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長征」後逃到延安的周恩來（左）和毛澤東（中）。
中共黨史中關於「遵義會議」的神話（一）——讀何方《黨史筆記》的筆記
一、中共連「生日」都是假的
中國共產黨名義上是1921年七月一日成立的，到2005年的七月一日，它就滿八十四歲了。說「名義上」，是因為中共成立的日子根本不是七月一日，而是「7月23日至8月初」(《毛澤東年譜<1893─1949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北京，p85。以下簡稱《年譜》)。
一個走過了八十四個年頭、垂垂老矣、行將就木的團體，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包括它的主義、宗旨、宣言、歷史，甚至連它的生日，居然都是假的。中共大規模的歪曲、篡改、編造歷史是從延安整風的1940年開始的，1945年在中共六屆擴大的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則是其集大成者。無一不假中共歷史中，連「通過」這個詞，也是個虛假和偽造的。「通過」的過程固然是虛假的，「通過」之後仍繼續在偽造。毛在世時曾對該決議做了多次增刪，毛死後仍有人在做手腳。
《決議》是毛親自主持泡製的自我吹噓、自我神化、推行個人崇拜的「百科全書」，是為他的篡黨、篡軍、奪權、竊國服務的。他不但把自己打扮成一貫正確，而且不顧羞恥的胡吹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中共中央文件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北京，p22-23)
中共關於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最高領導地位的虛假宣傳畫。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又把毛澤東及其吹鼓手們泡製出來的神話重複一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當年參與炮製《決議》的胡喬木在四十多年，終於「天良」發現，肯承認該《決議》「實事求是不夠」(《筆記》p643)。所以中央黨史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繩主編、胡喬木題記、鄧小平題簽)，就對遵義會議作了如下改寫：
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p127)
但是欲蓋彌彰，「事實上」三個字正好戮穿了他們繼續推行個人迷信、神化毛澤東，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特權和既得利益而死抱毛澤東殭屍的卑劣用心。
二、「遵義會議」所產生的核心是張聞天
張聞天（左）和毛澤東（中）在延安。（以上皆為網絡圖片）
現在終於有人出來拆穿這個謊言了。他就是張聞天的秘書─-何方先生。1922年出生於陝西臨潼，「15歲參加革命，16歲入黨」的何方先生，以83歲高齡，於去年完成了七十多萬字的巨著《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以下簡稱《筆記》)，並於2005年四月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
何方指出：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筆記》p3)
在遵義會議上，首先是博古向大會作報告，接着是張聞天作《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通稱《反報告》)，會議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撤消了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決定仍由中央軍委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毛澤東只是「經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提議，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從此進入黨的領導核心罷了。在常委分工時，仍然是由於張聞天的提議，毛澤東被指定為軍委書記「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年譜》p443)
《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多個當事人對毛當時角色的說法都是很明確的，就是「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p42)
一個常委兼軍委書記的助手，能在「事實上」成為黨中央的核心，甚至領導全黨全軍麼？答案很清楚：「事實上」是不可能，也不是那麼回事。
三、不可能領導中國紅軍
開遵義會議的時候，「中國紅軍」是分散在幾個「紅色區域」的。跟中共中央一起行動的只有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面軍、賀龍領導的二方面軍以及跟中共中央斷了聯繫的留守江西蘇區的部份紅軍，都是中共中央所無法指揮的。即使二、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後，中共中央也仍然領導不了張國燾的四方面軍。陝北紅軍的存在是中共中央到達哈達浦之後才知道的。「可見，說確立對全軍的領導本來就是一句空話。」(《筆記》Ｐ4)
經總書記張聞天提議、政治局討論通過，1935年3月4日，由中革軍委成員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簽發命令，「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但仍明確周恩來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周恩來年譜<1898-1949>》，p273。《筆記》p5)由此可知，這時候的毛澤東連一方面軍也指揮不了的。幾天之後在討論是否攻打打鼓新場的鴨溪會議上，毛的意見就被多數人所否決，毛的政治委員也被撤消。毛在二十多年後還耿耿於懷的給林彪寫信，翻劉少奇和楊尚昆發電報反對由他指揮軍事的老賬，甚至懷疑彭德懷在遵義會議後要奪他的權等等，都證明了「毛領導全軍」屬欺人之談。
