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時，在《我的一點意見》裏，毛澤東雖然還拉上林彪，給他打了點掩護;不過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自然也不會不知道這個。實際上，他們兩個人在政治上的關係，在廬山會議上，己經徹底決裂了。毛澤東和林彪鬥法，在全黨發起了「批陳整風」運動：——他「綱舉目張」，再次祭起「路線鬥爭」的旗幟，把黨的歷史象中藥鋪里的「十全大補」一樣，排列成「十次路線鬥爭」，使政治鬥爭在宣傳上頗具廣告效應;並且用「拋石頭」、「摻砂子」、「挖牆角」的「三大措施」，把他佈下的「路線鬥爭」的網，越收越緊，步步緊逼，想讓林彪就範。對「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林彪同樣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個性特點和政治意志，和毛澤東同樣固執和倔強，雖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標，比毛澤東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是有了統治權力，按老路子搞點建設吧。在「廬山會議」上發動「清君側」的「政治戰役」敗下陣來之後，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幾員大將」，搞「文鬥」不行，搞「武鬥」可能還有點本錢;於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調整部署、整備力量，另組「小艦隊」，準備搞「武鬥」，而且要「破釜沉舟」、拼個「魚死網破」，對毛澤東動了殺機。
毛澤東與林彪
始於「九大」前後的毛林分岐，其實質是「文化革命」
說起來，當年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並不是偶然發生的。
在1969年春黨的「九大」前後，林彪和毛澤東在「文化革命」問題上分道揚鑣了。「糜不有初，鮮克有終」，林彪同毛澤東一起搞「文革」搞了三年以後，他改變主意了，不想再跟毛澤東一同「繼續革命」了。
「九大」的《政治報告》，突現了兩人的根本分岐：毛澤東讓陳伯達牽頭起草，但陳伯達的稿子，卻是按照林彪的意圖寫的，這個稿子被毛澤東否定了;這時，參加「九大」的代表們已經來到北京，毛澤東臨時又讓張春橋、姚文元重新起草，他自己親自修改定稿，論述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
於是，在黨的「九大」會議上，原來反映林彪思想的那個《政治報告》，被毛澤東否定了;而後來這個《政治報告》，林彪在大會上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事前連看也不肯看一遍，還語帶譏諷地說，他「不願掠他人之美」。對於林彪，這恐怕遠不是個心情不太愉快的問題，作為政治家，林彪懂得這意味着什麼：《政治報告》仍由他作，面子和地位雖然有了，但政治家是行動者，《政治報告》則是「行動綱領」，今後全黨的中心工作，還要貫徹毛澤東關於「文化革命」的路線。對此，林彪的不滿溢於言表：「什麼路線，還不是毛線!」由此，他同毛澤東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分岐具有了根本的性質，並且已經系統化和理論化了。
「文化革命」，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是他晚年的一樁事業。按照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到召開「九大」時，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己經成立、「全國山河一片紅」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任務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要「落實到基層」，還要繼續努力，有許多工作要做。
或許，毛澤東還會認為，到各省市「新生的紅色政權」成立，黨政系統的問題，算是初步解決了;但是，軍隊系統的問題，由於「文化革命」戰略部署的需要、要擔負「三支兩軍」的任務，沒有能夠很好地在「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仍是一種缺憾。下一步，應該找個機會、想點辦法，讓軍隊系統再補一下「文化大革命」前一個階段所缺的課。
——說起來，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也算是「陽謀」，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上寫得很清楚：「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這些人物，有些己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在通過這個文件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林彪意氣昂然，唱的是紅臉，實際上主導和左右了這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會議的進程和結果;可時過境遷了，這些以特有的語言風格反映當年亢奮的「時代精神」的話，如今聽起來，林彪怕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關於「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五.一六通知》是一個戰略性質的文件。
顯然，這裏並沒有把解決軍隊系統問題的任務除外。從這個角度看，1967年夏秋時，毛澤東否定和批判「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對他而言，可能只是基於文革「戰略部署」、出於「穩定軍隊」的需要，是一種戰術性的策略。《五.一六通知》，毛澤東親自動手修改了許多遍，對「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和戰略目標，他是不會忘記的。對林彪，這也是有言在先的事，「勿謂言之不預也。」
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全黨還要繼續貫徹，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還要搞下去。在黨的「九大」會議上，毛澤東把他的意圖，作為全黨今後的「行動綱領」，寫進了黨的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更加正規了，也取得了正統性的地位。
而林彪對「文化革命」的想法，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長篇講話里，他實際上己經進行了一番相當系統的論述：
首先，他從全世界的宏觀角度，洋洋灑灑地介紹了世界歷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接着，他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列入世界史上的第四次「文化革命」。——這種說法，不僅很是新穎別致，也是一頂大大的高帽子，因為這種說法，使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是國際共運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具有了能夠載入世界文明史的意義。
然後，林彪又以宏大廣闊的視野和簡明通俗的語言，論述了他所稱的「三大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之間「相互轉化」的關係：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文化界的「文化革命」開始，然後發展與轉化到黨政部門的「政治革命」階段;現在已經勝利了，下一步，該發展與轉化到「經濟革命」的階段了。
——林彪這番宏論，在當年，讓那些對世界歷史所知有限的中央委員們，聽來頗為新奇，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為「付統帥」的淵博而讚嘆不已。據林彪自己說，對陳伯達為他寫的九大《政治報告》的稿子，他「並不是很滿意」，他「還是更喜歡」八屆十二中全會時的這個稿子。
