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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毀批判周恩來的會議記錄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是為了替周恩來、葉劍英平反,把他們的檢討燒了;二、是為了保護復出的鄧小平,保護「英明領袖華國鋒」等人,把他們批周的發言統統銷毀了;三、是為了把反周的罪名完全歸咎於江青等「四人幫」;四、是為了掩蓋中共高層在中美關係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五、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就是保護了批周的總後台、總指揮——毛澤東。

在高文謙著的《晚年周恩來》和在劉武生著的《周恩來的晚年歲月》這兩本書中,都寫到了一九七三年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判周恩來的擴大會議。高書寫道:“順便一提的是,有關這次會議的原始記錄,已經全部銷毀。”劉書寫道:“由於中央檔案部門沒有保存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記錄,塵封了整整三十多年的這樁歷史公案,只能從某些當事人的回憶文章中窺見。”

我看了以後感到很納悶:如此重要的會議的原始記錄,怎麼會“沒有保存”呢?如此珍貴的中央檔案,怎麼會“全部銷毀”呢?在高書中引用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鄧穎超同周恩來傳記組的談話,倒是透露了一些銷毀的過程。據鄧穎超說:周恩來臨終前,曾向鄧穎超談了對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一件是伍豪啟事,另一件就是一九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講了這次會議給他加的種種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結束後,鄧穎超和葉劍英聯名向中央寫信,要求給這件事平反,經由華國鋒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原始記錄後全部銷毀。

看了這些文字,並沒有解開我心中的疑團,我一直想要證實和探究這件燒毀檔案的重大事件,而覺得不能“順便一提”,輕輕放過。因為在任何國家、任何朝代,燒毀重要檔案、特別是中央的核心機密檔案,都是不能允許的。

批周會檔案已被證實全部燒毀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原秘書趙煒,在耿飈的女兒耿弘的陪同下,來到上海天平路我的家裡,看望我和我的老伴葛蘊芳。老朋友相隔三十多年未曾見面,見了面自然有說不盡的話題。趙煒已經有七十多歲高齡了,但她雙鬢微白、精神矍爍,至今仍在各地講述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生平事迹。

在交談中,我向趙煒證實燒毀批周會檔案的事。趙煒告訴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經毛澤東親自決定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的原始記錄,確實已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鄧穎超的直接監督下,由趙煒等人動手燒毀了!

趙煒對我說:政治局批周會,批得可凶了,鄧小平也在會上發了言,對周批得很厲害。批周會結束以後,毛主席說過要把材料燒掉,但是一直沒有燒。直到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復出了,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鄧大姐找葉帥商量,由兩個人聯名寫信給中央,要求平反,並說毛主席指示過要把政治局批周會的材料燒掉,要求照辦。經過華國鋒的批准,由胡耀邦從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取出政治局批周會的材料,全部拿到鄧大姐的辦公室。由我和葉帥的秘書王守江當著鄧大姐的面,把原始記錄全部燒毀。

政治局批周會的檔案,終於證實已被全部燒掉了。關於政治局擴大會批判周恩來的情況,過去一直是嚴格保密的,只有中央極小範圍內的少數人知道。我當時作為中共中央委員和上海市委書記,在文革期間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會議。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也從未向上海市的領導透露過任何有關信息。直到文革結束以後,在批判江青等人的過程中,才逐步地把批周會的內幕揭開。

時至今日,在海內的權威出版物中,總算有了關於這次會議的介紹。例如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年譜》中寫道:“(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十二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的所謂‘錯誤’。會上,江青等人對周恩來和葉劍英進行圍攻,斥責此次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周恩來違心地作了檢查。江青、姚文元還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誣衊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澤東。之後,江青將要求增補她本人和姚文元為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報告毛澤東。十二月九日,毛澤東先後同周恩來、王洪文等談話,提出:這次會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對江青所提增補常委的意見,毛澤東表示:‘增補常委,不要。’”

從上述文字來看,政治局批周會就是江青、姚文元等人對周恩來的“圍攻”和“誣衊”,而且江青等另有野心,想當“常委”;毛澤東雖然提議召開此次會議,但及時發現了江青等人講的“十一次路線鬥爭”和“迫不及待”等錯話,“保護”了周恩來,並制止了“增補常委”的陰謀。既然如此,政治局批周會的原始記錄豈不正是揭露“四人幫”反對周總理、陰謀奪權的絕佳材料,妥善保存和大量引用還來不及,卻為什麼要在江青等人被捕、判刑之後急於燒毀呢?鄧穎超、葉劍英要求為批周會平反,這是合理的,中央據此作出平反決定就可以了,為什麼偏偏要把中央的重要檔案全部燒毀?此中究竟有什麼難言之隱呢?