四、毛什麼時候才真正抓到軍權？
193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會議決定成立的三人團，即「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直屬於中央軍委，組長由中央軍委主席的周恩來兼，全權負責軍事。毛澤東得以進入三人小組，也是由於「張聞天的堅定支持」(曹英：《龍爭虎鬥---中共領導人權力鬥爭紀實》，名流出版社，1998年，香港。P453)。至此，毛對中央紅軍的領導地位也只是「得到進一步的確立」而已，不但談不上領導全軍，連領導一方面軍也談不上。因為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兩河口會議上，是周恩來代表軍委作報告和總結的。沙窩會議決定恢復一方面軍，還是任命周恩來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從1934年12月14日貴州黎平會議到毛爾蓋(沙窩)會議的八個月間，不管是從職務上看，還是從實際作用上看，周恩來才是全軍或中央紅軍的最高統帥。
毛開始走上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地位，是在1935年8月19日召開的最後一次沙窩會議上，因周恩來生病，張聞天提議常委分工由毛澤東負責軍事，特別是9月12日的俄界會議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編為陝甘支隊而由毛出任政委之後。張聞天在1943年的《反省筆記》也證實，「出了草地以後，三人團實際上已不存在(恩來病了)，一切行動全權由毛澤東同志負責。他領導全軍打出了臘子口難關，到達了甘南的漢人區域。」(《筆記》p6)
中央紅軍抵達陝北，標誌長徵結□。中共中央11月3日在下寺灣召開政治局會議，又是在張聞天的提議下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這才正式確定毛澤東對一方面軍和陝北紅十五軍團的領導。因為張國燾「鬧獨立」，二、四方面軍仍未到陝北，有些紅軍又失去聯絡，所以，「對全軍的領導」也仍然談不上。
二、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會師後，中革軍委進行了改組，毛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何方以為，這時雖然實現了統一指揮，但領導關係在公眾印象中還不夠明確，有些責任還分不清。例如西路軍的失敗，責任在中央軍委還是在張國燾，就長期說法不一。明確和穩定地確立毛澤東對全軍的領導，還是在抗戰爆發後的洛川會議上。
1937年8月22-25日在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增加為十一人，以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四方面軍被整垮、張國燾被貶斥，毛澤東才算抓牢了軍權，從此成為中共的終身軍委主席和中共軍隊的終身統帥。
五、對全黨的領導？
為什麼不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何方（張聞天秘書）從八個方面進行論證。
1、遵義會議選出的總書記是張聞天。毛是五屆五中才由候補政治局委員轉為正式委員，其黨 大陸位在中央書記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且受「左」傾軍事路線的排擠，無甚實權。所以雖然通過「反黨小派別活動」，把張聞天、王稼祥從所謂「左」傾中央分化出來，但仍然要委託張代表他和王稼祥在會上作《反報告》。這就是使會議推舉張聞天起草《決議》和取代博古擔任總書記，成為順理成章的事。
一貫掠人之美的毛，尚且不敢把《遵義會議總結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說那是張聞天起草的。但那些為虎作倀的人卻不肯死心，竟造謠說《總結報告》是張根據毛的意見寫的，可是又提不出證據來；陳雲把張的總書記改為「負總責」，企圖抹然張聞天的歷史地位以突出毛澤東，但終為許多知情人所否決。1979年8月27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讀的《悼詞》也不得不承認張在遵義會議上作過《總結報告》和「被選為總書記」。(《筆記》p50)
2、在遵義會議後的幾年裏，都是張聞天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有人統計過，張召開和主持的中央會議，前後多達137次。即使《毛澤東年譜》，對於毛出席和參加、主持和召開各種會議，還也是有嚴格區分的。遵義會議之前和之後一段時間，毛參加中央各種會議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機構調整後，則一律用「主持」。
只有一次例外，《年譜．1936年12月13日》寫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與事實不符。這天的會議也是由張聞天召集和主持的，地點仍舊在張的住處。張聞天是有職有權的總書記，霸道如毛澤東，在條件未成熟時，還是不會違背制度擅自「召集會議」的。例如，1936年4月28日，毛曾致電張：「提議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新的行動方向及其他與其關連的問題」(《年譜》p538-539)。
戰爭年代，前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左）和毛澤東（中）在延安。（網絡圖片）
接續《偽史！遵義會議確立了毛對全黨全軍的領導？（上）》）
六、毛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3、遵義會議後三、四年，代表中共中央同各方面聯繫與處理重大問題的，是總書記張聞天。例如和共產國際，各他紅軍、黨組織的聯絡，派遣和任免重要幹部，決定方針政策等等，其中成立陝甘寧省委派李富春為書記、成立甘肅省工委以劉曉為書記、派戴季英去陝南建立省委等，都是張主持會議作了決定後，再電告在前線的毛、周的。
即使對毛的分工和任命，也是張建議和提交政治局或常委會討論決定的。從遵義會議上增補毛為常委到下寺灣會議毛當選中央軍委主席，無不如此。（《筆記》p10）張聞天真是毛的大恩人，但毛後來卻那樣作踐和羞導張聞天，也算得是天下第一等忘恩負義的無恥小人。