當然，在歷史學家看來，林彪在這裏所作的類比，也許有點不倫不類;不過，林彪也不是想改行去當個歷史學教授，所以我們對他的這些史學論斷，也不必學究氣地過於「較真兒」。作為政治家，林彪所傳達的意圖，實際上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作為「文化革命」的階段和「政治革命」的階段，既然己經勝利了，就應該轉為「經濟革命」、也就是經濟建設的階段了。
但是，毛澤東的眼光，在黨內鬥爭無數驚濤駭浪中已經修煉得十分老辣，對林彪心裏盤算的那點小九九，其洋洋灑灑的宏論背後真正的潛台詞——「權力己經到手，文革可以結束」，他早己從蛛絲馬跡中洞若觀火。
在中國革命的長期歷史上，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對與他這位「親密戰友」的友誼，毛澤東還是很珍惜的;當然，這種「親密戰友」的關係，在毛澤東心中，主要仍然是政治的，而不是個人性質，這倒未必是毛澤東「不念舊情」，而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更關心現實政治目標的需要。
——在這方面，毛澤東做得實在有點太過分，他甚至把他同家庭成員的關係也完全政治化了：建政初期，為了剷除舊中國官場「任人唯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腐朽裙帶作風，為政壇新風作出表率，毛澤東拒絕給他所有親屬安排工作以照顧;但後來，為了「文革」的政治需要，卻把他的家庭成員推上極不相宜的政治高位，儘管這也是她(他)們自己的願望，但她(他)們對「文革」前景的莫測與兇險，卻未必都能象毛澤東那樣有那麼深刻的認識。毛澤東這種很不尋常而且遭人詬病的用人的做法，在他看來，也許就象當年動員他的弟妹和家人走向革命道路一樣吧，可是這一次的結果，卻使他的家人成了他「文革」的殉葬品。
因此，這個時候，毛澤東對林彪這位「親密戰友」，或者使他重新回到「文化革命的路線」上來，同他一道「繼續革命」，並且要用實踐證明確實如此;否則，為了他的「文革」事業，就要把林彪從「付統帥」和「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下來，就象「文革」之初把他在延安時代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劉少奇拿下來一樣。
——從更早些時他曾經成功地把張聞天這位「明君」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拿下來的歷史經驗看，對毛澤東來說，這似乎也並不是什麼非常困難的事，起碼並非絕對辦不到。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依他的「鬥爭哲學」來看，不論在黨內還是在國際上，不論是鬥勇還是鬥智，除了同斯大林最後算是打了個平手，還沒有什麼人是他應付不了的對手。林彪跟他幾十年了，是他看着成長起來的，對付林彪，他有充分的自信。
廬山會議前，毛澤東和林彪己經在暗中「較勁」
不過，這一次他對付林彪，事情卻也並不輕鬆。「文化革命」搞了三年之後，林彪的權力急劇膨脹，「九大」前後，他在中國政壇的地位正處在顛峰時期：整個軍隊由「林付主席直接指揮」，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都「軍管」了，全國各省市的地方政權，由於「三支兩軍」而實行「軍、干、群三結合」的體制，其主要權力也在軍隊的支配性影響之下，在文革中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軍隊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尤其是軍委的領導班子，在羅瑞卿和楊成武先後被拿掉以後，對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組」一班人，林彪很信任、很放心。——大概就象「遼瀋戰役」之前毛澤東當年那句顯然帶點讚許和得意的誇獎吧：「林彪壯得厲害!」
此時，倘若設身處地為林彪想一想：如果「文化革命」的「繼續革命」還要搞下去，中國政壇既成的權力格局，勢必要「重新洗牌」，對林彪來說，那豈不是要自亂陣角嗎?用「文革」時代的話來說，再搞「天下大亂」，那就不是「亂了敵人」、而是「亂了自己」了。「煮熟的鴨子又飛了」，到手的權力格局再用自已的手把它搞亂，林彪自然不想幹這樣的事。可是，如今再選擇「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人生之路，又叫他「縱然是舉案齊眉，到底意難平」呢，即使弄到個「舍熊掌而得魚」的「軟着陸」的結局，象陳雲、鄧小平那樣靠邊站、坐冷板凳，作為一個政治家，那種百無聊賴的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呢?
看來，自問並不缺乏謀略和定力的林彪，儘管在「文化革命」發動時，也曾有幾度「臨事而懼」的思慮猶豫和「待價而沽」的盤算計較，可幾番「半推半就」的姿態之後，還是進了這「難辦的曹營」。
如今，「文化革命」己經搞了三年了，事情弄到這種地步，形格勢禁，己成「騎虎難下」之勢了。林彪那時的心情，也許就象《紅樓夢》裏的那個晴雯吧：早知道象今天這樣「擔了個虛名兒」，又何必「文革」發動前後的當初，同毛澤東演那一出「二人轉」呢?
可是，林彪卻不是等閒人物，同他在「文革」的公開場合一再表示「祟拜」的姿態和「大樹底下好乘涼」的言論有所不同，在他內心深處，對毛澤東是另有一些看法的。跟着毛澤東幾十年了，作為學生，他才氣不凡，耳提面命，對老師的謀略，也看出一些門道。這位個性極強的「常勝將軍」，絕不願就此認輸，「毛主席的好學生」當了幾十年了，難道還沒有「出師」嘛?他不肯就此善罷干休，要試試自已的身手，同他的老師「過兩招兒」。
毛澤東和林彪真正的分岐，有如巨大的冰山，深深地隱藏在水面之下。在後來的廬山會議上，公開鬧騰地厲害的，基本上集中在「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上，不過這只是冰山浮出水面上的部分。
關於「天才」問題，自毛澤東在修改「九大」《政治報告》中親自划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這三個副詞時，己經同林彪在「文革」中給他捧場的那些言論劃出了一條界限，毛澤東把他的個人威望「反其道而用之」，為隨後同林彪的分岐與鬥爭預先留下了伏筆。在此後的日子裏，毛澤東在中國政壇的鬥爭中開始頻頻使用他的這個新的政治武器。
有這樣一個故事，相當典型地反映了當年毛、林之間關係的政治氣氛：
1970年夏，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毛澤東一下車，看到北門上掛着他的畫像，發了脾氣，用他特有的辛辣嘲諷的口吻說：「我的像到處掛，叫我給你們站崗放哨，風吹雨打日頭曬，殘酷無情!統統摘下來，不摘下來，我就再也不進大會堂。」進了北大廳，毛澤東看到原來掛畫的地方，都掛上了「毛主席語錄」，又生氣了，說：「我那幾句話就有那些大的作用，到處寫，到處掛，討嫌!」並且當下就向周恩來佈置：「恩來，叫人統統摘下來!」隨後，自然是周恩來去落實毛澤東的這些「最高指示」。
在當年的政治氣氛下，毛澤東此舉並不是小事，也不是個單純的「謙虛」問題，明眼人都知道，這是對着林彪來的。果然，在後來的廬山會議上，它成了林系大將「清君側」時敲打周恩來的口實。顯然，毛、林之間文革初期的「政治密月」，己如「昔日黃花」了。不過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今後毛、林的爭執中，毛澤東可以指望周恩來在大關節方面繼續站在他這一邊。
毛澤東見事很透，他當然會想到政治主張的分岐，勢必延伸到人事權力的爭奪，他料到林彪會打「國家主席」的主意：——「國家主席」，在中國當時的國家體制中，雖然只是個虛職，但如果實權己經在握的話，「名正言順」的意義就不一般了。如果林彪「名至實歸」，黨、政、軍大權在握的「實權」，再加上「國家主席」的「虛職」，即便是「國家副主席」也罷，其「接班人」的地位，就更加不可動搖了。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林彪在「文革」問題上堅持同毛澤東對立的意見，關於「文革」的事情，麻煩就大了;於是，毛澤東未雨綢繆，在討論憲法草案修改時，乾脆建議取消「國家主席」的職位。
——就事論事地說，毛澤東撤銷「國家主席」職位的意見，確實沒有多少道理：國家體制，在任何國家都是很嚴肅的事，「國家主席」，不能「因人設職」，也不能因人「撤」職嘛，不能你毛澤東不願意當，又不想讓林彪當，就撤銷「國家主席」的職位。
不過那個時候，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文化革命」是他壓倒一切的考慮。在毛澤東看來，「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是創造歷史的大事業，與此相比，撤銷一個「國家主席」的「虛職」，算得了什麼大事?
