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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偉:我參與作惡的親身經歷

——憶慘絕人寰的「計劃生育」

當時嗰個陣仗,對待懷二胎及其以上的孕婦,就像捉拿罪犯一樣的對待。與我50年代看見的「鎮反」運動也區別不大了。光看這些大書特書在牆上壁頭的標語、口號就叫人一身冷汗、乃至汗不敢出:「邊個敢違反計劃生育就叫他傾家蕩產」!這還算係「溫柔」的。再看更嚇死人的:「寧可血流成河不準多生一個」,「寧增千座墳,不得多生一個人」,「寧要家破,不能國亡」!完全可以講係你死我活的鬥爭了。

當年計劃生育曾有口號係“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今後會不會出現“一人不生二孩,全村人工授精”的口號呢?在一個人權缺失,把婦女生育當“牲口配種”來管理的國度里,咩“人間奇蹟”都可能出現。(網絡圖片)

隨着當局所謂“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實施,世界上最善於健忘的中國人,正在逐漸淡忘那場所謂“計劃生育”的浩劫給廣大民眾特別係農民所造成的災難性痛苦。不管當局係迫於人口老齡化的壓力,還係擔心“人口紅利”已消失殆盡,能終止“一胎化”的野蠻政策都可算係個“進步”。然而需要提醒國人:計劃生育這個惡魔並未離開中國。日前當局已公布所謂的相關政策,凡生育第三胎或以上者,北京徵收罰款係57275元,農民係22310元。不過不叫“罰款”,名字非常有“中國特色”,被“文明”地稱作:“社會撫養費”。但更具諷刺意義的係,由於物價、房價、醫療費、學費……一日千里地飛升,許多人已不敢生二孩。於是有人擔心照此落去,當年計劃生育曾有口號係“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今後會不會出現“一人不生二孩,全村人工授精”的口號呢?別以為這係笑話。生育權也係基本人權之一。而在一個人權缺失,把婦女生育當“牲口配種”來管理的國度里,咩“人間奇蹟”都可能出現。

筆者在那計劃生育強推“一胎化”的年代裏,由於在醫院混飯吃,也曾參與作惡。下面就係我的親身經歷。

我1972年把所謂的“反革命罪”,判15年刑的牢底坐穿以後,於1973年和當地一個20歲的農村姑娘結婚。1974年我們的大女兒來到了人間。當時計劃生育政策的口號係“一個好,兩個可以,三個堅決唔好”。我們一胎當然無問題。但我妻子講“農村沒有個男孩,下田栽秧,打穀,耕田女孩怎麼能行?”所以我們還係一心盼著有個男孩。講句玩笑話,也許係天從人願或許我從來沒作過惡,所以1977年我妻子生下第二胎,係我戴上醫療用的手套把他接下來的,果然係個男孩。

還沒等我們高興完,大約就十多天吧,上面的“獨生子女”(就係國際上稱的“一胎化”)政策,就“雷霆萬鈞”般的貫徹下來了。哪怕你係要臨產的第二胎也必須“人流”拿下。所以我的親友,都在逗趣時指着我這兒子講“娃娃,算你腿長跑得快,再慢一步……”大家笑了,不好往下講了,言下之意還有活命嗎?我的一位今已作古的難友劉旭初君(原國軍上校團長),摸著孩子的頭,用祝福的口氣講“娃娃,你剛出世就大難不死,將來必有後福啊!”我講“我們這些政治賤民敢想咩福啊?還係東坡講得好:但願吾兒愚且魯,無災無難係公卿”!

當時我所在的四川省XX監獄醫院也奉命協助當地搞好這場據講有偉大政治意義的“計生運動”。我作為醫院一名“就業醫務人員”,目睹了當時的一切情景。可以講當時嗰個陣仗,對待懷二胎及其以上的孕婦,就像捉拿罪犯一樣的對待。與我50年代看見的“鎮反”運動也區別不大了。光看這些大書特書在牆上壁頭的標語、口號就叫人一身冷汗、乃至汗不敢出:“邊個敢違反計劃生育就叫他傾家蕩產”!這還算係“溫柔”的。再看更嚇死人的:“寧可血流成河不準多生一個”,“寧增千座墳,不得多生一個人”,“寧要家破,不能國亡”!完全可以講係你死我活的鬥爭了。

恕我不恭,嗰啲被弄來強行“人工終止孕妊”(聽,這詞兒多科學文明!)的農村婦女,特別係已要臨產的,一個個哭哭啼啼,面目凄慘,如上刑場一般令人不忍一睹。特別係當她們看見被墮下的死嬰係男孩,更係呼天叫地,痛不欲生。這唔係咩封建思想,“無後為大”,而係農家必須要有個男子漢勞動力。我親見一個農婦,衝著嗰啲幹部,連哭帶罵地講“我的兒女要像你們一樣可以坐辦公室,那生兒,生女都球不疼”(“球不疼”係四川方言,意即沒關係,唔好緊)。話雖粗,卻係農民心中深沉之痛。

