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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一星:那個無腦年代

——無罪的悔

「文革」遠去,恍如隔世。後人看「文革」恐怕不可能如我輩這樣有現場感,他們只能從官樣文件刻板的語言表述中了解那場社會大動蕩,但這種表述往往不準確,也往往是表述者從自己的需要出發,有意忽略某些事實或提煉出某種說法,對於後世研究這段時期的中國思想史沒有實際意義。因此,我在回眸「文革」時將完全回到歷史的現場,展現個體生存的狀態,如實述說,包括我在當時情景下的真實想法,而不襲用官方文件的提法和判詞。 ——題記

文革批鬥場面(網絡圖片)

“文革”爆發那年,我19歲,高中畢業,正在準備高考。這年春天,報紙揭露北京市委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使社會感到興奮。社會上瀰漫著濃郁的陰謀味道。沒有人懷疑陰謀的真假,人們普遍有某種期待,總想看下面還會發現什麼人被揭露。隨着一團團迷霧的釋放,一個個大人物被點名,公眾的熱情日益高漲,沒有人會意識到這個國家將會陷入長達10年的社會大動蕩,公眾完全信賴黨中央毛主席做出的任何決定。

我在中學時代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和共和國每個階段所宣傳的主張是同步的,到“文革”時,我們這代人的思想營養配方中的成分主要是學習毛著、批判蘇修、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在主流意識的引導下,普遍堅信革命前輩流血犧牲打下的紅色江山,要世世代代永不變色,年輕人任重道遠,因此對“文革”是從心裏擁護的,而且滿懷熱情投入了這場運動。這是當時社會的集體無意識。

公正地說,“文革”烈火所以能一點就着,突成燎原之勢,沒有千百萬真心實意的擁護者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在回眸“文革”時特彆強調這個因素,而關於“文革”的官方文件不提這個因素,甚至不提全黨也是這樣認為的,完全歸結於個人,是無法解釋歷史的真實性的。“文革”發動包括三個方面,應該是領袖主導,全黨響應,人民席捲而上,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之外,媒體起到了呼風喚雨推波助瀾的作用。

6月3日,我們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在頃刻之間便把大字報貼滿了校園,沒有任何人事先串聯組織。《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才是真正的動員令,媒體十分強勁,掌握人們的思想,指導他們的行為。中學生大字報的內容主要是批判所謂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這個行為也是順乎當年的社會意識的。上高二的時候,教育改革提倡生動活潑的教學,我還被請到講桌前當了一回語文老師,而袁傑生老師坐在我的位子上提問,我來作答。記得那天是上古文課,開的新課是《左傳》“秦晉崤之戰”,同學們大為興奮,課堂上十分活躍。這怎麼能和什麼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扯上干係呢?何況高中三年,年年下鄉勞動,天天思想教育。北大附中宮小吉寫了篇作文《五分的秘密》,大體也是講如何擺脫刻板教學,發揮學生的能動性的,反對分數挂帥,首次質疑了應試教育的弊端,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那個初夏,學生的行為實際很盲目,盲目到喊出“沒有毛主席的命令我們不進考場”,我們的大學夢還沒開始就破滅了。在陰謀論鼓動的“黨組織爛掉了”的危言聳聽驅動下,把鬥爭矛頭指向了校黨支部,大有要挖出“小三家村”的勢頭。最初學生們沉浸在一種秩序被打破帶來的近乎狂歡的興奮中,沉浸在無政府主義的放任和放縱的亢奮中,但我和高中的一些幹部子弟覺得這個局面不能再維持下去了,我們連夜騎單車趕到市委,要求市裡向學校派出工作組。

當時北京市委已經改組,李雪峰任第一書記,吳德是第二書記,負責文教的是郭影秋。不久,首都各中學都進駐了工作組。這就是說,派工作組首先是學生自己要求的,然後中央作了決定。我校工作組組長是團中央幹部劉平,副組長丁文彬。丁也是團中央的,此人“文革”後曾經任秦皇島市委書記,前些年病故。他當年來學校時也就不到30歲,壽命似不長。工作組到了以後,學校生活暫時有序,這便是不久以後備受指責的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是工作組依靠的對象。我說的我們,就是張北英、祝江山、聞政協、蘇曉臨、田新新、何迪、傅欣、孔新民、梁其望等十幾個高中學生。但事後有傳言,我也是被工作組列入右派學生黑名單的,運動後期要處理的,我當時卻毫無覺察。但老人們有經驗。