「文革」時代，「天下大亂」，各級黨委「停止組織活動」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政府部門都衝垮了，「公、檢、法」的專政機關也「砸爛」了，還有什麼「工、青、婦」的各級機構，也一概沒有了，……國家政權這些重要得多的部門、甚至核心和實權機關，統統都不起作用了;
在國家政權的最高層，「國務院」成了「業務組」，「軍委」成了「辦事組」，連「黨中央」也成了個「碰頭會」……;
那又怎麼樣呢?用他的話說，地球不是照樣還在轉嗎?
所以在毛澤東看來，「國家主席」這樣的虛職設不設的，原本就算不了什麼大事，完全可以根據「文化革命」的現實政治需要而定。
因此，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對撤銷「國家主席」職位的事，毛澤東先後六次作出明確批示，企圖用他的權威，把林彪的意見壓下去，讓他死了這條心。
實際上，林彪同毛澤東在人事權力方面的爭奪，比「設國家主席」更嚴重的事情，是所謂「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了解中國政壇的人應該知道：這簡直就象「玄武門之變」以後的秦王李世民，向毛澤東「逼宮」了。
還有那個著名的「林付主席一號命令」。如今人們都知道，「文革」期間，整個國家政權幾乎完全依靠軍隊維持，而軍隊是拿槍的，因此動用軍隊的事，高度集權，甚至調動一個排，都要經過毛澤東批准。這個規矩，林彪自然不會不知道。「珍寶島」事件後，中蘇北京機場會談前，形勢確實嚴峻;但軍情再怎麼緊急，讓百萬大軍進入「超級戰備」，報告毛澤東的時間還是有的嘛。事後看，如果此舉是做給蘇聯人看的，怕是判斷失誤了;那麼，公然「先斬後奏」或者說「邊斬邊奏」，是做給誰看呢?這樁事，恐怕不光是瞞不過毛澤東吧。
以上所舉的兩件事，都涉及「軍權」，這對任何國家，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比如，倘若作為國防部長的拉姆斯威爾德，宣佈他是美國陸海空軍總司令，整個美國軍隊由他「直接指揮」，你問問小布殊願意不願意?美國憲法允許不允許?毛澤東和林彪都是打了一輩子仗的人，他們都不會不知道，「軍權」，這是什麼份量的問題!林彪當年在「四野」，也曾是百萬大軍的統帥，自然不會不知道「直接指揮」這句話的輕重。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掌握了軍隊的統帥權，於是，關於「政治路線」的是非糾葛，完全可以從長計議，放到延安整風時再理個頭緒，這也使他在和張國濤的較量中棋高一着、佔得先機。
在那個似乎只是個所謂「提法」的問題上，在中央最高當局，曾經發生過一場嚴重的政治爭議。其原委是，廬山會議前夕，1970年的「八一社論」在中央審稿時，陳伯達堅持「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張春橋則主張採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雙方爭執不下，由周恩來和黃永勝去當面請示毛澤東本人定奪。可是，對這件涉及軍權的事，意志強悍的毛澤東，在明確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之後，經過一番對現實情勢的權衡估量和因勢利導的運籌盤算，竟然把己經說出口的「最高指示」，又強咽回去了。這個關於「提法」的爭執，最後的定稿，在周恩來和黃永勝於門外坐等的情況下，以毛澤東讓汪東興圈去「毛主席和」四個字了結。為了顧全大局，毛澤東不得不忍讓於一時。——可見當年的林彪是何等權勢!
