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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品牌化」、神化及其退化

當代“毛澤東熱”,是在二十世紀末期中國改革開放形勢下,由民間自發興起的一股文化熱潮。這股熱潮有什麼特點?它從何處而來,又將歸於何方?它有什麼象徵意義,又行使着什麼樣的社會歷史功能?本文將從已有的資料出發,通過對毛澤東形象由真人到“品牌化”,再到“神化”,再由“神化”退化到“品牌化”,進而還原為其本人的歷史脈絡的分析,對當代毛熱的性質與前途,提出自己的看法。

上篇歷史上的真假“毛澤東崇拜”

在中國大陸,由中共黨史研究專家編撰的經典文獻中,關於最近發生的“毛熱”及其歷史,曾有過這樣一個描述:

“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毛澤東熱’,這就是延安時期的‘毛澤東熱’、建國初期的‘毛澤東熱’、動亂時代的‘毛澤東熱’和撥亂反正歲月的‘毛澤東熱’。而最近一次出現的‘毛澤東熱’則是從1988年下半年開始。這次‘毛澤東熱’同以前幾次有所不同,它是自發出現的,並且很快風糜全國,波及社會各階層……”[1]

大體來說,這個分期法是以一定的事實為根據的。但細究起來,不同時期毛熱的內容、形式和內在驅動力,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別。概括起來,這些差別可以歸結為如下幾點:

(一)延安時期的毛熱,具有嚴重的“人謀”色彩,其目的是打出中共的“品牌”人物;

(二)建國初期的毛熱,可以分為民間和中共高層兩個層次,民間的毛熱基本上屬於文化層面的活動;在高層,卻存在明顯的“贖買”動機;

(三)文革的毛熱,是毛澤東由“品牌人”走向“神”的過程,究其內在發動原因來說,既有毛澤東及其同黨的陰謀元素,也有黨群矛盾及社會壓抑的借題發揮;

(四)最近這波發自民間的毛熱,表達的是位於社會下層的人民大眾對於現實的喜怒哀樂。

一、延安整風的“人謀”與毛的“品牌化”

首先,延安整風中的“毛熱”,具有嚴重的“人謀”色彩。而這個“人謀”有兩層含義:

其一,是毛澤東個人謀求奪取黨內理論霸權,建立自己的“主義”,趁德寇兵臨莫斯科城下之際,伺機自立門戶,與斯大林比肩。

其二,是中共為奪取國家政權,贏得未來國共內戰的軍事勝利,整合黨軍勢力,使毛澤東形象“品牌化”的需要。

正因為如此,這次所謂的“毛熱”,主要以黨內思想理論界為運力場所,其結局,則是毛的各個時期的“政敵”向毛輸誠。

眾所周知,毛在中共歷史上的地位,第一個無可爭議的身份,是中共黨的“創始人”。這個身份,是由於1921年7月參加了中共一大——這個事實所奠定的。只不過由於這些“創始人”後來都棄黨、脫黨和叛黨,或被黨打成各色“機會主義”分子,毛成了碩果僅存的人物。

在中共權力的階梯上,毛躋身“領導人”的行列,始於1923年的中共“三大”。在這次會議上,他因贊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意見[2],取代了張國燾的位置,“當選”為中央五委員之一,以後又被任命為中央秘書和組織部長。這是毛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擔任顯要職務。此時的毛,僅以“文名”達於國共兩黨之間。

在1927年的中國統一戰爭中,這位“國共合作”戰略的支持者,因領導權爭奪失敗,擁工農武裝之力,割據一方,成為中共“以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創始人。在與國民黨軍隊的周旋中,因顯示出高超的軍事謀略,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確立了在黨內的軍事領導權。此時的毛,除“文名”之外,也具有了一定的“武名”。

中共移都延安後,毛依仗共產國際的支持,於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確立了在黨內的政治核心地位。但他並不滿足於此,還展開了一場爭奪思想“制空權”的鬥爭,其間一度萌發了創立“毛澤東主義”的夢想。

細究毛澤東的這一願望,自然和其青年時代對“聖王”的理想人格追求是分不開的。但他性格中“逆我者亡”的魔鬼,使他不可能通過正常手段達到這一目標。早在1928年,那位共產國際的寵兒王明,就針對毛澤東的實踐說過:“山溝溝里出不來馬列主義”;[3]之後,周恩來又當面向毛澤東談到,張聞天是黨的頭號“理論家”,據稱,毛終於沉不住氣,反唇相譏道:“什麼理論家,不過是從蘇聯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但是,當時毛知道,如果真刀真槍地比拼,就憑自己那點家底,要問鼎這第一把交椅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壓抑了自己的憤怒和慾望,直到軍事、政治大權到手以後,才開始借權勢在這個領域大舉反攻。在延安整風的一次講話中,他終於一泄這口在胸中憋悶了多年的鳥氣,對那些啃洋麵包的理論家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他說:教條這個東西,一點用處都沒有,連狗屎都不如。人屎可以給狗吃,狗屎可以肥田,而教條既不可以給狗吃,也不能夠肥田……這種充滿流氓氣的生動語言,使那些被長篇大論的理論報告催得昏昏欲睡的流氓無產者軍人心花怒放!

據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說:毛澤東經營“理論家”的名號,多得力於一幫文人密友,其中幾位,如陳伯達、和培源甚至就是他的秘書。從1940年始,這幫人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國文化》等刊物上發表稱頌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理論貢獻的文章。

據王明說,毛澤東曾直言不諱地與他商量,如果自己要創立“主義”,王明是否可出讓“統一戰線”思想的發明權?而他在此期間大批量出籠的著作表明,他不僅收入了王明的專利,而且把由謝和庚[4]提出的“持久戰”思想,陶鑄、曾志總結的“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經驗”,[5]周文、胡績偉等實踐的文藝“大眾化”、“通俗化”思想,統統據為己有。後因蘇德戰場形勢逆轉,中共在國際戰略地位中對蘇聯依賴的重新加強,他不得不暫時捲起了“毛主義”的旗號。[6]但通過“整風學習”之精神折磨,外加“搶救運動”的皮肉拷問之威懾,他確定無疑地奪得了在中共黨內思想指導的地位。這個“山溝溝”里出來的人,被塑造成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典範。而通過這個“政教合一”的“極權化”過程,在這個微型小朝廷中,毛澤東第一次實現了早年嚮往的“君師一體”夙願。

1942年2月8日,延安舉行了“毛澤東日”活動,有一千多群眾傾聽了毛新民學會時代的戰友所作“毛澤東生平”的報告。隨着整風運動的所向披靡和抗戰形勢逆轉的時不我待,歷史上與毛曾有過矛盾的朱德、陳毅、彭德懷、張聞天、博古、王明均先後表態輸誠。[7]

何方在《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中說,延安整風從理論上到組織上為個人崇拜奠定了基礎,溯其大端,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打破了1940年以前,中共一直保持的不突出個人的傳統,有計劃地掀起學習毛澤東的運動。

(二)通過編纂黨史文獻,篡改歷史,樹立毛“一貫正確”的形象。

(三)以活人正式命名思想或理論體系。

(四)對毛山呼萬歲、人民大救星、紅太陽等封建迷信行為,開始流行全黨全國。

(五)開始了中共黨內的衡量正確與錯誤“以人劃線”的惡例。

(六)制定出違反黨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的規則。

(七)開始了對領袖只能歌頌不能批評,否則就是反黨甚至反革命的惡例。

經過延安整風,作風武斷、行事專橫的毛,被塑造成“服從組織紀律”的典範;性格桀驁不馴、驕橫跋扈的毛,被塑造成“謙虛和戒驕的模範”;在權力和個人理想面前向來輕視人的生命,漠視群眾疾苦的毛,也變成了“密切聯繫群眾”和“傾聽群眾呼聲”的模範;原來被群眾詛咒應“被雷公劈死”的毛,成了為人民謀幸福的“大救星”……

就連被毛澤東當作重點打擊對象的張聞天,也為自己參與塑造的這個“品牌”所折服,他宣稱:

“毛澤東的痛苦、歡喜與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歡喜與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他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8]

在多年以後的廬山會議上,也就是他再次被毛列為假想敵,行將打倒之時,張聞天坦白了當時的原因:“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