兩個多月後串聯到福州,我和哥哥上街時,身為省高檢院副檢察長的姑父,一路尾隨我們,怕我們出言不遜,招災惹禍。回到家裡,我們不以為然,嘲笑他跟不上形勢,說毛主席號召我們造反,還怕什麼?姑父一臉苦容:“你們還小,不懂事。當年就是號召給黨提意見,後來提意見的都被打成右派了!”姑父已於2010年以90歲高齡在福州去世,他是1949年隨父親南下到福州的。1952年父親調回北京,他卻留下了。他一輩子都想回故鄉北方來,卻終老他鄉。“鄉音不改身許國,汾水閩江系一生”。40年前在福州郎官巷家中他的那席話永遠留在我的心裏。

不像以前搞政治運動那樣,這次工作組很快從領導者變成了被清算者,燒餅烙了一面,再烙另一面,角色轉換隻在朝夕之間,以後此種現象屢見不鮮。關於工作組撤銷前後的事,我已另有文章記述(詳見《寒夜三章》)。幸虧工作組走了,這對我是一大幸事。

說來,我的參與“文革”,到了工作組離開時,就已經結束了。8月18日天安門廣場毛主席首次接見大中學生之後,“文革”狂潮才真正鋪天蓋地而來,紅衛兵組織也是這一天真正被最高領導層認可。多年後,鍾解放說他在城樓上近距離見到毛、劉、林、周,有種異樣的、不祥的感覺。可是我們在廣場上只有狂熱亢奮,城樓下“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的喊聲一浪高過一浪。此後在革命正義、砸爛舊世界的理念驅動下,暴行被視為勇敢,人性中的諸多底線被突破。凡此種種,我見怪不怪。女學生們更是以敢罵人為革命性標誌,除了政治鼓動,也有青春期躁動的因素,一年以後革命加戀愛便悄然佔據了少男少女的感情世界。

所謂“紅八月”,是暴力肆虐的盛夏。印象中有兩件小事足以反射出當時的大環境。我校後勤組有位老師,叫李慎言,不擔任授課任務,刻得一手趙孟體的蠟版,每個字一般大小,字距行距恰到好處,全校各年級的複習材料和考試卷,全出於他的手筆,平時也很謙恭,不苟言笑,真的是人如其名。8月的一天早晨,我一到學校便聽說李老師昨晚在辦公樓後的平房裡自縊而亡。原來當天下午他下班時給單車打氣,有人路過順便問了一句:“打氣吶?”他也平靜地回了一句:“啊,後帶沒氣了。”不想此話被一個學生聽見,當即上綱上線:“你說革命後代沒氣了,是什麼意思?”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又不知什麼人很快散出風來,說他在國民黨反動派那裡當過什麼差。舊社會過來的人不都在國民黨治下討生活嗎?只是一說,並無真憑實據,學生們也沒有繼續糾纏,但李老師害怕了,走上了絕路。一輩子謹言慎行,最後仍沒有脫出宿命。老實膽小又遭人誣陷而輕生者絕不止慎言老師一人。

也是在8月中旬酷暑時節,我和廉根茂同學騎車路過西安門時,見一群既非大學生也非中學紅衛兵的人在追趕一個女子,那女子30歲上下,扎了兩條又黑又粗的長辮子。那群人手持王麻子剪刀,嘴裏狂呼着什麼,一路追去。我們很是好奇,湊到前面,那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子,是那種讓人一見動心,想接近的女性。雖然被人追趕,但並不十分慌亂,而是以平靜的口吻反問他們,這是想幹什麼。這群人更來勁了,一直把她追到劉蘭塑衚衕。那是個死胡同,接下來的事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如今細細想起此事來,突然醒悟了,敢情是漂亮臉蛋招的禍。好色之徒假革命之名以革命手段調戲良家婦女,亦是一奇觀也。狂熱年代什麼人都有。