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和林彪的一番較量
對廬山會議，直到今天，人們的關注，包括「正史」中講的，也是在「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這些人事權力的鬥爭方面，而忽略了毛澤東和林彪當時在政治主張上的分岐，就是說，只看到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而沒有看到水面之下冰山的主體。實際上，毛澤東和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一番較量，深一層看，真正要害的問題，是「文化革命」，這是他們兩人在政治路線方面的實質性分岐。
不過，毛澤東在「九大」會議上雖然堅持了「繼續革命」的「文化革命」路線，但他知道，「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進退攻守，還須掌握一點節奏。而且，毛澤東畢竟是這個國家的當家人，這個時候，他之所以隱忍不發、暫取守勢、難得地委曲求全於一時，是因為當時有幾件國內國際十分緊迫的大事，必須在廬山會議上先作一些安排：
黨的「九大」開過以後，要籌備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以體現「九大」路線，對政府的工作和人事也要作出安排，經過「文革」，黨和國家要走上新的軌道，有許多事情要辦;另外，撤銷劉少奇黨內職務的事，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己經通過了，但劉少奇的國家主席是黨外職務，總還要在「人大會議」上辦個手續吧，否則，此事日後會留下「違憲」的口實;
國民經濟計劃，也須在全會上討論通過，而後在「四屆人大」上作報告;
「珍寶島事件」之後，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中蘇兩國軍事對峙的形勢十分嚴峻，事關國家安危，戰備問題也需要全黨作出通盤安排;
也許毛澤東更有興趣講一講的，是關於「形勢問題」：國際戰略格局正面臨重大轉機，毛澤東精心運籌多年，中美關係快要出現突破了，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在這次中央全會上，也想乘機給大家吹吹風，讓黨內有點思想準備。
可是在林彪看來，眼下這個時機，卻是不可多得的。大概是從《史記》、《漢書》關於「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宮庭智慧中得到一些啟示吧，於是在廬山會議上，他發動了一場「清君側」的「政治戰役」。
這可能是一種軍事智慧吧，作為戰術天才，林彪對此自然不陌生：自1966年夏開始，毛澤東在「文革」問題上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勢，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政治形勢的戰略主動權;如今，「文革」己呈「再衰三竭」之勢，而且黨內對「文革」潛在的不滿情緒相當普遍;眼下，毛澤東又需要調整部署、安排辦理一些別的事情，在「文革」問題上只好暫取守勢，態勢自然比較被動。這樣，「主動權」——這個他們兩個都不陌生、並視為軍事上也是政治上克敵制勝的法寶，正從毛澤東的手中悄然滑落，這位政壇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暴露在林彪的眼前了。看來，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
不過，「戰機」稍縱即失，若是等毛澤東騰出手來，「攻守之勢異也」，就又是一番光景了。林彪「抓住機遇」，果斷出手，在九屆二中全會的開幕式上掄先發言，出其不意地發起「短促突擊」;同時，按照事先的部署，安排他的「幾員大將」，「搞地下活動」、「秘密串聯」、「煽風點火」、「突然發難」。——這些用當時的語言描述的情況，人所共知。
林彪的發言，一擊而中要害，頓收「立竿見影」之效，全會分組討論時，果然掀起軒然大波。這樣一來，九屆二中全會原定的議程，就完全被打亂了。會議後來的過程也證明確實如此：這次中央全會原定的兩項「議程」——「籌備四屆人大、修改憲法」和「國民經濟計劃」，在全會期間的討論中，基本未曾涉及，只是到了全會閉幕前夕，才草草通過了事。
——了解黨的歷史的人應該知道，中央全會的所謂「議程」，歷來是非同小可的事;原定的議程被打亂，意味着中央領導權威的動搖和喪失，黨和國家就要出大亂子了。毛澤東不止一次說過，黨內出亂子，這是可與「世界大戰」、「赤地千里」相提並論的大災難。就這件事的直接後果而言，九屆二中全會結束後原定於當年國慶節前後召開的「四屆人大」，向後拖延了;後來，又發生「九一三事件」，還有別的事;結果，幾度己經準備就緒的「四屆人大」，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四年多以後的1975年初才開成。召開「全國人大」，畢竟是國家的一件大事，如果搞得連一點起碼的章法都沒有了，黨中央的領導怎麼還會有權威?
在大講「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話，叫「樹欲靜而風不止」，意思是，「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可是林彪的思想和語言，卻獨出心裁，也別具風格，在發動「文革」時，他講的話是：「階級鬥爭，樹欲靜而風不止，而我們就是要做那個風。」
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林彪「要做那個風」了;而且對毛澤東說他的「藉助鍾馗，為了打鬼」，也「反其道而用之」，這一次，他是要「清君側」，其鋒芒，實際上指向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用「文革」時代的語言來講，這叫「打着紅旗反紅旗」吧，也許林彪自己在「卡片」上寫下的話更生動些：「打着紅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打着讚譽毛澤東是「天才」和擁護他當「國家主席」的旗號，達到「清君側」以扼殺「文革」的目的，借毛之刀誅毛之人，林彪這位「戰術天才」，其用心之深之險，象他過去打仗一樣，「又刁又狠」，確實不是等閒之輩。
不料，時間只有兩天半，略一交手，林彪便敗下陣來。這些個「清君側」的小把戲，那能瞞得過深通中國歷史掌故的毛澤東?他斷然煞車，先是停止分組討論，繼而一篇七百字的短文，把那位原來只是他的「大秘書」、後來改換門庭投靠林彪的陳伯達「揪出來了」。當然，有了「批陳」這個題目，隨後的「順藤摸瓜」，文章還大有玄機。
林彪的敗陣，分析起來，若以古時韓非子說的所謂「法、術、勢」之道來論：——
「法」這一條，也還有些可以圈點之處，惜乎不是堂堂正正地提出來;
處心積慮的「術」，雖然出手不凡，終究不是正道;
最重要的是「勢」，林彪明顯不居優，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巨大威望，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礙。
最後的結果，他還是栽倒在他老師的腳下了，心情灰暗的林彪，一臉陰沉地下了廬山。
不過，毛澤東在廬山的做法，同他歷來「後發制人」的行事風格不大一樣，顯然有點武斷。大概毛澤東也知道，他的本錢不多了，時間也不多了，面對林彪這個氣勢正盛的對手，過去「後發制人」的辦法，也不那麼有把握了，不敢玩得太過份。
所以，在廬山會議上，當形勢還只是「風起於青萍之末」、剛要「盛怒」的時候，毛澤東敏銳地感覺到：若是等到林彪「最高的一股風吹下去，……就要改變面貌，改變面貌，改變面貌」的時候，就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黨內對路線問題的認識不統一，思想交鋒尚未充分展開，便踩了急剎車，草草收場，自然會留下後遺症。說起來，對黨內思想路線上的問題，毛澤東歷來重視也相當擅長做統一認識的工作，可是這也取決他要做什麼樣的事，如對眼下這場「文化大革命」，要將黨內的思想統一到他的認識上，也實在是難哪。
廬山會議上，思想和路線方面的問題在黨內統一認識的事情沒有解決好，於是，就象俗話說的，「口服心不服」，廬山會議後，二百多中央委員，雖然當面對毛澤東不敢說什麼，思想上的「疙瘩」卻沒有解開，有人甚至根本不服。毛澤東的難題還在後面呢。
在廬山會議時，象李雪峰和我父親這些只知道為黨的事業「埋頭拉車」的幹部，他們關注的大概主要是些政策和執行層次的問題，對毛澤東和林彪內心深處的玄機，恐怕也象在雲裏霧裏一樣，「不識廬山真面目」吧。
廬山會議揭示「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
就象毛澤東的哲學理論著作名為「矛盾論」一樣，他的「文化革命」的實踐，也存在着一個深刻的「內在矛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這句話，可謂再熟悉不過了。可是，這是一場什麼樣的「革命」呢?作為黨、國家和軍隊的「領袖」、「統帥」，也就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毛澤東卻要「發動」他的人民，對他賴以統治的「國家機器」，來一場「革命」!而這個「國家機器」，又是他用了大半生的心血，苦心經營、親手打造出來的。
