過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今後毛、林的爭執中,毛澤東可以指望周恩來在大關節方面繼續站在他這一邊。

毛澤東見事很透,他當然會想到政治主張的分岐,勢必延伸到人事權力的爭奪,他料到林彪會打“國家主席”的主意:——“國家主席”,在中國當時的國家體制中,雖然只係個虛職,但如果實權己經在握的話,“名正言順”的意義就不一般了。如果林彪“名至實歸”,黨、政、軍大權在握的“實權”,再加上“國家主席”的“虛職”,即便係“國家副主席”也罷,其“接班人”的地位,就更加不可動搖了。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林彪在“文革”問題上堅持同毛澤東對立的意見,關於“文革”的事情,麻煩就大了;於是,毛澤東未雨綢繆,在討論憲法草案修改時,乾脆建議取消“國家主席”的職位。

——就事論事地講,毛澤東撤銷“國家主席”職位的意見,確實沒有幾多道理:國家體制,在任何國家都係很嚴肅的事,“國家主席”,不能“因人設職”,也不能因人“撤”職嘛,不能你毛澤東不願意當,又不想讓林彪當,就撤銷“國家主席”的職位。

不過嗰個時候,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文化革命”係他壓倒一切的考慮。在毛澤東看來,“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係創造歷史的大事業,與此相比,撤銷一個“國家主席”的“虛職”,算得了咩大事?

“文革”時代,“天下大亂”,各級黨委“停止組織活動”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政府部門都衝垮了,“公、檢、法”的專政機關也“砸爛”了,還有咩“工、青、婦”的各級機構,也一概沒有了,……國家政權這些重要得多的部門、甚至核心和實權機關,統統都不起作用了;

在國家政權的最高層,“國務院”成了“業務組”,“軍委”成了“辦事組”,連“黨中央”也成了個“碰頭會”……;

那又點樣呢?用他的話講,地球唔係照樣還在轉嗎?

所以在毛澤東看來,“國家主席”這樣的虛職設不設的,原本就算不了咩大事,完全可以根據“文化革命”的現實政治需要而定。

因此,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對撤銷“國家主席”職位的事,毛澤東先後六次作出明確批示,企圖用他的權威,把林彪的意見壓落去,讓他死了這條心。

實際上,林彪同毛澤東在人事權力方面的爭奪,比“設國家主席”更嚴重的事情,係所謂“人民解放軍係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了解中國政壇的人應該知道:這簡直就象“玄武門之變”以後的秦王李世民,向毛澤東“逼宮”了。

還有嗰個著名的“林付主席一號命令”。如今人們都知道,“文革”期間,整個國家政權幾乎完全依靠軍隊維持,而軍隊係拿槍的,因此動用軍隊的事,高度集權,甚至調動一個排,都要經過毛澤東批准。這個規矩,林彪自然不會不知道。“珍寶島”事件後,中蘇北京機場會談前,形勢確實嚴峻;但軍情再怎麼緊急,讓百萬大軍進入“超級戰備”,報告毛澤東的時間還係有的嘛。事後看,如果此舉係做給蘇聯人看的,怕係判斷失誤了;那麼,公然“先斬後奏”或者講“邊斬邊奏”,係做給邊個看呢?這樁事,恐怕不光係瞞不過毛澤東吧。

以上所舉的兩件事,都涉及“軍權”,這對任何國家,都係非同小可的事。比如,倘若作為國防部長的拉姆斯威爾德,宣布他係美國陸海空軍總司令,整個美國軍隊由他“直接指揮”,你問問小布殊願意不願意?美國憲法允許不允許?毛澤東和林彪都係打了一輩子仗的人,他們都不會不知道,“軍權”,這係咩份量的問題!林彪當年在“四野”,也曾係百萬大軍的統帥,自然不會不知道“直接指揮”這句話的輕重。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掌握了軍隊的統帥權,於是,關於“政治路線”的係非糾葛,完全可以從長計議,放到延安整風時再理個頭緒,這也使他在和張國濤的較量中棋高一着、佔得先機。

在嗰個似乎只係個所謂“提法”的問題上,在中央最高當局,曾經發生過一場嚴重的政治爭議。其原委係,廬山會議前夕,1970年的“八一社論”在中央審稿時,陳伯達堅持“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張春橋則主張採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雙方爭執不下,由周恩來和黃永勝去當面請示毛澤東本人定奪。可係,對這件涉及軍權的事,意志強悍的毛澤東,在明確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之後,經過一番對現實情勢的權衡估量和因勢利導的運籌盤算,竟然把己經講出口的“最高指示”,又強咽返去了。這個關於“提法”的爭執,最後的定稿,在周恩來和黃永勝於門外坐等的情況下,以毛澤東讓汪東興圈去“毛主席和”四個字了結。為了顧全大局,毛澤東不得不忍讓於一時。——可見當年的林彪係何等權勢!

