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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人對付男人那一套 在美國行不通了

一、

兩年前,我定居美國洛杉磯,還交了一個地道的美國男朋友,叫傑克。交往半年過後,我們同居了。

我和傑克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熱戀期過後,兩個人身上的文化差異日益顯現,有時會鬧矛盾。和傑克意見不合時,我說話稍大點聲,他就會說:“Oh my god(我的天啊)!”只有用極其冷靜的語氣,他才能與我好好交談。

在美國生活多年的表姐告訴我:“咱們中國小情侶鬧個情緒什麼的很正常,但是美國人不吃那一套,你一激動,他們就會認為你情緒有問題。”

去年5月的一天,傑克沉迷遊戲,改變了我們原先的出行計劃,我很不高興,大聲責備了他幾句。他還是老樣子,不跟我談。

“明明就是你的錯,我還不能發火?”我很氣。

“你這樣激動讓人害怕,等你冷靜下來我們再溝通。”他聳聳肩說,然後繼續打遊戲,把我當空氣。

我聽到這話更加生氣,一直以來的壓抑情緒爆發了出來,隨手摔了一個杯子。

“You are crazy(你瘋了)!”他說。美國人說出crazy這個詞的話,就表示性質很嚴重。

接着,我神使鬼差地做了一件瘋狂的事情:撿起杯子的碎片,往手臂上狠狠地划了幾下,試圖引起他的關注。

傷口立刻湧出鮮血,但當時我情緒激動,竟感覺不到疼痛。我坐在床沿上,鮮血染紅了床單。

出乎意料的是,傑克直接打了美國911報警電話,說有人割傷了自己。我愣在原地,他不關心我的傷情,還去打電話報警,這關警察什麼事?

二、

不到五分鐘,警笛聲漸漸靠近,這期間,傑克刻意不和我產生身體接觸,只在旁邊冷冷地盯着我,像看怪物一樣。

一名高大的警察走進卧室,在我面前蹲下來,問我:“你手臂是怎麼受傷的?”

我當時心裏既傷心又窩火,想說不小心弄的,但聽說在美國對警察撒謊後果很嚴重,我只好老實回答:“我自己故意弄的。”

他對我說了句“OK”,而後用對講機說:“情況已確認,醫務人員上來二樓。”

樓梯傳來一片咚咚咚的腳步聲,上來一名警察和一名女護士。護士半跪在我面前檢查了一下傷口,說:“需要到醫院急診部去處理。”

這時,警察非常嚴肅地跟我說:“他們會帶你去最近的醫院急診部,你將在那裡等待移送通知。”

我聽聞醫院的費用很高,尤其是看急診的費用,於是趕緊說:“我自己可以處理,不用去醫院了。”

“你還沒有搞清楚情況,你必須去,否則我們將採取強制手段。”警察說。此時另外一名警察向我靠近了幾步,我瞬間懵圈了,只好乖乖跟他們下樓。

下樓後我看見一輛警車和一輛迷你救護車停在正門口,美國救護車的費用堪稱天價,三千美金起步,我慌忙說:“真的不要了,我付不起這個錢!”

“費用的事情再議,你目前只能服從安排,別讓我們採取強制手段,我不想說第三遍。”警察說,眼前這幾名警察個個高大威猛,腰上還別著武器,雙手一叉,甚是嚇人。

這時,救護車司機從車上推下來一輛擔架車,我傷的是手臂,哪裡需要上擔架。他們不由分說,讓我躺在擔架上,把我抬上救護車,護士和一名警察緊跟在後面。

他倆縮着身子坐在我身旁,一人掏出一個寫字板,輪番詢問我。警察問我證件號,生日,有無吸毒史、酗酒史,是否看過心理醫生,之前是否有過自殺行為。女護士則問我有沒有心臟病、高血壓、過敏史,是否打過破傷風針等等。

三、

幾分鐘後,救護車抵達醫院。兩名墨西哥裔保安推開急救室的雙開門讓我們進去,而後護士把我安置到靠牆的臨時病床上。

警察遞給我一張單子讓我簽字,並向我宣布:“因為你有自殺行為,所以從現在開始,你必須接受72小時的監控和精神評估。在這裡處理完傷口之後,會有專員把你接到精神病院。”

我立馬炸毛了:“什麼?我根本不是要自殺啊!”