我的朋友車玉生先生,係中國數一數二的骨科專家,57年打成右派,反革命。於是成了當時該監獄醫院頂尖的技術骨幹。當然這次也少不了要他來唱主角。他係極不願干,私下對我講“我一輩子當醫生都係救人的命,這回倒好,叫我來殺人”。其實這“殺人”技術上並不複雜,初級衛生人員也能學得會。當孕婦卧於床上,通過聽胎心音確定胎兒在子宮內體位後,左手卡住胎頭,右手把裝有“雷佛奴爾”藥液的注射器用長針頭由腹壁刺入子宮,當你在進針中,手上產生“落空”的感覺時,針頭就已刺入胎兒的顱腔,立即注入藥液,孩子幾秒鐘就死了。

有一天來了個馬上就要臨產的孕婦,又哭又罵也沒用,正當她被按倒在手術床上,車玉生正要對她施行“人工終止妊娠”術時,孕婦大叫:“醫生,做好事救我兒一命,我一輩子也記得你呀”!我在旁當助手,看見車醫生的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了。這時嗰啲“計生幹部”便大聲叫道:“車玉生,唔好理她”!我見車突然一下子好像橫下了一條心似的,就把針刺入產婦腹內,在產婦慘叫聲中,車玉生把藥液很快就注射完了,他一抽針,我連忙用紗布把術口蓋上。這時車玉生把注射器一放連手套都忘了取下,轉身便走,邊走邊罵道:“鬧,鬧,你再鬧也要作手術”。我當時心裏也納悶,“今天車老師幹嗎咁大的氣?”

很快,孩子就娩出了。嗰啲打了針的一生出,就係具小屍體,可這孩子“哇”一聲就哭了,係活的!果然係男孩。產婦的丈夫,婆婆,還有個像係嫂子吧,聞孩子哭聲像瘋了似的,一齊衝上來抱孩子。我連忙大叫“慢,胎盤,臍帶還沒處理好”!我於是剪斷、結紮臍帶,用濃碘酊在臍帶殘端消毒、包紮。這時計生幹部過來講“老鄉,我給你孩子打針破傷風預防針”。我一聽,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可我不敢講嘢,只好對那農民眨兩下眼睛,而貧下中農偏要相信“階級敵人”的暗示,他們抱起孩子就跑,講“鬼傷風我都不打”。

廿年前,有人指著一個小夥子對我講“這就係廿年前你們救的嗰個孩子”!他今年該四十歲了,和我兒子同年。

我後來私下悄悄問車醫師到底係怎麼回事?車嘆口氣講:“我看着孩子母親那麼慘,實在下不了手。我姓車的這手上幾十年的功夫,針頭在哪個位置,還能不知?所以藥液全都打在胎包‘羊水’里,孩子當然不會死”。我講“那你發氣罵人幹嘛”?他罵我:“你笨蛋,我不做出一副要堅決執行的樣子,將來如何推講係技術失誤”?我伸起大姆指,用電影上“皇軍”的口氣講:“你的大大狡猾狡猾的”。

果然後來公社“計生辦”的人就講車玉生係“階級敵人破壞計劃生育”。那正係華國鋒“抓綱治國”時期,這罪名可殺頭的。可監獄方面不想理這事,一則他們對車玉生技術很看重,因為監獄遠離大城市,當時交通很不便,邊個家敢講不遇突發重病?有個高水準的好醫生心裏踏實得多。二則他們自己的老婆也要強行安環、結紮,對此一肚子氣,只係不敢講出口。所以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講:“這技術操作哪個有百分百把握?你們公社醫生那麼能幹,你們以後自己搞嘛”。當時我們這醫院技術上在附近方圓百里係首屈一指,嗰啲公社幹部和家屬得了大病都只有來找我們,所以他們也不願太得罪人,最後便不了了之。

有人講計劃生育,人人都得過關。我已有了兩個孩子,夫妻中必須有一人結紮輸卵管或輸精管。計生官員講,結紮後對人沒有影響。這話信不信由你。但我們這些懂點醫學的只能嗤之以鼻。一間房子門窗損壞了都要影響其美觀安全,何況一個人體的器官。而這輸精管或輸卵管,係精子或卵子的正常的生理通道,一旦被扎斷,精、卵無法排出,所以脹痛反射到腰背部係常見的後遺症,有的人短時間後可逐漸減輕,有的長期存在。我妻子在農村乾重體力農活,更好驚後遺症,只有我去結紮。