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和林彪的一番較量

對廬山會議,直到今天,人們的關注,包括“正史”中講的,也係在“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這些人事權力的鬥爭方面,而忽略了毛澤東和林彪當時在政治主張上的分岐,就係講,只看到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而沒有看到水面之下冰山的主體。實際上,毛澤東和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一番較量,深一層看,真正要害的問題,係“文化革命”,這係他們兩人在政治路線方面的實質性分岐。

不過,毛澤東在“九大”會議上雖然堅持了“繼續革命”的“文化革命”路線,但他知道,“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進退攻守,還須掌握一點節奏。而且,毛澤東畢竟係這個國家的當家人,這個時候,他之所以隱忍不發、暫取守勢、難得地委曲求全於一時,係因為當時有幾件國內國際十分緊迫的大事,必須在廬山會議上先作啲安排:

黨的“九大”開過以後,要籌備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以體現“九大”路線,對政府的工作和人事也要作出安排,經過“文革”,黨和國家要走上新的軌道,有許多事情要辦;另外,撤銷劉少奇黨內職務的事,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己經通過了,但劉少奇的國家主席係黨外職務,總還要在“人大會議”上辦個手續吧,否則,此事日後會留下“違憲”的口實;

國民經濟計劃,也須在全會上討論通過,而後在“四屆人大”上作報告;

“珍寶島事件”之後,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中蘇兩國軍事對峙的形勢十分嚴峻,事關國家安危,戰備問題也需要全黨作出通盤安排;

也許毛澤東更有興趣講一講的,係關於“形勢問題”:國際戰略格局正面臨重大轉機,毛澤東精心運籌多年,中美關係快要出現突破了,這係他的得意之作。在這次中央全會上,也想乘機給大家吹吹風,讓黨內有點思想準備。

可係在林彪看來,眼下這個時機,卻係不可多得的。大概係從《史記》、《漢書》關於“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宮庭智慧中得到啲啟示吧,於是在廬山會議上,他發動了一場“清君側”的“政治戰役”。

這可能係一種軍事智慧吧,作為戰術天才,林彪對此自然不陌生:自1966年夏開始,毛澤東在“文革”問題上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勢,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政治形勢的戰略主動權;如今,“文革”己呈“再衰三竭”之勢,而且黨內對“文革”潛在的不滿情緒相當普遍;眼下,毛澤東又需要調整部署、安排辦理啲別的事情,在“文革”問題上只好暫取守勢,態勢自然比較被動。這樣,“主動權”——這個他們兩個都不陌生、並視為軍事上也係政治上克敵制勝的法寶,正從毛澤東的手中悄然滑落,這位政壇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暴露在林彪的眼前了。看來,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

不過,“戰機”稍縱即失,若係等毛澤東騰出手來,“攻守之勢異也”,就又係一番光景了。林彪“抓住機遇”,果斷出手,在九屆二中全會的開幕式上掄先發言,出其不意地發起“短促突擊”;同時,按照事先的部署,安排他的“幾員大將”,“搞地下活動”、“秘密串聯”、“煽風點火”、“突然發難”。——這些用當時的語言描述的情況,人所共知。

林彪的發言,一擊而中要害,頓收“立竿見影”之效,全會分組討論時,果然掀起軒然大波。這樣一來,九屆二中全會原定的議程,就完全被打亂了。會議後來的過程也證明確實如此:這次中央全會原定的兩項“議程”——“籌備四屆人大、修改憲法”和“國民經濟計劃”,在全會期間的討論中,基本未曾涉及,只係到了全會閉幕前夕,才草草通過了事。

——了解黨的歷史的人應該知道,中央全會的所謂“議程”,歷來係非同小可的事;原定的議程被打亂,意味着中央領導權威的動搖和喪失,黨和國家就要出大亂子了。毛澤東不止一次講過,黨內出亂子,這係可與“世界大戰”、“赤地千里”相提並論的大災難。就這件事的直接後果而言,九屆二中全會結束後原定於當年國慶節前後召開的“四屆人大”,向後拖延了;後來,又發生“九一三事件”,還有別的事;結果,幾度己經準備就緒的“四屆人大”,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四年多以後的1975年初才開成。召開“全國人大”,畢竟係國家的一件大事,如果搞得連一點起碼的章法都沒有了,黨中央的領導怎麼還會有權威?

