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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透視:毛氏家天下與黨天下之爭

毛澤東不僅耗盡了傳統的帝王資源,而且也耗盡了帝王氣十足的話語資源。毛澤東以後,再也不可能出現毛澤東式的集帝王與話語、集秦始皇和陳勝、吳廣於一身的帝王。毛澤東是絕代帝王,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末代皇帝。毛澤東以後的專制者,不是垂簾聽政,就是集所有權力於一身,也依然像個公務員。

這個題目是我發表在《當代中國研究》上的一篇長文的續篇。那篇長文題為:《論毛澤東現象的文化心理和歷史成因》。這個續篇是一部論著的構想,在此僅作一個提綱式的概述。

十年文革乃是毛澤東的文革,是中國歷史上名副其實的一位未代皇帝的文革。溥儀不是真正的未代皇帝。中國的未代皇帝是毛澤東。

作為史無前例的千古一帝,毛澤東集秦始皇與陳勝、吳廣於一身。他一會兒以秦始皇自居,一會兒又扮演陳勝、吳廣,有時甚至同時扮演秦始皇和陳勝、吳廣。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先例的。

毛澤東在帝王史上的的另一個史無前例,乃是集帝王和聖賢這兩個角色於一身。毛澤東不僅手握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且擁有以前的帝王所從來沒有擁有過的話語,或者說,思想體系。秦始皇的集權可謂空前,可是秦始皇沒有話語上的權力。秦始皇只能以“焚書坑儒”抑止來自孔孟話語的挑戰。

毛澤東的做法,遠比秦始皇高明。毛澤東先是以手中的權力,掃平其它所有的話語,然後再用毛式話語發動民眾,向共產黨奪權。1949年,毛澤東成功地領導共產黨奪得了天下。1966年,毛澤東又同樣成功地把共產黨的天下,變成了毛澤東的天下。即以毛澤東、江青夫婦為核心的家天下,取代了共產黨的黨天下。

毛澤東通過批判胡適唯心主義、批判胡風、批判《紅樓夢》評論上的非毛式意識形態傾向,最後,通過規模盛大的反右,掃平了所有的非毛話語和話語者。整個社會只剩下一種話語,即毛澤東話語;數億民眾的頭腦里只剩下一個人的思想,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由此獲得了話語上的絕對權力,成為共產黨及其治下的中國民眾的思想主宰。

自此,既具帝王之威、又有聖賢之名的毛澤東,一步步走上神壇,凌駕與黨和人民之上。黨和人民,好比兩隻蟋蟀,在毛澤東的引領下,互相鬥過來、斗過去。

毛澤東先是領導和指揮共產黨,通過一次又一次的集體鎮壓和政治運動,還有人為的大饑荒,把人民逼到了水深火熱的絕境里。自1949年以後,毛澤東的共產黨把中國人民折騰了十七年,折騰得不僅人民受不了、就連共產黨都受不了。黨內高層當權派,開始請毛澤東住手。先是彭德懷等人在廬山會議上公開叫停,後是劉少奇以陽奉陰違的方式暗中阻止。最後,迫使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作檢查。

作過檢查、退居二線的毛澤東,開始把嫉恨轉向了共產黨。其時,以劉少奇為首的黨內高官們,誤以為可以用明裡抬高、暗中架空的方式,把毛澤東高高地捧起來,然後悄悄地抽空掉。想不到,毛澤東借力打力,正好利用他們的吹捧,使自己成為神一般的思想主宰者。一時間,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民眾的首要生活內容。雖然手中的權力被削弱,但毛澤東卻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毛澤東話語,或者說,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籍此向黨發動進攻,向劉少奇等當權派奪權。

毛澤東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作動員令,以“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為號召,煽動全國民眾造共產黨的反。既然那隻叫做黨的蟋蟀不願意繼續咬人民了,那麼就叫那隻叫作人民的蟋蟀反過來咬黨。否則,人民被折騰了十七年所積累的怨氣、怒氣,如何平息?