帶着這樣的疑問,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並找了相關的人員作了了解,終於對這宗疑案有了初步的結論。

批周會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召開的

批周會的起因全在毛澤東。

林彪事件以後,從一九七二年起,周恩來就着手在各個領域包括外交領域糾正林彪的極左影響。可是毛澤東擔心反對極左反下去會否定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澤東找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談話,提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周恩來的批極左就再也批不下去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恩來要外交部對美蘇峰會進行研究,外交部當即出了一期《新情況》,認為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後,對世界的“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周恩來對這期《新情況》加以稱讚,毛澤東卻認為不符合他對國際形勢的一貫分析。七月四日,毛澤東不找周恩來,偏偏找正在籌備中共“十大”的張春橋、王洪文談話,對周恩來主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評:“我常吹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名為批評外交部,實際點了周恩來的名:“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毛澤東“勸告”張春橋和王洪文:“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毛澤東在這裡把話說得夠重了:什麼“屁文件”,“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上他們的賊船”,“搞修正主義”等等,完全把問題的性質上綱上線到“路線鬥爭”的高度。當天晚上,張春橋向政治局和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批評。周恩來當然覺出了這個批評的份量,一邊撤回外交部《新情況》,一邊向毛澤東寫檢討。七月五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的信上批道:“此類頑症,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獨有,宜研究改正方法。”

但是,事情並沒有了結,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 訪問中國大陸,和周恩來作了四次正式會談,三次單獨會談。在會談時,周恩來都是嚴格按照毛澤東確定的口徑談話的。十一月十二日,基辛格在周恩來陪同下會見了毛澤東,基辛格說蘇聯要摧毀中國的核能力,而美國“已經決定不允許中國的安全遭到破壞”。基辛格想讓美國替中國提供核保護傘,這使一向強調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的毛澤東感到極大的不快,他當場向基辛格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蘇聯“它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毛不願意接受任何人的“保護”。

十一月十四日凌晨,周恩來和葉劍英同基辛格作了最後一次正式會談,商定了“公報”的措詞。“公報”全文送毛澤東審定。會談本已結束,基辛格也將在十五日上午離開中國。但是,就在啟程回國前幾小時,基辛格又突然提出,要單獨拜會周恩來,希望就中美軍事合作問題進一步交換意見。周恩來馬上用電話請示毛澤東,回答是主席已經服了安眠藥入睡了。周恩來知道毛澤東的健康狀況不佳,不忍心叫醒他,但對基辛格又覺得不見不好,就在譯員唐聞生的陪同下與基辛格作了單獨會談。

會談時周恩來對於基辛格提出的問題,由於未及請示毛澤東,所以沒有作出任何承諾,只是答覆:此事需要進一步考慮,等以後再說;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在基辛格後來寫的《基辛格秘錄》一書中,在“會談備忘錄”里也記下了周恩來對這一問題的回答:

“周總理:而且因為這是一個十分具體和十分複雜的問題,因此在同你方協商之前,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作為一國總理,這樣回答並未喪失原則,要說有缺點的話,就是沒有按照毛澤東的精神,當場頂回去,同時在事後又沒有把最後一輪單獨會談的情況補報毛澤東。

誰知,情況傳到了毛澤東那裡,就成了周恩來的重大罪錯。以毛澤東在民族獨立問題上的氣魄和敏感,他認為周恩來在這次會談中闖了亂子,被蘇聯的原子彈嚇破了膽,不向他請示就向美國承擔了搞軍事合作的任務,接受了美國的核保護傘。毛澤東對此批評說:“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他的意見。十一月十七日,毛澤東親自召見周恩來和外交部的有關人員,批評這次中美會談公報並不怎麼樣,還說: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毛澤東嚴厲地說:“當著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可以來,在後面擺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這樣,就決定由周恩來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周。

開了兩天小會,江青批判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接受美國“核保護”。周恩來對毛的批評作了初步檢查,也做了一些辯解。江青當場斥責他:“你這個人就是羅嗦!要談實質性問題!”周恩來的態度激起了毛澤東更大的不滿。毛澤東嫌政治局小範圍批周還不夠,要進一步擴大範圍、肅清影響,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除了年老多病的,20來人都要參加批周,連當時還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也被指定列席會議。會場從釣魚台改到人民大會堂,擴大的名單由毛澤東親自擬定,計有:外交部的部長、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中聯部部長耿飈,再加外交部的四個“小字輩”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批周會改由王洪文主持,並經毛澤東批准,成立了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六人組成的“幫助小組”。毛澤東還指定王海容、唐聞生做他的聯絡員,隨時傳達他的指示。