在大講“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話,叫“樹欲靜而風不止”,意思係,“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係“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可係林彪的思想和語言,卻獨出心裁,也別具風格,在發動“文革”時,他講的話係:“階級鬥爭,樹欲靜而風不止,而我們就係要做嗰個風。”

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林彪“要做嗰個風”了;而且對毛澤東講他的“藉助鍾馗,為了打鬼”,也“反其道而用之”,這一次,他係要“清君側”,其鋒芒,實際上指向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用“文革”時代的語言來講,這叫“打着紅旗反紅旗”吧,也許林彪自己在“咭片”上寫下的話更生動些:“打着紅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打着讚譽毛澤東係“天才”和擁護他當“國家主席”的旗號,達到“清君側”以扼殺“文革”的目的,借毛之刀誅毛之人,林彪這位“戰術天才”,其用心之深之險,象他過去打仗一樣,“又刁又狠”,確實唔係等閑之輩。

不料,時間只有兩天半,略一交手,林彪便敗下陣來。這些個“清君側”的小把戲,那能瞞得過深通中國歷史掌故的毛澤東?他斷然煞車,先係停止分組討論,繼而一篇七百字的短文,把那位原來只係他的“大秘書”、後來改換門庭投靠林彪的陳伯達“揪出來了”。當然,有了“批陳”這個題目,隨後的“順藤摸瓜”,文章還大有玄機。

林彪的敗陣,分析起來,若以古時韓非子講的所謂“法、術、勢”之道來論:——

“法”這一條,也還有些可以圈點之處,惜乎唔係堂堂正正地提出來;

處心積慮的“術”,雖然出手不凡,終究唔係正道;

最重要的係“勢”,林彪明顯不居優,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巨大威望,係他不可逾越的障礙。

最後的結果,他還係栽倒在他老師的腳下了,心情灰暗的林彪,一臉陰沉地下了廬山。

不過,毛澤東在廬山的做法,同他歷來“後發制人”的行事風格不大一樣,顯然有點武斷。大概毛澤東也知道,他的本錢不多了,時間也不多了,面對林彪這個氣勢正盛的對手,過去“後發制人”的辦法,也不那麼有把握了,不敢玩得太過份。

所以,在廬山會議上,當形勢還只係“風起於青萍之末”、剛要“盛怒”的時候,毛澤東敏銳地感覺到:若係等到林彪“最高的一股風吹落去,……就要改變面貌,改變面貌,改變面貌”的時候,就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黨內對路線問題的認識不統一,思想交鋒尚未充分展開,便踩了急剎車,草草收場,自然會留下後遺症。講起來,對黨內思想路線上的問題,毛澤東歷來重視也相當擅長做統一認識的工作,可係這也取決他要做咩樣的事,如對眼下這場“文化大革命”,要將黨內的思想統一到他的認識上,也實在係難哪。

廬山會議上,思想和路線方面的問題在黨內統一認識的事情沒有解決好,於是,就象俗話講的,“口服心不服”,廬山會議後,二百多中央委員,雖然當面對毛澤東不敢講咩,思想上的“疙瘩”卻沒有解開,有人甚至根本不服。毛澤東的難題還在後面呢。

在廬山會議時,象李雪峰和我父親這些只知道為黨的事業“埋頭拉車”的幹部,他們關注的大概主要係些政策和執行層次的問題,對毛澤東和林彪內心深處的玄機,恐怕也象在雲里霧裡一樣,“不識廬山真面目”吧。

廬山會議揭示“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

就象毛澤東的哲學理論著作名為“矛盾論”一樣,他的“文化革命”的實踐,也存在着一個深刻的“內在矛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係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嗰個時代的人們對這句話,可謂再熟悉不過了。可係,這係一場咩樣的“革命”呢?作為黨、國家和軍隊的“領袖”、“統帥”,也就係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毛澤東卻要“發動”他的人民,對他賴以統治的“國家機器”,來一場“革命”!而這個“國家機器”,又係他用了大半生的心血,苦心經營、親手打造出來的。

當然,在毛澤東看來,“文化革命”這場革命,同他當年抵抗日本侵略和推翻國民黨政權的革命,還係不一樣的。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對他的“國家機器”的革命,其初衷,用他自己的話來講,係要讓“老幹部煥發青春,年青人得到鍛煉”,使他們恢復革命戰爭的延安時代的“三大作風”,其核心係“密切聯繫群眾”這一條;若用“文革”時代“紅衛兵小將”浪漫而純真嘅話來講,叫作“把黨的領導幹部打成左派”。

但係,在這場革命風暴中“經風雨,見世面”,在“文化革命的大風大浪中游泳”,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關”,卻係每一個黨的領導幹部都必須過的!——包括他那時十分器重的“紅秀才”王任重,還有象李雪峰和紀登奎這樣他當年相當信任的幹部,甚至他在長征時的警衛員如陳昌奉等等,只要當時處在“領導幹部”和“當權派”的位置上,都一概不能例外,對邊個也不肯通融!