“我們是根據你的行為作出的判斷,你的手腕上有劃痕。你可以和面談官溝通。”

“可是我不想去!”

他盯着我的眼睛認真地說:“女士,這是法律規定,你最好是採取配合的態度,否則,評估時間可能不止72小時。”

我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畫面:幾個大漢把我綁在病床上,我拚命掙扎、嘴裏喊着“我沒病”……我打了個冷戰,默默地在單子上簽字遞還警察。

他褪去一臉警惕的神色,滿意地說:“謝謝你的配合,祝你好運。”說完就大步流星地離開了。隨後,一名年輕的黑人女護士端來一盤瓶瓶罐罐和注射器,說:“我來照顧你”。

此時的我已經冷靜下來,這才感覺到右臂傷口的陣陣疼痛。我鼓起勇氣看了一下自己的右臂,有些幾道劃痕,其中三道傷口比較深,鮮紅色的肌肉以切割線為中心,向兩邊翻卷開來。看着這些傷口,我腸子都悔青了。

“要縫針嗎?會疼嗎?”我問那名護士。

“不用縫針,也不會比你給自己造成的傷害更疼。”說著護士往我傷口上塗一種藍色的“膠水”,然後用手把輕輕肌肉合攏,晾乾後再上了葯。此外她還給我打了一針破傷風,說可以管五年。

過了一會兒,進來一位40多歲模樣、表情嚴苛的白人女醫生,她說:“從現在開始,你最好老老實實待在這裡,不要再有任何過激行為,更不要試圖離開,那將是嚴重違法行為。我們會把你的表現都記錄下來,交給帶你去精神病院的人。我們的報告會直接影響你呆在那裡的時間長短。”

接着她問我:“你帶了什麼尖銳物品嗎?”我說沒有,我很反感她,但這時只能認慫。

她回過頭對保安說:“確保她在你們的視線範圍之內。”

保安把我看得很緊,我說想去上廁所,其中一名保安走過來帶我去。到了廁所門口,他說:“不能反鎖門,儘快解決!”這讓我感覺自己像個囚犯。

一個小時過後,給我處理傷口的的黑人護士過來問我感覺怎麼樣,並抱歉地對我說:“他們暫時還無法過來接你。”

“接我去幹嘛呢?”

“先面談,然後由面談官決定處理辦法。目前那邊安排比較滿,所以你要留在這裡等通知。”她說。我心想,美國精神病人還挺多啊。

時值夏季,那所醫院的冷氣開得很足,我邊裹緊自己的被子,邊等待着。沒想到這一等,就是一夜。

我的病床正對着急診室的雙開門,每隔10到15分鐘,就會有人躺在擔架上被送進來。隔壁病床的一個中年老美,頭上纏着厚厚紗布,一直在瘋狂打電話,情緒相當激動。他跟我情況一樣,也要轉到精神病院,但他不滿醫院這樣把他丟在急診室,要求住進病房,並譴責院方違反人道主義精神。

整整兩小時過後,他終於掛掉電話,護士們把他轉移走了。而老實的我在這又冷又嘈雜、人進人出的公共場所躺了整晚,徹夜難眠。

四、

第二天中午,兩個小夥子匆匆忙忙趕到急診室,他們和醫院交接了文件,要帶我去下一站。

其中一個亞裔小帥哥拿出白色的塑料手銬,客氣地說:“抱歉,我必須要用這個,可以嗎?”

