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看來，4月份的《軍委十條》和1月份的《軍委八條》，分別體現了「愛民」和「擁軍」的主題，兩者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互補的而非對立的。但是由於《軍委十條》和「兩報一刊」社論對這個文件的闡釋，從深層次上講沒有涉及導致權力衝突的制度性根源，沒有提出一個合理有效地分配政治權力的制度框架，從淺層次上講沒有進一步明晰某些政策概念的含混之處，沒有釐清中央和地方兩級的責權範圍，而僅僅寄希望於造反派和軍方的相互制衡和相互忍讓，凸現中央(實際上是毛澤東個人)的政治權威，因此，這類文件和規定的出台，除了加劇各地的政治動盪意外，不可能取得其他任何積極的效果。事實上，各地造反派從自己的切身利益出發，一般傾向於將《軍委十條》等文件詮釋為毛澤東支持造反派反的表徵，從而掀起了新一輪「反軍」浪潮。而各地軍方則由於這個最新指示的束縛，處於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不得不採取消極防禦的態勢。也有的軍區對中央指示陽奉陰違，繼續暗中扶植「擁軍」的一派，打擊和削弱「反軍」的一派，藉以保持軍方對地方的控制。這實際上意味着，軍方無論「作為」和「不作為」，地方的派性鬥爭都不會終結。
毛澤東似乎始終沒有弄明白：為什麼在他看來「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的造反派和軍方之間，會形成如此尖銳的對立?在百思不得其解的重要關頭，「階級鬥爭」的幽靈再次浮現在毛澤東面前。「走資派殘餘勢力」向軍方的滲透引發軍隊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成為毛澤東「階級鬥爭」習慣思維模式下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因此，到武漢事件爆發前夕，他似乎大有讓軍隊「開門整風」的意思。他說：「支左有很大好處，就是使軍隊本身受到教育，他們會從實際鬥爭中體會到這個問題。支左不僅支革命群眾，支左派組織，不但看到社會各方面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時也能看到軍隊裏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要看到階級鬥爭也反映到軍隊裏邊，軍隊通過支左，把問題暴露在社會上，從而更加提高我們軍隊的思想水平，這才是辯證唯物主義。」23
基於毛澤東的上述認知，武漢「七·二○事件」發生後，中央迅速作出反映，一方面認可了陳再道、鍾漢華的倒台，另一方面為受到武漢軍方壓制的「工總」、「二司」、「九一三」、「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三司革聯」等群眾組織平反。這對各地那些受到軍方壓制的造反派組織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刺激。由此，各地造反派的「反軍」浪潮進入一個快速上升通道。
南京地區的情況是各地局勢發展的一個縮影。通過解剖這個個案，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造反派和軍方之間的對抗，是如何在中央態度的前後矛盾、左右搖擺中不斷加強的。
還是讓我們從中央的「三·五指示」發出後開始。
由於「一·二六奪權」問題的影響和兩派對中央「三?五指示」的不同態度，中央在處理江蘇問題時，對「紅總」和「八·二七」的態度從一開始就是不一樣的。中央的態度無疑左右了軍方態度。於是宣佈軍管以後，江蘇省軍管會立即採取了大規模取締所謂「反動組織」的舉措，其中涉及南京地區的舉措包括：
3月9日，宣佈取締金陵造船廠「紅縱」、延安區土建大隊、「八·三○指揮部」、紅衛林場「紅衛軍指揮部」、大廠鎮「工農紅總」浦口區浦鎮土石方大隊「東方紅紅色造反隊」等五個「反革命組織」。
3月13日，又宣佈取締「省紅總」朝陽區總部、新華玻璃纖維廠「紅色造反隊」等「反革命組織」。