正是在上述多種因素的催生下,1945年,毛澤東思想被中共“七大”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這個被毛稱為“團結的大會”和“勝利的大會”,實際上是一個對毛本人“歌頌的大會”和毛的政敵們的“檢討的大會”。依靠與毛的結盟竄升到黨內第二把交椅的劉少奇,在新黨章修改報告中還留下了一段“經典”的言論:

“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我國英勇無產階級的傑出代表,是我們偉大民族的優秀傳統的傑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

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出色地成功地進行了這件特殊困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這在世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中,是最偉大的功績之一,是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在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廣。這是特別值得感謝的。

當著革命是在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導之下,革命就勝利,就發展;而當著革命是脫離了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導時,革命就失敗,就後退。”

此後,這類言論不僅在中共黨內司空見慣,還為林彪接過去,作為“造神運動”和文革擊敗劉少奇的憑據。

二、《雪》熱:贏得與老蔣爭鋒[9]

1945年10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曾致柳亞子一信,送上自己手書的《沁園春》詠雪舊作一闋,[10]詞曰: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11月14日重慶《新民報晚刊》刊出毛澤東這首詞和柳亞子步原韻所填的答詞。柳詞曰:

念載重逢,一闋新詞,意共雲飄。嘆青梅酒醉,余意惘惘;黃河流濁,舉世滔滔。鄰笛山陽,伯仁由我,拔劍難平塊壘高。傷心甚,痛無雙國士,絕代妖燒。才華信美多嬌,看千古詞人共折腰。算黃州太守,猶輸氣概;稼軒居士,只解牢騷。可笑胡兒,納蘭容若,艷意濃情細細雕。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不久,重慶《大公報》也轉載了兩首詞。同時,發表了王芸生的抨擊性文章《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對毛澤東的歷史觀進行批駁。隨即,在國民黨主辦的《掃蕩報》首先刊出了署名易君左的一闋步毛澤東《雪》原韻的《沁園春》和作:

國脈如絲,葉落花飛,梗斷蓬飄。痛紛紛萬象,徒呼負負;茫茫百感,對此滔滔。殺吏黃巢,坑兵白起,幾見降魔道益高?神明胄,忍支離破碎,葬送妖嬈。黃金難儲阿嬌,住冶態妖容學折腰。看大漠孤煙,生擒頡利;美人香草,死剩離騷。一念參差,千秋功罪,青史無私細細雕。才天亮,又漫漫長夜,更待明朝。

該詞將毛澤東比作殺吏的黃巢,坑兵的白起,譴責其因“一念之差”斷送了國家的統一,將大好河山付斷葉飄蓬。同時,譏諷毛借亂世竊國,學曹操金屋藏嬌;感嘆國家不幸,詩人乃興;更痛心中國,在好不容易迎來抗戰勝利之際,又要面臨自相殘殺的內戰!——由此,將國共兩黨在談判桌上下的道義之爭,引入了文學領域。此後,以《沁園春》為表達形式,各地文人不論左中右派,圍繞戰爭與和平、統一與分裂、民主與專制、正統與邪門等焦點,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單是重慶一地,就有十餘種報刊連續發表了步韻、唱和之作與評論文章。據稱,這場《雪》熱,甚至越出了文化圈,引起了服務行業的注意。成都某酒店老闆,適時掛出了“沁園春”的招牌,並在店壁上書寫《沁園春》百闋,一時傳為佳話。

隨着國民黨政府由陪都歸朝,這股“《雪》熱”也順流而下,擴展到南京、上海。其中,著名文豪郭沫若,更是一發而不可收,一連步毛的原韻發表兩首《沁園春》詞。其一曰:

國步艱難,寒暑相推,風雨所飄。嘆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戰,血浪天滔。遍野哀鳴,排空鳴鵬,海洋仇深日樣高。和平到,望肅清敵偽,除鮮苛嬈。西方彼美多嬌,振千仞金衣裹細腰。把殘鋼廢鐵,前輸外寇;飛機大炮,後引中騷。一手遮天,神聖付託,欲把生民力盡雕。堪笑甚,學狙公茅賦,四暮三朝。

在詞中,詞人公開指責美國仗着雄厚的經濟實力,裝扮成善意的和平使者,實際上以飛機大炮支持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摧殘民生的惡政。在第二首詞中,他進一步駁斥了正統歷史的觀點,指出蔣介石政府已經是“朽木不可雕”的境遇:

說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輕飄。看古今成敗,片言獄折;恭寬信敏,無器民滔。豈等沛風?還殊易水,氣度雍容格調高。開生面,是堂堂大雅,謝絕妖嬈。傳聲鸚鵡翻嬌,又款擺揚州閑話腰。道紅船盪載,王師大捷;黃巾再起,蛾賊群騷。嗟爾能言,不離飛鳥,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縱漫天迷霧,無損晴朝。

1946年2月9日,重慶發生校場口事件,更是在“《雪》熱”中引進了關於民主與專制的話題。中共從延安派往重慶慰問受傷人士的黃齊生,在沈鈞儒住所舉行的一次宴會上,出示了一首自己步毛《雪》原韻《沁園春》詞,傳供眾覽。黃詞云:

是有天緣,握別紅岩,意氣飄飄:憶郭舍聯歡,君嗟負負;衡門痛飲,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權如水,水漲兮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顰妲笑,只解妖嬈。何曾宋子真嬌?偏作勢裝腔慣扭腰!看狗胃羊頭,滿坑滿谷;密探密捕,橫擾橫驕。天道好還,物極必反,朽木憑他怎樣雕?安排定,看居分嬗父,走馬來朝。

詞人將蔣介石比作黃袍加身的宋太祖,隱射其從孫中山的孤兒寡母手中奪得國民黨權柄,掛民主的羊頭,賣專制的狗肉,實行特務政治,並詛咒其必遭天譴……

自1927年國共反目以來,雙方一直在軍事領域較量。要不是國家內戰,日寇入侵,中共早已命斷山野。對此,毛澤東亦不諱言,是日本人救了自己的命。但到了1945年,國共雙方的戰爭,已經不限于軍事領域,或者說,更重要的戰場已經不在軍事領域,而在政治領域,這時,文化戰線也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戰場。文人出身的毛澤東深知,所謂的政治戰爭,除了權術與技巧的爭鬥外,實際上是一個道義之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誰佔領了道德制高點,誰就將在政治的戰場上操贏家之左券。而所謂道義,其實就掌握在文人的手裡。而在這個領域,擁有大知識份子支持的國民黨,一直是輕視小知識份子為領袖的共產黨的。所以,在此之前,國統區民眾接觸的,都是種種紅軍與毛澤東與“匪”相連的印象,如:說毛是一個“無知的農民”,一個半死的“癆病鬼”,一個“發瘋的狂熱分子”。[11]有謠傳甚至說,紅軍長征經過貴州時,曾在茅台酒池裡洗腳,在老鄉的腌菜罈子里拉屎……而毛澤東《沁園春·雪》的問世,不啻是中共在文化戰線的一支奇兵。經過這場“《雪》熱”,國統區的人們在對毛的文才發出驚嘆之時,更傾倒於其“博大的胸襟和宏偉的氣魄”。於是,有人從這場風雅論戰的高下,斷言蔣介石與毛澤東兩人的勝敗,認為,就個人魅力而言,毛遠勝於蔣。在儒道情結嚴重者看來,毛已經具備了“聖王一體”的“理想人格”!

據稱,1945年,電影藝術家凌子風設計出了最早的毛澤東金屬像章。[12]

三、傾心與贖買:“紅太陽”高處不勝寒

1949年中共建國。久經戰亂、渴望和平的中國人,忘記了毛對1927年以來中國內戰和日寇深入中華 大陸的首要責任,[13]把和平的到來歸功於毛澤東;在國民黨專制下解放出來的文化人,尚沒有機會了解毛澤東的統治手段,把民主、自由的希望寄託於毛澤東;翻身的工農不了解毛澤東將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底牌,期待許諾中天堂般的共產主義早日降臨……總之,天真的中國人誤以為,通過“惡”,最終可以達到“善”,而毛,就是這個“善”的代表。於是,他們用毛的象徵物覆蓋了地球的四分之一表面;陝北民歌《東方紅》成了第二國歌;毛澤東的——經過“品牌化”處理的——故事,被寫進大中小學的教科書。於是,從那個時候出生的人,一來到這個世界上——在文化思想專政條件下——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其他系列的品牌……

在五湖四海的山呼萬歲聲中,毛象所有喜歡在勝利面前玩弄“宿命論”的矯情的帝王一樣,用一位算命先生的預言[14]命名了中南海警衛部隊——八三四一部隊;他還像家中遊戲似的,用自己的年齡規定了中國人民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的禮炮聲為“二十八雙響”。[15]據說,他還在這次會議的口號清單上,親自寫下了“毛主席萬歲!”