4、從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看張聞天的核心地位。把毛澤東和張聞天兩個人的《選集》、《文集》和《年譜》作一個對照，就可以明顯看出，各人在政治領導和決策中的作用了。如1935年甚至到1936年，在整個形勢和政策方面重要文件極多，毛幾乎是空白。其間著名的《抗日救國宣言》、《關於改變對富農政策於命令》等，都是張聞天起草和發佈的，毛只是表示同意和提出些修改意見。再把六屆六中前後毛的著作作個對比，那麼核心和非核心、為首和不為首的區別也是很明顯的。
1936年12月13日，毛在討論西安事變問題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提出了要「除蔣」、「審蔣」的主張，兩天後以毛領銜的《紅軍將領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諸先生》仍呼籲「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年譜》p623）。而張則主張「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儘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統一戰線」。後來事變發展證明，中共執行的不是毛的主張，而是張提出的方針。
從遵義會議以後的一些重要會議，例如1936年3月晉西會議、1937年8月洛川會議等，也都是張聞天作政治報告和結論，毛只按分工作軍事和統戰方面的報告。有大量的事例證明，至少在1938年之前，張聞天還是名副其實的中共總書記，毛還不是居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筆記》p14）
七、毛當年承認張是領導核心
5、遵義會議後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共中央是公認的，毛本人在當時也是尊重這個事實的。
1936年張聞天曾以書記處名義把以他為首的政治局及其常委名單呈報共產國際，並得到共產國際的承認。
桀驁不馴的張國燾在1936年9月26日打電報給張聞天，「統一領導萬分重要，請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義指導我們。」同日任弼時的電報也有「以洛甫等同中央名義統一黨和軍事方針之領導」等句。各地黨組織如北方局劉少奇、上海潘漢年和馮雪峰，也是直接向張請示匯報的。著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獄案，就是張聞天批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對審查該案的批語是：「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總書記，他的批覆，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延安整風前，名次排列雖不很嚴格，但絕大多數都是張聞天排第一位，有「洛博周毛」、「洛毛周博」，也有「洛恩博澤」，但極少以毛澤東打頭。據統計，1935－1938年間，署名「洛、毛」的電報有220封；署名「毛、洛」的為36封，又多在1937年12月會議後。
直羅鎮戰役後毛給中央電報的開頭是：「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報」。1935年12月5日電報標題為：「西北軍革委主席毛電中共中央領導人張和國際駐中共代表李德」。毛到陝北後常對人說，洛甫這個人講民主，開會讓人暢所欲言，作總結時能把我的意見總結進去，我送他一個雅號，叫做「開明之君」，還稱張的夫人劉英作「娘娘」，而自封「毛大帥」。這都說明毛在當時並未「領導」過黨中央，而是在張聞天這個「有道明君」領導之下。毛一輩子開囗「實事求是」，閉口「要做老實人」，偏偏他自己就是大大不老實的狂人。
八、何方先生的真誠懺悔
6、毛澤東在1964年4月16日的一次講話中提到，我們黨的歷史上有五朝領袖，第一朝是陳獨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發（實際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張聞天）。這恰恰打了他自己一記耳光，既然「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了，哪裏還有什麼「第五朝是洛甫」？如果洛甫是第五朝領袖，那他毛澤東又憑什麼資格「領導黨中央」？
7、遵義會議後，毛的領導地位並沒有得到普遍承認。1937年12月9－1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就顯得十分孤立，他曾對李維漢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1938年三月政治局會議上，毛的「王明同志不能到武漢去」的提議，就被大多數所否決。
劉少奇1939年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41年寫的又在1943年作了修改的《論黨內鬥爭》，就沒有一處引證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在延安整風前的文章也沒有引用毛的語錄。
8、最後何方先生指出，說遵義會議確立的不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而是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不但有違歷史事實，而且有損中共及其包括毛澤東在內領導人的形象（《筆記》p6－23）。對於這點，何老先生真是過慮了。中共這個法西斯黑幫組織面日早給中國人民看穿，它留下的殺人放火、賣國求榮、貪贓枉法、殘民以逞的形象，早己深入人心。再加上這一條破壞組織原則、凌駕於黨中央、施展詭計權術，實在也無所謂了。
非常感謝何方先生，以耄耋之年，仍辛勤筆耕，以五年的時間寫出了這部《黨史筆記》，給後人和歷史留下了認識中共及其領袖們提供了珍貴而豐富的史料。更令感動的是地嚴格地解剖了自己，為「由於個人崇拜的思想信仰和自己過關的私心雜念」而揭發批判過張聞天表示懺悔、內疚，並把研究中共歷史，為中共歷史撥亂反正，當作自己的贖罪和補過。這沒有一點道德勇氣是做不到的。
——2005年7月號《爭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