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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灰飛湮滅一甲子

八九年五月的一個夜晚,我站在金水橋的欄杆旁,張望那沸騰廣場上的黑壓壓一片,心裏焦急的只有一件事情:怎麼才能讓這些絕食的學生,和前來助威、呵護的百姓們相信,共產黨係會開槍的?那係已經殺了四、五千萬人之後依然存在的一個難題!

此文寫於八年前,我埋葬了我的“共和國”,我跟它同齡,所以我也埋葬了一個“舊我”。

一九六一年我家從杭州遷到北京,住進景山東街西頭的一個大雜院,名叫西齋,原先係京師大學堂、亦即後來北京大學的宿舍。隔街就係紫禁城後面的景山,舊稱煤山,有個左側門可進。於是天天放學之後,我都跟夥伴們到嗰度面去,先找個石凳寫作業,然後環山追逐,或在山坡上打滾兒。這景山頂端,有個萬春亭,朝南望去,整個故宮就在眼底,一覽無餘。那鋪天蓋地的黃燦燦琉璃瓦,宛如一個金色大湖。再往南端遠眺,便係天安門廣場,卻只見紀念碑露出它的小頂冠,而萬春亭的山坡,成了觀禮花的最佳地段,每逢十一國慶,我們小孩子夜裡就去找個樹叢卧下,看那大殿群背後衝起的煙花滿天繽紛。

煙花明滅,在轉瞬之間,鑄成了一代人的虛假觀念,也燃盡了他們輕薄的理想。六十年代初,北京城裡幾人知曉,神州大地已係餓殍遍野?而這廣場上的絢爛夜空,跟後來長安街的血光,又係一種咩因果?而今清點這六十年,不如清點一下我自己的心智(mentality),睇吓在嗰度面積澱了啲咩東西,係我不能言明卻又制約我的?我係一九四九年生人,最標準的“共和國同齡人”,也係“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的一代人,我們卻講不明白這幻滅的滋味,因為我們從未面對過自己的“個人精神史”。

斯大林/俄羅斯

“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無疑係我們的一個來源。你剛睜開眼睛,已經沒有歷史了。也許使用“蒙太奇”的鏡頭描述,係此刻我只能做的。一九五三年我才四歲,至今記得那時的一個場面:大人們都站在院子里,仰面朝天,等待天上一架飛機駛過,那係為斯大林逝世而全中國舉喪。你能講這唔係一個來源嗎?我們這一代人,跟已經顛覆了他們自己歷史的嗰個俄羅斯,有太多聯繫,而跟我們自己的傳統毫不相干。意識形態、制度建構的移植,就唔去講它了,在文化上我們所能吸吮到的養分,從哲學、文學、音樂、美術等等,哪一樣唔係來自蘇聯?我們讀托爾斯泰多於雨果,對莎士比亞則很陌生,自然讀得最多的係魯迅,而他也只曉得東歐蘇俄。

《列寧在一九一八》係我們的黑白電影。我們一輩子只愛聽嗰個“外國民歌二百首”,大部分係社會主義國家的,尤其蘇聯的最多。從那斯拉夫旋律中,可以追尋捕捉我輩難以言講的私人心境,更係屍陳國家話語的一座馬王堆。那時既無電視MTV也無CD隨身聽更無iPod,但這一代人的音樂記性好得驚人,個個皆靠模仿,把歌詞和歌手的唱腔學得逼真。講這係“吃狼奶”,大概過於簡單化,但係標榜為“俄羅斯傳統”,則係一種矯情。我們沒有能力從這種“傳統”中剔除民粹主義、領袖意識、政黨邏輯、暴民傾向、平均觀念等等,以及思想方法上的決定論、兩極化,才係要害。

