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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許世友」:毛澤東部署的失敗

毛澤東樂觀地認為,只要他明確表示出打倒劉少奇的意向,黨內絕大多數同志都會毫不猶豫地站在他這一邊,然後將劉少奇開除出黨。然而事情發展出乎毛澤東意料,他只能用「發動群眾」的方式實現倒劉的目的。這又險些失控,摻雜着軍隊矛盾的1967年南京「倒許」風潮險些演變為第二個武漢「七二〇」事件。

1963年5月5日,許世友司令員(左)在“南京路上好八連”命名大會上授旗

一、南京城內的“倒許”風潮

地處長江下游的南京城號稱中國“四大火爐”之一,凡是在夏天到過南京的人,一定會對那裡的酷熱天氣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在1967年夏天,由激進造反派組織“紅總”發起的“倒許”風潮以及“紅總”與“八·二七”兩派之間的武鬥高潮,使得自然界的高溫相形見絀。

南京的“倒許”風潮是由武漢事件和《人民日報》社論引發的。

7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對武漢“七·二○事件”作出了如下描述和定性:

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被他們操縱的“百萬雄師”、“公檢法”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壞頭頭,公然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把矛頭指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一嚴重的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漢地區的廣大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無比憤慨,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嚴正譴責,遭到了陸海空三軍的強大反對。……製造這一嚴重事件的罪魁禍首,陷入了億萬軍民憤怒聲討的汪洋大海之中。

武漢地區的這次嚴重的政治事件,對全國革命群眾,是一次最生動的階級鬥爭的教育,是最深刻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的教育,它必將廣泛地動員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把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該社論最後還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

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漲開始了。

讓我們伸開雙手,迎接階級鬥爭的新的大風暴吧!

勝利一定屬於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第二天,即8月1日,“紅總”方面在南京街頭貼出了《告全省人民書》,指責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陰謀在南京搞兵變。

8月2日,南京出現了“一手拿槍,一手拿筆,口誅筆伐許世友”的大字報。

8月3日,在“紅總”的動員下,許多造反派組織共同向三牌樓南京軍區所在地發起衝擊,佔領了南京軍區政治部大樓,威逼南京軍區政委、江蘇省軍管會負責人杜平交出許世友。

8月4日,分屬“紅總”和“八·二七”的兩派群眾組織在城北邁皋橋附近的南京磚瓦廠發生大規模武鬥,造成9人死亡,130多人受傷。

8月8日,在“紅總”的武力進攻威脅下,南京城內的“八·二七”主力宣布撤退至下關地區和大橋工地,南京城成為“紅總”的天下。

南京局勢的驟然緊張震動了中央高層。8月11日,周恩來和中央文革負責人緊急召見首都紅代會代表(北京“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等組織與南京“紅總”之間有着緊密聯繫),指出:“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武裝,是保衛文化大革命勝利進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軍”、“兩支”的任務交給了解放軍。……事實上證明解放軍是勝任的。不要以為武漢軍隊出了個陳再道,青海出了趙永夫,內蒙出了王逸倫,就對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發生了懷疑。……解放軍思想有些保守,軍隊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但跟劉鄧那個時期不一樣。一般的講,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大多數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

軍區、軍分區、人武部都要一分為二,好的還是多數。現在到處抓陳再道,就象前些時期到處抓譚震林一樣,這是不對的。”1第二天,周恩來等人又緊急召見“紅總”方面駐北京的代表,做出了三點指示:(1)要吸取一·二六的教訓。(2)對待南京“八·二七”不能像武漢對待“百匪”那樣,捉“八·二七”是不對的,今後不要再捉了。(3)打、砸、搶、抓、抄的歪風要剎住,否則要走向反面。2另一方面,中央於8月15日派出了以劉錦平為首的調查組,趕赴南京等地制止武鬥。