我既對後遺症存在恐懼,更感到一種無辜受害的忿怒。計劃生育國家的政策明文規定,係鼓勵、指導和個人自願選擇避孕的方法,我可以選用藥物或器具避孕,橫掂不再生育就行了。可這一切好像係講給外國人聽的,對中國人當時只要有了兩個孩子就得一律結紮。這係哪來的道理?長在我身上的器官,又沒有去招惹邊個,又沒有攜帶、傳播薩斯、愛滋病毒,沒有危害任何人或社會,你非要把我的器官破壞了,置我痛苦於不顧,你才心滿意足,這係哪來的道理?我還有一點人權嗎?——可係這一切在當時不但係“資產階級反動謬論”,而且自己還戴着“反革命”帽子,怎麼敢反抗?但弱者不敢“硬碰”還可“智取”。

在這医院裏,我當時還有個“鐵哥們”於醫生,原係瀘州市一家醫院的外科醫生。因“收聽敵台反革命罪”被判刑,和我一樣已在監獄醫院“就業”了。我兩個係“一條戰線上的戰友”,平時在一起咩“反動話”都敢講。他當時就在醫院負責作輸精管結紮手術。我便去找他請他幫我做個假手術。他問我怎麼做?在文革中我們醫院搞過一個所謂“新醫療法”,就係按針灸穴位,“局麻”後切一個小口,用止血鉗把一個醫療用羊腸線頭塞進去然後縫好術口,又叫“埋線療法”。當時吹噓係“毛澤東思想和祖國醫學相結合的偉大成果”包醫百病。當然係鬼扯蛋,咩病也醫不到。但這羊腸線對人體並無害,幾個月後就被人體吸收了。我就係從此事中得到了啟示。

我便對於醫生講“就在陰囊結紮輸精管的解剖位置上,切個小口埋進一個羊腸線頭,從外摸就像結紮了輸精管一樣”。當時還不像今天這樣造假成風,遍地都係假貨,清華大學博士都有假,所以我這個富有“創意”的造假設想,還真有點“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逗得於醫生都笑了,他講“你這個鬼聰明拿去哄外行或草包醫生還係可以,但有經驗的外科醫生一摸就穿幫了”。我講“這醫院的好外科醫生除了你就係車老師,其他嗰啲幹部醫生都係吃政治飯的懂個屁?車老師嗰度我講得通”。所以他最後就同意了。其實太簡單,趁大家午休時,幾分鐘就把這個“手術”完成了。出證明拿到院辦公室去蓋個章,就叫我愛人拿去他們公社計劃生育辦公室交了差。

正當我慶幸過了關,沒想到公社嗰啲計生幹部,醫學上一竅不通,“政治警惕”卻高得很。他們開初係懷疑因我在醫院返工會不會係偷的一張假證明。他們也太低估政治犯的智商了,於是便來問院長。院長便叫我去問。我講,“於醫生給我做了手術十多天了,可以檢查嘛”。那計生幹部和我們的院長兩個都係所謂“工農幹部”,咩叫輸精管也不懂,只好去叫來一個獄吏醫生。一個衛校劣等生,分配給哪個單位人家都唔好,只好來監獄醫院管囚犯。他連輸精管的位置在哪個地方都不大清楚,在我陰囊上亂抓亂捏。我便乘機大叫“痛”,身子也亂扭,他就更沒法檢查,他下不了台,為了保全面子便罵道“這傢伙不與醫生合作,我不檢查了”。院長講“那咋個辦”?他一賭氣便講“去叫車玉生嘛,人家唔係技術權威嗎”?我一聽,差點要講“謝謝”。

車老師來一檢查,當然講我係“做了手術的”,嗰啲“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幹部,也只好聽“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結論了。不過下來後車老師罵我“你下次再去搞這些鬼把戲,我不得管你了,害得我都去講假話”。我講“謝謝老師,這種事哪還會有下次?”他也笑了。一個弱者能在那樣黑暗可怕的環境里,打贏這場“器官保衛戰”,也可算係個捍禦人權的小小奇蹟了吧!

我都以為從此再不會與計劃生育打交道了,因我們根本就不打算再生育,哪供養得起?時序如飛,十幾年過去,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兒子都高小畢業了,一場計劃生育的飛來橫禍卻找上門來。

我妻所在的石鼓公社柏林大隊,張,係大姓,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卅。我妻子在4隊叫張甫英,柏林1隊也有個叫張甫英,同名同姓,卻比我妻小近十歲。1隊的張甫英在公社計生技術指導站做了一次“刮宮”手術。嗰啲公社計生幹部不了解調查,就以為我妻又懷了孕。一大幫人如同電影上“皇軍”進村“掃蕩”一般衝到我家來,要捉拿我妻子去公社強行結紮。來時我家只有我兒子一人在。他們抓不到人,見我家有台新買的黑白電視機。當時算係一樣高級商品。於是不問青紅皂白,就要搶走電視機。我兒子見狀便加以阻攔,講“你們要搶人呀”!公社的所謂“毛公安”走上來一巴掌將我讀小學的兒子打倒在地,孩子哭都哭不出聲了,他馬上又掏出手銬將孩子銬上。電視機被搶走,他還要把我兒子抓走,激起左鄰右舍農民的公憤,講“你有事抓大人,怎麼抓娃娃”?“毛公安”竟講“我係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法者,哪個敢妨礙我執法”?最後在農民的一片抗議聲中,他才把我兒子放了。

