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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暗示老右派 朱鎔基表忠心息事寧人

鄧小平在專門研究起用朱鎔基時,問起朱是否正確對待自己的右派問題,舉出鄧自己歷史上三次被打倒的經歷,要求朱以事業為重,不計個人恩怨。朱當然心中有數,「夾着尾巴做官」。朱鎔基的姿態基本代表黨內右派幹部的立場,息事寧人,很少有人會再去揭這歷史瘡疤。

1989年2月5日,江澤民、朱鎔基陪同鄧小平與上海市黨政軍高層共賀過年

原編者按: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大規模迫害知識分子的同時,也進行一場空前的清黨。剷除數十萬黨內民主派。這是一般反右研究所忽視的,本文彌補了這個缺陷。也為中共政改何以封鎖至今,提供一個可貴的歷史分析——反右不僅將社會打得鴉雀無聲,也消滅了黨內(革命內部)的任何歧見與制約,為毛的獨裁鋪平道路。接下來一場犧牲數千萬人命的大躍進和全面摧毀當代文明的文革便不可避免。那是一場猶如納粹踏遍歐洲無敵手一樣的戰爭,只不過被蹂躪的是億萬中國人。

五十五年前席捲中國大陸的反右派運動,中共及其御用歷史學家把它蓋棺定論為一場整肅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運動。五十五年光陰荏苒,根據當年受害者和歷史學家挖掘出來的史料證明,毛澤東發動“陽謀”的最終目的,如同以後反右傾機會主義、四清運動和臭名昭着的文革一樣,都是為了清理門戶,打擊黨內反對派和民主派。

中共黨內揪出右派二十四萬

反右派運動總共打出多少右派?從官方認定的552,877人至某些學者認為三百多萬,莫衷一是,本文不作考證。為了敘述方便,採用二個基準點:其一是官方認定的右派分子552,877人;其二是周恩來於一九五六年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報告中提到當年全國小教以上知識分子共計550萬人。僅依照這二個數字,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已達十分之一以上。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在《我對局勢的幾點看法》的黨內指示中寫道:“看來黨外知識分子中,右派約佔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可能是保守的。黨內知識分子約佔百分之五到十。民主黨派中右派可能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高等學校中的右派也不會少於百分之十。”黨內右派百分之五到十這個數字毛澤東是怎麼“計算”出來的呢?

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時有黨員1200萬人。參照八大代表成份分析,百分之六十為工農,工農不劃右。百分之四十可以劃右的黨員包括各級幹部、知識分子、軍官和其他階層,約有四百八十萬之眾。根據毛澤東在反右前夕信口開河訂下的指標,黨內右派約有24到28萬之眾。

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廳發表的黨內文件《縣委書記以上受到開除黨籍處分的決定彙編》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紅頭文件《關於今後接受黨員工作的意見》透露,自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一九五八年六月,黨員總數共減少27萬。扣除自然死亡、劃右以外的其他因素、因內控右派或中右而勸退或取消預備期的黨員而外,分散在各行各業的黨員右派總數在20到24萬左右,佔552,877名官定右派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到四十三。在反右派運動中受清洗黨員數量之大、比例之高,正是中共至今依然秘而不宣、刻意隱瞞的原因之一。

一九五八年三月至九月二十六日在成都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認為,黨內反右運動“實際上是一次清黨,1200萬黨員中,清除20萬,百把萬,不算多。”毛澤東不是數學家,經濟建設方面的數據搞得一塌煳塗。但在確定階級鬥爭政治運動的打擊指標方面,卻十分老到。毛澤東訂下的黨內右派指標之二十萬底線,完全符合運動發展的實際情況。

這個數據不包括黨內劃的中右分子和內控右派,他們僅受不開除黨藉以外的其他黨紀處分,對外保密,組織部門掌握。例如喬冠華和楊獻珍,外交部長助理喬冠華在鳴放中贊成實行美國國會兩院制,外交部長陳毅說:喬冠華是外交部右派的首領。是露骨的,徹頭徹尾的反革命,足夠定為右派。”但處理時上報中央書記處,批覆僅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起初一個右派都抓不到,劉少奇警告他:“我看你就像個右派。”中央書記處撤掉他的職,他只得讓秘書馬鴻模當了右派。

毛借反右清黨,劉少奇有異議

毛澤東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的手段高明,善於打迂迴戰、包圍戰,清掃外圍、攻其核心。反右運動從知識分子、民主黨派、青年學生、社會基層開始。當群眾發動起來外圍掃清了,便逐漸將矛頭轉向黨內,由下而上地指向高層。如果說毛澤東的真正戰略目標在反右運動中尚算遮遮蓋蓋、避人耳目的話,到了文化大革命便昭然若揭了,其目的只有一個,怕人“奪權鞭屍”。