但是中央的上述干預似乎並沒有遏制事態的發展。

8月15日,“紅總”方面在鼓樓廣場舉行大規模群眾集會,會議期間高呼“打倒許世友”的口號。同日,許世友和杜平的家被造反派查抄。

8月16日,退守下關和大橋工地的“八·二七”以慶祝南京長江大橋鋼架勝利合攏的名義舉行遊行,試圖從中山北路進入南京市區,結果在3503廠附近遭到“紅總”方面的阻截。由於中央調查組和解放軍駐軍的干預,雙方的衝突沒有造成重大傷亡,不過“八·二七”方面有10多人被抓,30多人被打傷,遊行被迫中斷。

8月26日,“紅總”方面在南京大學大操場召開“打倒許世友,打倒江渭清,徹底打倒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同日,“揪許火線指揮部”宣告成立,並向許世友發出“勒令書”,勒令其在9月2日以前交出“認罪書”。

8月27日,“八·二七”以紀念該組織成立一周年的名義在南京大學大操場舉行集會。中央調查組、江蘇省軍管會派人出席會議並講話,強調“八·二七是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的產物。”會後,與會的“八·二七”群眾在市內舉行了一個小規模遊行。“紅總”方面對此沒有做出過激反應。不過當下關和大橋工地的“八?二七”試圖遊行進入市區的時候,再次在3503廠附近遭到“紅總”方面的阻截,被打傷8人,抓走8人。

8月28日,“揪許火線指揮部”在南京軍區大院門前安營紮寨,宣稱“不打倒許世友決不收兵!”從三牌樓到鼓樓,近3公里的大街兩邊貼滿了不同群眾組織支持“倒許”的大標語、大字報,“倒許”風潮達到頂點。

8月30日,“紅總”方面向據守四女中的“八·二七”一部發起進攻,省軍管會派出部隊試圖制止武鬥,結果“紅總”方面有人駕車沖向軍隊,造成3名戰士傷亡。3

最後由於毛澤東的親自干預,失控的事態才受到遏制。

毛澤東本來是支持中央文革關於武漢事件的處理意見的。但是該事件所引發的全國性連鎖反應引起他的高度重視。經過反覆權衡,他於8月10日在林彪送審的一份準備下發部隊的文件上劃掉了“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其後,他於8月18日在上海秘密召見許世友,明確向他交底:許世友打不倒,南京軍區黨委打不倒,南京軍區打不倒。(必須指出,這個“最新指示”之所以沒有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乃是因為許世友心中有底後,並沒有立即對外界公布這個消息。許世友顯然是想藉此機會考察軍區各級幹部的立場和態度)。4隨後,毛澤東又於8月25日作出了“擁軍愛民”的指示。根據這個最新指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佈了一個《關於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其中申明“人民解放軍和所擁有的各種武器、裝備和物資,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軍的指揮機關,是不容許外部的人進駐的。……除緊急情況,經過中央特許的以外,所有群眾組織現有的武器和軍用物資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戰員,一切革命群眾組織,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嚴防壞人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對於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必須採取專政措施。”5

8月29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又發出《學習中央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的通知》,對“8?25指示”作了廣泛的傳達。另一方面,周恩來通過電話責令“紅總”頭頭撤除“打許聯絡站”,不準衝擊軍區和省軍管會。他還說:“許世友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中央對許世友同志是要保護的。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如果有人要揪許世友的話,我一小時內趕到南京去!”6

9月4日,周恩來和中央文革負責人接見首都高校負責人,通報了中央文革成員、《紅旗》編輯部工作人員林傑等人被清洗的消息。這實際上等於公開否定了7月31日《人民日報》社論。

9月5日,康生、江青接見安徽兩派代表團,進一步明確指出:“前一段有錯誤的口號,叫抓軍內一小撮。……這個口號是錯誤的,因為不管黨政軍,都是黨領導的,只能提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另外提,那不科學”。7