這真係曠古未有的奇人奇事,確實象“文革”時代講的那樣:——“史無前例”!甚至還可能會係“空前絕後”!如今,我們都知道“文化革命”係錯誤的了,可毛澤東這位古今奇人的這個“錯誤”,卻犯得如此驚世駭俗,掀起如此驚濤駭浪,如此令人驚心動魄!

在“文革”結束很長時間以後,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在這場驚天奇禍的心理震撼中,仍然久久地心有餘悸,因而他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全部思想關注,幾乎都集中在今後如何防止“文革”災難重演的方面。

這種顯然唔係“向前看”而係“向後看”的關注,要講也係情理之中的事;不過也許我們可以認為,由此而產生的失誤係:在中國改革由農村到城市全面展開、經濟與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前夕,為了適應新的歷史條件,黨和政權的建設應當怎麼改革?這樣一個非常重要也十分迫切的問題,沒有能夠受到改革決策者未雨綢繆的關注,被忽略了。

可係,啲簡單的常識,卻使我們對這種並非“向前看”的關注提出質疑:

“文化革命”這種“史無前例”的事情,難道真嘅還會“後繼有人”嗎?我們很難想像,象“文化革命”這種幾乎完全屬於毛澤東個人特殊政治風格的事件,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後,還有那一位國家的統治者,願意下決心做同樣的事?而且竟然擁有如此過剩的個人權威這種政治資本?

而在“文化革命”中有過一番“經風雨、見世面”的鍛煉之後,當年的“紅衛兵小將”們,思想也不會那麼簡單了,即使他們還想按照“繼續革命”的理論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可當他們面對中國革命鑄就的如此強大而嚴峻的“國家機器”,在沒有當年作為“最高統帥”的毛澤東支持的情況下,還能搞出多大名堂?實際上,不講“成事”、就連純屬“敗事”的“天下大亂”,又能鬧成點咩氣候?

所以,象“文化革命”這樣的事,不僅在中國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甚至包括這個世界上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國家,不僅“史無前例”,恐怕還係“空前絕後”的。——雖然預見未來永遠不可能有絕對的把握,但我諗,這樣的判斷,應當講係基於比較清醒、理性和冷靜的認識。

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局面:在“文革”時代的中國政壇,一方面,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享有極高的威望,絕大多數黨、政、軍的領導幹部,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係無可置疑的;但係,另一方面,同樣係絕大多數黨、政、軍的領導幹部,對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革命”的忠誠,卻係大可置疑的。

這係“文化革命”一個貫徹始終的深刻的“內在矛盾”。對嗰個時代的“領導幹部”或“當權派”來講,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無可置疑”,和對他發動“文革”的忠誠“大可置疑”,這個“內在矛盾”,簡直象係撕裂了他們的心:——如果出於對毛主席“無可置疑”的忠誠,義無反顧地始終貫徹“文化革命”的路線,那同他們幾十年的工作經驗和歷來接受的關於“黨性”的教育全然不符,同他們作為一個統治者的常情、常理和常識,也完全相悖;而如果由於對“文革”的“大可置疑”,而背棄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在嗰個時代,對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而言,則係很難想像的事。

因此,要從“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中掙脫出來,絕大多數“領導幹部”都存在着一道絕唔係可以輕易突破的心理防線,於是只能在“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中,長時間地忍受心理上的痛苦煎熬。僅就這一點而言,“文化革命”也可以稱之為一場“觸及靈魂的革命”了。

這場“觸及靈魂的革命”,對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來講,並唔係一個可以超然對待的“純粹理性”的判斷,而係在“大風大浪”的實踐中受盡折磨而刻骨鉻心的“經驗判斷”。

如果講,在“文革”發動時,他們就“很不理解”的話,在耳聞目睹了“文革”三年來的狂熱、橫蠻、凶暴、荒誕之後,他們可能“更不理解”了;尤其係親自領教了“炮轟”、“火燒”、“造反”、“奪權”,還有“戴高帽”、“掛黑牌”、“坐飛機”、“打砸掄”等等,在“文化革命的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在“靈魂”連同皮肉經歷一番痛徹難忘的“觸及”之後,要他們發自內心地贊成和擁護這場原本就“很不理解”的“文化革命”,確實唔係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毛澤東之所以發動這場“史無前例”甚至“空前絕後”的“文化大革命”,其真正的目的,實際也不很難理解,其實他自己當時就講的很清楚:——就係要讓全國人民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