文革烈火,一點就着。毛澤東一聲令下,人民怒潮一般,向黨撲去。先是紅衛兵,然後是打着形形色色旗號的工人、農民造反派,把共產黨從基層到中央政治局,兜底打倒。這可能是毛澤東一生當中,最為得意的時光。歷史上沒有一個帝王,可以動員老百姓把自己親手開創的王朝打翻在地。毛澤東將黨和人民,同時玩弄於股掌之上。

文革過後,鄧小平站在保衛黨天下的立場上,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種人。四十年過後,又有人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提出“人民文革”。黨不敢反思文革,害怕人民再次動用毛澤東教給的群眾運動方式,向黨再來一次文革。而民間的反思文革,又暗含着對黨的巨大不滿。黨和人民之間的這種互相指責,雖然都有着各自的理由,但彼此之間恩恩怨怨的製造者,卻是把黨和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毛澤東。

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種人固然是鄧小平對文革中造反群眾的報復,但如今提出“人民文革”,從歷史邏輯上說,也是一種自欺欺人。不過,從另一方面說,基於權力尋租造成的嚴重腐敗和貧富對立現實,“人民文革”的提法有着強烈的針對性,暗含着對執政黨的極大不滿。

作為文革的始作佣者,面對黨和人民的共同責問,倒也並非無話可說。毛澤東完全可以責問共產黨的大大小小官員,當年你們折騰老百姓的時候,難道沒有快感么?你們折騰老百姓起來,什麼時候被動過了?一個個生怕不主動似的,競相邀功,下手一個比一個狠。

毛澤東對造反派也是有話可說的。你們不要裝出一付受蒙蔽的無辜模樣。你們造反的時候,沒有出氣的痛快?在這次文革四十周年討論會上,當年做過造反派的學生、教師,工人,甚至農民,沒有一個表示後悔的。當年上海工總司的司令,潘國平,在會上明確表示,假如再來一次文革,他照樣還會起來造反。因為在造反和被工作組送進公安局之間,只有選擇造反。文革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毛澤東抓住中國人的嫉恨傳統,在黨和人民之間種下了難解的仇恨。我把那樣的仇恨,稱之為福爾瑪淋仇恨。這種福爾瑪淋仇恨以嫉妒為基本的心理動力。歷史上那些著名的造反口號,有的叫做“帝王將相,能有種乎?”有的叫做“黃天當死,蒼天當立”。有的美其名曰:“天下為公。”那意思就是,天下不是什麼人專有的,而是人人都可以佔有的,就像妓院里的婊子一樣。最後,毛澤東總結為“造反有理”。毛澤東因此龍飛風舞地寫道: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事實上卻是,天下如此多嬌,引無數強盜競折腰。套用毛澤東對歷史的歸結,可以說,一些強盜勝利了,一些強盜被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強盜史。

在黨和人民之間如此設局,與其說是毛澤東的天才,不如說是幾千年的專制傳統所致。毛澤東空前成功地繼承了那樣的傳統,以過人的心術和高超的權謀,折騰人民踐踏黨,把全體中國人扔進了地獄般的黑暗裡。最後,是林彪的反抗,擊破了毛澤東的神話。

中共9大以後,林彪如同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和七千人大會上的劉少奇一樣,想請毛澤東罷手。林彪跟周恩來心照不宣地達成共識,結束文革,轉向國計民生。但毛澤東不僅不肯罷手,而且反過來準備向林彪下手。先是在廬山會議上向林彪發難,然後又以出巡,挑撥各路諸候和林彪的關係,向他們吹風,大造打倒林彪的輿論。一向淡泊、被毛澤東強行拖上政治舞台的林彪,忍無可忍,奮起反抗。林家父子,向暴君說不,上演了一出現代刺秦。

林彪的刺秦雖然沒能擊倒毛澤東手中的權力,但刺穿了毛澤東的話語,刺穿了毛澤東話語構造的毛澤東神話。《571工程紀要》,如同在黑暗中點亮的一把火炬,燭照出毛澤東的真實面目,解構了毛澤東的權力遊戲。這是一次向暴君的英勇亮劍。後人應該在毛澤東紀念堂跟前,建造一座劍碑,然後將《571工程紀要》刻寫在劍碑上。