同日,中央又發佈了一個“九·五命令”,該命令的前半部分複述了“8·25指示”的主要精神,後半部分則強調:“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後如有違犯此命令者,當以違犯國法論罪。……當地駐軍在執行上述命令時,首先要耐心地進行政治思想工作,講清道理,進行勸阻。如勸阻無效,可對空鳴槍警告,令其撤回。在勸阻和警告仍然無效時,可宣布這種搶奪行為是反革命行動,並採取措施對其少數的壞頭頭和肇事兇手予以逮捕法辦。……遇到這些人拒捕和抵抗時,人民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反擊。”8

在中央的強烈干預和軍方的武力威脅之下,“紅總”方面不得不實行戰略退卻。原定於9月2日舉行的“10萬人批鬥許世友大會”流產。9月4日,“紅總”和“八·二七”達成了《關於堅決制止武鬥的協議書》。至此,“紅總”發起的“倒許”風潮以及“紅總”與“八·二七”之間的武鬥暫時告一段落。

二、“紅總”與軍方矛盾的由來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南京的“倒許”風潮是武漢“七·二○事件”的一個連鎖反應。不過如果我們的考察僅僅到此為止,就未免顯得過於膚淺和單一。毛澤東曾經說過,事物的發展變化是由內因決定的,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發揮作用。這個論斷對於我們考察南京“倒許”風潮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那麼南京“倒許”風潮的內因是什麼?“紅總”與軍方的矛盾衝突是如何發生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得不對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戰略部署和1967年8月以前南京地區的“文革”發展狀況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簡單說來,“文革”是“大躍進”失敗以後(特別是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以後)中共黨內高層認識分歧的產物。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將劉少奇及其黨內追隨者清除出黨。毛的這個戰略意圖可以從《五·一六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十六條》以及他同斯諾的談話中明顯地看出。不過毛澤東在醞釀發動“文革”的時候,並未意識到可能發生的複雜變數和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

依據延安整風和廬山會議的歷史經驗,毛澤東似乎樂觀地認為,只要他明確表示出打倒劉少奇的意向,黨內絕大多數同志都會毫不猶豫地站在他這一邊,然後將劉少奇開除出黨,“文革”運動便可以勝利地宣告結束。然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結果大出毛澤東意料之外。儘管他在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做了大量的幕後工作,結果並沒有達到徹底打倒劉少奇的戰略目標。

於是毛不得不調整其戰略部署,將主攻目標轉移到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身上。其如意算盤是藉助群眾性的“造反”、“奪權”運動,衝垮現有的政治體制和權力格局,打倒那些對“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和地方高級領導幹部,然後重新任命一批“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用“無產階級司令部”二號人物林彪的話講,就是“今後我們的幹部政策應該是,誰反對毛主席,就罷誰的官”,“要通過這次運動,全面地審查幹部”,9“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的調整”,10從而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將劉少奇徹底打倒。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66年8月以後各地群眾的“造反”運動風起雲湧,蔚為大觀,並從1967年初開始進入全面“奪權”階段。

然而毛澤東並非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群眾運動不過是他進行黨內鬥爭的一個工具。因此,儘管毛澤東在“文革”運動初期十分強調“大民主”的積極意義,強調群眾運動的自發性、自主性和天然的合法性,但是他從一開始就沒有放鬆對群眾運動的干預和控制,一直試圖將群眾運動限制在他所設定的軌道之內。

例如,毛澤東在1966年7月對中央負責人的講話中曾經指出,“給群眾運動定框框不行”,要“把一切框框打的稀巴爛”。11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示林彪等人部署駐京部隊對紅衛兵實行政治軍事訓練,重點是“學習政治、學習解放軍,學習林彪同志和周總理的講話,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12意在加強紅衛兵的組織紀律觀念。他還操縱當時的輿論宣傳,提出所謂“兩個司令部”的概念,強調群眾的革命造反運動必須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統一領導和部署之下進行。這實際上就為群眾性的“造反”、“奪權”劃定了一個最大的框框。