3月14日，又宣佈取締南京鐵路工人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鐵道兵」及其所屬南京機務段革命造反總部「鐵道兵」、南京和平門車站革命造反總部「鐵道兵」和南京鐵道醫學院「毛澤東思想戰鬥兵團」(又稱「紅衛軍」)、遵義區「工人紅色造反總部」及其直屬糾察隊、南京市「工農學革命串聯總部」及其所屬「飛虎隊」。此外，南京市統戰系統「革命串聯會」也被取締。24
這種高壓政策雖然暫時遏制的「紅總」的氣焰，但是深層次的矛盾並沒有解決，「紅總」方面對軍方的牴觸情緒有增無減。這可以從4月初「紅總」下屬「心中想念毛主席革命戰鬥隊」貼出的大字報中表現出來。這個大字報借用當時的意識形態話語，將省軍管會主要負責人描繪成「舊省委殘餘勢力」壓制群眾運動、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25此外，「紅總」領導人還多次發表談話，指責「軍管會執行了一條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使得「造反派癟氣，中間派泄氣，保守派吐氣，黑當權派神氣」。26
《軍委十條》公開發布以後，軍方的權力受到限制，「紅總」方面的活動又開始趨向活躍。不過懾於中央權威和軍方武力，「紅總」此時尚不敢公開對抗南京軍區和江蘇省軍管會，而是通過挑動與「八?二七」之間的流血衝突，給軍方製造麻煩、施加壓力。
有關資料顯示，在5月14日至5月24日期間，南京地區共發生武鬥37起。5月下旬到6月上旬，平均每天發生武鬥18起。較為嚴重的武鬥事件，一次是5月27日發生在南京林業學校的武鬥，造成一名學生(林校「八·二七」負責人)蔡應厚的死亡。27另外一次是6月27日發生在南京機電學校的武鬥，這次武鬥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是機電學校的一棟教學大樓被燒毀。28值得注意的是，在「機校縱火案」發生的時候，南京軍區政委、省軍管會主任杜平因為《軍委十條》的困擾，竟沒有及時做出反應。最後還是在得到「林辦」的明確指示以後，才派出軍隊加以干預的。
在軍方進退失據、不知所措的時候，「紅總」的氣焰更加囂張。6月2日，數百「紅總」下屬組織成員殺向南京鐵路公安處，沖砸了在那裏舉辦的「鐵道兵總指揮部反革命集團罪行展覽」，提出為「鐵道兵」組織平反的要求。296月19日，「紅總」方面組織300多人衝進已經實施軍管的江蘇省公安廳，搶走檔案資料60餘件。24日，數千名「紅總」群眾再次包圍省公安廳大院，試圖武力進入。7月6日，「紅總」負責人文鳳來、張建山不顧軍管會首長的勸阻，指使4名隨從強行綁架到軍管會出席會議的「八·二七」勤務祖成員韋萬家，然後揚長而去。307月11日，「紅總」負責人在內部會議上發佈了一個「十二點指示」，其中談到「革命的中心任務是武裝奪取政權，目前對南京是非常適合的」，「對南大八·二七、南工東方紅、華水革聯要各個擊破，周邊一個一個吃掉」，「對南大、南工、華水要大幹一場，政治上不能一下子壓垮，先從組織上打垮，打癱瘓」，「公安聯總是一個釘子，……要全力把它搬掉」，31其躊躇滿志、躍躍欲試的情緒溢於言表。
武漢「七·二○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康生、江青、陳伯達出面接見河南造反派群眾組織代表。他們不但對武漢打倒陳再道的舉動作出充分肯定，而且江青還特別肯定了河南造反派組織提出的「文攻武衛」口號。這對南京的「紅總」無疑是又一個強烈的刺激。「紅總」的一位負責人從北京打來電話說：「關於「文攻武衛」問題，這點我在北京了解了很多單位的情況，特別了解了江西的情況，我感覺江西爆發前的情況與目前江蘇情況十分相似，……革命派佔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南昌的革命派奪了槍進行自衛，沒有被打垮，這是南昌的手段。南京不一定採取這種手段，但是這種文攻武衛的精神，我們無論如何要掌握住的。……各單位應立即行動起來，進行武衛，進行聯防，一發生情況，對方敢打進攻，我們敢於消滅」。32
7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公開發出「揪軍內一小撮」的號召。8月1日出版的《紅旗》第12期又加以轉載。由此，「紅總」方面認為公開「反軍」的時機已經成熟，最終掀起了本文開頭所述的「倒許」風潮。