毛澤東為批周會定調

批周會開始時,為了讓與會者了解毛澤東的意圖,先由唐聞生原原本本地傳達毛澤東對周恩來和對外交工作的批評,前後整整講了八個小時。毛澤東指責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不執行他所制訂的外交方針。毛澤東還聳人聽聞地指出:周恩來對蘇聯怕得不得了,如果他們打進來了,他要當蘇聯人的兒皇帝!這就為周恩來的“投降賣國”的罪名定了調子。

在傳達時,王海容、唐聞生又對七月份毛澤東關於“上他們的賊船”這句話作了說明:毛的原話是這樣說的,“不要上喬老爺(喬冠華)、姬老爺(姬鵬飛)的賊船”。在談話記錄送審時,毛澤東把喬、姬兩人的名字刪掉了,這裡指的就是周恩來,因為喬、姬兩人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根本沒有資格當賊船的老闆,能夠當得上賊船老闆的只有林彪那號人物。毛澤東大筆一刪,便把周恩來和林彪相提並論,這又為“路線鬥爭的頭子”的頭銜定下了基調。

與會的人聽了毛澤東指示的傳達,都感到震驚。就像喬冠華後來所說的,聽了聯絡員傳達毛主席的話,簡直“毛骨悚然”。

毛澤東一聲號令,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炮火連天,與會者紛紛指責周恩來“嚴重右傾”,“修正主義”,“屈膝投降”,“喪權辱國”,“目無中央”,“矇騙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華國鋒、紀登奎、吳德、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等無一不發言,外交部的列席人員火力更猛,大家都要在“最高指示”下表態批周。

與會的章含之後來在她的回憶錄《我與喬冠華》里寫了一段話,說出了當時的心理狀態:“儘管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一個被捲入的人能夠蔑視權威,主張公道,但畢竟作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為了自身的生存和‘前程’,隨着那洶湧而至的濁浪而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傷害過好人。尤其在周總理蒙受屈辱時,我們並未能為他做一點事減輕他的壓力。”雖然說得躲躲閃閃,但卻道出了幾分真實,並且說明與會者“沒有一個”不對批周表態的。

至於江青、姚文元等人在會上當然跟得更緊,江青嚷嚷的“投降主義”、“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頭子”,根據就是毛澤東批評周是“修正主義”的“兒皇帝”和“賊船”的“老闆”,只是上綱上得更高,差一點就可以把周恩來打倒了。

據原在王洪文處工作的蕭木在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告訴我:王洪文當時主持批周會,每天深夜把會議的原始記錄從人民大會堂帶回釣魚台,便由蕭木和秘書小沈用鉛筆把原始記錄原原本本地謄抄成一號鉛字般大小的大字,呈送給目力不濟的毛澤東閱看。蕭木說:“原始記錄是一個字也不能抄漏掉的,說明毛對這個會上的發言非常注意,每個人的發言都要看,他是直接領導會議的。”為了保密,記錄不能送到印刷廠去排印,只能手抄。

由此可見,《周恩來年譜》認為批周會是江青等人對周恩來的“圍攻”、“斥責”和“誣衊”,顯然是片面的,完整的說法應該是:“在毛澤東的親自策動和指揮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全體與會人員對周恩來作了圍攻、斥責和誣衊。”

在這裡需要補敘一個插曲:過了一段時間,當時參加批周會的喬冠華在接待外賓時見到周恩來,向周當面表示自己在會上的發言對不起周恩來,請求原諒。周恩來慨然說:“這不是你們能左右的事。”“那怎麼能怪你呢?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你在我身邊工作幾十年,又管美國這一攤,怎麼能不講呢?再說,我也有失誤,也不能說不能批評我。”可見,周恩來對於誰要整他,完全是心知肚明的。

鄧小平既捧毛澤東又誅周恩來

鄧小平當時只是十屆中央委員,還不是政治局委員,但是毛澤東卻指定他參加批周會,要看他在會上的態度和表現。

鄧小平在會上發了什麼言?他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這樣寫道:“鄧小平剛剛恢復工作,連政治局成員都不是,只是一個列席會議的身份。在會上,他一直沉默,沒有發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發了言之後,到了最後一兩天,他發了一個言。發言一開始,他不得不按毛澤東對每一個與會者的要求批評周恩來。但寥寥數語之後,他即把話鋒一轉,開始講怎樣看待國際戰略形勢的問題。”

照毛毛這樣說法,鄧小平只是“寥寥數語”批評周恩來,這能夠使毛澤東滿意嗎?事實上,毛澤東十分關注鄧小平在會上的態度。在會議過程中,他專門向王海容、唐聞生了解鄧小平的表現,一再追問他發言了沒有?毛毛自己也寫道:毛澤東聽說鄧小平發言以後,一時興起,想馬上把鄧找來作徹夜長談,只是因為當時已是深更半夜,一時找不到人,只好作罷。

這就產生了矛盾。鄧小平如果只是“寥寥數語”批評周恩來,怎能引起毛澤東的讚賞,並且馬上要把他請來作“徹夜長談”呢?