其次,對於各地“奪權”以後過渡性臨時權力機構的組建和人員構成,中央多次以明文規定的方式加以干預和控制。比如2月19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申明:“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奪權鬥爭的臨時權力機構,叫什麼名稱?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結合?今後要先報告中央,經中央批准後,再在當地報紙上發表。”13其後中央於3月17日再次發佈通知,指出:“各省、市、自治區一級的奪權,在採取行動之前,應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來京同中央商量。沒有經過中央同意,不要成立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不要在地方報紙上報導和廣播電台上廣播奪權。”14

林彪的“三·二○講話”和“八·九講話”曾作為中央重要文件下發。毛澤東之所以特別看重這兩個講話,乃是因為它們特別突出了“緊跟中央”、“服從中央”的主題。比如在“八·九講話”中,林彪曾經告誡曾思玉、劉豐:要想在政治上不垮台,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請示報告,……無論大事小事都要請示報告。”他還說:“報告請示中央批准了再辦,這是毛主席一貫的工作作風。”15

以上的這些引證,在在顯示出“文革”要強化“中央權威”(實際上就是強化毛澤東個人的權威)的導向。而從實際情況看,那些“不聽招呼”、“自行其是”的人,不管是“中央首長”、省委書記,還是群眾造反組織領袖,還是參加“三支兩軍”的軍隊將領,最終都難逃被清洗的命運。由此可見,與國內外“新左派”諸公的樂觀估計不同,“文革”運動本質上是一個“集權”的過程而不是一個“放權”的過程,“文革”期間的所謂“民眾政治參與”本質上是“運動群眾”而非“群眾運動”。

1967年初緊隨“奪權”運動而來的“三支兩軍”,是毛澤東對群眾運動實施干預和控制的主要組織手段。關於“軍管”的基本性質和具體內涵,在1967年3月召開的“軍級以上幹部會議”的有關文件中有如下明確說明:“……革命造反派(小將)有天生的弱點,即政治上不成熟,雖然幹勁大,但是缺乏組織性”,因此要通過“軍管”實現三個過渡:即(1)把權過渡到解放軍手裡;(2)從解放軍手裡把權過渡到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手裡;(3)從三結合那裡過渡到巴黎公社那樣通過全面選舉出來的權力機構。16就筆者所知,“文革”自始至終都沒有實施過所謂“巴黎公社”那樣的“全面選舉”。因此上文所引的第三條內容不過是一紙空文,是毛澤東積極致力於個人集權和獨裁的一個漂亮點綴。“三支兩軍”的真正目的,是給帶有自發、自主傾向的群眾運動套上籠頭,用當時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領導人的話講,就是要加強造反派的“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

如果我們對上述背景有所了解的話,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中央關於“支左”的指示發出以後,各地造反派會與軍方發生如此嚴重的對立。從某種意義上講,以南京“倒許”風潮為代表的造反派的“反軍”活動,是毛澤東個人思想深處“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觀念相互抵牾的產物,是毛澤東“發動群眾運動、操縱群眾運動、消解群眾運動”“三步走”戰略部署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的一個不和諧的插曲,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與造反派群眾組織之間一場“控制”與“反控制”的較量。

以下讓我們結合有關事實,具體地考察一下南京地區“紅總”、“八·二七”和南京部隊這三者之間矛盾的形成過程。

“紅總”和“八·二七”這兩大群眾組織在其成立之初,都屬於廣義的“造反派”,從1966年8月南京地區群眾性“造反”運動興起,到1967年“一·二六”造反派向江蘇省委“奪權”以前,這兩個組織在同廣義的“保守派”組織──南京大學“紅旗戰鬥隊”和南京工人“赤衛隊”──的鬥爭中存在一種鬆散的聯盟關係。但是在舊省委和依附於舊省委的保守派垮台之後,“紅總”和“八·二七”便因為政治權力分配問題產生了分歧。“紅總”領導人認為自己在“一?二六奪權”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功勞較大,因而在權力分配時當仁不讓,組成了以自己為核心的過渡性權力機構“奪權委員會籌備會”,實際上控制了過去掌握在舊省委手中的主要政治資源,包括《新華日報》和省市電台。“八·二七”領導人對於“紅總”的專權嚴重不滿,便挑起了關於“一·二六奪權”正確與否的論戰,最終演化成兩派在諸多問題上的嚴重對立。