然而,那些與他廝混打磨了二十八個春秋的黨的高層人士,對這個有着“極權”傾向的“巨靈”並沒有放鬆警惕。早在進入北京之前,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就規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以防止對個人歌功頌德的現象。至遲在1953年,隨着毛澤東的精神病症的日益顯露,[16]一個“虛君共和”的不成文設想,已經在高層領導中形成。作為一種輿論準備,關於毛退休的問題,甚至被安排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了討論。

[17]1956年4月,藉助蘇聯的“去斯大林化”形勢,中共中央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指出:

“個人崇拜是社會現象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而當像斯大林這樣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物也接受這種落後思想影響的時候,就反轉過來而影響社會,造成事業的損失,有害於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同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指出: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它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要堅決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和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繼續堅持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執行。[18]

作為對毛權力的一種贖買手段,八大通過的黨章特地為他的退休增加了一個條款:“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作為一種贖買手段,還包括默許毛——當然是在警衛部隊的嚴密監控下——搞女人。[19]而作為一種約束,黨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強迫毛澤東穿上了一套公眾道德楷模的“緊身衣”:他成了一個熱愛勞動的孝子,一個仗義疏財的俠客,一個對妻子懷有深情的模範丈夫,一個虛懷若谷的君子,一個禮賢下士的聖王,一個百戰百勝的天才,一個人民的兒子,一個民主的鬥士,一個民族的英雄,……總之,是一個中華民族美德的化身!

此後,中國人所接觸到的毛澤東形象,均是接受過“品牌化”處理的毛像。對此,毛澤東也曾有暗示:“國外有一種舞會,參加者都戴着個假面跳舞。我看他們不僅在舞會上跳,在家裡,在社會上,也還是戴着假面跳。由於人家都跳,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了。觀者習慣,跳者自然,誰都見怪不怪了。”“建立家庭都將將就就的,過起來難免就湊湊合合,表面上平平靜靜或熱熱鬧鬧,內里誰能說得清?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對外越要掩蓋,越要裝門面。你看,那紅樓夢裡寫的是幾個家庭?”[20]

四、文革,把毛澤東送上“神壇”

發生在文革時期的毛熱,是毛親自部署的黨內鬥爭新戰略催生的結果。[21]其借重資源,則是自五十年代末期以來——憑藉兩次“反右”鬥爭——形成的極左青年知識份子隊伍;其戰略確定,則始於六十年代初期毛澤東感到“大權旁落”。

首先,在1958年夏,是康生第一個提出了“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的說法。1959年12月,他又說:“反對個人崇拜這個口號是不確切的。它沒有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個人是代表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1960年,康生又把毛澤東思想稱為馬列主義的“最高最後的標準”。[22]林彪主政軍委以後,也開始按照康生的口徑,以大學毛著運動抵制軍隊“正規化”的呼聲。在1962年中共黨的“七千人大會”上,林彪以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吹捧毛的論調,還治劉少奇之身,宣示在政治上倒向毛的一邊。1964年,他又在軍內提出“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為了發揮毛思想精神原子彈的作用,繼林彪在部隊大學毛著的運動之後,賀龍把這個運動引進了體育界,從此,“學習毛澤東”的熱潮進一步推向社會,推向全國。

文革開始後,在林彪“518”講話,以及周恩來、陳伯達等一系列講話的煽動下,全國颳起了對毛的個人崇拜之風:除毛澤東本人和“黑七類”[23]外,上自中央領導、下至普通百姓,幾乎人人佩戴毛像章,連外國友人也不能免俗。昔日以收藏、交換糖紙、剪紙、郵票、錢幣為樂事的人們,此時以交換、收藏、贈送毛像章為樂事。其中,以葉群收藏的,由全國各地“敬獻給林副主席”的近一萬枚像章為最。各地還出現了以像章換像章的非法交易市場。

據陳小文的《文革詞典》介紹,這股“像章熱”,在1967年春至1969年夏的各級革委會成立期間演為高潮。在這前後五年的時間裏,各地各單位製作出的各類毛像章約達一萬種。有材料顯示:1966—1968年全國有兩萬多家工廠企業生產各種毛像章、語錄章八十億枚,耗用鋁、鋁合金、有機塑膠六千噸以上。……其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達到二十多厘米直徑。不能用別針佩戴,只能用綢帶掛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鋁質為主,也有銅鐵、鍍金、純銀、水晶石、塑膠、有機玻璃、陶瓷、螢光(夜光)等二十多種質材。其中以解放軍總政治部製作的兩枚一套“軍星兒”,最為精緻、珍貴。與另一種“七分錢”(當時售價)的紅地金像,共贈發、出售了一億枚。

在當時的風氣下,各省地市、系統、單位召開大型的重要會議,都要製作、贈送毛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誰做得更精緻、更豪華,形成無形的打擂台的格局,誰的像章越大、質材越好、加工越精、設計越美,誰越顯得忠心。[24]

同時,《毛主席語錄》被稱為“紅寶書”,像基督徒必備的《聖經》一樣,幾乎人手一冊。出門在外,人手必執“語錄牌”;開口唱歌,必是“語錄歌”和稱頌毛的歌曲;作為男女老少咸宜的日常文體活動,人們到處跳起了“忠字舞”;毛的石膏塑像遍布各地,或供上神龕,或矗立街頭,風餐露宿,據說連毛自己看了都覺辛酸……同樣是模仿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有一段時間內,人們每日必須對毛像作“早請示、晚彙報”;受到批評的人,都必須向毛“請罪”;“向毛主席保證”變成了宣示信用的誓言;深情懷念毛的歌曲,代替了女青年的情歌……

在個人崇拜最狂熱的時候,也是人們神經綳得最緊的時候,有的人往往因為錯呼一句口號,無意中說錯一句話,或者打碎一尊石膏像,扔掉帶有毛頭像的報紙,寫錯一個字,或被發現在污染字紙的地方(甚至背面)有毛的名字,就有可能遭到審查、批鬥、逮捕、監禁,甚至“七斤半”落地……

毛澤東被千遍萬遍地祝福“萬壽無疆”過後,終於在1976年他行將滿八十三歲的時候去世。全中國如喪考妣。在我所在的單位召開的追悼大會上,當台上的發言人說到要繼承毛的遺志,做黨的優秀女兒時,會場上先後有兩名女士“嘣咚”倒地,被抬將出去……

從那時開始,我便懷疑:這種“熱愛”和“痛苦”,究竟有多少是真的?