當然，在毛澤東看來，「文化革命」這場革命，同他當年抵抗日本侵略和推翻國民黨政權的革命，還是不一樣的。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對他的「國家機器」的革命，其初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要讓「老幹部煥發青春，年青人得到鍛煉」，使他們恢復革命戰爭的延安時代的「三大作風」，其核心是「密切聯繫群眾」這一條;若用「文革」時代「紅衛兵小將」浪漫而純真的話來說，叫作「把黨的領導幹部打成左派」。
但是，在這場革命風暴中「經風雨，見世面」，在「文化革命的大風大浪中游泳」，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關」，卻是每一個黨的領導幹部都必須過的!——包括他那時十分器重的「紅秀才」王任重，還有象李雪峰和紀登奎這樣他當年相當信任的幹部，甚至他在長征時的警衛員如陳昌奉等等，只要當時處在「領導幹部」和「當權派」的位置上，都一概不能例外，對誰也不肯通融!
這真是曠古未有的奇人奇事，確實象「文革」時代講的那樣：——「史無前例」!甚至還可能會是「空前絕後」!如今，我們都知道「文化革命」是錯誤的了，可毛澤東這位古今奇人的這個「錯誤」，卻犯得如此驚世駭俗，掀起如此驚濤駭浪，如此令人驚心動魄!
在「文革」結束很長時間以後，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在這場驚天奇禍的心理震撼中，仍然久久地心有餘悸，因而他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全部思想關注，幾乎都集中在今後如何防止「文革」災難重演的方面。
這種顯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後看」的關注，要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過也許我們可以認為，由此而產生的失誤是：在中國改革由農村到城市全面展開、經濟與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前夕，為了適應新的歷史條件，黨和政權的建設應當怎麼改革?這樣一個非常重要也十分迫切的問題，沒有能夠受到改革決策者未雨綢繆的關注，被忽略了。
可是，一些簡單的常識，卻使我們對這種並非「向前看」的關注提出質疑：
「文化革命」這種「史無前例」的事情，難道真的還會「後繼有人」嗎?我們很難想像，象「文化革命」這種幾乎完全屬於毛澤東個人特殊政治風格的事件，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後，還有那一位國家的統治者，願意下決心做同樣的事?而且竟然擁有如此過剩的個人權威這種政治資本?
而在「文化革命」中有過一番「經風雨、見世面」的鍛煉之後，當年的「紅衛兵小將」們，思想也不會那麼簡單了，即使他們還想按照「繼續革命」的理論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可當他們面對中國革命鑄就的如此強大而嚴峻的「國家機器」，在沒有當年作為「最高統帥」的毛澤東支持的情況下，還能搞出多大名堂?實際上，不說「成事」、就連純屬「敗事」的「天下大亂」，又能鬧成點什麼氣候?
所以，象「文化革命」這樣的事，不僅在中國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甚至包括這個世界上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國家，不僅「史無前例」，恐怕還是「空前絕後」的。——雖然預見未來永遠不可能有絕對的把握，但我想，這樣的判斷，應當說是基於比較清醒、理性和冷靜的認識。
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局面：在「文革」時代的中國政壇，一方面，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享有極高的威望，絕大多數黨、政、軍的領導幹部，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樣是絕大多數黨、政、軍的領導幹部，對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革命」的忠誠，卻是大可置疑的。
這是「文化革命」一個貫徹始終的深刻的「內在矛盾」。對那個時代的「領導幹部」或「當權派」來說，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無可置疑」，和對他發動「文革」的忠誠「大可置疑」，這個「內在矛盾」，簡直象是撕裂了他們的心：——如果出於對毛主席「無可置疑」的忠誠，義無反顧地始終貫徹「文化革命」的路線，那同他們幾十年的工作經驗和歷來接受的關於「黨性」的教育全然不符，同他們作為一個統治者的常情、常理和常識，也完全相悖;而如果由於對「文革」的「大可置疑」，而背棄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在那個時代，對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而言，則是很難想像的事。
因此，要從「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中掙脫出來，絕大多數「領導幹部」都存在着一道絕不是可以輕易突破的心理防線，於是只能在「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中，長時間地忍受心理上的痛苦煎熬。僅就這一點而言，「文化革命」也可以稱之為一場「觸及靈魂的革命」了。
這場「觸及靈魂的革命」，對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來說，並不是一個可以超然對待的「純粹理性」的判斷，而是在「大風大浪」的實踐中受盡折磨而刻骨鉻心的「經驗判斷」。
如果說，在「文革」發動時，他們就「很不理解」的話，在耳聞目睹了「文革」三年來的狂熱、橫蠻、凶暴、荒誕之後，他們可能「更不理解」了;尤其是親自領教了「炮轟」、「火燒」、「造反」、「奪權」，還有「戴高帽」、「掛黑牌」、「坐飛機」、「打砸掄」等等，在「文化革命的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在「靈魂」連同皮肉經歷一番痛徹難忘的「觸及」之後，要他們發自內心地贊成和擁護這場原本就「很不理解」的「文化革命」，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毛澤東之所以發動這場「史無前例」甚至「空前絕後」的「文化大革命」，其真正的目的，實際也不很難理解，其實他自己當時就說的很清楚：——就是要讓全國人民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
說起來，這樣一個道理，本來是現代社會國家政治的基本原理和常識，對西方國家的情況，在這裏先不去說它，單說中國：我們的國家，不是稱為「人民共和國」嗎?我們的政府，不是叫「人民政府」嗎?我們的黨章上，不是寫着「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嗎?那麼，「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人民群眾行使對黨和政府的監督，難道這不是他們理所應當的權利嗎?這個道理確實不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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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當年，以領導幹部們並不算低的智商，何至於就「很不理解」呢?如今，折磨了中國政壇和全國人民十年之久的「文革動亂」——實際是一種「半無政府狀態」，當然是沒有了;可現在折磨着我們的，卻是規模相當可觀而且似乎斬不盡殺不絕的「腐敗現象」這樣的「陰暗面」。我想，讓人民群眾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就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國，如果還是「很不理解」的話，即使是普通百姓，反倒是有點缺乏常識了。
而作為「革命動力」的那些初嘗政冶禁果的青年人，對「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還須有「民主」和「法制」的「監督」這樣一些觀念和方法，在那個時代，不僅相當陌生以至完全無知，而且在意識形態上持完全排斥拒絕的態度;對於現實政治的複雜，他們的經驗幾乎為零，對過去革命歷史的曲折，他們的知識也少得可憐;當涉足政壇開始他們的「政治初戀」時，在這些「革命小將」們幼稚而狂熱的頭腦里，大概只有從老一輩那裏繼承和模仿來的意識形態和方法：——「革命」!而他們的「革命」，矛頭卻對着昨天「打天下」的「革命前輩」!他們甚至幼稚而荒唐地把毛澤東幾十年前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說的方法也用上了：——「戴高帽子遊街」!