由於「紅總」發動的「倒許」風潮選擇了恰當的時機，有《人民日報》和《紅旗》社論為後盾，因而一時之間贏得了許多群眾組織和社會團體的回應和支持，形成一股巨大的社會聲勢，對軍方和「八·二七」均產生了巨大的壓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倒許」風潮不斷高漲期間，「八·二七」一方面努力捍衛自己的實際利益，另一方面也在宣傳上一度努力試圖撇清自己與軍方的關係。《八·二七戰報》至少有兩次發表文章，採用了「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
「紅總」方面則得寸進尺、步步進逼，不但不把省軍管會和「八·二七」放在眼裏，而且對於中央的指示和干預也陽奉陰違。例如在劉錦平調查組來寧之後，「紅總」負責人曾在內部揚言：(1)(如果調查組認定)紅總是造反派，八·二七是老保，我們就把他們吃掉。(2)(如果調查組認定)雙方都是造反派，我們就把他們打垮。(3)(如果調查組認定)他們是造反派，我們是老保，就干一場走路。33
這種破釜沉舟的決絕姿態，一方面為「紅總」贏得了「造反堅決」的聲譽，另一方面也為其最終的消亡買下了禍根。在「全國河山一片紅」以後，毛澤東下令收拾造反派，南京的「紅總」首當其衝，最先淪為被鎮壓的對象。
四、軍內矛盾與「倒許」風潮
出於突出重點和敘述連貫的考慮，本文的以上論述沒有涉及軍方內部矛盾對群眾運動的消極影響。其實南京的情況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如果沒有軍方內部矛盾的存在，群眾組織與軍方的對抗決不會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
毛澤東派軍隊「三支兩軍」的決策，顯然是基於軍隊系統對其個人的效忠。不過他對「人治」政治模式下必然產生的軍隊內部的門閥派系鬥爭的嚴重程度似乎估計不足。誠然，相對於「地方黨政系統」和「群眾造反派組織」等概念而言，「軍隊」的確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概念。其次，相對於前兩個群體而言，軍隊內部的統屬關係更明晰，組織紀律性更強，更容易指揮調度，這也是事實。第三，經過對高層的反覆清洗和對底層的長期灌輸，軍隊作為一個整體，對毛澤東個人的高度敬畏和高度忠誠是毋庸置疑的。但這並不意味着軍隊是「鐵板一塊」。高級將領之間個人關係的親疏、各支部隊的歷史淵源、軍隊內部各部門各軍種之間的利益衝突等因素，使得軍隊內部的「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和相互傾軋長期存在。此外在「文革」期間，由於中央關於「指左」的指示大多缺乏明晰的界定和明確的指向，因而在如何理解和貫徹這些指示的問題上，很容易造成軍隊幹部之間的認識分歧。以上這些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使得軍隊內部的派性鬥爭並不比地方上的派性鬥爭來的遜色。
擇要說來，「文革」期間軍隊內部的矛盾衝突，首先突出地表現為林彪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一直積極致力於在軍隊內部擴張自己的勢力，大力培植重用「四野」出身的幹部，排斥和打擊其他軍內山頭。而毛澤東對林彪的倚重和對諸老帥「二月逆流」的反感，為林彪的上述圖謀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二月逆流」發生之後，由老帥們組成的「中央軍委」實際上陷於癱瘓，取而代之的是由林彪的少數親信如葉群、吳法憲、李作鵬、丘會作為主要成員的「軍委辦事小組」。林彪通過他們控制了軍委各主要部門和空軍、海軍。此後林彪轉而將矛頭指向各大軍區，攻擊的重點是一些紅四方面軍出身的高級將領，其中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首當其衝，其他幾個大軍區(包括南京軍區)緊隨其後。34而林彪顛覆各大軍區的具體方法，一是利用各大軍區管轄下的軍事院校、文藝團體和軍隊醫院等系統內部的「軍內造反派」製造混亂，二是利用空軍系統在各大軍區內部製造高層分裂，三是利用社會上造反派組織與軍方的尖銳對立，策動大規模流血衝突，然後嫁禍於軍區主要領導，對其進行指責和清洗。從武漢「七·二○事件」來看，林彪的上述策略是相當成功的。