講起來,這樣一個道理,本來係現代社會國家政治的基本原理和常識,對西方國家的情況,在呢度先唔去講它,單講中國:我們的國家,唔係稱為“人民共和國”嗎?我們的政府,唔係叫“人民政府”嗎?我們的黨章上,唔係寫着“共產黨的宗旨係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嗎?那麼,“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人民群眾行使對黨和政府的監督,難道這唔係他們理所應當的權利嗎?這個道理確實不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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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當年,以領導幹部們並不算低的智商,何至於就“很不理解”呢?如今,折磨了中國政壇和全國人民十年之久的“文革動亂”——實際係一種“半無政府狀態”,當然係沒有了;可現在折磨着我們的,卻係規模相當可觀而且似乎斬不盡殺不絕的“腐敗現象”這樣的“陰暗面”。我諗,讓人民群眾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就咁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國,如果還係“很不理解”的話,即使係普通百姓,反倒係有點缺乏常識了。

而作為“革命動力”的嗰啲初嘗政冶禁果的青年人,對“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還須有“民主”和“法制”的“監督”這樣啲觀念和方法,在嗰個時代,不僅相當陌生以至完全無知,而且在意識形態上持完全排斥拒絕的態度;對於現實政治的複雜,他們的經驗幾乎為零,對過去革命歷史的曲折,他們的知識也少得可憐;當涉足政壇開始他們的“政治初戀”時,在這些“革命小將”們幼稚而狂熱的頭腦里,大概只有從老一輩嗰度繼承和模仿來的意識形態和方法:——“革命”!而他們的“革命”,矛頭卻對着昨天“打天下”的“革命前輩”!他們甚至幼稚而荒唐地把毛澤東幾十年前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講的方法也用上了:——“戴高帽子遊街”!

因此,就這場“革命”而言,無論係作為“革命對象”的“陰暗面”的事實,還係作為“革命動力”們“揭露陰暗面”的觀念與方法,對嗰個時代的政治生活,如果借用時下流行的經濟學語言來講,都係十分稀有的“短缺資源”。

顯然,象“文化革命”這樣一場“革命”,在客觀方面,並沒有咩現實的“革命危機”,完全係人為地製造出來的,——如果斯大林還活着的話,又該嘲笑中國的“麥琪林式的革命”了,“麥琪林”者,俄語“人造奶油”也,即冒牌貨之意;而在主觀方面,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資源”,甚至更加“短缺”得厲害:大概除了軍隊的支持,就係他的個人威望了。

——作為一位統治者,毛澤東也並不缺乏常識:在“文革”時代,經常講的一句話就係,“人民解放軍係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係的,如果把國家政權比作一所房屋的話,沒有粉刷、沒有裝修,甚至連門窗、屋頂也沒有,自然不象個樣子,可若係連“柱石”都沒有了,那豈唔係要坍塌垮掉了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

如今,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又要同他分道揚鑣了,“兩條腿走路”,有一條腿要跛了,這“文化革命”的路,還怎麼走得落去?而且,如果林彪“清君側”的謀略得逞,不僅那時還支持他的“文革”——無論係有幾分虔誠動機,還係出於對他的崇拜,抑或僅僅由於“不看僧面看佛面”——的原本力量就相當單薄的隊伍,又要折損幾名幹將;而他作為“一把手”,即使在“文革”中也要不時為調整一下進退攻守的“平衡”的常規戰術,也擺弄不成了。

——“文化革命”,由於鋒芒指向“國家機器”的性質,“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使然吧,其在黨政領導幹部中獲得支持的“資源”,原本就先天不足地“短缺”,現在更面臨空前“短缺”的危機。毛澤東繼續進行“文革”事業的“資源”,就要只剩下他的個人威望了。

“文化革命”的這個“內在矛盾”,更加尖銳地擺在毛澤東的面前。

廬山會議的政治風波,毛澤東認為係“對着他來的”

那場“要炸平廬山”的政治風暴,就深刻揭示了“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而且呈現為一幅極具諷刺意味的生動圖景:兩百多名中央委員,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而毛澤東卻認為,這係“對着他來的”。

實際上,我們不得不對毛澤東眼光的老辣而嘆服,他年近八旬,卻寶刀不老,其透視人性的目光仍然很尖銳:——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的背後,潛藏的心理狀態卻係對“文化革命”的不滿情緒。

他警覺地注意着:——這股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的政治浪潮,轉瞬之間,就會演變成衝擊和淹沒他的“文化革命”的災難。

中央全會上討論的情況,果然如他所料:——為“有人反對毛主席”的群情激憤,掩蓋着對抗“文化革命”的潛台詞。

如此看來,這唔係“對着他來的”,又係咩?

