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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為何被送上「文革」祭壇

1958年,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參觀首都師範學院

吳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緣起於毛澤東倡導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會議期間,毛澤東看了湘劇《生死牌》。也許係不滿幹部中“報喜不報憂”的風氣,他認為應該提倡學習海瑞剛直敢言的精神,還建議找一位歷史學家寫這方面的文章。按照他的一貫風格,就在全會上講古論今,號召學習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職、降級、開除黨籍,不怕離婚、殺頭,要敢于堅持真理。與會的胡喬木回京讓人揾到了吳晗。吳晗便在6月16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海瑞罵皇帝》,這篇千餘字短文係他海瑞研究的禁臠初嘗。

文章發表後,吳晗意猶未盡,還準備寫一篇全面論述海瑞的論文,這就係當年9月21日才刊出的《論海瑞》。這篇論文起稿於廬山會議前,成文後卻傳來了廬山會議的結局。彭德懷在會上剛直敢言之舉,係否也受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的感召,不得而知。但毛澤東知道自己的號召覆水難收,就在會上強調:提倡“左派”海瑞,唔係“右派”海瑞,係真海瑞,唔係假海瑞。得知廬山會議的消息,吳晗在待刊的《論海瑞》結尾,特地加了一段聲明:“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對派’,但係,他們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今天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業——社會主義事業方面”。吳晗站在毛澤東一邊指責彭德懷,無論出於真心,還係迫於形勢,都係一種政治表態。也許還有一種隱憂,不希望人們把這篇文章與彭德懷掛上鉤。值得注意的係,廬山會議後發表的還有署名馮兵、立康的《真假海瑞辨》,也與吳晗持同樣論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係冒牌的海瑞,右派的海瑞”,與“真正的海瑞,左派的海瑞毫無共同之處”。由此可證毛澤東關於真假海瑞的講話已在內部傳達。

當年歲末,也許受到滬上周信芳主演《海瑞上疏》的感染,馬連良在北京也力邀吳晗為他寫一台海瑞戲,用吳晗的話講,他自此就“和歷史劇發生了深刻的關係”。1961年2月,《海瑞罷官》公演,叫好之聲一片。連毛澤東也請馬連良為他清唱海瑞的段子,並頻頻頷首道:“戲好,海瑞真係個好人。”毛澤東還對他提到吳晗:“《海瑞罷官》的文字寫得不錯,吳晗頭一回寫戲,就成功了!”當晚,馬連良就把毛澤東的這番話電話轉告吳晗。可見當時毛澤東並沒有把吳晗寫海瑞與彭德懷掛上鉤。

那麼,毛澤東究竟何時才決定要批判《海瑞罷官》的呢?

據江青在1968年《為人民立新功》中披露,她早在1962年就找了中宣部、文化部四個正副部長準備批《海瑞罷官》,“當時彭真拚命保吳晗,主席心裏係清楚的,但就係不明講。”江青講話雖有自我標榜的成分,但不至於無中生有,足見毛澤東係知道此事的。這年,“七千人大會”剛開過,並對近年在所謂“反右傾”中被錯誤處分的絕大多數人甄別平反。已經不清楚江青對毛澤東建議的批《海瑞罷官》的具體理由,但肯定將其與糾正“反右傾”擴大化聯繫起來。不過,“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的權威正處於低潮期,何況他一年前剛稱讚過《海瑞罷官》,言猶在耳,自然不便馬上對其進行批判。

另據康生在1966年5月5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他早在1964年就向毛澤東講過,“吳晗的《海瑞罷官》同彭德懷向党進攻係一回事”。這點,1966年2月,毛澤東在武漢講話中也證實:“要害係罷官,發明權係康生的”。相比江青的理由,康生的“要害係罷官”,指責吳晗為彭德懷罷官鳴不平,更觸動毛澤東的痛處。彭德懷問題,始終係他難以揮去的陰霾。據《彭德懷自述》,直到1965年9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後第一次召見彭德懷談話,一方面對他承認:“也許真理在你那邊”,一方面仍維護自己的正確性,認定自己“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係積極的”。大約就在1964年冬天,周恩來也許聽講了有關流言,問過吳晗:“有人講你寫《海瑞罷官》有影射?”聽了吳晗的辯白,周恩來讓他去寫個報告,把整個情況講清楚。

1970年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話:

嗰個時候在北京組織不出文章,講吳晗係個歷史學家,碰不得;找了第一個人,不敢寫;找了第二個人,也不敢寫;又找了第三個人,也係不敢寫。後來在上海組織了一個班子,以姚文元為首,文章出來了,北京不登。我那時在上海,我講:出個小冊子,看他們點算。

毛澤東所講的“嗰個時候”,可以與江青在《為人民立新功》里交代相參證:“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姚文元的文章發表於1965年11月10日,江青奉命到上海組織此文應在這年三四月間,則北京三次找人未果,應在1965年二三月間。而毛澤東之所以在這時決定批判吳晗與《海瑞罷官》,則與吳晗當時推出的最新版《朱元璋傳》密切相關。

《朱元璋傳》係吳晗明史研究的代表作,初版於1943年。吳晗後來對這一版深致不滿,他在1962年時承認:“1943年,我就寫了《朱元璋傳》。通過明太祖攻擊蔣介石,指桑罵槐,強調明朝的特務統治,以攻擊蔣介石的特務統治。”1965年新版《朱元璋傳》自序重複了類似的話。

1948年11月,吳晗進入解放區,在西柏坡呈上了《朱元璋傳》的修改稿,受到了毛澤東兩次召見。據吳晗講,“毛主席在萬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朱元璋傳》的原稿,特別約談了一個晚上。”毛澤東還給他寫了一封信: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

從向吳晗指出“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並在“完全”下加上着重號,毛澤東對這一稿《朱元璋傳》並不充分肯定。儘管這一稿在次年正式出版,但吳晗對這一批評顯然十分在意,便在1954年再次對《朱元璋傳》進行修改,分發了百來本油印徵求意見稿。從毛澤東處反饋過來的意見很明確:“朱元璋係農民起義領袖,係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唔好寫得那麼壞(指朱的晚年)。”也許察覺了毛澤東仍不滿意,吳晗這一稿沒有公開出版。

時隔十年,1964年吳晗再次改寫《朱元璋傳》,顯然想給偉大領袖一份滿意的答卷,企盼給他“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發一張畢業證書。但吳晗畢竟係書生,完全沒有領會毛澤東關於“朱元璋係農民起義領袖,係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的真髓所在。其失察還不止一端。首先,吳晗完全忽略了毛澤東領導的從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在某種意義上仍有農民革命的強烈色彩。因此之故,早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毛澤東就熱情謳歌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大小數百次的起義”,1949年以後,在他的推轂下;農民戰爭研究成為史學界的顯學,因為他認為:“多數朝代的更換,都係由於農民起義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其次,吳晗似乎也沒有發現毛澤東潛意識裡的帝王情結。對此,吳晗雖未活到毛澤東一再以秦始皇自比的70年代,但從其在《沁園春·詠雪》中對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揮斥評騭,也不難略窺端倪的。關鍵的係,毛澤東一生倘若以1949年建國為界標,這時也應該算係步入晚年了。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吳晗在史學上也有兩重性。一方面,他力圖貫徹偉大領袖的指示,跟上現實政治的需要,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尊重史實的史家良知。在新版《朱元璋傳》里,吳晗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朱元璋該肯定的自然肯定,該否定的還係否定。在新版《朱元璋傳》的結論部份,他在肯定朱元璋歷史地位的同時,幾乎以相近的篇幅指出朱元璋的“缺點也很多”,完全不符合毛澤東“應該寫得好點”的諭旨。吳晗歸納了朱元璋的五條缺點,許多表述都容易引起毛澤東的聯想與猜忌,原書俱在,有興趣者自可觀覽吟味。要命的係,其中兩條幾乎係針對着毛澤東1949年以後在政治與文化兩方面運動而發的,不妨照錄如下,並在關鍵表述下加標着重號:

“其次,他的以猛治國的方針,過分地運用特務組織,製造了許多血案,野蠻慘酷的刑罰,大量的屠殺,弄到‘賢否不分,善惡不辨’的地步。許多卓著勛勞的大將和文人,毫無道理地被野蠻殺害;錦衣衛和廷杖兩樁弊政,在明朝整個統治時期發生了極其惡劣的作用,都係他開的頭,立的制度。

第四,他所規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許鸚鵡學舌,今人講古人的話,卻不許知識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睇法,嚴重地起了壓制新思想、摧殘科學、文化進步的有害作用。”