打人、抄家、“破四舊”的那一陣子,我繞開了。6月初學校大亂,老師們頓失尊嚴的時候,我都沒對任何一位老師說過半句粗話。我的數學老師吳汝賢平時極重儀錶,頭髮梳得光光潔潔,衣着整潔,一雙布鞋一塵不染,即使被勞改時,穿的衣服雖舊,卻也乾乾淨淨的,不失尊嚴。吳老師身處逆境,依舊冰清玉潔,我對她的敬重始終不滅,在勞改隊見到她仍然向她問好。“文革”前她作學生思想工作,常常愛說的一句話就是,“打開《修養》第37頁,好好理會。”這是劉少奇在談到如何正確對待被誤解、受委屈情況下的一段很有名的論述。吳老師是北京市優秀教師,她終於熬過了那個時代,學校80周年校慶時,我見到了她,一把年紀了依然保持了整潔的儀錶。

8月初,我和李石生、傅欣(其父當時是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將軍),騎車到人大附中,第一次看到那副臭名昭著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當時我們感到不對勁兒,如果蔓延開來,學生中間不是要發生嚴重的對立嗎?記得我們是騎車穿過現在是國家圖書館的一片樹林草地,沿着一條河回來的。像傳染病毒迅速擴散一樣,幾十個小時之後,全市各中學都為此鬧得沸沸揚揚。我們學校召開了全校大會,會前我和張北英、何迪、孔新民幾個同學說好,不在大會上引發關於此對聯的辯論,按原定的會議議程進行。不料剛一開會,一名高中二年級的同學跑到前面,主動表示:我認為這個對聯是完全正確的,我就是個混蛋。會場頓時失控,出身不好的同學紛紛上來表態,有人還引用了印度電影《流浪者》之中的台詞:“賊的兒子就是賊。”我便離開了會場。第二天晚上,在女三中(今歷代帝王廟址)的大殿里繼續辯論,西城幾所學校的人都來了。大殿光線暗淡,人頭攢動,誰都可以上台發言,氣氛熱烈,像電影《列寧在十月》里的某些場面,革命真是大眾的狂歡節。在鬧哄哄的會場里,突然聽到有人在台上點了我的名,說郝一星他們認為這幅對聯不利於團結大多數云云。在上千人的場合,聽到自己的名字響徹起來,那感覺真是有一種靈魂出竅的震悚,接着是恐懼,可以體會那些在台上被批鬥的人是什麼感受。我悄然走出了大殿,夏天的夜空高遠而幽深,空氣悶熱。

幾天後聽說陳伯達、江青在天橋劇場接見中學生時公開支持這副對聯。然後有人又在此聯的基礎上,添油加醋,派生出諸多對聯,其中還有封建社會就流傳的陳詞濫調: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在中學裏,很快分出了“紅五類”和“黑五類”的對立,當然實行專政的是“紅五類”,出身不好的同學一時儼然成了被納粹蹂躪的猶太人。我的一個乒乓球友被打得面目全非。此後紅衛兵組織成立時,我沒有參加,“文革”中我沒有參加任何派別組織。我很少到學校去了。

折騰得最凶的時候,我串聯去了。我是8月25日隨哥哥和他的一位同學登上了去武昌的列車。出門什麼都沒準備,只從父母房間里拿了15塊錢。我們是全國最早大串聯的,上得車來,居然能找到硬卧鋪位。一分錢也沒花,睡了一路,便到了武漢。車停在武昌站。對武昌的第一個印象是月台上出售的油條足有二尺長,比北京的大多了,且口味特別,才三分錢一根。這是我們唯一一次花錢買食品,半個月南方串聯都有中學或機關接待。當時串聯的學生不多,北京來的又格外受歡迎,因此我們享受到的待遇規格是後來的學生們所沒有的。我那次串聯先後去了武漢、長沙、廣州、福州、上海,歷時半個多月,什麼革命也沒幹,觀景物,聽方言。客觀地說就是看城市。各地給我的感覺是新鮮的,主要是聲調各異同樣動聽的方言,再就是所到之處都保持着鮮明的地方特色,包括城市格局,舊式街道房屋,如同回到歷史之中的某一場景。從行政方面還可以感覺到全國一盤棋的政令統一。日益升溫的“文革”潮也沒有改變這些基本特徵。