南京的情況與武漢十分相似。如果不是由於毛澤東在8月中旬幡然醒悟，批示停止使用「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緊急部署保護許世友，南京的「倒許」風潮必將演化為第二個武漢「七·二○事件」。
有關資料顯示，南京地區的軍內矛盾，最初表現為省軍管會主要負責人之一杜方平與軍區首長許世友等人之間的離心離德。不過「文革」期間各方對杜方平的諸多指責是有失公允的。他在「文革」期間政治立場的抉擇，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出於其個人的主觀意願。因而其最終遭到清洗，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文革」運動的荒謬和詭異。
杜方平「文革」前是南京軍區後勤部下屬的一個二級部長，「文革」初期劉鄧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他曾經作為「江蘇省委工作隊」成員進駐南京大學。到1966年年底，以江渭清為首的江蘇省委的垮台已成定局。在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支持下，省委工作隊內部的軍方人員梁輯卿、杜方平、吳大勝向工作隊領導和江蘇省委反戈一擊，成為名噪一時的軍方造反英雄。不過據了解內情的人說，梁、杜、吳三人各方面能力十分有限，當時使他們成為「造反英雄」的表態文章，實際上是南大「紅色造反隊」(該組織是後來江蘇「紅總」的核心組織)秀才的手筆。35由於有着這樣一種淵源，所以在「一?二六奪權」前後，杜方平與「紅總」方面一直保持着聯繫。
依據杜方平自己的供述36和筆者對一些南大「文革」親歷者的訪談，筆者認為他在「紅總」與「八·二七」這兩大群眾組織之間的抉擇主要依據以下兩點理由：第一，1966年8月南大「紅色造反隊」和「八?二七革命串聯會」剛成立的時候，「紅色造反隊」的組織成分更純，造反態度更堅決。而「八·二七」成員的社會構成相對複雜，其領導者的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傾向也更加明顯。第二，南大「紅色造反隊」是較早與南京地區工人造反派發生關係的紅衛兵組織。由他們主導發起的「紅總」組織，是一個以南京地區大型國有企業和軍工企業工人造反派為主體的橫向聯合組織。而「八·二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是一個單位內部的群眾組織，其成員主要是南大的學生和青年教師(該組織向工廠和農村的滲透擴張主要發生在「一?二六奪權」以後)。在當時的政治觀念與政治話語譜系中，「工人階級」與「臭知識份子」這兩種社會身份的高下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見，杜方平對兩派群眾組織的不同態度，實際上完全基於那些長期以來約定俗成、或者是在當時得到強調的「政治正確」指標，如組織成員是否「紅五類」、是否有較多的黨團員、是否「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造反態度是否堅決等等。相對於杜方平而言，許世友的高明之處在於，在中央對兩派的態度沒有明朗以前，他採取了與兩派組織同時接觸、平分秋色的策略，儘管他在內心深處始終認為「造反派沒有好東西」。37
各方對杜方平的指責始於「一·二六奪權」。事實上，「一·二六」造反派組織聯合向江蘇省委「奪權」，南京軍區事先是知道內情的，並曾派出軍隊協助維持秩序。客觀地講，當時各方對「奪權」以後的事態發展都缺乏足夠的估計。後來中央召見南京兩派代表商議「大聯合」事宜，周恩來、康生等人在批評指責「紅總」的同時，也對杜方平進行了點名批評。這個時候南京軍區的主要負責人為了推卸責任，紛紛表態與杜方平劃清界限。這樣就給外界造成了杜方平是「紅總」黑後台的錯誤印象。因此杜方平對出面處理江蘇問題的中央領導人和南京軍區主要負責人有所不滿是可以理解的。