林彪事件,使毛澤東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毛澤東被迫發下包括《571工程紀要》在內的中央文件,使全國民眾讀到了林家父子的“討毛檄文”。雖然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不得不按照毛澤東的意旨,批林批孔,但毛澤東心裏明白,他的神像已經褪色了。他不得不向被他打倒的黨作出讓步。一些被稱之為老幹部的被打倒對象,開始陸續復職。二號走資派鄧小平蠢蠢欲動,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復出。

毛澤東一面很不情願地把權力還給共產黨,一面又物色王洪文那樣造反派做接班人。直到他發現王洪文原來是個劉盆子式的窩囊廢,才讓鄧小平重新執掌重權。那時的天下,依然是毛、江夫婦的家天下。

有人說,毛澤東搞掉林彪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林彪有一個林立果那樣的兒子,而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卻過早地死在了朝鮮戰場上。的確,毛岸英的早死,給毛澤東建立毛氏家天下造成了致命的困難。毛岸英的太子地位,是毛遠新所無法替代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毛遠新也是個劉盆子。只是由於和毛澤東的血緣關係,毛遠新才沒有像王洪文那樣,在毛澤東那裡喪失信任。

也正是由於毛岸英的早死,才導致毛澤東起用江青。但江青與毛岸英相比,顯然份量不足。林彪事件後,毛澤東讓他的女人們,一個個進入權力中心。其中最為顯眼的有謝靜宜、唐聞生和王海容。還有雖然不太顯眼、但除了毛澤東誰都向她畢恭畢敬的張玉鳳。

由於右傾翻案而把鄧小平重新打下去以後,毛澤東將更多的信任投給了他的女人們。在後來網上流傳的由張玉鳳披露的那張政治局常委名單上,不僅江青、就連張玉鳳都成了政治局常委。假如毛澤東再多活十年、二十年,那麼政治局常委中還得加上王海容、謝靜宜等毛澤東的女人們。在毛澤東家天下的格局裡,執掌最高權力者,與其說是跟毛澤東的思想有關,不如說都與毛澤東的身體有關。由此,毛澤東最終從天下退到了床笫,既不是以儒治國,也不是以法治國,更不是以道治國,而是以床治國。

家天下其實並不是共產黨人的特色。家天下也不是什麼政治理念,而是一種文化病菌。家天下比集權專制的歷史還要悠久。中國的集權專制,是從周公建制開始的。而中國家天下的傳統,則是由治水的伯禹建立的。二十世紀下半葉,亞洲國家出現了好幾個家天下的事例。北韓的金氏家天下,台灣的蔣氏家天下,新加坡的李氏家天下。這些家天下都是現代的變相王朝,意識形態截然不同,權力體制卻如出一轍。

毛澤東以家天下取代黨天下,既是下意識的,又是無可奈何的退卻。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意識到自己在黨內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能夠信任的,也只剩下他的女人們。因此,從天下退到床上,是毛澤東專制獨裁的必然結果。而從毛澤東這種不無戲劇性的退卻上,又可解讀當年袁世凱為何稱帝的心理秘密。獨裁者通常在擊敗對手、從而沒有了對手之後,會從天下轉向床笫,從男性的戰場退向女性的懷抱。以袁世凱的權位,不稱帝也已然帝了。袁世凱的所謂稱帝,不過是為他的十多房太太們掙得皇后皇妃一類的名份罷了。

相比之下,毛澤東的氣魄當然要大多了。假如上蒼再多給他十年、二十年壽命,那麼中國共產黨就會變成毛澤東的奶黨。由毛澤東的大奶、二奶、三奶、四奶……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領導着中國共產黨,統治着十多億中國人。