難道我能說不嗎?我悻悻地把手腕伸過去,他小心翼翼地避開傷口,把我兩個手腕紮緊。我偷偷試了試,掙脫不開。

隨後他們用約束帶把我固定在擔架車上,推進一輛綠色運輸車,小帥哥在身邊陪着我。我在途中得知他來自韓國人,是名義工,只負責把我這樣的病人送到精神病院。

“我看了醫生的反饋情況,你在医院裏表現不錯。”他安慰我說。

“那他們會直接讓我回家嗎?”

他從文件里找出我給警察簽的那份單子的複印件,說:“你看,這是被強制執行72小時監控的同意書,目前還剩48小時。”

不久,車子到了精神病院的黑色鐵門前。這所精神病院座落於鬧市中,卻毫不起眼,甚至沒有標誌。門上方有攝像頭,側面有對講器。

和我們同時抵達這裡的人有不少,得排隊進入。我前面是個瘦小的亞裔女子,雙手被金屬手銬反銬在身後。兩名女警壓着她的雙肩走到鐵門前,女警臉朝攝像頭,門就自動打開了,人一進去門就立即關閉。

進門後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到達一個類似警察局接待處的地方。一名身材高大的黑人女警,解除我的手銬,對義工說:“我接手了。”

女警用探測器掃描我全身,沒收了我的手機和鞋帶,讓我進入面談室。裏面有個寬敞的大廳,角落處呈階梯狀排列着三張“審訊台”,後面坐着三位不苟言笑的面談官,其中一人長得像奧巴馬,五六十歲的樣子。

審訊台對面擺放着四個白色的單人沙發,沙發之間有一到兩米的距離,我在一個空沙發上坐下,發現其他三個等待面談的人都是男的。沙發旁邊站着一名黑人保安,死死地盯住沙發上的“危險人物”們。

一個帶墨西哥口音的老人第一個上去面談,“奧巴馬”面談官坐在最高的檯子後面,向他提問。不管問什麼,老人始終一言不發。最後面談官說:“回你的座位去。”他便轉身回來了。

其次是一個小個子年輕人,棕色皮膚。

“奧巴馬”問他:“你在家裡打了你媽,是嗎?”

“她不是我媽,是後媽!”他說。

“她就是你媽。你為什麼打她?”

“她管我管得太多了,連我不換內褲都管!”

“首先,你需要打個電話向她道歉。”

年輕人不屑道:“我不認為我需要道歉。”

隨後,面談官請他回到座位上。看到這裡,我特別想笑,可這是精神病院,還是謹慎一點好,我只好忍着。

接下來是第三個“病人”上去面談,這回是個瘦高、留着長發的白人男子。

面談官問:“知道你來這裡的原因嗎?”

男子理直氣壯地回答:“知道,我在街上打了人。”

“你認識那個人嗎?”

“不認識,可他一直盯着我,如果我不出手,他就會上來打我,所以我只好先下手為強!”說著他伸出右拳揮了三下,嘴裏還叫着,“砰砰砰!”

面談官似乎見怪不怪,繼續問:“這是你第幾次在街上毆打陌生人?”

“數不清了,”他自言自語道,“他們看我的眼神滿懷敵意,該死!我必須要教訓他們,不然,不然……”

“保安,把他帶去第二區!”

男子被保安拖走的時候,嘴裏還在碎碎念,最後,他們消失在了一扇通往別處的鐵門背後。

五、

我在心裏笑了,糊弄一下他們真有這麼難嗎,之後就走上去坐在面談官的對面。

“奧巴馬”問我:“你為什麼會想要自殺?”

我不敢否認,怕否認會被認為撒謊,引起反效果,只好順着他的話說:“跟男朋友吵架,心情不好。”

“你現在還有自殺的想法嗎?”

“絕對沒有。”

沒說幾句話,“奧巴馬”就讓我過關了,並將手中的表格交給一位和藹可親的白人老太太,她面前的檯子要低矮一些。我想這應該是按“安全等級”劃分的,如果我能到檯子最矮的面談官那兒報道,說不定就能離開這裡。

老太太問我:“出去以後,你會好好跟你男友交流嗎?”

