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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健:國家的命運總是喺廣場上被決定

這種「平庸之惡」已然成了許多國人的處世哲學。但是我們要記住,沒有乜嘢能逃過時間的審判,很多這個時代的「常識」和「真理」,會喺下個時代被我們的後人所推翻和鄙視。我們不能靠掩藏起醜惡來為世人製造一種虛假的美。

1980年左右,韓國一群大學生組織了一個讀書會,佢們定期聚會,分享交流書籍。釜山地政府卻逮捕了讀書會的22名青年,佢們被指傳閱危險書籍,並喺戒嚴的情況之下進行非法聚會,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反共法》、《集會示威法》等,遭到拘留處理。當時還只是稅務律師的盧武鉉,奮不顧身地替被害學生們進行人權辯護。

這就是電影《辯護人》的原型事件。

2013年12月18日,《辯護人》喺韓國上映。影片使得韓國人集體回憶起了當年的“光州學生遊行事件”,影片上映兩個月後,釜山地方法院對“讀書會事件”二審宣判,改判被告人無罪。此刻,距離一審已經達33年之久。

佢們有改變國家的電影,我們有改變電影的國家。國慶假期看了另一部韓國影片《的士司機》,它和《辯護人》講的是同一歷史事件,只是變了另一種視角。

《的士司機》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影片講述了一位貪圖小利的的士司機金萬夑,為了掙錢,從首爾送德國記者去光州。喺此之前,韓國官方新聞里講光州正喺發生暴亂,暴徒和“赤化分子”們上街鬧事。直到的士司機和德國記者進入光州後,先至發現光州的情況根本唔係新聞報道的那樣,的士司機護送記者拍下了光州的警察軍人開槍鎮壓大學生和市民影像,並把那些攝影膠片成功帶出了光州,使得真相昭告於世。

國家的命運總是喺廣場上被決定。《辯護人》和《的士司機》有一個相同的歷史背景,是1980年韓國發生的“光州事件”。1979年10月,韓國獨裁總統朴正熙遇刺身亡。1980年4月中旬,全國爆發了工人及學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煥政府公布了戒嚴令,宣布喺漢城取消一切政治活動。5月15日,約10萬名大學生喺漢城集會,向軍政府示威。16日起喺光州也爆發了大規模示威活動,於是全斗煥政府派出戒嚴軍包圍了光州,進行了血腥暴力的鎮壓,軍隊毆打監禁示威者,向人群開火。同時切斷光州與外界的聯繫,控制媒體歪曲事實。而光州事件和那些因參與事件而被獨裁政府誣陷為“暴徒”的大學生和市民們,直到1996年先至喺法律上正式獲得了平反。

《的士司機》上映三個星期左右,就成了今年韓國首部突破千萬人次觀看的電影,要知道韓國總人口只有五千萬。

電影能改變國家嗎?

當然不能。

但是電影可以改變人,人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就像卡夫卡講的那樣——冬天用斧頭打湖面上很厚的冰,是打不破的,可是會驚醒冰面下的魚,但最後融解這個冰的,一定是春天,唔係斧頭。電影,就是這個驚醒社會大眾的斧頭。

藝術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藝術,這是有良知有擔當的藝術家們躲不過去的一道門檻。政治題材是韓國近年來獨有的電影題材,導演和編劇非常嫻熟地將這類題材的敏感性隱喻喺生動的故事當中,而且無一例外的都放棄了宏大敘事的模式,轉而講述大時代里的小人物,細膩地呈現一個普通人覺醒的過程。

這和中國電影有很大的區別,中國影片里的好人,一開始就是好人,佢們天生就是好人,好的往往莫名其妙。而韓國影片里的主角,往往都帶有人性的某些劣根性,有着明顯的性格缺陷,貪圖小利、畏畏縮縮、只想明哲保身,以生存的名義學會世故和冷漠,並接受了社會的潛規則。但佢們卻喺一次次妥協中重新建立原則底線、重新定義成熟睿智,無論是壓力中被迫走向正義的的士司機,或是接地氣的中庸者辯護人,都像極了我們周圍的很多人或者我們自己。

這些人物如同一面犀利的鏡子,映照出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生活模式和通病。所以,當觀眾看到佢們最終能夠不畏強權,為了捍衛那些崇高的字眼——“公平”“正義”“民主”挺身而出的時候,很難不為所動。這些真實的小人物,逼着觀眾去自省,去汲取力量和希望。因為國家,就是由這一個個真實的小人物構成的。