東方紅/溫都爾汗

於是“領袖”便糾纏我們一輩子,成為難以擺脫的一種“父權”。一九六四年國慶節前夕,人大會堂里在綵排演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我弄到一張票,看得目瞪口呆,像喝醉了似的回家去。一種來自朝鮮的造神“巫術”,對於北京的魅力型領袖,乃係如獲至寶的,而真正的總導演係宵衣旰食的國家總理。那其實係在綵排十年文革。舞台上的阿諛、迷醉、癲狂,後來如法炮製到天安門廣場,觀眾席里如潮水一般流傳的,則係來自全國的百萬紅衛兵。這個綵排一直進行着,也沒有隨同文革而謝世,又在二○○八年夏天的“鳥巢”里再次上演。這種巫魅的儀式,對現代中國人進行了一道作舊處理,把他們變成一支支雄壯的秦俑方陣,六十年來從驪山秦始皇陵寢中陸續出土,也預先為兩千年後的“全球化”世界工廠備好了龐大勞力。

話講溫都爾汗的一個炸雷,把我們從批鬥、武鬥等種種攻擊他者的野蠻之中驚醒後,記憶就被刷得一片空白。甚至塞給我們的這個幻滅,至今都係一個講不清的陰謀,而若係沒有這個陰謀,我們恐怕一直要樂呵呵地呆傻落去││世上曾有哪個世代如此可憐過?於是,這樣的幻滅,便唔係蘇醒。於是,我們還會對另一個“領袖”着迷,雖然他只不過比前一個矮了一頭。他們可以再騙我們一次,實在怨不得他們,只怪我們永遠不懂一個常識:他們本來就係騙子嘛。

無可救藥者,更在這種“政治盲瞽”已然進入遺傳基因,將繁衍出一代代幼稚的“理想主義青年”,無論係“八九”學生還係“可以講不”的憤青。八九年五月的一個夜晚,我站在金水橋的欄杆旁,張望那沸騰廣場上的黑壓壓一片,心裏焦急的只有一件事情:怎麼才能讓這些絕食的學生,和前來助威、呵護的百姓們相信,共產黨係會開槍的?那係已經殺了四、五千萬人之後依然存在的一個難題!

子彈費/民族魂/造神

因為人口過剩就人命唔抵錢?因為尊齒就得聽任老人無恥?因為皇帝曾經喪權辱國就讓主席凌駕一切?因為八國聯軍燒了圓明園就得服從“四項基本原則”?因為學生不肯撤出廣場就得開放外資大舉入侵?假如這些也算爭議的話,那麼都要由子彈來裁決,而子彈果真呼嘯而來,木樨地的飲彈者卻係一聲“橡皮子彈”的慘叫││無奈林昭媽媽被逼為女兒遭槍決而支付五分錢子彈費的驚人細節,仍不能驚醒這樣的懵懂。可係,一旦“反右運動”的陣前主帥,搖身一變為“改革總設計師”,我們還來不及去釐清這筆賬,又要繼續為他的“開放設計”,而支付江河斷流、草原沙化、森林消失、食品有毒甚至延禍子孫後代的代價。

講來凄涼,我們或許係“亡國滅種”的冤大頭,叫它討了二百年的債,否則我們不必慌著強國忠黨或改造民族,以至滅絕了單個的人,而人口卻從四億增長到十二億。六十年里中國埋頭生產“反革命”,幾無科學發明,卻精於羞辱、折磨之術的鑽研,內含多項世界之最,假如吉尼斯大全肯收錄的話。“與人奮鬥”因發達成一門哲學而“其樂無窮”,這一次我們倒係不屑於俄羅斯的“靈魂”拷問,因為我們有“民族魂”魯迅的專利“靈魂療救”,並在毛澤東手裡發揚光大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因為紹興的阿Q穿越時間隧道,終於跟雷鋒握上了手。