杜方平在職期間的一個主要錯誤，是在7月27日的《新華日報》上發表過一篇署名梁、杜、吳的文章《永遠忠於毛主席，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其中多次使用了「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據查，此舉乃是因為杜方平從他的老部下、時任中央文革成員和《紅旗》雜誌編輯的林傑那裏，提前獲知了《人民日報》7月31日社論的主要內容。這篇文章對於南京「倒許」風潮的鼓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在8月中旬周恩來對南京「倒許」事件做出指示以後，杜方平又多次找「紅總」負責人談話，強調要服從中央的指示精神，避免重新犯錯誤。由此可見，杜方平至多是一個沒有多少個人主見、對上級指示唯命是從的糊塗蟲，而非一個具有強烈政治野心的人物。
杜方平個人悲劇的發生，還與「紅總」方面的一些做法有關。事實上「紅總」領袖從來沒有將杜方平看作自己的「太上皇」，他們對他的指示只有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情況下才肯聽從。但是在對外宣傳上，他們又一直緊緊拉住杜方平不放。因為杜方平是省軍管會的負責人之一，他的存在為「紅總」方面的「反軍」活動披上了一件「政治正確」的外衣。無論在什麼時候，公開聲明反對解放軍都是不明智的。因此「紅總」在其輿論宣傳中一直試圖給外界造成一種印象，即江蘇省軍管會內部存在着「兩條路線」的鬥爭，杜方平是「正確路線的代表」。「紅總」要反對的並不是毛澤東的「三支兩軍」指示和省軍管會，而是軍管會內部「一小撮」沒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人。換言之，着力將杜方平塑造成「軍方正確路線的代表」，可以為「紅總」方面「打着紅旗反紅旗」提供一個充分必要條件。
由此可見，杜方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央領導人的輕率斷言和各方的片面宣傳綁在「紅總」戰車上的。當然從一個更宏觀的背景看，他最終又是毛澤東「文革」理念內在衝突和中央政策左右搖擺的犧牲品。
如果說杜方平主觀上並沒有挑戰中央指示和南京軍區主要領導人權威的意向和膽識，那麼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的幾個主要負責人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南空政委江騰蛟、副政委王紹淵和政治部副主任高浩平等人，都是十分自覺地依附於林彪山頭、積極充當林彪在軍隊內部擴張勢力、排斥異己的政治打手的。
江騰蛟是湖北黃安人，與林彪有同鄉之誼，又是林彪在「四野」的老部下，「文革」前任南京軍區所屬空4軍政委。他利用葉群在蘇州瀏河搞「四清」的機會，與林彪、葉群拉上關係，1966年10前後升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1967年初，他在林彪的支援慫恿下，首先在南京軍區空軍系統內部大搞派性鬥爭，打倒深得許世友信任的南空司令聶鳳智，奪得了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的大權。武漢「七·二○」事件之後，江騰蛟、王紹淵、高浩平等人利用其對空軍的控制，緊跟林彪的戰略部署，在南京軍區內部煽風點火，製造分裂，成為策動南京「倒許」風潮的重要幕後力量。其具體活動包括：
7月21日，楊成武、余立金跟隨毛澤東從武漢到上海。第二天高浩平飛往上海。3天後王紹淵也飛往上海。他們顯然從余立金(原南京軍區空軍政委，後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委)那裏探聽到中央高層對武漢事件的態度。
7月27日，南京軍區召開「聲援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大會」，大會期間，王紹淵就利用軍區主要負責人安排聶鳳智上主席台的問題，先後三次向杜平發難。
8月初，高浩平在空軍454醫院造反派集會上，針對「八·二七」指責「紅總」的「打砸搶」問題發表講話說：「打砸搶不是本質問題，本質問題是「紅總」反許世友、杜平，大方向是正確的。」
8月5日，王紹淵、高浩平召集南空司、政、後各大部長會議，高浩平在會上說：「從浙江、安徽的問題看，根子在南京軍區。」王紹淵與他一唱一和，指責許世友在延安時就反對過毛主席。