我在從長沙去廣州的列車上又目睹了一場“文革”暴行。在卧鋪車廂里有一個男子和一位老婦擠在一張硬鋪上,幾個同車串聯的大學生以作風不正為由強迫那男子認罪。男子操南方普通話先是辯解,人家不聽,硬是逼他低頭,同時過來兩個學生擰住那人的雙臂,男子連連說“是我圖謀不軌,是我圖謀不軌”,這方才避免了皮肉之苦。我第一次在那種場合聽“圖謀不軌”這個文縐縐的詞,有一種說不清的感覺。現在想來,那人定是個文化人,秀才遇上了兵,很尷尬。倒霉的是那位老婦人,年齡在60歲左右,穿一件白色短袖上衣,儀錶氣度不像尋常人家。面對學生們“你什麼出身”的咄咄逼人的質問,老太太似乎沒有聽懂他們說的是什麼意思,反應木訥,嘴裏說著不知是何處的方言,別人也不明白她在說什麼。一個學生追問,你是不是地主婆,老太太怔了怔,奉迎他們點點頭說了句什麼。於是她就算是承認自己是階級敵人了,被這幾個學生押着在車廂里游斗。我清楚地記得,有人還往她身上潑墨水,白色的上衣墨跡斑斑。幾十年後我回想此事,肯定老太太是誤解了這些人,以善意相待,沒想到反而受到人身侮辱。

這一切發生在眼前時,我並不覺得怎樣惡劣,熟視無睹,在那種社會氛圍和全民積极參与的環境下,這也實在不算什麼,更殘酷、更血腥的北京“紅八月”都見證過。個人的麻木,印證了時代的常態。

在階級鬥爭的年代,發生諸如此類的現象,都是以革命的名義,而且一直在延續,不過是轉換了形式而已。1968年複課鬧革命,我和傅之華、白廼智被軍管會派往女三中去給新入學的初中生當輔導員,其實就是幫助維持課堂秩序。正是冬末,臨近初春的料峭天氣。在此期間有兩件事至今不忘。一是參加了一次露天批鬥會,原因是在女廁所里發現了反動標語,迅速破案。初中的新生們集會在大殿前的階梯下,校領導都坐在殿前的主席台上,軍代表主持大會。教導主任周繼道,一個矮個子的中青年,不到40歲,厲聲宣告:“把現行反革命分子李文敏押上來!”台下一片肅然。我們看到這樣一幕,兩個佩戴着紅小兵臂章的學生扭住一個小女孩的雙臂,孩子最多13歲,在一片“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文敏”的口號聲中,我注意到這個小女孩的古怪神情,她被摁下去的頭微微抬起,眼睛迅速地朝台下環視了一圈,像是在尋找什麼人,嘴角掛着一絲笑意,同時縮了縮脖子,與如此嚴峻的場合大相徑庭。孩子那神情像是在做一場遊戲的快意,一點兒沒有害怕的樣子,跟我1966、1967年看到的無數次批鬥大會上的那些低頭彎腰掛着黑牌子挨斗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反動學術權威、地痞流氓們表情迥然不同,滿不在乎,還有點兒莫名的興奮。“文革”中這樣的場景是為僅見,像是安徒生式童話的現實版。