其實,作為一位“辯證”的大師,對“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時,不僅並非不知情,而且心知肚明:他估量了一下個人威望這筆資源,還用“暢遊長江”為它作個廣告、造點勢、讓它增點值,而後作為一種政治資本,毅然決然地將它投入了“文化革命”的旋渦。

我們從毛澤東在“文革”前夕給江青的信中看到,他似乎也預感到:“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他發動的“文化革命”這場政治風暴所掀起的濤天巨浪,最終或許要讓他的領袖威望也付出代價,甚至會連同他自己一起“打得粉碎”!——對“文革”前景的莫測與兇險,他並非全然不知情。不過,毛澤東歷來不怕弄險,他喜歡魯迅:“在危險中漫遊,才能體驗生命的力。”

也許在毛澤東看來,他的威望,如果保護得好好的,把它傳落去,讓後人象神一樣供起來,還唔係古時候“神道設教”的老套套,那有咩意思呢?過去在延安時代,把他的“毛澤東思想”樹起來,用以對抗“第三羅馬”的教主斯大林,從“共產國際”的思想束縛下掙脫出來,為中共爭得獨立和自由,還有點實際的用處。可係,現代世界的觀念,係人民主權,也係世俗社會,並不需要把他毛澤東當作一尊神來“信仰”。

——中國革命,如果由於它的成功近於完美,並且以毛澤東的名字作為標誌,讓後人視為神物,一切都墨守成規,絲毫不能變動,使一場偉大的革命,鑄就一個相當保守的政權,在毛澤東看來,或許也係一種悲劇呢。

因此,當人民高呼“毛主席萬歲”時,他卻用老百姓的大實話念叨着:“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而毛澤東喊的“人民萬歲”,才係現代世界的真理:如果人民還需要“信仰”咩的話,那麼他們應當“信仰”自已。——如果講的斯文一點,這也許就係康德哲學裏講的“倫理學的自由”。

1970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盛大的遊行時,站在毛澤東身邊的斯諾問他:“對這一切,你還滿意嗎?”這位具有敏銳洞察力的著名記者,可能係要刺探毛澤東的靈魂:他想從毛澤東的回答中判斷一下,係否由於他對自已領導中國的成就感到驕傲和得意,才產生中國“文革”時狂熱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以他特有的辯證思維回答道:“既滿意,又不滿意。中國比過去有了進步,但係進步還不夠。”也就係講,對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係滿意的,但他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他的頭腦係清醒的。他知道,革命勝利給中國帶來的進步,不僅沒有實現咩“理想社會”,而且沒有達到當今世界的發展水平。用他的話來講,他領導的中國革命,“感動了上帝”,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但係,“人民的擁護”,並不等於“人民的權利”,在現實社會裡,人民還唔係“上帝”,在國營商店,甚至連“顧客係上帝”,也係一種奢望。他寫的“六億神卅盡舜堯”,還只能係在詩中所寄託的一種意境。

儘管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個用革命意識形態武裝起來的、在長期戰爭中建立起來的政權,勢必帶有嚴峻的軍事色彩,大概也只能係這個樣子吧。可係毛澤東對中國僅有這樣的“進步”,卻“不滿意”,他要用自已對“進步”的理解,改變這種局面;而且,“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雖然已經係晚年了,但他還係要在有生之年改變它,而且親自去做這件事。

或許,在毛澤東那超越時空的哲學玄思里,可能還會想:對他的個人威望這筆政治資源,邊個知道身後的人們,會利用它來做乜嘢呢?一種全面控制的絕對權力,不符合他一貫期望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並不合他的意;如果這種全面控制的絕對權力再加上完整無損的道德形象,更讓他不放心:一旦脫離了人民,中國的前景會係點樣的呢?係打着列寧旗號的“社會帝國主義”?還係“神道設教”的傳統專制?抑或“納粹德國”或日本“天皇—軍部”體制那樣的法西斯專政?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人非聖賢,豈能無過?”——這係毛澤東時常講的話。他知道:人都係有缺點的,政府官員甚至國家領導也一樣。在認識論的意義上,邊個都不可能象上帝那樣“全智全能”,在倫理學的意義上,也都不會象天使那樣“至善至美”;在道德方面,人大概也都兼有善惡兩面,而且善惡之間的轉變,或許只係一念之間的事,佛家唔係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頓悟成佛”嗎,反過來的情況,從明清小講里“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的話來看,道理也係一樣的。未來的黨和國家領導,如果他們的心中沒有人民了,又沒有人民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失控的“惡”,用他威望的餘輝作為偶象,裝點和掩飾成無上的“善”,只會更加禁錮人們的思想,那對社會進步又有何益呢?