五、“毛澤東崇拜”的五種類型

毋庸否認的是,在中國,毛澤東無論作為帝王,還是作為解放者,他一直是工農大眾階級的代表。其中原因,我在《中國“牛仔”》一書中已經談到。同時,他也是部分中小知識份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崇拜的對象:

在毛澤東的身上,確實有着濃重的“克利斯馬氣質”。這一點,集中反映在他的詩詞中。詩品專家章立凡發現,毛澤東喜用誇張筆法,大規模數量的“人口”,經常被他的筆尖隨意點來,成為呼風喚雨、抒發豪情的油彩。[25]毛澤東的遊戲,也頗不“俗氣”,他喜歡玩弄政治,玩弄權術,玩弄人,玩弄人口;更喜歡直接面對人民大眾,並有能力直接駕御這頭“洪水猛獸”。他的“蔑視權威”的氣概,很能迎合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好。從維護“小人物”的“權利”,到“鼓六億人的勁”;從廢除“師道尊嚴”、砸爛規章制度,到摧毀等級特權,包括學校停課和免除考試,都在一定社會階層和年齡層中大受歡迎。

中國歷史上凡是當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真才實學。唐朝最偉大的兩個詩人連舉人也沒考取。[26]

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

害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麼都不行。馬克思主義恐懼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不怕帝國主義,卻怕教授,這也是怪事。

毛澤東的這些充滿“牛仔”氣概的講話,使當時代多少“60分萬歲”的青年人心花怒放!毛澤東,簡直是“自由之神”!不僅在中國,即使在爛熟的西方文明社會中,他也是青年心目中的“傳奇式英雄”。其行為有的還為“後工業社會”理論——反智主義——提供了依據。……

他反感現代國家“官僚科層制”的煩瑣程式,更反感它們日益脫離群眾的傾向。在文革中,他點名批評文化部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確曾極大地改善了農村的文化、衛生和商品供應狀況。在把那各級幹部整得五癆七傷之後,他的要求似乎也很淺顯:

“我只要求你一條,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就訓人。有道理為什麼要訓人,有道理為什麼要罵人?”“這次一年多的一個大批判運動,可把這些幹部嚇一跳。”[27]

但在這同時,卻把城市生活幾乎變成一片“荒漠”。他在鼓勵工農兵上大學,嘗試把農民變成科學家和詩人的時候,卻廢除了幾乎整個知識階層的大腦,使其不能實施“價值判斷功能”,並只在很小的範圍內實行“認識功能”。他在給鄉村小學教師寫信,給知識青年寫信,批評以“法西斯式的方法審訊犯人”的同時,卻以革命的名義掩蔽了更殘酷的暴行,容忍着更大的社會不公。以至使文革成了超過土改、鎮反、反右派和反右傾運動的、最大的“人權欠債”運動。

因此,大體可以看出,與毛澤東在政治路線上代表“反現代化”思路一致,在文化上的“反智主義”一致,他基本上代表的是這樣一部分人民群眾:

1、在政治位勢上,是處於社會底層;

2、在智識上,處於中、小知識份子程度;

3、在組織狀態上,處於被整合程度較低的社群;

4、在年齡上,處於較輕階段的廣大基層社會群眾。

這一部分人群的特點是:

1、他們是被封為“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而絕非“被統治”、“被團結”和“被專政”的階級一分子;

2、他們或因對“主人公”地位,對“自由”、“平等”概念抱有浪漫的期待;

3、他們或因對“大工業”的現代社會缺乏心理準備;

4、他們或因制度原因和各種際遇與先天因素,處於被壓抑狀態;

5、在他們眼裡,毛澤東是改變他們命運的“大救星”;是贈送“奇蹟”的“聖誕老人”,是他們的宗教偶像……一句話,毛澤東是他們的“精神鴉片”!

6、在這種“精神鴉片”的作用下,他們習慣了“依賴”別人的思考,依賴“大鍋飯”的保障,不在意精神是否自由,或者被別人洗腦。[28]

因此,細究文革中的“毛澤東崇拜”,當然存在各個方面的複雜原因,但簡括而言,至少有五大種類:

其一,被迷惑、被欺騙。這其中有兩類人:一類是芸芸眾生,包括工農大眾、軍人、國家幹部和普通黨員乃至黨的高級幹部在內的大部分人,他們是國家意識形態工作部門產品——“品牌毛”的直接、定點和基本受眾。他們之淪為被迷惑和被欺騙的原理,大體在於單純、天真和愚昧,有的甚至是對於權勢的恐懼的轉換。另一類是與毛有親自接觸者,他們可稱作被毛澤東“魅力”擊倒的人。

心理學研究顯示,一個人的所謂“魅力”,主要是由這個人的行為的“格式塔”造成的錯覺。比如,一條圓弧和一條拋物線有什麼不同?用理論的語言來說,就是它們“力的結構與樣式”不同。來自圓形的弧線顯得僵硬;來自拋物線的曲線顯得柔和。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因為圓形具有不變的曲率,它的圓形軌跡上的所有點,離中心點的距離都是相等的;而拋物線的曲率是變化的。具有不同“格式塔”的人,就如同具有不同“曲率”的線條一樣,給人的感覺是不同的。一般來說,簡潔完美的“格式塔”給人舒服的感受,具有這種人格的人很透明,容易相處,容易贏得周圍的信任感,但這類人也很可能因為缺乏豐富性和刺激力,令人感到乏味。而具有複雜曲率的“格式塔”的人,令人不安、緊張和不愉快;但也會因富有刺激性和挑戰性,誘發人的進取心、探索欲和追求的內在張力。其中蘊含的自然狀態、豐富的情感與強大的生命衝擊力,即世人所稱“魅力”。毛澤東正是這樣一個人,因為他的人格,是藏在閃爍的目標,曲折的戰略,圓滑的託詞,跳宕的語言,奇詭的想像背後的。大多數人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幹什麼,是因為他不按常理出牌,且喜怒哀樂無常,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這便使很多人,在初次接觸後,便被其迷惑或征服。

其二,為維護自身的利益,對毛偶像的利用。這種利用,不一定是出於真心熱愛和崇拜,而是理性地知道,它是當時最有效、最權威、最有殺傷力的武器。在自身面臨危險時,它是一種“護身符”;在派性的鬥爭中,它是戰略上的“制高點”……在各種利害關係驅動下,對偶像的忠心表白,或表白的攀比——如最後將毛像章別在自己的皮肉上,均帶有“六經注我”的性質。

其三,集體無意識。在研究公眾的毛崇拜現象中的“非理性”成分時,與一位心理學家的討論頗具啟發意義。她的話,可以解釋我們周遭的許多同類而不同質的社會現象:

在民主社會,人們的感覺也同樣被媒體和好萊塢所操控。當你看到越是難看的女人,就越是愛顯露自己的肉體時;你不應嘲笑她們沒有頭腦,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無論在什麼制度下,人們的意識、感覺都是後天從社會上學得來的。甚至可以說,是受潛意識和無意識操控的。

只有這樣才可以解釋下面的現象:我們都還記得當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百萬紅衛兵時,年輕人狂熱的景象。網上有一段錄像,是美國歌星麥當娜在演唱時突然“性奮”,一把撕下自己的乳罩,對着她的歌迷們搖啊搖。那些男性歌迷們也激動地一把扯下自已的短褲,對着麥當娜搖啊搖!這二個景象是專制式“集體性高潮”(受集體無意識操控)與民主式“集體性高潮”的經典代表。

她認為,崔建的歌曲,最好地表達了大陸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一塊紅布》,形象地描述了我們的感覺是如何被人操控的。人類的制度可以轉變,文明可以進步,但人類的“集體性高潮”的表達方式雖然改變,但卻不能被消滅。這是因為“集體無意識”的被操控方式和表達方式可以不斷地變化。

作為一種思考練習,我認為,這大概與青春期的性壓抑和性苦悶的變態反映有關,舉凡中世紀的火燒“女巫”,納粹的“排猶風潮”,以及文革中的集體暴行,均屬此類。在物理學中,大概還可以用“場”和“共振”的原理來解釋。

其四,確有極少數(一般是自命不凡者)真誠地崇拜過(或崇拜着)毛澤東,但不是“品牌毛”,而是那個有着毛的活生生靈魂的“牛仔”。他們崇拜毛的“狂氣”——是那種蔑視自然、藐視上帝、君臨天下,動輒以大地為棋盤,以“一萬年”為視野,自視有資格“為民立極”的狂氣;他們崇拜毛的“傲氣”——是那種三千年文明一言以蔽之,敢以數億人的生命為賭博籌碼,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一旦被披了逆鱗,就要“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的傲氣;他們還崇拜毛的“痞氣”——是那種“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上去滾一滾”,在游泳池光着身子敢接見世界超級大國元首,為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流氓氣……總之,他們為毛的野心、氣概、思維方式、帝王權術所傾倒,為芸芸眾生向他的“折腰”所傾倒,為他的不懼神靈、不信來世、不怕被後人挖墳掘墓、暴骨揚灰的、無所畏懼的“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所傾倒。但卻對毛的“政績”,忽略不計!