8月8日，高浩平接見空字009「紅旗兵團」勤務組成員，對他們說：「軍區問題很嚴重，許世友是聶鳳智的黑後台，……打不倒許世友就打不倒聶風智。」他還說：「軍區實力派是許世友，杜平是被推到第一線的。八·二七保許世友保到什麼程度?許世友操縱八·二七操縱到什麼程度?我們正在調查」，「八·二七現在揪杜方平……杜方平是最早起來造江渭清反的，是中央肯定的，現在他們(指「八·二七」)揪杜方平，就是他們在政治上陷入被動，……武漢事件發生後，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已進入一個轉捩點，《紅旗》十二期社論吹響了衝鋒號」，「你們打倒許世友，打倒聶鳳智，我們支持，許世友、杜平是有問題的。」
8月9日，王紹淵、高浩平召見南空政治部文工團「革籌會」的幾個頭頭，說：「現在已由揪黨內一小撮轉為揪軍內一小撮，你們可以殺向社會鍛煉鍛煉」，「南空黨委同意你們殺向社會，許世友的問題很多都是綱上的，你們要我表態，越早越好。我們不好出面，你們表態，實際上就是我們表態。」就在這次接見的當天，南空政治部文工團「革籌會」就發佈了一個「打倒聶鳳智」、「打倒許世友」、「打倒徐向前」的聲明。38
8月10日，王紹淵、高浩平前往上海。11日，他們從上海電告南京：「不要和軍區站在一條線上」，「不要支持X(「八·二七」)派」。12日，他們又主持召開南空黨委緊急會議，在會上做了題為「站穩立場，旗幟鮮明，態度明朗，劃清界限」的報告。
8月13日，他們召集「紅總」負責人會議，明確表態：「現在南京軍區內部兩條路線鬥爭很激烈，我們也是一直受到壓制的，我們現在已經殺出來了。……武漢問題發生後，全國形勢高漲，中央很明確，我們要有信心。當然南京不是孤立的，江、浙、皖三省都有發展，杭州前幾天比你們還孤立，現在也在好轉嘛!」
在王、高「八·一三」表態之後，南空部隊影響覆蓋的無錫、蘇州、丹陽、常州等地「支左」部隊立即作出積極回應。39
南京空軍負責人的上述言論和行動，無疑對「紅總」的「倒許」風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他們之所以這樣做，顯然與武漢「七·二○事件」的結果有關。劉豐就是因為在打倒陳再道的鬥爭中表現積極，由武漢空軍部隊首長一躍成為大軍區首長的。
五、「蝴蝶效應」之聯想
通過以上的分析論述可以看出，1967年夏天的南京「倒許」風潮是由一系列錯綜複雜的因素促成的。本文雖然不可能窮盡造成這個歷史事件的所有動因，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獲得一些明確的結論。
混沌理論的創始人之一、美國著名學者愛德華·洛倫茲說過：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能會導致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應」理論。從本文的論述看，南京「倒許」風潮近乎完美地詮釋了「蝴蝶效應」的作用和影響。那隻帶來龍捲風的蝴蝶，就是毛澤東和他的「文革」理念。如果沒有「大躍進」失敗以後中共黨內高層的認識分歧，如果毛澤東不是試圖通過黨內清洗的方法來解決那些認識分歧，如果毛澤東清洗劉少奇的圖謀沒有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遭到消極抵制，如果毛澤東沒有試圖藉助群眾運動打倒那些「不聽招呼」的中央和地方高級領導幹部，如果毛澤東不是在「發動群眾」之後繼之以「三支兩軍」的舉措，如果沒有中央政策的含糊其辭、前後矛盾、左右搖擺，就不會有南京的「倒許」風潮。所以歸根結底，毛澤東無疑要對此一事件乃至於整個「文革」負最主要的責任。
然而將這個事件乃至於「文革」完全歸咎於毛澤東個人，顯然也是有失公允的。如果沒有「奪權」以後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沒有黨內軍內久已存在的「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和相互傾軋，沒有各方對複雜局勢的利己主義地策略運用，沒有那麼多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陰謀家的存在，一句話，如果沒有其他人的「合謀」，毛澤東一個人的破壞能量將是十分有限的，決不會導致如此嚴重的災難性後果。