我心想,一定叫他滾犢子。但我不敢節外生枝,便說了幾句違心話:“會的,我們之間有一些文化差異,這一次我太衝動了,很後悔,以後不會再這樣了……”

老太太對我的回答非常滿意,但轉眼就給我出了一道難題:“你現在打電話給他,問他願不願接你出院。”她推給我一部座機,按了免提,騎虎難下,我只好硬着頭皮撥了傑克的電話。

電話里傑克問我在哪兒,我說:“我在一家機構進行面談,他們希望你過來接我。”

他一下警覺起來,問:“機構?你不會是在精神病院吧?”

我咬着牙坦白道:“是的,如果你能來接我,我就可以出院了。那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你知道嗎?你把我嚇到了,我建議你還是在那呆到明天吧,我現在在上班,明天去接你。”他說。我強壓住火氣,百般撒嬌,求他接我回去。

可他並不吃這一套,還說:“你應該藉此機會學習一下如何控制情緒,明天會去接你,我承諾。”美國人就是這樣一根筋,好說歹說,他們還是固執己見。掛了電話,我不甘心地對老太太說:“我可以叫我表姐來接我嗎?”

老太太搖了搖頭,說:“我希望你採取解決問題的態度,而不是選擇逃避。如果明天他來接你,你就可以出院了。”這實在太不公平了,他不過是我男朋友,又不是我的老公或直系親屬,憑什麼由他來決定我離開還是留下。

我正要抗議,老太太先開了口:“我已經嘗試對你網開一面了,所有有自殺行為的人都要被監控至少72小時。”聽到“至少”兩個字,我把抗議的話咽了回去。

六、

工作人員給我找了個衛生間大小的“單人病房”,裏面只有一張簡易的單人床和一個飲水機,天花板上裝着攝像頭。

我問他們,上廁所怎麼辦。保安指着門邊一按鈕說:“按鈴。晚飯以後最好不要喝水,從夜間11點到早上6點不一定有人應答,那就只能自己想辦法解決了。”說著他掃了一眼飲水機上的紙杯……

房裡冷氣不像急診室那麼誇張,並且我很疲勞,晚上6點吃過外面遞進來的晚餐,躺下就睡著了。次日早上7點,外面的人又送來和前夜一樣的食物:薄薄的三明治、餅乾,和一小盒牛奶。

早上10點多,最後一位面談官約談我,他說話很逗。“我這輩子都不希望再見到你,因為那意味着你將會有很大的麻煩,你也不想進去那裡吧。”他指着昨天那名白人男子被帶走時經過的鐵門說,“我跟傑克確認過了,他中午來接你,我現在先給你辦手續。”

我像小雞啄米一樣頻頻點頭。他拿出一堆文件讓我簽字,其中一份是要求我五年內不得使用包括槍械在內的攻擊性武器,還有一份是要我同意接受社工的監督,社工會不定期打電話給我和我的聯繫人詢問“病情”,聯繫人也可以向社工報告異常狀況。令我難以接受的是,聯繫人那一欄是傑克的名字。

後來傑克來接我回家,可他看我的眼神有些怪異,不知是怕我質問他為什麼報警,還是對我另有看法。這些都不重要了,我拿回手機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給表姐,讓她和姐夫去我家集合。我和傑克住的房子是姐夫的,傑克沒有租約、一分錢房租也沒交過,這天我就請他捲鋪蓋走人,沒必要跟沒人情味的傢伙浪費口水。

這段四十八小時的經歷讓我明白到兩件事情。第一,無論如何也不要再做傷害自己的事情,又蠢又疼。其次就是,安心找個中國男朋友,兩個人吵吵鬧鬧地過日子,要比所謂“理智冷靜”地生悶氣強得多。

一個月後,我收到了醫院的賬單,4897美金,摺合人民幣接近33000元。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唐冬柏 來源:真實故事計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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