反右運動可劃分為鳴放、反擊、補課、處理四個階段,尤其要注意“反右補課”這個階段,大多數黨內高層右派是在補課中補出來的。毛澤東十分明白“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個常理。他把反右運動最終打擊目標定位在不聽中央(毛澤東)號令的諸候、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打游擊和地下黨出身的原白區黨內幹部、有民主意識的黨內知識分子,這些人可統稱為黨內民主(反對)派。

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起中共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於十四日晚間作了臨時發言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原來毛早已有在黨內進行階級鬥爭的打算。可是劉少奇不大同意毛的看法,急忙補充道:“毛澤東同志講話是他個人意見,中央政治局沒有討論過,會議要備案。”

一九五七年反右開始不久,毛澤東便急於藉助社會上的反右運動清理門戶,消除黨內隱患。他提醒親信:“請各地注意黨內的鯊魚。”在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社論《反右鬥爭是對於每個共產黨員的重大考驗》中,毛澤東明確指出有人是資產階級右派的“內應”。同月在青島舉行的省委書記會議上,毛進一步挑明:“所有的人都要過社會主義關,某些老幹部特別重要,其中有些人是過不去的。實際上這次整風在黨內就是清黨,但對外不說。”毛至此才明確了他對反右運動的真實企圖。

毛出巡親定十大反黨集團

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廳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出版了內部發行的五卷本《關於清除黨內的右派分子決定彙編》。其中披露黨內行政十三級以上高幹右派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材料285份。除33份是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分別處理的個案以外,其餘252份材料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運動中判定的案子。即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中,行政十三級以上黨內高幹中劃的右派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八點四四。

在這252個案例中,省部級以上高幹一百多人,有39個是集團性案件,即“右派反黨集團”、“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或“地方民族主義右派反黨集團”。他們之中有中央候補委員、部長、司局長、省委書記、省長、市地縣委書記、中將、少將、大校,身居高位要津。難怪毛澤東驚唿江山變色。

用離京出巡鼓動地方諸候,是毛澤東開展階級鬥爭政治運動樂此不疲的方式,直至文革末期壽終正寢。一九五七年底毛訪蘇歸來,旅塵未除,便馬不停蹄數度離京,至一九五八年三、四月間,共密訪全國近二十個省市自治區,在各地挖出一大批“混進黨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地方主義分子、地方民族主義分子、階級異已分子。不論地位多高、資格多老,一律開除黨籍,清除出黨。被他在巡遊中揪出的十大反黨集團有:

以浙江省長沙文漢為首的沙、楊(思一)、彭(瑞林)、孫(章碌)地方主義、宗派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以安徽省委書記李世農為首的李、楊、李、陳右派反黨集團;

以甘肅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孫殿才為首的孫、梁(大鈞)、陳(成義)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雲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右派反黨集團;

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區黨委常委陳再勵為首的陳、王、駱、王、廖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以青海省省長、省委第二書記孫作賓(極右分子)為首的青海省委右派反黨集團;

河北省委常委劉洪濤右派反黨集團;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熱賽拉夫、常委伊敏諾夫為首的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

廣東省委副書記兼副省長馮白駒、古大存為首的地方主義反黨集團。

黨內右派可分六類

按照黨內右派的出身、職業和政治理念,可區分為如下幾類:

第一類是中央和地方具有民主意識的知識分子出身高幹。浙江省長沙文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主張黨政分家,嚴格執行統戰政策,被誣為“資產階級政權觀”、右傾投降主義;一九三二年入黨的監察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書記王翰主持全國監察工作,反對用階級鬥爭取代司法監察,反對製造冤假錯案;中宣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仗義抵制批鬥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這些人都受過高等教育,思想開明,被毛澤東視為異類。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農業合作化高潮中與毛澤東唱反調提倡“包產到戶”的中共浙江省永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與中共廣西環江縣委副書記兼縣長王定都是黨內民主派代表人物。王定死後環江人民在他墳頭樹起一塊巨大石碑,上書:“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不屈不撓爭民主的人民英雄”。

第二類黨內右派是遭到打擊報復不同意見者。青海省委書記兼省長孫作賓是二十年代入黨的唯一極右分子,他的右派罪行僅僅是批評第一書記作風專橫;上海市委組織部長周克和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批評華東局書記柯慶施獨斷專行均被柯打為右派,釀成有名的“一霸事件”,“一霸”系指柯慶施;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文澄不投李井泉的票被劃為右派;成都團市委宣傳部長黃一龍批評李井泉“一言堂”,也劃為右派。這種對不同意見打擊報復的後果是黨內無人敢說真話,造成餓殍遍野的“大躍進”。