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紅總”雖然在“奪權”問題上佔了先機,但是權力獨佔卻帶來了始料不及的後果。派性鬥爭的大面積迅速蔓延,直接威脅到南京乃至整個江蘇地區社會秩序和生產秩序的穩定,這引起中央(特別是負責處理中央和地方政務的周恩來)的強烈不滿。其次,“紅總”方面另一個更為致命的錯誤,是其領導人片面理解了毛澤東在運動初期關於群眾運動的那些言論,在“一·二六奪權”以後得意忘形,竟然忽略了“報告請示中央批准了再辦”這個重要原則。

基於上述兩點原因,中央遲遲沒有對江蘇的“一·二六奪權”表態支持。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八·二七”方面的分庭抗禮活動,兩派的對立愈演愈烈。等到“紅總”方面意識到自己的失誤,派出代表團赴北京向中央表示效忠的時候,“八·二七”方面也派出了一個“赴京控告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出面處理江蘇問題的周恩來等人起初試圖促成兩派的聯合,迅速組建一個包括若干舊省委二、三線幹部在內的“三結合”領導班子,將江蘇的局勢穩定下來。但是“紅總”和“八·二七”兩派成見已深,在諸多問題上爭論不休,根本沒有實現“大聯合”的可能。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情況下,中央領導層便順水推舟,於3月5日宣布由南京軍區對江蘇各地實施軍管。以南京軍區政委杜平等人為首的“江蘇省軍管會”隨後成立,全面介入江蘇的政務。

中央的上述舉措,實際上否定了“紅總”方面主導的“一·二六奪權”,江蘇的政治權力也從“紅總”的控制之下轉移到南京軍區和省軍管會手中。這理所當然地招致“紅總”方面的不滿。而“八·二七”在“一·二六奪權”中沒有得到多少實惠,因而其領導人此時便抱着幸災樂禍的心理,表示堅決擁護中央的決定,堅決擁護南京軍區和江蘇省軍管會的領導。由此,“紅總”與“八·二七”兩派的鬥爭焦點便由“奪權”問題轉移到“擁軍”問題上。與此同時,“紅總”與軍方的矛盾迅速上升為主要矛盾。

三、通向對抗的道路

如果中央的態度是明確的、堅定的和一貫的,那麼南京地區的政治局勢也有可能在“三·五指示”以後逐步趨於穩定。然而不幸的是,後來事態的發展並非如此。

由於毛澤東對於以群眾運動方式展開的“文革”的複雜變數和嚴重後果缺乏足夠的預料,所以當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出現的時候,他的許多決策事起倉促之間,缺乏周詳的通盤考量。加之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的情況千差萬別,各地運動的開展步調不一,因而在上海“一月風暴”以後到武漢“七·二○事件”之前的大半年時間裏,中央發出的指示和制定的政策,總體上顯現出一種含糊其辭、前後矛盾、左右搖擺的態勢。這一方面造成各地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的難度,另一方面也為捲入矛盾的各方根據自己的需要、實用主義地解釋中央指示精神、在行動中自行其是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說到中央指示的“含糊其辭”,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如前所述,派出軍隊“支左”是毛澤東干預各地“文革”的一個重要舉措,但是通過檢索當時的文獻資料不難發現,在1月份中央發出關於“支左”指示以後,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裏,竟然沒有任何一個中央文件具體地闡釋過所謂“左派”概念的內涵。一直到3月份召開的軍級以上幹部會議上,在各地軍方“支左”人員的強烈要求下,中央才出台了一個衡量“左派”的標準:

(1)看大方向是否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否對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黨和毛主席的態度。

(2)組織純否,首先是領導成員,如果是地、富、反、壞就不行,是否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後台。