——這後一種人,是真正的毛澤東崇拜者。

下篇當代“毛澤東熱”透視

在當代“毛澤東熱”發生之前,中國曾經歷過一個“非毛化”過程。而所謂的“非毛化”,其實就是毛澤東“去神化”和“去品牌化”的過程。

一、中國的“非毛化”時代

毛澤東的“去神化”過程,是從1971年林彪事件——毛皇帝新衣的裁縫的逃跑——開始的。經此一役,毛澤東九死一生,已經神光蛻盡。1976年的“四五運動”,是毛澤東“去品牌化”的開始。經此一役,他身上的那件經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者多年製作和維護的“緊身衣”脫落。在皮肉乍現之際,毛的靈魂已先於肉體飛升而去。1978年開始的“真理標準討論”和次年1月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以及同時在社會上發生的“民主牆”、民刊運動,開始了在中共黨內及全國肅清毛的影響的進程。

作為該時代“搗毀聖像運動”的象徵性行為,詩人黃翔一行在1978年10月11日,在北京王府井《人民日報》社門前刷下了一百多頁的大字報,在朗誦了自己創作的《火神交響詩》後,領呼了“現代皇權應不應該打倒”“應該!”“精神長城應不應該撤除?”“應該!”的口號。自知“闖下大禍”以後,四條漢子一不作,二不休,索性來到天安門廣場,朝着毛像撒了泡尿。11月24日中午,他們又在毛澤東紀念堂前刷下兩條大標語:“毛澤東必須三七開!”“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29]

通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改革開放事業的無可逆轉的推進,“品牌毛”不僅在意識形態領域全面敗北,而且幾乎被事實所摧垮。當時,杭州的一家大學生刊物上的一句詩,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的風潮狀況:“偶像紛落中,紛落也成了偶像”……

1981年,文革中提升至廳局級的韶山特區被撤銷,“紅太陽升起的地方”還原為一個普通的鄉;毛澤東與楊開慧的同居地清水塘——原中共湘區委員會舊址紀念館,掛起了“長沙市博物館”的招牌;[30]各地紅彤彤的標語牌,被五花八門的廣告所取代。

1982年,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被改為“革命領袖紀念堂”,除毛澤東遺體和展室外,那裡增設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生平展室。到1988年毛澤東95歲誕辰之際,這裡第一次舉行了一個著名書畫家展覽。到場參觀的只有華國鋒、汪東興和幾名不在位老人,及毛身邊工作人員。在毛的親屬中,李敏全家沒有前往,李訥全家與瞻仰的觀眾一同進入[31]……這些活動及有關宣傳,不是被官方有意控制在謹慎低調的水平上,而是真正引不起多少人的興趣。

1989年5月23日中午,湖南瀏陽三名青年[32]用顏料塗污了天安門上的毛像,並在天安門洞內貼出大標語“五千年專制到此可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

到此為止,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毛的思想和理論建構社會的地盤,僅剩下一個只有三萬二千人口的南街村。[33]人們清楚地感覺到,“神化毛”已悄悄退出公眾的社會生活。“品牌毛”的利用價值,已經所剩無幾。

但是,由於下述兩個原因,“品牌毛”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而且得到了部分修復:

其一,權力到手的鄧小平無心戀戰。1979年的鄧小平面臨來自兩個方面的壓力:其一是黨內集中在華國鋒、汪東興旗下的“毛派餘黨+非鄧同盟”的壓力;其二,是來自社會上民主運動的壓力。前者的壓力不僅表現在當時由周恩來舊部熊復掌管的《紅旗》雜誌拒不參與“真理標準”討論,還表現在鄧積極促成的“理論務虛會”期間發生的一樁“惡攻”案。[34]後者集中表現為魏京生公開寫出《第五個現代化》和《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文章尖銳批判了毛的獨裁統治,並向鄧敲響了警鐘。為此,鄧採納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提議,一方面贖買了黨內“非鄧同盟”,另一方面“殺雞儆猴”,鎮壓了民主牆和全國的民刊運動。對此,1981年10月,鄧小平在修改《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討論中曾有一個冠冕堂皇的說明:

意見不同的,主要是關於毛的功過,毛澤東思想如何估價,很重要。警衛師說了一下(讀了意大利人談話[35]),幹部戰士都同意。部隊各組接受估價。決議如軍隊不贊成,是個問題。如估價不當,老工人、貧下中農通不過,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旗子丟不得,如丟了,實際否定黨的歷史。我黨還是一個光輝的歷史。解放後工作中犯了很大錯誤、文革,……討論中反覆強調寫毛的個人品質,值得慎重考慮。絕對不能把毛本人寫過頭了。寫過了,也就是為黨和國家抹黑。在這個問題上不能讓步,要堅持。去年所說西單牆,有一些人寫大字報,只在提出四個堅持後,得到多數幹部群眾擁護,才把局勢穩定。如決議搞得不妥,對穩定不利。

討論中提出非常尖銳的問題,大躍進、文革不但比斯大林嚴重,而且比任何剝削國家嚴重。如這樣說,就會說不如勃列日涅夫、不如蔣介石。這個問題很大。對毛評價,不是個人問題,與黨和國家分不開。要看到全局。……要引起我們考慮。已經講過不僅是國內問題,而且是國際問題。外國朋友說要“非常恰當”。……

為了自圓其說,鄧給毛思想作出了新的註解:毛思想不是屬於毛一個人的,而是屬於黨的集體的,要完整地、準確地領會毛思想。這就一方面修補了已經脫落的“品牌毛”形象,贏得了“非鄧同盟”的諒解,另一方面也把毛思想的解釋權從“毛派餘黨”手中拿了過來。這就是後人所說,鄧與這個黨,與“品牌毛”有共同利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事實依據。但從這些內容看來,鄧對毛品牌的去留考慮,主要不是出於對於這個品牌的傾心,而是擔心自己的權力不穩,統治基礎不牢,以及對其在有生之年實現改革事業的干擾。因而,更多的是出於對於現實政治的利害權衡,所作出的策略性考慮。

對於這種狀況,當年曾因此被推入監獄,坐牢十八年的魏京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有過一個評價:

亞衣:在文章中您對毛澤東獨裁統治的批評非常直接和尖銳,提出“民主運動的目的”就是在否定毛澤東獨裁專制的前提下推行社會變革,這就遠遠超過了文革後官方的“撥亂反正”對毛澤東羞羞答答的否定。我想的一個問題是,在中國是否缺少一個類似前蘇聯非斯大林時期的“非毛時期”?

魏京生:實際上中國也有這樣一個時期,只是與蘇聯不一樣。鄧小平採取了兩面手法:一方面不砍倒毛澤東的旗幟,另一方面基本上放棄了毛澤東的經濟路線和國家管理方面的路線。他之所以不放棄毛澤東旗幟的原因,是為了繼續維持毛澤東時代的那種對人民的政治壓迫。鄧小平很精明,兩面手法作得很好,中國也有“非毛時代”,這就是鄧小平時代。[36]

其二,由於上述原因,加之國內研究機構、媒體的被壟斷,思想文化界將“品牌毛”還原為“真人毛”的基礎工作進展緩慢。在此期間,雖然有許多出版物已經按捺不住內在的衝動,開始朝這個方向努力,其中包括毛思想的研究著作、官方毛傳和年譜、毛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但這種願望受到了來自審稿制度的明顯壓抑,我們——企圖尋找真相的人們——只能從字裡行間去發掘其破綻。而大部分“看熱鬧”的人群,只能加深對“品牌毛”的印象。

這些,就是當代“毛澤東熱”得以發生的大背景。

二、當代“毛澤東熱”概述

當代“毛澤東熱”,與歷史上的毛熱的不同之點在於,它是由民間自發興起的。作為改革開放年代許多類似熱潮的一個,在它的前面,有“鄧麗君熱”、“留學熱”、“文化熱”、“經商熱”;與之同步或稍後的,有“瓊瑤熱”、“金庸熱”、“氣功熱”、“武俠熱”、“帝王戲熱”、“炒股熱”、“香港回歸熱”“奧運熱”……直至最近以前發生的“超女熱”和當前的“韓國片熱”。就筆者個人的觀察體驗而言,與上述各種熱潮相比,毛熱干預到我們日常生活的程度,不是更深更廣,而是要小得多。