1998 年,韓國經過長期的鬥爭廢除了電影審查制度,代之以與國際接軌的電影分級制度。這一舉措給予韓國電影更大的發展空間,使韓國電影的創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正是由於韓國日漸民主的政治環境和分級制度的施行,許多涉及政治敏感性和歷史爭議的、有暴力血腥鏡頭的電影先至能順利上映。

這已唔係韓國第一次出現“改變國家的電影”了,這幾年陸陸續續推出了許多部真誠反思歷史和揭露國民性的的影片,僅我看過的就有《恐怖直播》、《那傢伙的聲音》、《熔爐》、《釜山行》、《素媛》、《共同警備區》、《殺人回憶》、《隧道》、《實尾島》、《歡迎來到東莫村》、《鬼鄉》等等。

可悲的是,當韓國已經喺為拍出了反思歷史的電影而全民歡呼時,我們卻只能喺網絡的角落裡像看色情電影一樣地偷偷觀看。更可悲的是,甚至聽到有人這樣評論:“知足吧,至少現喺還能看到這些電影,又唔係完全看不到。”

極權主義總是把人性正常需要的東西,演變成一種特權。乾淨的空氣、安全的食物、不被封鎖的信息、看病的權利、生孩子的權利、看電影的權利,所有這些人之常情,都成了一種恩惠。更為可悲的是,有幾多人以“穩定”為莫名其妙的理由選擇了沉默,其實沉默就是幫凶,就是所謂的“平庸之惡”。

1961 年,納粹分子艾希曼喺被審判時自我辯護,佢自己只不過是“一台機器里的螺絲釘”,其所作所為,頂多是為了軍階罷了。當時身為《紐約客》的記者阿倫特見證了整個審判,喺她看來,艾希曼的表現與佢所犯下的罪行,並不能歸因於任何罪惡動機或是愚昧,而是源自於一種“思考的欠缺”,阿倫特用“平庸之惡”來加以形容:就算納粹再邪惡,佢也只是一種統治手段;而人們之所以趨之若鶩的附和佢甚至加入佢,只是因為想做個老實聽話的“好人”,於是隨波逐流。

凱諾文曾講:“要表述那種極權主義非人力量面前自暴自棄和自我矮化的二腳動物,實喺沒有比‘平庸’二字更確切的了。”基於這種“平庸之惡”的理解,我們就可以去追問獨裁專制統治下的個人的責任問題。喺意識形態的誘惑下,人們害驚被歷史的潮流所拋棄,佢們不敢與眾不同,只是去迎合大勢,甚至喺自己的同胞遭受殺戮的時候也顯得無動於衷、麻木不仁。“心靈生活的危機”使人們不但沒有能力去思考自身和周遭的處境,而且喪失了斷定是非的根據。

這種“平庸之惡”已然成了許多國人的處世哲學。但是我們要記住,沒有乜嘢能逃過時間的審判,很多這個時代的“常識”和“真理”,會喺下個時代被我們的後人所推翻和鄙視。我們不能靠掩藏起醜惡來為世人製造一種虛假的美。

政治史與政治學上有個通則:獨裁統治的社會,基本上敵視記憶。極權主義最恐怖、也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可以全面一一改寫所有歷史記錄,就連歷史照片都可以仔細地將不該出現的人挖掉,再補上後來認定應該喺的人。

統治者用國家的力量塗抹掉一段共同的經驗和記憶,明明發生過的事,大家一起忘了,因為別人都忘了,以至於還記得的人,也隨而懷疑自己的記憶。喺記憶受到操弄的社會裡,人卻被弄得再也搞不清楚自己經驗的界限到底喺哪裡,乜嘢是我真正經驗的,乜嘢唔係,我要怎樣確認自己的經驗是真的,是不會被否定的?

以卵擊石,唔係沒人做,只是少。但是我們要永遠記住,我們今天的每個行為和選擇,終有一天會接受後人的審判,也要記住電影中的這句話:

“即使岩石再堅硬也是死的,雞蛋再脆弱也是活着的生命,岩石最終會碎成細沙,而雞蛋終究會孵化越過岩石。”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嚶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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