再有就是參加了一次入戶搜查。班上有個男學生叫傅繼善,有人舉報,說他家裡藏有一本變天賬。變天賬就是指被打倒的剝削階級保存的有關證件文書,一旦共產黨政權垮台,這些紙片就是反攻倒算報仇雪恨的武器。軍代表找到我們三人交代任務,一定要到他家裡找到這本東西,向同學們進行一場生動的階級鬥爭教育。我們問他為什麼不參加這次行動。軍代表指了指他的領章和帽徽:“軍人不便出面嘛。”我們跟着一群學生娃,到了傅家,這個地方就是西四十字路口以西,今地質部大門旁,是一間臨街的鋪面房,窗戶的玻璃上貼着修理鐘錶的字樣。原來傅的父親是一位修表師傅。這間門臉,我太熟悉了,每次到西四都經過這裡。室內不足10平方米,光線暗淡。學生娃們向家人索要變天賬,那家人拿不出來,急得直冒汗。一個學生突然背起了電影《地道戰》里的台詞: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挖出來。於是挪椅抬桌,真的揮鎬舉杴挖了足有二尺,除了黑土碎磚末一無所有。敗興而歸,這真是一場捕風捉影的鬧劇。我當時不以為這種行為是多麼荒唐,還認為這是階級鬥爭教育課的題中應有之義。

改革開放以後,一次路過傅家,仍然是修理鐘錶的店面,很想進去找找傅繼善同學。我想向他道歉,那次行動是我參與主導的,但都止步未前。40多年過去了,李文敏、傅繼善這兩個幼童或早已為人父母,一路走來,幾十年風雨,不知童年的遭遇留給他們內心深處的是怎樣的回味。

今年10月客居洛杉磯,寓所臨海,靜夜濤聲陣陣,催發往事湧來。細想起來,十年“文革”,以一介草民置身其中,無罪有悔。何謂無罪?答曰:從不參加任何組織,沒有打過人,抄過家,更沒有趁火打劫聚斂財物,化公物為私有,逍遙于山水與閱讀。怎說有悔?因為即使潔身自好,仍在潮流裹挾下成為擁護並參與“文革”之億萬群眾之一分子。在此意義上說,“文革”波瀾也有我一份。據之於理論,可證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名言:“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我無法超越“文革”的主導意識,做不到眾人皆醉我獨醒,在當時境遇下,醒者多罹難。我非智者,只能從眾。喻之以戲劇,則可以說“文革”中所有反面人物都是作為正面人物出場的。所有的罪惡都披有正義的外衣,這才是悲劇的深刻性,而非一句徹底否定便能交代了的。現在我在大洋此岸,回望彼岸上世紀的風雲起落,更加深痛於我的封閉和盲從是何等的愚蠢。以劉少奇的冤案為例,當年全國人民怎麼都相信中央文件關於劉是叛徒、內奸、工賊的罪證確鑿呢?為什麼黨內問題一定要向全社會公開,必須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後來證明這份嚴肅的紅頭文件是羅織罪名蓄意陷害劉少奇的鐵證。這裡主流媒體起到了極其惡劣的作用,鋪天蓋地的批判聲討把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徹底妖魔化,塑造出一個完全與歷史真實不相符的人物。流毒之深,至今尚未完全消除。人們甚至不追問,憑什麼劉成了黨內第二把手、人民共和國主席,也不去思考這種轉化的原因和後果。一般百姓隨大流也就罷了,而參加十二中全會的中央委員中不乏劉的戰友、部下,都是歷史的過來人、見證者,但沒有一個人出來說句公道話,古人都不如。他們為什麼舉手通過永遠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決定,而只有陳少敏同志一個人沉默否定?推及廬山會議開國元帥的悲劇,也引發同樣的疑問。試想,如果中央委員們堅持獨立思考,勇於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結果會是如何呢?可惜歷史沒有如果。後有人詩嘆曰:

武穆功高反掉頭,

從來宦海是非休。

少奇魂斷開封府,

老帥低頭熱淚流。

古人云:心之官則思。又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歷史的類似現象出現時,不管是以革命的名義、改革的名義、全球化的名義、價值觀的名義,還是其他什麼名義,切不要輕信,更不要盲從,推波助瀾,多動動腦筋想想,學會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多一份清醒,就少一分折騰。這或許就是我輩平頭百姓對社會穩定的唯一貢獻吧。什麼時候都別忘了:腦袋是長在自己脖子上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我們懺悔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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