到目前為止,關於當代“毛熱”的發生的時間,比較一致的說法,是在1988年下半年。但據筆者的接觸,它的萌發卻早在這年的年初——在率先償到改革甜頭的中國南海之濱的羊城,公共汽車司機們的駕駛室里,懸掛吉祥物的地方出現了毛澤東像牌。也有人發現,這次“毛熱”的另一個來源,表現在出版界。在當年熱賣的毛澤東畫像中,至少有一種版本是出自1987年的河南中原出版社。也許是這些風吹草動,使出版界人士預感到當年毛誕將出現的市場,從1988年開始,就不斷有以毛為話題的新書上市,到當年底,已推出四十種以上品種。其內容廣涉毛的思想研究、生平傳記、軼聞趣事、日常生活、感情世界,以及鬥爭藝術、人生藝術、毛的書信、詩詞、墨跡、毛的詩詞頌歌專輯盒帶等,發行量總計超過450萬冊(盒)。[37]

據陳小文的《文革詞典》介紹,自八十年代末期以來,毛澤東像章熱也重新回潮,成了一種有收藏價值的、有利可圖的商品,被搜集起來,甚至還有贗品被製造出來,出售給外國旅遊者;各地都有某某搜集毛澤東像章的收藏家的事迹、設立家庭毛澤東像章展覽的消息,被陸續報導出來,甚至還出版了不止一種的毛澤東像章圖冊和專著。據旅居美國的桑曄90年代初的報導,他個人收藏的像章就達7000餘種。在中國大陸的四川、貴州、上海、陝西、北京、廣東、江蘇、江西,都出現了毛像章的收藏家。據上海市毛像章研究會主辦的《收藏通訊》介紹:兩組20枚的“語錄像章”,參考估價為1000元;一組30枚套的“紅衛兵系列像章”,參考估價為一萬元。內蒙古包頭的銀片壓制毛像章系列,直徑從8厘米到18厘米,全套市場價達4000元以上。[38]

由於海峽兩岸關係的進一步親密化,大陸的這股毛熱,甚至刮到了台灣。2005年9月香港《成報》一篇題為《台版〈毛主席語錄〉賣斷市》的報導稱:最近在台灣的書店中,出現一本300多頁的繁體字版新書《毛澤東語錄》,吸引不少讀者買來一看究竟。由於隔年是毛逝世30周年,這本書正掀起台灣另一波閱讀話題。香港《明報》另一篇報導稱:《毛主席語錄》繁體字版首次在台灣正式出售,且一上架就掀起熱潮,加上香港、新加坡亦反應熱烈,出版商東觀國際文化有限公司為因應市場需求已加印兩次。據讀者說,他們學習毛著,着眼點在於“知己知彼”——為了應付與大陸的商戰。

在整個社會的“毛熱”推動下。學術界的“毛熱”也不斷升溫。除撰寫專著外,在此期間,全國各地創辦了研究毛思想的專業刊物在四種以上,有些地方還成立了全國範圍的毛思想研究會。到了胡溫時代,隨着民間“博客熱”的興起,還出現了不少紀念毛澤東的網站。有人再次提出了設立“毛澤東日”的倡議。

在普通民眾中,“毛熱”表現並未達到成癮、成癖的非理性程度。他們的“熱”表現為一種注意力和興趣的轉移。如購買與閱讀有關毛生平的書刊、毛畫像及佩戴毛的紀念像章;或者到毛生活戰鬥過的地方瞻仰遺迹、遺物,或者到專題網站上一逞口舌之快……

1989年的《海南紀實》,曾對當時的狀況有過近距離觀察,作者張京明記說:當毛主席的老鄰居湯瑞仁西裝革履、當上“毛家飯店”老闆的時候,她沒有料到,毛主席竟又會悄悄“潛返人間”。

湖南省隆回縣城,“群樂服裝門市部”新添的白色橫幅上寫着八個紅色的大字:“毛爺爺像章大展銷”,再下面是兩串各式各樣的毛主席像章,磁質的、鋼質的、鋁合金的,規格不一,品種齊全。低的每枚賣價2元,高的竟達25元。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以中青年居多,漸漸“傳染”了中小學生,也有極少數老年人不甘寂寞,趕此時髦。

成都市一居民王安廷幾十年來收集了13876枚毛澤東像章,幾乎囊括了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以及解放軍各總部、各大軍區、軍兵種所制的產品,據說這當中大多是他在外做木工時不要工錢而索取的“報酬”。經有關單位批准,今年初[39]他在家中舉辦了一個家庭“小展覽”,有人參觀後願出6萬元購買展品,被斷然拒絕。王安廷還收集了大量古錢幣和郵票,他常常用來與別人交換毛澤東像章,而像章卻決不捨得換出來。

也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在街上流行像章前,種種跡象就出現在農村的一些地方。農民們習慣將毛主席的標準像放在神龕內,每逢節日總要奉上供品。結婚、建房時要貼毛主席像,據說是可以消災、填堂、沖喜。有的地方甚至還建起了毛澤東廟。

發生在城市的故事,則剔除了農村的那一層傳統文化的色彩。在邵陽市的中巴上,年方二十的售票姑娘深藍色的西服上綴着一枚小巧的白底淺灰色像章。我購票時笑着問道:“戴這個幹嗎?”

“好看啊,好耍啊!”她回答得很快活。

近年來,社會上曾流行過戴十字架、戴胸花、戴體育紀念章等等,時髦對於許多人來說是一種人生樂趣,並無政治色彩。以戴像章為時髦的,有不少是中小學生,他們沒有經歷過文革,只是聽大人說過,電視里看過。他們天真爛漫,滿臉稚氣,不僅不覺得那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反而認為大串連坐車不要錢,免費旅遊好玩得很等等。如今,見到別人戴像章,自己也就千方百計去搞一個戴上,甚至還進行像章比賽,看誰的像章大,色彩艷麗,從中得到莫大樂趣。

然而,僅僅用時髦二字是難以概括這股潛流的。

陣陣哀樂從副食品公司內飄到大街上,黑框照片上,豆蔻年華的姑娘拋卻了塵世煩惱後永遠地微笑着,她曾經歷了許多她這個年齡本不該經歷的事情,學財會專業的她被分配到商店當了售貨員,好不容易有一天經理當眾答應調她到公司當會計,不料,到了最後,接到調令的卻是另外一個人……

“要是毛主席在,他們敢!”在她的靈柩前,有人指着胸前的毛主席像氣憤地說。令人驚奇的是,在邵陽市委招待所服務台,一幅毛主席像覆蓋了原來的迎客松。

旁邊的對聯上端正地寫着:“旭日東升山河秀,光輝思想照千秋”。我留心看了看,畫像是河南中原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

我請教服務員箇中奧秘,她以嫣然一笑作為回答,最後還是一位幹部吐露了真情:“這是一位老幹部要求懸掛的。”他嘆了口氣又說:“唉,也難怪,現在上了年紀的人都懷念五十年代,那時生活雖然艱苦點,但大家都團結一致,奮發向上,社會風氣也好,只要是毛主席說的,不管對不對,誰敢不聽?!哪象現在啊,一盤散沙,一切朝錢看。”他主張重建權威。[40]

在大學校園裡,“毛澤東熱”則表現為閱讀有關毛的書籍、張貼毛的畫像,業餘以毛為談論話題。一些大學生還成立了馬列主義和毛思想研究小組或毛著讀書會……

對於社會自發興起的這股毛熱,至少在頭一個十年里,官方意識形態權威和政工部門,是對之保留看法、並給與了高度關注的。他們已經注意到,有些人“尋找毛澤東”,有欣賞毛的“造反意識”的傾向;有些人利用人們的懷舊心理,散布對官倒橫行、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及造成席捲全國的搶購風潮的現狀的不滿情緒;有些人通過“尋找毛澤東”來否定毛澤東,否定共產黨,造成與黨和政府的對立情緒。[41]

1993年毛誕一百周年時,大概因為鄧的在世,“江核心”依然需要用“鄧思想”鞏固和宣示自己的“道統”,這個重要紀念日也並未出現高規格的官方活動。到2003年毛誕110周年時,繼登大寶的胡、溫為聚集社會資源,在“三個代表”以外,加重對“弱勢群體”的強調,公開在“鄧思想”、“江核心”之外,重打毛的旗幡,造成一派“品牌毛”行將復辟的趨勢。