當時我在名義上也叫公民,唔係階級敵人了,便依法進行控告。可係縣上任何部門都不受理。我提出相關證據,他們也知係同名同姓搞錯了,但竟稱計劃生育係壓倒一切的中心,“不能傷害計生幹部的威信和積極性”。不但打我兒子,對孩子非法用刑具不處理,搶去的電視機也不退還。還美其名曰“一切法律政策都要向計劃生育傾斜”。我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法律竟可唔好公正而“傾斜”。無異於講,胡作非為都不糾正。

後來我在成都的二哥,通過當地有關部門,告知他們,我們的三哥嚴家驍已由台灣定居美國加利福尼亞,我們家系僑屬“請保護僑屬的合法權益”。他們出於怕造成“海外負面影響”,才由縣僑辦、計生辦,會同公社計生幹部及監獄計生部門把我家召集來一起開會。會上縣計生辦那位楊主任講:“鑒於嚴家偉係僑屬,我們把國家計劃生育的政策都扭彎來遷就你們,把電視機退還給你們,其他的事就唔好講了,這事不許對任何人講,特別係國外的人,邊個講了,後果自負”。接着又指着我兒子講:“你要好好學習,擁護共產黨呀,這都係黨的政策英明”!他們把同名同姓的張冠李戴,亂冤枉人,他們打孩子,銬孩子,胡作非為,一句“其他的事唔好講了“便完事,這能叫“扭彎政策來遷就你們”嗎?反而好像我們家欠了他們好大一個人情似的,真叫人哭笑不得!

一會兒法律可以“傾斜”,一會兒政策又可以“扭彎”,真不明白中共政府官員有好大的權力。

一轉眼又係幾年,我都快要所謂退休了。人家看我老了,又有病,眼睛也差了,有些技術操作很難達到要求了,於是叫我在醫院收費。有天與一個來看病的農民閑扯中他告訴我,當年嗰個打我兒子的“毛公安”,原係個農民當兵返嚟,公社臨時聘用的治安員,現已解聘回家了。我也未太在意。半個多月後,一個病人用擔架抬來要住院。我見此人好面熟,卻想不起係邊個了。一個農婦好像係他的妻子把一張入院證遞交與我。我一看入院診斷為:肝Ca.這係個醫用術語,意為肝癌。我便問她帶了幾多錢?她講“只有幾十元”,我講“咁大的病,不交幾百元住不了院”。他妻子講“哪有錢啊,豬都賣了”。我講“去找親友借點嘛”,她一下哭了講“他去搞嗰個計劃生育,把全公社的人都得罪完了,去找哪個啊”?我一下子便想起了,這唔係嗰個“毛公安”嗎?我當時一下控制不住自己,便指着他講“原來係尊敬的毛公安呀,你唔係在代表無產階級專政執法嗎,怎麼還不如我了?我還可以享受公費治療呢”。他妻子連忙問“老師,啥子事啊?”我幾乎暴怒般地吼道“你問他當年幹些啥事?我家根本沒違反計劃生育,他們自己搞錯了人,他把我才十二、三歲的兒子銬起來,差點把我兒子打死了。要住院呀,交1,000元來,我馬上給你辦”。其實當時交幾百元都勉強可以,我係故意氣他,而現在肝癌自費住院,5,000元也怕不行。

他的妻子在一旁只係哭。這時“毛公安”才從擔架里有氣無力地講道“嚴老師,過去的事對唔住,不講了嘛,我係快要死的人了”。我見此情景,心一下子就“軟”了,而且察覺到自己做過分了。人家再錯係幾年前的事了。今天別人係來求醫的,自己羞辱別人,明顯有違醫德。於是我把態度緩和下來,講“好嘛,好嘛,老毛,過去的事,我們一筆勾銷了。你去至少準備兩三百元我給你辦入院手續好不好?”他凄慘一笑,絕望地搖搖頭……

不久就聽講他去世了。他也係個窮苦的農民,只因一心想擺脫窮困,被別人利用來當槍使。他害了人,同時自己也係這個制度的受害者。

我現在已進入垂暮之年,有時還在惡夢中看見那一個個被“人工終止”了孕奸的死嬰,血淋淋的,醒後一身冷汗。別人又會原諒我們嗎……?

2017年8月修改定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公民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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