對毛澤東的過分「神聖化」或「妖魔化」都有違歷史的真實。歸根結底，他既不是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撒旦，而是一個不平凡的「凡人」。他的教育背景和知識結構決定了他的政治信仰和行政風格。他所心儀的偉大政治家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他所推崇的政治理念，是儒家的「修、齊、治、平」，他所熟諳的政治技巧，是法家的「法、術、勢」，他希望成就的不朽偉業，是使其個人名垂青史的「立言、立德、立功」。這套傳統的政治觀念，決定了他不可能洞悉當代中國政治的體制性弊端，不可能充分預見「文革」的災難性後果，也不可能提出一個現代化的政治解決方案。他發動的「文革」，本質上是要「集權」而不是要「民主」。因此他通過各種方式對群眾運動進行干預和控制，這毫不奇怪。「紅總」領袖曾經指責「軍管是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這話並沒有說錯。因為在毛澤東的觀念深處，「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個人心情舒暢」和「統一意志」始終是無法克服的矛盾。
然而從「一·二六奪權」以後的種種實踐看，造反派領袖們又何嘗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他們不是也像毛澤東、林彪一樣，積極致力於一個「清一色」的政治權力建構嗎?他們在自為狀態下的暴民主義傾向和高壓狀態下的犬儒主義傾向，不是都集中地反映出長期專制政治傳統下所養成的政治劣根性嗎?
南京「倒許」事件的隆重開幕和驟然收場，又一次生動地說明了「文革」期間的群眾性造反運動其實只是一場「跪着的造反」。這種「跪着造反」的一個突出表徵，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並不意味着造反派群眾沒有自己的政治訴求，沒有對現實政治的種種不滿。然而1949年以來形成的政治格局和政治氛圍內在地規定着：普通民眾對體制權威的挑戰，必須以無條件承認毛澤東的個人權威為前提;特殊政治利益的表達，不是通過有序的、制度化的方式實現，而是通過極端的、非制度化的方式實現;不是通過自主地創建新的話語體系的方式實現，而是通過對主流話語的另類詮釋的方式實現。換言之，依附個人權勢，表現個人效忠，玩弄詭辯伎倆，混淆政策界限，達到利己目的，是主導「文革」期間「造反」、「奪權」運動的一個潛規則。這個潛規則為介入「文革」運動的各方所共同遵守，就命中注定了「文革」沒有可能產生多少真正具有現代政治理念和充滿奉獻精神的新型政治家，相反倒是培養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陰謀家。
如果說毛澤東的「文革」理念中確實還包含着若干理想主義因素的話，那麼這樣的結果無疑只會加重那些理想主義因素的悲劇色彩。
注釋
1.1967年8月11日，《中央首長對北京學生代表的講話》，載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2.1967年8月15日，《八·二七戰報》(第58期)，「特快消息」。
3.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戰報》(八月黑風專刊)，《看，這就是杜方平的黃金時代》。
4.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許世友將軍(二)》，黨史縱橫，2002年第12期。
5.196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文革文庫》光碟。
6.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許世友將軍(二)》，黨史縱橫，2002年第12期。
7.1967年9月5日，《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安徽雙方代表團的指示》，《文革文庫》光碟。
8.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文革文庫》光碟。
9.1966年8月10日，林彪，《關於幹部路線問題的指示》，《文革文庫》光碟。
10.1966年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文革文庫》光碟。