三、三個浪潮:“毛熱”的內在驅動力

據筆者觀察,1988年開始發自民間的這場“毛熱”,基本上是圍繞“品牌毛”的核心價值展開的。雖然只是表達老百姓的喜怒哀樂,但就已經經歷的三波浪潮來說,仍是各具不同背景和內在驅動力的。

第一波浪潮,時間大約發生在1988—1989年,以南方的公共汽車司機為先鋒。他們掛出毛像,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們的眼裡,毛一生大起大落,兇險無數,仇家如蟻;自家人損之八九,同道也皆無好下場;但他居然得以壽終,死在自己的病床上,從迷信的眼光看,實在是冥冥之中,自有神靈操控。而方今民眾,好容易在“先富”政策的鼓勵下,折衝商海,在官商巨輪的夾縫邊拾得少許魚蝦,便心懷僥倖,患得患失,期待未來,有一個“守護神”來保佑他們發財。而毛,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這樣一個合適的人選。因此,他們對毛的“崇仰”,實質是下層既得利益人眾,對現實感恩,但又不放心的一種情緒表達。

而作為對這種市場先機的敏銳的適應,出版商與被冷凍約達十年之久的黨史、黨文化工作者,終於也盼到了一個發財的機會。可以與此相比較的是藉助“毛家菜”之名崛起的湘菜系列,終於結束了改革開放前十年間,借鄧小平之威,川菜橫霸半個中國餐飲業的局面。而在那些“升學沒準,出國沒門,經商沒本”,追趕西化潮流又沒有方位感,眼看要錯過整整一個時代機緣的小商品生產者那裡,這當然更是一次天外飛來的商機。——的確,這次發財機會,是“毛爺爺”給的。

在另一方面,隨着中國自上而下的經濟改革來到“瓶頸”部位,由於政府所採取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造成了毛時代不曾有過的貧富不均;企業改革帶來的大量國企職工下崗,使許多人失去了“國家主人翁”的地位;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係,代替了“大鍋飯”下的“一團和氣”;而那些有幸仍在“資源優化”之內的人們則驚呼,自己突然變成了“僱傭勞動者”。那些懷有“原教旨”情結的老幹部則感嘆:“出生入死幾十年,一覺睡到解放前”……種種社會不滿情緒的聚集,在改革操盤手趙紫陽那裡曾化為一句感嘆,叫做“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

而這種“人心不古”的情勢,最被動的表達方式,就是懷舊,集體的懷舊,用集體無意識表達的懷舊!正是在這種不滿的積累,而又看不到前途的情況下,方才出現了1989年的“積極宣洩”。

第二波浪潮,時間大約發生在九十年代初期。較之此前的一波,性質有了極大的變化。它的出現,和同期出現的“武俠熱”、“軍事題材熱”、“傳統文化熱”、“歷史題材熱”、“氣功熱”,都是由於同一個歷史背景——“高燒”到90度的八九民眾情緒被外界力量強行鎮壓後,流入地下——的曲折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都帶有很大的政治色彩。

作為一種大眾情緒的寄託,作為民間自發形成的“反主流”熱潮,它們對於當時的“主旋律”——革命文化,既不反對也不配合。它們用“不作為”進行“消極抵抗”,以“面向過去而背對現在”,以懷念前朝為藉口,曲折發泄對當朝的不滿。其目標雖然閃爍迷離,但意識指向,總是圍繞着那個無論從感情、還是從理性上來說,都解不開的“六·四情結”。當時人提到毛,大多是因為毛是鄧的剋星。而且毛講過:誰鎮壓學生運動決沒有好下場。因此,它們表現的對毛的“崇仰”,實質是廣大民眾與當朝者精神分離的象徵。因為經過“品牌化”包裝的毛的形象是家喻戶曉的,毛的語錄——經過林彪的篩選——是通俗易懂、很容易掌握人民群眾的;而且,對於那個時代的人來說,是“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所以是當時唯一擁有號召力,可以用來與當局進行精神抗衡的力量。

第三波浪潮,時間大約發生在九十年代後半期。作為一種“對江澤民的派對”,[42]與第二波毛熱不同的是,它不像前者那樣確具有混沌不清的面目。它不是各種慾望混合的表達,和潛意識的流露,而是有着更清晰的面目和更明確的訴求的。它基本上是社會兩極分化形勢嚴峻的產物;是利益失落者借用的旗幟。它與同期發生在知識界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具有相重迭的歷史內涵。它們都是以當前社會“分配不公”現象為背景,企圖對急劇轉型中的社會問題作出回應。而如果說,理論上的爭論是它的理性探索的話,那麼,由大眾文化呈現出來的圖景,則是它的情感表達。此時的毛澤東,與歷次運動——如“文革”、“八九”——扮演的“鍾馗”形象毫無二致,不過這次反映的卻是利益被損害階層的呼聲。

我認為,也正是因為它在民間已經形成氣候,官方才會輕鬆地接過它的旗幟。

四、“毛熱”的社會歷史功能及氣象預測

如果以上述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那麼,所謂“毛熱”,就不能簡單的看作“毛澤東的文化復辟”。筆者認為,作為一種社會表徵,它的爆發與這個社會的弊病,以及人民群眾對社會發展狀況的不適應,是密切相連的。就積極的方面而言,它至少具有如下四層功用:

第一,它提供了朝野政治家民意觀察的“晴雨表”。第二,在反腐化、反特權、聲張平等方面,對執政黨敲響警鐘。第三,通過民間文化熱持續不斷地對政治發生影響,結束歷來只有“聖意”、“上意”,而沒有“民意”的政治文化結構。第四,通過民間自由研究和討論,進一步深化對毛的反省,尤其是深化人們對“真人毛”的認識,為毛澤東作為“偶像”和“品牌”的徹底拋棄鋪平道路。

但由於毛這個“品牌”的陳舊性和封閉性,這種毛熱對於現時代的中國,也必然具有消極的一面,在一定的條件下,甚至會導出反動的潮流。譬如:

第一,作為一種“革命文化”的內容,它的勃興和市場佔有,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進入中國的“西方文化”潮流,必然起到一種阻遏的作用。[43]這對於剛剛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自由民主人權與博愛的價值觀在中國還非常幼弱的植株,將是不幸的。

第二,作為一種“魅力型”偶像,毛對於那些期望“青天”政治的群眾,有着嚴重的麻醉作用,也極易誘導政治家返回“人治”政治。

第三,作為一種“農業文明”空想社會的產物,毛主義的核心價值具有鮮明的“反現代化”色彩。對中國當代向“工業文明”的社會轉型,必然產生不利但並非完全消極的影響。

第四,作為造反成功的領袖,毛是運用舊式“民主”手段,排斥新式民主政治的實踐者。毛的符號與行為方式,留給中國民間的記憶猶新。在民眾沒有掌握新式民主手段而政府也未作出相應改制之前,毛的行為方式將是民眾爭取自身權利的唯一方式,它的發展,將不利於憲政民主建設。

第五,作為一個東方帝國的巨靈,“品牌毛”具有抗衡西方霸權的號召力。一旦中國國際環境的壓力加大,民眾和政府中的“利益集團”,必將再次打出毛的旗幡,作為中國新一代民族主義運動的前導。屆時的中國,將重新對世界關閉,並變得焦躁不安……

五、如何對待“毛澤東熱”

綜上所述,中國歷史上的“毛澤東崇拜”,是中國兩千年專制主義文化與中共“革命文化”相結合的產兒。它的“產床”,是科學極不發達、統一宗教闕如而民間迷信濃厚,以及民主政治土壤瘠薄的、以小生產意識為主體的農耕文化;其“助產士”,則是民族危機與革命戰爭背景下,圍繞國家權力與中共黨內權力而展開的鬥爭。作為革命文化的一個分支現象,毛澤東熱在中國現、當代精神文化史中,既不是其來有自的,也不是持續不斷的,自然也不會是永世長存的。隨着其形成的條件的逐漸消除,它也將逐漸退化、變形,以致從歷史中冰雪消融。

毛澤東式的專制,更是政治進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隨着國家權威“去魅力,入法理”的進步,他的消解也是一個必然。