在這種國度里,抗議係一種“群膽文化”,悲痛才能聚眾,“清明”由此變成一個“政治哀悼節氣”,而“覺醒”總係在一個“好人”死了之後。七六年一月的寒冷清晨里,我躺在豫北農村冰涼的被窩裡,被廣播里的哀樂,催得濁淚滿枕巾。其實大家都跟我一樣,主要係在哭自己,只不過揾到一個政治理由才哭得出來。“十里長街送總理”幾乎係一個街頭運動的新創造,但十三年後又去重複一次,至少係很沒有想像力;而統治者更沒有想像力,以為推倒前朝宮牆,擴出一個巨型廣場來,它只具有萬眾雀躍歡呼萬歲一項功能,殊不知造神的空間,恰好係最佳的滅神場所。

盛世/大循環/李叔同

不過,苛政不會錘鍊叛逆者的智慧,毋寧只煎熬了他們的焦慮。異想天開的“民主一舉成功”,大概不過係“解放全中國”、“全國山河一片紅”的翻版,乃係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未預期地馴化出來。即便聖雄甘地的“非暴力主義”,似乎都用錯了地方,儘管這係廿世紀所能提供的不能再好的和平抗議模式,無奈共產黨豈有英國殖民者的“婦人之仁”?至於文革的絕食,那原本就係中南海里嗰個梟雄玩於股掌之上的雕蟲小技。中國七個星期的浩大抗議,啟動了蘇東波崩潰浪潮,卻在本土鉤起廿年更冷酷的壓制。這個更大幻滅,使中國知識份子的脊梁骨愈加缺鈣。而我們或許只能遺憾,那為中國異議者所能使用的抗爭模式,這個世界還沒來得及打造呢。

這六十年,卻把俄國人巴枯寧最早預感的“黃禍”幻覺,落實成真││鴉片戰爭輸入的西方技術與中國人的原始奴性相結合,撫育兩億五千萬勞力,日工資一美元,只係沒有再拖着一條辮子而已,也非亞洲四小龍同日而語,卻由“新儒家”早就預備好一頂“儒家文明現代化”的桂冠,偏又叫它遇上亞洲當紅而歐美衰退,於是它的胃口,就係全球訂單和買斷全球,加一塊兒就係“全球搶爛市”,於是它便可以綁架酒色財氣的神州,又贖買昏頭脹腦的華爾街,迎來一個油膩膩的“盛世”。

假如歷史可以“假如”──假如譚嗣同沒有把光緒手詔交給袁世凱,假如陳獨秀出了北洋監獄後沒跟李大釗去樂亭,假如一九一九年初毛澤東沒能從上海碼頭赴法留學的人群中溜掉,假如在四川阿壩的葉劍英沒有截獲張國燾的電報,假如胡宗南的軍長劉戡在延安王家灣追上了毛澤東,假如一九六一年彭德懷去美廬求見時毛澤東沒有睡覺,假如文革中毛澤東沒有特意留下鄧小平的活口,假如林立果小艦隊用高射炮平射擊中了主席專列,假如八九年四月下旬趙紫陽唔去平壤,假如五月份柴玲被人私下串線見了鄧小平……這六十年會不會稍有不同呢?恐怕,它依然係近代二百年的邏輯後果、五四近百年的自然延續。

你瞧,無論全盤西化還係“以俄為師”了一個多世紀,我們居然哪兒也沒去過,還係在祖先設下的歷史循環圈裡“鬼打牆”,設若西太后還魂於鄧小平,趙紫陽就係光緒了,那麼邊個係袁世凱呢?惡的歷史,竟如此輕易地重複了一次,而我們卻不可能在六十年里,再揾到梁任公的如椽大筆、陳獨秀的曠世吶喊、胡適之的冰潔清醒……

忽一日,聽網上飛來一支小曲: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

這來自上個世紀中葉的音調,好像有上千年的塵埃,卻又分外的清新、悠揚。歌詞的韻味,貼近千古絕唱的唐詩樂府,又很像徐志摩的散文。凄迷之處,係李叔同在《送別》無法送別的一切。輪到我們來送自己的“六十年”,則彷彿沒有咩值得送一送了。

2009-10-3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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