——如此情形,既非他所願,也心有不甘。因此,個人威望這筆政治資源,與其當作一種擺設放在哪裡也係一種浪費,留給後人又很不放心,不如現在作為“文化革命”的投資,自己用了它。

我們從毛澤東的信中關於“虎氣”和“猴氣”的議論中,似乎還能感悟到他作為“最高統帥”在“大戰”前夕深藏的心理衝突的一絲表露。不過,就象他自己講的,最終,他身上的“虎氣”,還係戰勝了“猴氣”。戰略決策的決心一下,他義無反顧地走向了“文化革命”。

作為中國的革命領袖和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己經創造了歷史,並且十分輝煌,但他並不滿足,還要創造新的歷史。在萬丈雄心的毛澤東看來,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不過係“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只係他一生事業的“一件事”,在七十三歲高齡時,毛澤東又開始做“另一件事”了:“文化大革命”——這係人類文明史上絕無僅有而又極為奇特的“革命內部的革命”。

“文化革命”,既然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享有如此不同凡響的地位,他便無論碰上幾多困難、坎坷與銼折,即使面臨被“打的粉碎”的危險,也不會輕易放棄。在廬山會議上,他再次運用個人威望這筆資源,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點意見》,就把二百多名中央委員群情激憤的怒火澆滅了。——看來,毛澤東的個人威望,還有餘勇可賈,仍然具有強大的威力。

在這一輪黨內鬥爭中,毛澤東的意志再次佔了上風,“文化革命”的路線,全黨還要繼續貫徹。於是,黨內高層圍繞“文革”問題又展開了新一輪的鬥爭,“文革”時代的中國政壇,繼續在這個“內在矛盾”的漩渦中苦苦地掙扎着。

林彪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廬山會議時,在《我的一點意見》里,毛澤東雖然還拉上林彪,給他打了點掩護;不過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自然也不會不知道這個。實際上,他們兩個人在政治上的關係,在廬山會議上,己經徹底決裂了。

毛澤東和林彪鬥法,在全黨發起了“批陳整風”運動:——他“綱舉目張”,再次祭起“路線鬥爭”的旗幟,把黨的歷史象中藥鋪里的“十全大補”一樣,排列成“十次路線鬥爭”,使政治鬥爭在宣傳上頗具廣告效應;並且用“拋石頭”、“摻砂子”、“挖牆角”的“三大措施”,把他布下的“路線鬥爭”的網,越收越緊,步步緊逼,想讓林彪就範。

對“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林彪同樣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個性特點和政治意志,和毛澤東同樣固執和倔強,雖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標,比毛澤東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係有了統治權力,按老路子搞點建設吧。

在“廬山會議”上發動“清君側”的“政治戰役”敗下陣來之後,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幾員大將”,搞“文斗”不行,搞“武鬥”可能還有點本錢;於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調整部署、整備力量,另組“小艦隊”,準備搞“武鬥”,而且要“破釜沉舟”、拼個“魚死網破”,竟然對毛澤東動了殺機。

如果從西方哲學家們講的所謂“純粹理性”的角度看來,構成“文化革命”的基本要素里,如果毛澤東作為“文革”的“始作俑者”和決策者,從中國政壇上消失了,“文化革命”這個似乎無休無止地折磨着中國政壇的“內在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也許這係林彪為解決“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的想法吧。——從這個意義上講,林彪也並非全然為了個人。本來嘛,政治家的行為,從來就不能單純用追求個人榮華富貴來解釋。雖然政治家也係人,不過他們的想法,和為衣食溫飽奔波忙碌的平民百姓,還係不大一樣的。

當然,象毛澤東常講的,我們自然也唔係林彪“肚子里的蛔蟲”,不可能確切地知道他全部的真實心理活動。不過,就一般情況推論,象絕大多數“領導幹部”一樣,林彪的心理狀態,大概也不會完全不受“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的影響,畢竟係革命幾十年的“親密戰友”了嘛;而且他也不會不知道,在嗰個時代,對毛澤東的忠誠,同對國家民族的忠誠,係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作為一種情感與心理的衝突,也許一直糾纏到林彪生命的最後一刻。

但係,林彪就係林彪,他唔係常人,同絕大多數領導幹部的想法也有不同:只差一步,就會登上權力的頂峰,功虧一簣,則會係他政治生命的終結,權力欲交織着危機意識,而且,為中國革命奮鬥幾十年的林彪,自然也會有某種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性情特具定力的林彪,雖然表面上整日在毛家灣靜靜地索然枯坐,心中卻似翻江倒海一般,風聲、雨聲、國家、家事、革命歷史、現實政治、……各種心緒,一起湧上心頭,使林彪在“無可置疑”和“大可置疑”這個“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中,經歷着一番“觸及靈魂”的痛苦思索。