因此，就這場「革命」而言，無論是作為「革命對象」的「陰暗面」的事實，還是作為「革命動力」們「揭露陰暗面」的觀念與方法，對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活，如果借用時下流行的經濟學語言來說，都是十分稀有的「短缺資源」。
顯然，象「文化革命」這樣一場「革命」，在客觀方面，並沒有什麼現實的「革命危機」，完全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如果斯大林還活着的話，又該嘲笑中國的「麥琪林式的革命」了，「麥琪林」者，俄語「人造奶油」也，即冒牌貨之意;而在主觀方面，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資源」，甚至更加「短缺」得厲害：大概除了軍隊的支持，就是他的個人威望了。
——作為一位統治者，毛澤東也並不缺乏常識：在「文革」時代，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是的，如果把國家政權比作一所房屋的話，沒有粉刷、沒有裝修，甚至連門窗、屋頂也沒有，自然不象個樣子，可若是連「柱石」都沒有了，那豈不是要坍塌垮掉了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
如今，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又要同他分道揚鑣了，「兩條腿走路」，有一條腿要跛了，這「文化革命」的路，還怎麼走得下去?而且，如果林彪「清君側」的謀略得逞，不僅那時還支持他的「文革」——無論是有幾分虔誠動機，還是出於對他的崇拜，抑或僅僅由於「不看僧面看佛面」——的原本力量就相當單薄的隊伍，又要折損幾名干將;而他作為「一把手」，即使在「文革」中也要不時為調整一下進退攻守的「平衡」的常規戰術，也擺弄不成了。
——「文化革命」，由於鋒芒指向「國家機器」的性質，「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使然吧，其在黨政領導幹部中獲得支持的「資源」，原本就先天不足地「短缺」，現在更面臨空前「短缺」的危機。毛澤東繼續進行「文革」事業的「資源」，就要只剩下他的個人威望了。
「文化革命」的這個「內在矛盾」，更加尖銳地擺在毛澤東的面前。
廬山會議的政治風波，毛澤東認為是「對着他來的」
那場「要炸平廬山」的政治風暴，就深刻揭示了「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而且呈現為一幅極具諷刺意味的生動圖景：兩百多名中央委員，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而毛澤東卻認為，這是「對着他來的」。
實際上，我們不得不對毛澤東眼光的老辣而嘆服，他年近八旬，卻寶刀不老，其透視人性的目光仍然很尖銳：——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的背後，潛藏的心理狀態卻是對「文化革命」的不滿情緒。
他警覺地注意着：——這股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的政治浪潮，轉瞬之間，就會演變成衝擊和淹沒他的「文化革命」的災難。
中央全會上討論的情況，果然如他所料：——為「有人反對毛主席」的群情激憤，掩蓋着對抗「文化革命」的潛台詞。
如此看來，這不是「對着他來的」，又是什麼?