曾經嚴格的史學訓練讓吳晗還不至於講出有違史實的昏話,但也正係這些真話,卻招來了致命的一擊。

最新版《朱元璋傳》係1965年2月出版的,書一出版,江青就揚言要批判。據她在一次講話中透露,她當時不讓毛澤東看《朱元璋傳》,遭到反駁,講“他要看,而且還講要保護幾個歷史學家”。由此可證,吳晗對朱元璋的蓋棺論定最終激怒了毛澤東,決定把他送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壇。但毛澤東沒有拿《朱元璋傳》做文章,因為這樣的文章不好做,總不方便點明吳晗以朱元璋影射毛澤東,於是就拿《海瑞罷官》開刀。由此推算,毛澤東係在1965年二三月間讀到新版《朱元璋傳》的結語,才下決心批判吳晗與《海瑞罷官》的,並完成了對文化大革命戰略部署的總體構想。

但係,毛澤東的戰略構想,對江青也未必交代得一清二楚,故而由江青組織的批判文章居然沒能點出“罷官的要害”。還需由毛澤東在1965年12月21日杭州談話中加以揭出: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係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係“罷官”。嘉靖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係“海瑞”。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以後,吳晗一再申辯,他的研究只係為了歌頌海瑞的精神,並沒有影射諷刺任何人物。他在《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中,不僅舉出《海瑞罵皇帝》刊發在廬山會議前,撇清了與彭德懷的關係;連《論海瑞》嗰個後來加上的蛇足式結語,也拿來證明自己係“反右傾”的。但講到廬山會議後的海瑞研究,尤其係《海瑞罷官》時,吳晗就進退失據了。他講:

寫這個劇本的目的性係咩,在當時係不清楚的,糊塗的,雖然自以為寫的係當時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歷史研究、歷史劇要為當前的政治服務,這個劇本和1959年,1960年的現實生活又有咩關係呢?

吳晗不能解釋為咩《論海瑞》係“反右傾”的,而《海瑞罷官》連目的性也“不清楚”,於是只能反問自己:

為咩不寫兩個對立階級的鬥爭,而寫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呢?回憶起來,那時候想的只係要寫一個在封建時代有正義感有鬥爭性的人物,……“古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則在當時一點也沒有想起過,完全係為古而古,為寫戲而寫戲,脫離了政治,脫離了現實。

實際上,在這場關於海瑞的公案中,不管吳晗如何解釋,他已經走進了一個怪圈。史學的社會功能當然可以有現實的關懷。吳晗關於海瑞的所有文章與劇本,他對海瑞精神的謳歌讚美,客觀上就具備了現實的指向性。他寫《海瑞罷官》,用他在該書前言中的話來講,就係學習海瑞精神,“剛直不阿,不為強暴所屈,不為失敗所壓倒”,“辦啲對當時人民有利的好事”。也許,寫戲之時,在顯性的主觀層面,吳晗確實沒有用海瑞比照彭德懷的用心。但彭德懷因直言民生而獲罪罷官,其後全國因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陷入困境,彭德懷也就有了海瑞式的品格。聯繫到吳晗被批後曾對秘書憤憤道:“彭德懷也係好人啊!即使為彭德懷講幾句話,也不能算係敵人啊!”因而寫戲之際,在潛意識層面,吳晗係否絕對沒有從海瑞聯想到彭德懷,就係殊難梳理辨清的。

至於毛澤東之所以拿吳晗與《海瑞罷官》開刀,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澤東當然清楚,批吳晗的鬥爭並唔係吳晗有多大錯誤,也唔係吳晗該不該批,而係要以此為契機掀起一個大的運動,最終達到打擊黨內的‘異己’力量,即被稱為劉鄧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蘇雙碧《浪中紀事》72頁)。除了對新版《朱元璋傳》結論的耿耿於懷,主要因為吳晗在政治上係北京市副市長,在文化上又係史學名家,這種雙重身份,正合適拿他來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過文化戰線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吳晗首版《朱元璋傳》係影射史學,那係專制時代的產物。而他關於海瑞的研究,從根本上講,都係新時代的奉命之作,那係現實政治干預史學研究的產物。但奉命史學與影射史學在表現手法上並無二致,都係以史料或史實屈就於預設的對象與結論。惟其如此,深諳史學的毛澤東就有理由把奉命與影射視為一體,甚至從求實的史著里也讀出影射的成分來。於是,儘管吳晗最新版《朱元璋傳》力圖實事求係,洗刷影射的污垢,卻仍被視為影射領袖與現實,最終與《海瑞罷官》纏夾在一起,鍛就了中國20世紀60年代的一大公案。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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