第三類黨內右派是白區武裝鬥爭和地下黨出身的幹部。南京地下黨員二千多人,兩次整黨處理四百六十六人,開除二百零五人。地下黨市委書記陳修良(沙文漢妻)是中共三大女諜之一,中共進城後一路降職,反右時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代部長,劃為極右;江西省中共閩浙贛邊區城工部一百二十七名黨員因領導人出差錯慘遭槍決,其中胡顯中學生黨小組五名成員連同入黨介紹人全打成右派。

第四類黨內右派是地方主義分子和地方民族主義分子。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指出:“反地方主義,全國都要進行。地方主義者,實際上是右派,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按照毛澤東指示,廣東省反右運動重點是大反地方主義。全省揪出右派三萬六千八百零八人,各級幹部中有一萬二千多人因犯地方主義錯誤而劃為右派;中共雲南省委書記謝富治在雲南省委擴大會議上瘋狂叫囂:“要像挖山藥蛋一樣在地下黨、邊縱中挖右派。”謝富治僅在滇東北就揪出散布在昭通、魯甸等十一個縣市原邊疆縱隊地下黨地師級、縣團級右派幹部二千多人。廣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省區都大抓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右派。

第五類是中共在意識形態文宣部門的各級領導,從中央到地方几乎一網打盡。他們中有中宣部秘書長李之璉、解放軍總政文化部長陳沂少將、人民出版社社長馮雪峰、浙江省文化局長黃源等人。

第六類是中共的槍杆子右派,部隊共揪出三萬多名右派。軍中反右以批判劉伯承、蕭克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作為主線條。將軍級的有代劉伯承受過的南京軍事學院教官劉宗寬中將、長期潛伏在蔣介石身邊的中共特別黨員郭汝瑰中將、第一支進藏部隊司令員兼政委范明少將、總政文化部長陳沂少將。毛澤東稱蕭克上將為“軍中右派代表”,但未戴帽;總參謀長張愛萍也因受朱可夫事件影響而受批判。

在軍隊右派中蔡鐵根大校長征幹部出身,擔任過彭德懷秘書,為劉伯承辯護而劃為右派,文革中慘遭槍決;全國特等戰鬥英雄邰喜德少校(蒙族)因批評蘇聯教官而劃右。

朱鎔基:黨內右派保守的典型

據中共中央監委五卷本清除黨內右派彙編和各地地方志披露,反右運動中從中央到地方揪出的右派反黨集團有100多個,黨內右派20多萬人。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補課運動實際上是中共建政後第一次大規模地用政治運動方式整肅黨內民主派和反對派,清理門戶。劃為黨內右派的,不論其地位高低、資格多老,從中央到地方,有的是具有民主意識、反對專制獨裁;有的維護地方權益,挑戰中央權威;至少是政見不同,他們應當都屬於黨內民主派。

這一場重大的黨內鬥爭蓋子幾乎揭不開有多種原因,首先是中共設定和誤導的歷史禁區,不讓觸及縱深;其次強調內外有別,以組織紀律加以制約,使當事人和知情者不敢說出真相。右派改正後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的態度頗具代表性。

在他擔任國務院總理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追問他一九五八年當右派的事。他閃爍其詞地回答:“這一段經歷對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是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也不想再提這件事了。”黨內高層右派的態度類似朱鎔基,不願再揭瘡疤。而中共官方也竭力掩飾這段內鬥歷史。

鄧小平在專門研究起用朱鎔基時,問起朱是否正確對待自己的右派問題,舉出鄧自己歷史上三次被打倒的經歷,要求朱以事業為重,不計個人恩怨。朱當然心中有數,“夾着尾巴做官”。朱鎔基的姿態基本代表黨內右派幹部的立場,息事寧人,很少有人會再去揭這歷史瘡疤。

五十五年前那場反右派運動,系由整肅知識分子和清黨兩部分組成,以整肅知識分子開始,以清黨告終。其直接後果是引發了餓死3700餘萬人的大災難。以河南省為例,揪出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後,在全省幹部中大抓“小潘復生”,全省挖出右派7萬多人,佔全國右派百分之十五;黨內右派幹部23000餘人,亦佔全省右派百分之十五。河南省老百姓針對這兩個百分之十五說,河南省的高產和衛星是用拳頭打出來的。信陽地區右派抓得最多,共8,696人,佔全省右派九分之一,餓死人也最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開放雜誌》2012年8月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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