可以理解的是,在現階段,如果說民眾中還殘存着毛崇拜的話,那麼,絕大部分已不是對那個真實的、醜惡的毛的崇拜,而是對於被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者和民眾自己——根據黨紀和傳統道德——“品牌化”的毛的崇拜。換言之,作為崇拜者來說,絕大部分不屬於上述第五類。他們的崇拜,有時甚至與毛這個人的思想、行為、經歷毫無關係,而是崇拜者將自身理想“對象化”的結果。

作為一個從類似愚昧和崇拜中走過來的人,作為一個民主自由觀念的信奉者和實踐者,同時,也作為一介政治文化的研究者,我致力於將毛“去神化”和“去品牌化”的工作,但也十分理解毛熱的發生,以及毛崇拜的殘餘現象。並認為,為防毛的復辟,我們需要進行的工作仍將是艱苦而漫長的,戰線是廣大而層次是複雜的。因為它有賴於我們——每個從毛澤時代過來或受其影響的人的徹底“去毛化”——從理念到思想,從思維定勢到行為方式,從語言到手段的徹底“脫毛”過程。並以這種“脫毛”後的新人類群體的行為示範於廣大民眾,讓民眾自己去自由抉擇。

1988年10月2日,我曾目睹天安門廣場的馬恩列斯像懸掛最後一天的情景。作為一種象徵性事物,那是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政治生涯中的最後時刻。當時,我十分留意民間的反應。但我所得到的結果是,民間對此毫無反應!我意識到,這是人心已去、大勢已去的結果;也是執政黨多年來逐漸降溫,思想界持續努力,以及最後處理這一事件的智慧手段的產物。因此,我認為,毛畫像是否能從天安門城樓取締,毛遺體是否能從天安門廣場撤走,並不是“去毛化”過程的開端,而是這一過程完成或基本完成的結果。

作為一種策略性選擇,我曾提出過,毛遺體的去留,可由其家人提出要求,我相信,生活在人民群眾和現實生活中,有着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他們,能夠做出明智符合歷史潮流的抉擇。同時,我還提出,去除毛的象徵物後,可以允許毛作為“小神”在民間留存。[44]這是鑒於中國民間的文化傳統,考慮到客觀存在,基於對人民信仰自由的尊重,以及一種“軟着陸”的願望而提出的。這並不意味着我“提倡”、“號召”和“呼籲”把這尊已打倒的偶像重新扶上神位,更不代表我個人對毛的好惡。

【注釋】

[1]鄭立新主編《國史通鑒》第四卷“毛澤東熱”,紅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2—303頁。

[2]迄今在荷蘭的馬林檔案中,還存有一份當時的紀錄:《與毛澤東同志的一次談話》。在這份記錄里,記載有毛澤東贊同、支援馬林關於“國共合作戰略”的談話。參見陳小雅《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第九章“玩弄的代價”。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7月版。

[3]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頁。

[4]謝和庚是中共打入國民黨的地下黨員,時任蔣介石行營的軍事參謀,後來與中共地下黨員、著名影星王瑩結婚,成為胡宗南的心腹。

[5]見曾志《一個革命倖存者的回憶》。

[6]參見陳小雅《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第四章“毛澤東主義”。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年6月版。

[7]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第605-606頁。

[8]《張聞天文集》(三),第254頁。

[9]尹高潮編著《毛澤東的老師們》,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0]據毛澤東自稱,此詞作於1936年2月的東征途中,但原稿與發表稿差別很大,胡喬木曾聲稱最後定稿是他捉刀代斧。

[11]參見愛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版,第104頁。

[12]見陳小文《文革詞典》(徵求意見稿)“毛主席像章”條目。

[13]參見高伐林《陳小雅談毛澤東研究及背景》,“繡花小襖與皇帝的新衣”。載陳小雅《中國“廢片”》附錄。

[14]據傳,這位算命先生的預言是:活83歲,執政41年。如果以1935年遵義會議算作毛澤東“執政”開始,到1976年毛去世,正好41年。

[15]“28雙響”即56響。1949年的毛澤東剛好56歲。按照國際慣例,一個國家的重大慶典和迎接外國元首時,鳴放禮炮21響;歡迎外國政府首腦時,鳴放禮炮19響。毛澤東為什麼要鳴放56響呢?後來的秀才解釋說,56是28的一倍,28雙響意味着1921年建黨的中共,經過28年的艱苦奮鬥奪得了政權。如果這樣,完全可以規定為14雙響或28響。有人解釋,56響可能是代表中國有56個民族。其實,當時中共尚未將西藏、海南和台灣併入版圖,中國究竟有多少個民族尚無定論。1954年普選時,選民自報的民族多達數百個;1956年,國務院根據民族識別工作成果,公布了中國51個少數民族名單;爾後經過民族研究工作者多年的研究和識別,直至1983年國務院才正式確定,中國除漢族外,共有55個少數民族。

[16]參見陳小雅《中國“丈夫”——毛澤東的情事》,第十一章“醫生的秘密”。香港共和出版公司,2005年12月版。

[17]參見劉英《我與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

[18]參見王瑞璞、孫啟泰主編《國史通鑒》第三卷,紅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68頁。

[19]參見陳小雅《中國“丈夫”》,第十一章“醫生的秘密”。

[20]見郭金榮《毛澤東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95、96頁。

[21]見毛澤東1970年與斯諾的談話。

[22]參見王瑞璞、孫啟泰主編《國史通鑒》第三卷,同上。

[23]“黑七類”指: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

[24]見陳小文《文革詞典》(徵求意見稿)“毛主席像章”條目。

[25]見章立凡《毛詩閑品》。載“五柳村”網站。

[26]與毛遠新的談話。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7]1967年10月3日,毛澤東同努馬扎來談話記錄。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08頁。

[28]見陳小雅《中國“牛仔”》,第四章“毛澤東主義”,第八節“毛澤東‘精神鴉片’的吸食者”。

[29]見亞衣《火炬在心中燃燒——訪員貴州“啟蒙”社創辦者、詩人黃翔》,載《流亡者訪談錄》,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第298頁。原載《北京之春》1998年4月號。

[30]張京明《毛澤東潛返人間》。載《海南紀實》1989年8月號。

[31]耿軍《毛澤東95誕辰見聞》。同上。

[32]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

[33]南街村位於河南省臨穎縣,據德國《世界報》刊登的約翰尼·埃爾林《富裕的毛主義者居住的地方》描述,這裡的村莊,仍以一具毛澤東塑像為公共標誌,並仍保留着馬恩列斯肖像,農民聲稱仍信奉這些偶像。日本《讀賣新聞》記者藤野彰報導,該村至今仍沿襲文革時期每天早晨喇叭播放《東方紅》叫村民起床、民兵晨練等制度,並仍實行集體經濟,奉行平均主義的低工資和福利制。

[34]1978年末,當時的毛著編委會辦公室(現中央文獻研究室)有人給《紅旗》雜誌送去一篇題為《篡黨奪權的一個大陰謀》的文章,名為批判彭德懷,但內中明顯有“影射鄧小平”的文字。此事在專案調查後不了了之。

[35]指1980年8月21日對義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談話。鄧在談話中說,天安門上的毛像“永遠要保留下去”。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4頁。

[36]亞衣《自由是人類最神聖的權利——訪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人魏京生》,載《流亡者訪談錄》,第157—158頁。原載《北京之春》1998年1月號。

[37]見鄭立新主編《國史通鑒》第四卷,第302頁。

[38]見陳小文《文革詞典》(徵求意見稿)“毛主席像章”條目。

[39]即1989年。

[40]張京明《毛澤東潛返人間》。

[41]見鄭立新主編《國史通鑒》第四卷,第302頁。

[42]見孫豐《毛澤東熱是對江澤民的派對性發泄》,載徐水良主編《網路文摘》。

[43]參見陳小雅《未來思潮誰引領?——文化“三環”解析》、《從“一花獨放”到“三分天下”——當代中國文化格局的嬗變》,載陳小雅《中國“廢片”》附錄。原載《民主論壇》。

[44]見張偉國《陳小雅關於〈中國“牛仔”〉的答問錄》,載《中國“廢片”》附錄。原載《北京之春》2005年9、10月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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