其實，作為一位「辯證」的大師，對「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時，不僅並非不知情，而且心知肚明：他估量了一下個人威望這筆資源，還用「暢遊長江」為它作個廣告、造點勢、讓它增點值，而後作為一種政治資本，毅然決然地將它投入了「文化革命」的旋渦。
我們從毛澤東在「文革」前夕給江青的信中看到，他似乎也預感到：「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他發動的「文化革命」這場政治風暴所掀起的濤天巨浪，最終或許要讓他的領袖威望也付出代價，甚至會連同他自己一起「打得粉碎」!——對「文革」前景的莫測與兇險，他並非全然不知情。不過，毛澤東歷來不怕弄險，他喜歡魯迅：「在危險中漫遊，才能體驗生命的力。」
也許在毛澤東看來，他的威望，如果保護得好好的，把它傳下去，讓後人象神一樣供起來，還不是古時候「神道設教」的老套套，那有什麼意思呢?過去在延安時代，把他的「毛澤東思想」樹起來，用以對抗「第三羅馬」的教主斯大林，從「共產國際」的思想束縛下掙脫出來，為中共爭得獨立和自由，還有點實際的用處。可是，現代世界的觀念，是人民主權，也是世俗社會，並不需要把他毛澤東當作一尊神來「信仰」。
——中國革命，如果由於它的成功近於完美，並且以毛澤東的名字作為標誌，讓後人視為神物，一切都墨守成規，絲毫不能變動，使一場偉大的革命，鑄就一個相當保守的政權，在毛澤東看來，或許也是一種悲劇呢。
因此，當人民高呼「毛主席萬歲」時，他卻用老百姓的大實話念叨着：「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而毛澤東喊的「人民萬歲」，才是現代世界的真理：如果人民還需要「信仰」什麼的話，那麼他們應當「信仰」自已。——如果說的斯文一點，這也許就是康德哲學裏講的「倫理學的自由」。
1970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盛大的遊行時，站在毛澤東身邊的斯諾問他：「對這一切，你還滿意嗎?」這位具有敏銳洞察力的著名記者，可能是要刺探毛澤東的靈魂：他想從毛澤東的回答中判斷一下，是否由於他對自已領導中國的成就感到驕傲和得意，才產生中國「文革」時狂熱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以他特有的辯證思維回答道：「既滿意，又不滿意。中國比過去有了進步，但是進步還不夠。」也就是說，對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是滿意的，但他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他知道，革命勝利給中國帶來的進步，不僅沒有實現什麼「理想社會」，而且沒有達到當今世界的發展水平。用他的話來說，他領導的中國革命，「感動了上帝」，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但是，「人民的擁護」，並不等於「人民的權利」，在現實社會裏，人民還不是「上帝」，在國營商店，甚至連「顧客是上帝」，也是一種奢望。他寫的「六億神卅盡舜堯」，還只能是在詩中所寄託的一種意境。
儘管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個用革命意識形態武裝起來的、在長期戰爭中建立起來的政權，勢必帶有嚴峻的軍事色彩，大概也只能是這個樣子吧。可是毛澤東對中國僅有這樣的「進步」，卻「不滿意」，他要用自已對「進步」的理解，改變這種局面;而且，「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雖然已經是晚年了，但他還是要在有生之年改變它，而且親自去做這件事。
或許，在毛澤東那超越時空的哲學玄思里，可能還會想：對他的個人威望這筆政治資源，誰知道身後的人們，會利用它來幹什麼呢?一種全面控制的絕對權力，不符合他一貫期望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並不合他的意;如果這種全面控制的絕對權力再加上完整無損的道德形象，更讓他不放心：一旦脫離了人民，中國的前景會是怎麼樣的呢?是打着列寧旗號的「社會帝國主義」?還是「神道設教」的傳統專制?抑或「納粹德國」或日本「天皇—軍部」體制那樣的法西斯專政?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人非聖賢，豈能無過?」——這是毛澤東時常講的話。他知道：人都是有缺點的，政府官員甚至國家領導也一樣。在認識論的意義上，誰都不可能象上帝那樣「全智全能」，在倫理學的意義上，也都不會象天使那樣「至善至美」;在道德方面，人大概也都兼有善惡兩面，而且善惡之間的轉變，或許只是一念之間的事，佛家不是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頓悟成佛」嗎，反過來的情況，從明清小說里「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的話來看，道理也是一樣的。未來的黨和國家領導，如果他們的心中沒有人民了，又沒有人民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失控的「惡」，用他威望的餘輝作為偶象，裝點和掩飾成無上的「善」，只會更加禁錮人們的思想，那對社會進步又有何益呢?
——如此情形，既非他所願，也心有不甘。因此，個人威望這筆政治資源，與其當作一種擺設放在哪裏也是一種浪費，留給後人又很不放心，不如現在作為「文化革命」的投資，自己用了它。
我們從毛澤東的信中關於「虎氣」和「猴氣」的議論中，似乎還能感悟到他作為「最高統帥」在「大戰」前夕深藏的心理衝突的一絲表露。不過，就象他自己說的，最終，他身上的「虎氣」，還是戰勝了「猴氣」。戰略決策的決心一下，他義無反顧地走向了「文化革命」。
作為中國的革命領袖和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己經創造了歷史，並且十分輝煌，但他並不滿足，還要創造新的歷史。在萬丈雄心的毛澤東看來，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不過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他一生事業的「一件事」，在七十三歲高齡時，毛澤東又開始做「另一件事」了：「文化大革命」——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絕無僅有而又極為奇特的「革命內部的革命」。
「文化革命」，既然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享有如此不同凡響的地位，他便無論碰上多少困難、坎坷與銼折，即使面臨被「打的粉碎」的危險，也不會輕易放棄。在廬山會議上，他再次運用個人威望這筆資源，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點意見》，就把二百多名中央委員群情激憤的怒火澆滅了。——看來，毛澤東的個人威望，還有餘勇可賈，仍然具有強大的威力。
在這一輪黨內鬥爭中，毛澤東的意志再次佔了上風，「文化革命」的路線，全黨還要繼續貫徹。於是，黨內高層圍繞「文革」問題又展開了新一輪的鬥爭，「文革」時代的中國政壇，繼續在這個「內在矛盾」的漩渦中苦苦地掙扎着。
林彪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廬山會議時，在《我的一點意見》裏，毛澤東雖然還拉上林彪，給他打了點掩護;不過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自然也不會不知道這個。實際上，他們兩個人在政治上的關係，在廬山會議上，己經徹底決裂了。
毛澤東和林彪鬥法，在全黨發起了「批陳整風」運動：——他「綱舉目張」，再次祭起「路線鬥爭」的旗幟，把黨的歷史象中藥鋪里的「十全大補」一樣，排列成「十次路線鬥爭」，使政治鬥爭在宣傳上頗具廣告效應;並且用「拋石頭」、「摻砂子」、「挖牆角」的「三大措施」，把他佈下的「路線鬥爭」的網，越收越緊，步步緊逼，想讓林彪就範。