終於,作為一種政治的判斷和決策,他從這個“內在矛盾”中掙脫出來了。如果看過莎土比亞的著名戲劇《麥克白》,我們也許可以想像,林彪突破這一道重要的心理防線:要對毛澤東動殺機!內心深處翻騰和激蕩着多麼洶湧澎湃的驚濤駭浪!如果用“文革”時代的語言來講,完全可以叫作“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了。

在嗰個時代,可以講,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都唔係現代社會意義上的“政治家”,而只係毛澤東的“忠臣”,象彭德懷那樣抱定“寧可自己身敗名裂,也不能危害黨的事業”的決心,在黨的領導幹部中並非絕無僅有;而象劉少奇同志那樣認識到“好在歷史係人民寫的”,卻唔係大多數領導幹部能夠達到的思想境界。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認為,林彪的思想,要“解放”得多。僅從那“冰山一角”的“五七一工程”看,就思想而言,簡直象“天馬行空”一般,無拘無束,自由馳騁,根本沒有咩“最高指示”的限制,也沒有咩“頂峰”之類的“禁區”。顯然,象“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那樣的話,只係講給別人聽的,至於“大樹底下好乘涼”的話,可能完全唔係他真實的心理寫照。

但係,林彪突破的這道心理界限,卻係一條不容逾越的道德防線:因為,你可以認為,毛澤東的話不再“句句係真理”了,但係要對他動殺機,卻完全係另一回事;你可以背棄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但係如果背棄對國家民族的忠誠,性質就根本不同了。

其實,從比較世俗的角度看來,就個人和家庭在“文革”時代的遭遇和處境而言,林彪的情況,和同樣係革命幾十年的大多數領導幹部相比,其差別簡直象係“九地之下,九天之上”了。在“文化革命”中,全國成千上萬的領導幹部的境遇,用東北的方言來講,嗰個“遭罪”,可真係“老鼻子”了。

如今大家都知道,廬山會議後,對毛澤東的批評,林彪軟磨硬抗,拒不檢討。但係,倘若我們假定,林彪堅持他“結束文革”的主張,卻唔係對毛澤東動殺機,更沒有在“方寸大亂”之際愴惶出逃,而係堅持進行政治鬥爭的方法,那麼情況會點樣呢?

依當時的實際情勢而論,儘管林彪在政治上的實力和地位處於顛峰時期,不過要同毛澤東這樣的政壇巨人較量,他可能仍然唔係對手。因此,可能性比較大的結果會係:毛澤東南巡歸來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林彪會被毛澤東從“副統帥”和“接班人”的地位上拿下來,附帶的措施,自然會係改組“軍委辦事組”。

不過,考慮到“文革”在越過“高峰期”後,己經鋒芒頓銼、呈現“再衰三竭”之疲態,如果林彪不採取那麼極端的對抗措施,毛澤東又能拿他點樣呢。而且,依他同毛澤東的歷史關係,或許還可以比鄧小平做的瀟洒一點,比方講,公然以“政見不合”宣布“辭職”,或者退一步,以“健康原因”告老還鄉,那樣的話,林彪自然難免會象陳雲、鄧小平一樣,過一段賦閑、坐冷板凳的日子了。

可我們都知道,毛澤東那時己係八十高齡的老人了,如果依廬山會議上林彪登高一呼、便群起響應所展示的巨大政治實力來看,在毛澤東去世以後,林彪的東山再起,並唔係咩不可想像的事。至於鄧小平,如果沒有發生“九一三事件”那樣震撼中國政壇的驚天奇變,依毛澤東歷來講究“因勢利導”的慣常做法,鄧小平或許未必會得到1975年展示政治理念和才能的機會;也就係講,鄧小平和林彪兩個人的政治經驗和水平、治國的理念和才能姑且不論,就廿世紀七十年代初兩人在中國政壇的實際位勢而言,林彪明顯居優。倘若在毛澤東之後,林彪果能東山再起,鄧小平就更不會有機會了。

那樣的話,在毛澤東時代之後,就唔係鄧小平時代,而係林彪時代了。當然,歷史就係歷史,歷史不能假設,毛澤東之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這己經係不可改變的歷史事實。

——當年那位名列“三巨頭”的英國首相邱吉爾講:“政治上戰勝對手的最好辦法之一,就係比他的政敵活得更加長久啲。”對這樣的話,我們自然很難講它具有咩重要的思想價值,但係作為一個政壇老手的經驗之談,對政治家個人而言,卻也係不無實用價值的至理名言。

如此觀之,對林彪的命運,人們更要扼腕嘆息了。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溫都爾汗的“三叉戟”殘駭,靜靜地躺在嗰度,卻長久地引發人們的無盡暇思。自然,人們更多的思考,還係其中蘊含的關於政治的係非曲直、智愚善惡。

——2005年5月30日完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阿波羅網摘選自人文與社會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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