終於,我們從紀登奎的談話中知道了真相:一九八八年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訪問了十屆、十一屆政治局委員紀登奎,作了一個談話紀錄。紀登奎說,鄧小平在會議快要結束時才作了發言,鄧小平“提醒”周恩來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

鄧小平的“提醒”真是份量很重:你現在的地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距離主席是“一步之遙”,只有你有資格“可望而可即”,取毛主席而代之,希望你警惕。鄧小平不像江青說得那樣露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他說得更高明,更含蓄,既捧了毛澤東,又“誅”了周恩來,令周恩來更加有口難辯。事實上,十分本份的周恩來自遵義會議以後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念頭,他一直非常小心謹慎,避免“功高震主”。所以,他對鄧小平和江青的發言感到非常委屈,最後只得在檢討里寫上: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應交別人主持,以表明自己的心跡。

鄧小平憑着和周恩來幾十年的交情,明知周沒有這樣的非分之想,卻偏要這麼講,完全是為了取悅於毛澤東。果然,毛澤東在得知鄧小平作了這樣有份量的發言之後,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待也會發言的。”這才動起了和鄧小平作徹夜長談的念頭。

鄧小平通過了毛澤東的“考試”,毛澤東才下決心重用鄧小平。十多天後,毛澤東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決定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毛澤東在會上宣布:“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參謀長吧。”

就在這個會上,毛澤東還不忘記繼續“敲打”周恩來,指責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如果中國出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呀!”他還借打仗說事:“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說明他余怒未消,繼續向周恩來發出警告。

燒毀批周會記錄原因何在?

在歷時十多天的政治局批周會上,周恩來受盡了侮辱和委屈,茶飯無心,夜不能寐,連鬍子都不刮,人很快消瘦下來。他在會議期間,忍受着膀胱癌帶來的痛苦,一邊聽批判,一邊還要時時離席上廁所排血尿。他要求面見毛澤東作檢討,毛不同意,要他在會上檢討。江青又不讓別人幫周,逼周一定要自己寫檢查。周恩來向兩個擔任毛澤東聯絡員的“小字輩”提出請求:自己年紀大了,眼花手抖,記不下別人的批判內容,想請她們幫助,又被斥為想通過她們摸主席的底。最後,周恩來對毛的定罪無法聲辯,他只得相忍為黨,默默地吞下苦果,拼着癌症發作的病體,寫了一份言辭懇切、上綱上線的檢查。和周恩來一起參加中美會談的葉劍英,這次也“陪綁”一起挨批。葉劍英也寫了一份檢討,題目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他們兩人在會上作了檢查,又挨了一頓批。

至此,毛澤東看到人們稱道的“周恩來外交”的威風已經掃地,對周恩來的氣也出得差不多了,再說林彪出事以後政治局總要有人負責,周恩來不宜打倒,他自己就出來充“好人”了。毛澤東在周恩來的檢討上批示:“可以了。”十二月九日,在會見尼泊爾國王和王后時,毛澤東當著周恩來的面對這次批周會議表示滿意,認為開得很好,講清了問題,同時批評有人說錯了兩句話:“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和“迫不及待”。他對周恩來說:“總理呀,你挨整啦,聽說他們整得你不亦樂乎啊,說是你愛插我的話,弄得你現在都不敢講話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他還指着在場的王海容、唐聞生說:“她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還說:“總理可憐啊,被這幾個娘們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要整周恩來,卻把責任推到“小字輩”“幾個娘們”頭上,難怪王海容、唐聞生等人心裏不服,只得背後發牢騷說:“他做臉,我們做屁股。”

於是,一場高層的批鬥會至此正式落幕;時至今日,隨着內情的不斷披露,批周會的真相也逐步大白於天下。我們所探索的燒毀批周會原始記錄的原因,終於露出了端倪:

一、是為了替周恩來、葉劍英平反,把他們的檢討燒了;

二、是為了保護復出的鄧小平,保護“英明領袖華國鋒”等人,把他們批周的發言統統銷毀了;

三、是為了把反周的罪名完全歸咎於江青等“四人幫”;

四、是為了掩蓋中共高層在中美關係問題上的不同意見;

五、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就是保護了批周的總後台、總指揮——毛澤東。

墨寫的記錄是可以燒毀的,但是歷史卻銷毀不了。它鐫刻在世紀的崖壁上,隨着時間的磨洗,一筆一畫,越來越清晰地顯露出了它原本的真實面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最後回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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