對「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林彪同樣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個性特點和政治意志，和毛澤東同樣固執和倔強，雖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標，比毛澤東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是有了統治權力，按老路子搞點建設吧。
在「廬山會議」上發動「清君側」的「政治戰役」敗下陣來之後，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幾員大將」，搞「文鬥」不行，搞「武鬥」可能還有點本錢;於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調整部署、整備力量，另組「小艦隊」，準備搞「武鬥」，而且要「破釜沉舟」、拼個「魚死網破」，竟然對毛澤東動了殺機。
如果從西方哲學家們講的所謂「純粹理性」的角度看來，構成「文化革命」的基本要素里，如果毛澤東作為「文革」的「始作俑者」和決策者，從中國政壇上消失了，「文化革命」這個似乎無休無止地折磨着中國政壇的「內在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也許這是林彪為解決「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的想法吧。——從這個意義上說，林彪也並非全然為了個人。本來嘛，政治家的行為，從來就不能單純用追求個人榮華富貴來解釋。雖然政治家也是人，不過他們的想法，和為衣食溫飽奔波忙碌的平民百姓，還是不大一樣的。
當然，象毛澤東常說的，我們自然也不是林彪「肚子裏的蛔蟲」，不可能確切地知道他全部的真實心理活動。不過，就一般情況推論，象絕大多數「領導幹部」一樣，林彪的心理狀態，大概也不會完全不受「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的影響，畢竟是革命幾十年的「親密戰友」了嘛;而且他也不會不知道，在那個時代，對毛澤東的忠誠，同對國家民族的忠誠，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作為一種情感與心理的衝突，也許一直糾纏到林彪生命的最後一刻。
但是，林彪就是林彪，他不是常人，同絕大多數領導幹部的想法也有不同：只差一步，就會登上權力的頂峰，功虧一簣，則會是他政治生命的終結，權力欲交織着危機意識，而且，為中國革命奮鬥幾十年的林彪，自然也會有某種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性情特具定力的林彪，雖然表面上整日在毛家灣靜靜地索然枯坐，心中卻似翻江倒海一般，風聲、雨聲、國家、家事、革命歷史、現實政治、……各種心緒，一起湧上心頭，使林彪在「無可置疑」和「大可置疑」這個「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中，經歷着一番「觸及靈魂」的痛苦思索。
終於，作為一種政治的判斷和決策，他從這個「內在矛盾」中掙脫出來了。如果看過莎土比亞的著名戲劇《麥克白》，我們也許可以想像，林彪突破這一道重要的心理防線：要對毛澤東動殺機!內心深處翻騰和激盪着多麼洶湧澎湃的驚濤駭浪!如果用「文革」時代的語言來講，完全可以叫作「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了。
在那個時代，可以說，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都不是現代社會意義上的「政治家」，而只是毛澤東的「忠臣」，象彭德懷那樣抱定「寧可自己身敗名裂，也不能危害黨的事業」的決心，在黨的領導幹部中並非絕無僅有;而象劉少奇同志那樣認識到「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卻不是大多數領導幹部能夠達到的思想境界。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認為，林彪的思想，要「解放」得多。僅從那「冰山一角」的「五七一工程」看，就思想而言，簡直象「天馬行空」一般，無拘無束，自由馳騁，根本沒有什麼「最高指示」的限制，也沒有什麼「頂峰」之類的「禁區」。顯然，象「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那樣的話，只是說給別人聽的，至於「大樹底下好乘涼」的話，可能完全不是他真實的心理寫照。
但是，林彪突破的這道心理界限，卻是一條不容逾越的道德防線：因為，你可以認為，毛澤東的話不再「句句是真理」了，但是要對他動殺機，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可以背棄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但是如果背棄對國家民族的忠誠，性質就根本不同了。
其實，從比較世俗的角度看來，就個人和家庭在「文革」時代的遭遇和處境而言，林彪的情況，和同樣是革命幾十年的大多數領導幹部相比，其差別簡直象是「九地之下，九天之上」了。在「文化革命」中，全國成千上萬的領導幹部的境遇，用東北的方言來說，那個「遭罪」，可真是「老鼻子」了。
如今大家都知道，廬山會議後，對毛澤東的批評，林彪軟磨硬抗，拒不檢討。但是，倘若我們假定，林彪堅持他「結束文革」的主張，卻不是對毛澤東動殺機，更沒有在「方寸大亂」之際愴惶出逃，而是堅持進行政治鬥爭的方法，那麼情況會怎麼樣呢?
依當時的實際情勢而論，儘管林彪在政治上的實力和地位處於顛峰時期，不過要同毛澤東這樣的政壇巨人較量，他可能仍然不是對手。因此，可能性比較大的結果會是：毛澤東南巡歸來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林彪會被毛澤東從「副統帥」和「接班人」的地位上拿下來，附帶的措施，自然會是改組「軍委辦事組」。
不過，考慮到「文革」在越過「高峰期」後，己經鋒芒頓銼、呈現「再衰三竭」之疲態，如果林彪不採取那麼極端的對抗措施，毛澤東又能拿他怎麼樣呢。而且，依他同毛澤東的歷史關係，或許還可以比鄧小平做的瀟灑一點，比方說，公然以「政見不合」宣佈「辭職」，或者退一步，以「健康原因」告老還鄉，那樣的話，林彪自然難免會象陳雲、鄧小平一樣，過一段賦閒、坐冷板凳的日子了。
可我們都知道，毛澤東那時己是八十高齡的老人了，如果依廬山會議上林彪登高一呼、便群起響應所展示的巨大政治實力來看，在毛澤東去世以後，林彪的東山再起，並不是什麼不可想像的事。至於鄧小平，如果沒有發生「九一三事件」那樣震撼中國政壇的驚天奇變，依毛澤東歷來講究「因勢利導」的慣常做法，鄧小平或許未必會得到1975年展示政治理念和才能的機會;也就是說，鄧小平和林彪兩個人的政治經驗和水平、治國的理念和才能姑且不論，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兩人在中國政壇的實際位勢而言，林彪明顯居優。倘若在毛澤東之後，林彪果能東山再起，鄧小平就更不會有機會了。
那樣的話，在毛澤東時代之後，就不是鄧小平時代，而是林彪時代了。當然，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能假設，毛澤東之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這己經是不可改變的歷史事實。
——當年那位名列「三巨頭」的英國首相邱吉爾說：「政治上戰勝對手的最好辦法之一，就是比他的政敵活得更加長久一些。」對這樣的話，我們自然很難說它具有什麼重要的思想價值，但是作為一個政壇老手的經驗之談，對政治家個人而言，卻也是不無實用價值的至理名言。
如此觀之，對林彪的命運，人們更要扼腕嘆息了。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溫都爾汗的「三叉戟」殘駭，靜靜地躺在那裏，卻長久地引發人們的無盡暇思。自然，人們更多的思考，還是其中蘊含的關於政治的是非曲直、智愚善惡。
——2005年5月30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