11.1966年7月，毛澤東，《對中央負責人的講話》，《文革文庫》光碟。
12.1966年10月，毛澤東，《關於組織外地來京革命師生進行政治軍事訓練的指示》，《文革文庫》光碟。
13.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文革文庫》光碟。
14.1967年3月17日，《中共中央通知》，《文革文庫》光碟。
15.1967年8月9日，林彪，《接見曾思玉、劉豐的講話》，《文革文庫》光碟。
16.1967年3月，《軍級以上幹部會議精神傳達》，《文革文庫》光碟。
17.1967年3月，《軍級以上幹部會議精神傳達》，《文革文庫》光碟。
18.1967年3月13日，周恩來，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文革文庫》光碟。
19.1967年4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關於安徽問題決定搞中加寫的一段話》，《文革文庫》光碟。
20.1967年5月，毛澤東，《對江西軍區文件的批語》，《文革文庫》光碟。
21.1967年4月6日，《中央軍委十條命令》，《文革文庫》光碟。
22.1967年5月3日，《中央軍委關於捕人許可權和處理錯捕、取締的群眾組織問題的兩個文件》，《文革文庫》光碟。
23.1967年7月15日，毛澤東(康生傳達)，《關於軍隊支左的談話》，《文革文庫》光碟。
24.1967年3月25日，《八·二七戰報》(第19期)，《堅決鎮壓反革命──取締反革命組織小統計》。
25.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戰報》(八月黑風專刊)，《杜方平是江蘇省南京地區八月反革命血腥大屠殺的劊子手》。
26.1967年6月29日，《八·二七戰報》(第47期)，《新華日報究竟為誰家說話?》。
27.1967年6月9日，《八·二七戰報》(第41期)，《向蔡應厚烈士學習》。
28.1967年7月8日，《八·二七戰報》(第49期)，《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狠狠剎住武鬥風》。
29.1967年6月15日，《八·二七戰報》(第42期)，《嚴正聲明》。
30.1967年7月22日，《八·二七戰報》(第51期)，《南京風雲》。
31.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戰報》(八月黑風專刊)，《杜方平是江蘇省南京地區八月反革命血腥大屠殺的劊子手》。
32.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戰報》，(同上)
33.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戰報》，(同上)
34.王力在8月初曾對「清華井岡山」蒯大富等人講過：「四方面軍許世友、陳再道、韓先楚、陳錫聯等四人，不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見1967年12月16日，《八·二七戰報》(第83期)，《究竟怎樣看待南京的八月形勢》)。後來蒯大富在不同場合複述過類似的話。
35.2006年4月25日董國強與S君的訪談記錄。
36.杜方平在1968年1月28日中央首長接見前夕，曾經寫信給其夫人說：「我不是壞人，我不是黑手，我政治上沒問題，你可以相信，在下面三個方面可以叫他們支援我：一，我是站在反江渭清及舊省委的一邊;二，我是站在老造反，受壓制甚至被取締的革命群眾的一邊;三，我是站在絕大多數產業工人的一邊。」(見1968年3月28日，《新南大》(第3號)，《決不允許杜方平翻案》)
37.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許世友將軍(二)》，黨史縱橫，2002年第12期。
38.該《聲明》原文見1968年7月6日，《新南大》(第23號)，《江、王、高策劃反許亂軍罪該萬死》。
39.江、王、高三人的上述活動和言論，均見1968年7月6日，《新南大》(第23號)，《江、王、高策劃反許亂軍罪該萬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