也許正是基於文革的歷史教訓,鄧小平才強調集體領導,才下決心建立退休制度,並且讓子女經商賺錢,而不是接班掌權。鄧小平以此捍衛了共產黨的黨天下,做到了毛澤東活着的時候絕對做不到的政治改革。鄧家女子雖然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裏率先富了起來,但鄧小平的政治改革,卻並不以自己的子女為轉移。只是,鄧小平是個一半姓劉、一半姓毛的政治人物。鄧小平在安邦治國上姓劉,並且比劉少奇更有能力和魄力。可是,一旦面對群眾運動,鄧小平馬上回到毛澤東的立場上,變成一個沒有運動群眾能力的毛澤東。鄧小平無法運動群眾,結果當然只有以屠殺來解決群眾。

總之,一場文革浩劫,從根本上說,乃是毛氏家天下與共產黨的黨天下這兩種專制之間的鬥爭。毛澤東勝利了固然是專制,黨勝利了,也同樣是專制。

毛澤東的文革最後是以失敗告終的。毛澤東的權力和毛澤東的話語、毛澤東的帝王之尊與毛澤東的造反有理、毛澤東的思想和毛澤東的烏托邦,最後全都同歸於盡。

毛澤東不僅耗盡了傳統的帝王資源,而且也耗盡了帝王氣十足的話語資源。毛澤東以後,再也不可能出現毛澤東式的集帝王與話語、集秦始皇和陳勝、吳廣於一身的帝王。毛澤東是絕代帝王,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末代皇帝。毛澤東以後的專制者,不是垂簾聽政,就是集所有權力於一身,也依然像個公務員。

中國的專制歷史,如同一個巨大的黑洞。如果說,周公建制是這個黑洞的入口,那麼毛澤東文革則是這個黑洞的出口。當專制的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全都耗盡之後,剩下的是由專制的心理和專制的病菌,構成一種專制的習慣勢力,支撐着專制的政治體制。執政的共產黨固然還沒有走出專制的歷史陰影,但畢竟受到過文革的衝擊。但是,假如再以文革方式來打倒和推翻共產黨,那麼專制依然有可能以復活的方式得以延續。專制好比白骨精,滿清王朝結束以後的各種中國政黨好比白骨精附體的專制載體。中國民眾真正要戰勝的,不是共產黨,而是白骨精般的專制。從反對專制起步的共產黨,其實也是專制的受害者。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打倒、推翻共產黨,而是能不能戰勝專制對中國社會的毒害和對中國人的毒害。至於共產黨,既可以成為專制的載體,也可能成為專制的敵人。走出專制傳統,是沒有任何模式可尋的。

假如真要汲取文革教訓的話,那麼就得放棄打倒推翻的文革方式、造反有理的文革思維,和聲討、討伐一類的文革話語。文革話語骨子裡是一種權力話語,既以權力為中心的話語系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以權力為中心。造反有理,總是有理在權力的爭奪上。從來沒有一次起義、暴動或者革命,是以權利為基礎的,不是以權力為指歸的。每次改朝換代,結果都是專制復辟。

從後向前,縱觀中國歷史,可以發現,這是一長串改朝換代的多米諾骨牌。假如想要讓共產黨成為最後一張倒下的骨牌,只能從我開始,站住了不倒。

從我開始有二層涵義。一層是從我自己開始。我是沒有們的我,是有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我。我的能夠站立,不在於有無權力,而在於有無權利意識。我並不在意共產黨的執政,但我必須堅持和維護我的權利。我想對執政黨說的,不是再來一次文革,而是請把我的權利留下。

假如每一個我,都以權利說話,而不以權力為然,那麼中國社會就會從一個權力社會,轉變成一個權利社會。這是我說“從我開始”的另一層涵義。我相信,權利意識的覺醒,比當年“五四”時期對民主科學的強調,更具思想的自由度,更具社會的建構力。“五四”啟蒙領袖沒有意識到權利的重要性,致使反對專制要求民主的思想運動,最終被毛澤東話語所替代。

當然,這並不是“五四”啟蒙領袖的過錯。因為即便是美國,在二十世紀初,也還只是民主國家,並非是個權利社會。美國進入權利社會是從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開始的。因此,我的人文立場和權利意識,不再允許我使用討伐、打倒、推翻一類的權力話語,而寧可選擇馬丁·路德·金式的“我有一個夢想……”

2006年5月15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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