(3)群眾對這個組織的看法。

(4)衡量一個組織要用政治原則去衡量,不能帶宗派情緒。……對沒有群眾基礎的,沒有經過整風成立的,不承認,被推翻的保皇組織及改頭換面的反動組織一律取締……。對民族性的組織也要一律取締。17

必須指出,這個貌似正確、全面的“左派”劃分標準實際上並不具有多少實質內涵和可操作性。大概其中唯一帶有客觀性的標準是所謂“組織純否”,即看其“領導成員”是不是“地、富、反、壞”分子。不過就筆者所知,“文革”期間群眾造反組織成立的時候,對於領導層的家庭成分和個人政治背景一向是十分重視的,“地、富、反、壞”分子及其子女根本不可能成為群眾組織的領袖。所以這個唯一帶有客觀性的標準在具體的實踐中也是毫無意義的。因此,如何認定“左派”群眾組織,始終是各地介入“支左”的軍方人員所面臨的一個巨大難題。

其次,在地方兩派群眾組織尖銳對立的情況下,毛澤東關於“支“左”不支派”的指示也無可避免地淪為空談。因為從派性觀點出發,軍方的“作為”和“不作為”都可能引發一部分群眾組織的不滿。事實上,由於軍方在群眾派性鬥爭中“不作為”而招致一派群眾組織不滿的情況並不少見。

大量的個案研究顯示,各地“左派”組織的最終認定,要麼來自中央領導人的裁決,要麼取決於地方“支左”人員的主觀好惡,並沒有一個客觀公正的標準。所以就造反派方面而言,要想使自己的組織成為“左派”,一個最簡潔、最有效的方式當然是尋找“通天”的渠道。但是這樣的渠道畢竟十分有限。因此對於那些沒有中央靠山的群眾組織而言,就只有以製造大規模流血衝突的方式,引起中央高層對本地群眾運動的關注和同情,從而在中央的直接干預下取得與軍方平等對話的機會,最終由中央對雙方的爭端作出裁決。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中央支援的理論概率是50%,事實上各地也有一些成功的例證。

由此可見,由於政策界限的極度含渾和中央非制度性干預的存在,“三支兩軍”工作從一開始就潛伏着種種危機,必然帶來了一系列消極後果。

說到中央政策的“前後矛盾”和“左右搖擺”,這是由毛澤東對“三支兩軍”措施的主觀預期和“三支兩軍”實施後的實際效果之間的強烈反差引發的。如前所述,毛澤東派出軍隊“三支兩軍”的主要政治訴求就是對群眾運動和派性鬥爭進行有效約束,實現地方權力的平穩過渡。他的樂觀估計是,“……到了五月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級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18為了達到上述目的,他不得不首先樹立軍方的權威。於是中央在宣布“三支兩軍”後不久,便發佈了一個《軍委八條命令》,賦予軍方對不服從命令的群眾組織實施鎮壓的權力。但是各地造反派並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便以毛澤東先前賦予群眾運動合法性的言論為依據,與軍方展開激烈對抗,這便引發了2月份內蒙的“柳青事件”和青海的“趙永夫事件”。另一方面,各地軍方在遭到造反派的抵抗之後,普遍採取了“分而治之”、“支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因而“三支兩軍”實施之後,地方的群眾性武鬥不但沒有受到遏制,反而大有愈演愈烈、逐步升級之勢,連原本處於超然地位的軍方也深深捲入了地方派性鬥爭而不能自拔。

毛澤東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種混亂局面的形成,原本是中央“支左”政策不明晰和久已存在的政治權力高度一元化的必然結果,沒有對自己的“文革”理念作出反思和調整,反而對軍隊的忠誠和能力發生懷疑。再加上幾個老帥在所謂“二月逆流”中表現出對“文革”運動“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使毛澤東非常不滿。於是毛澤東的感情天平一度發生了傾斜,對各地軍方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評和質疑。

例如他在4月1日發佈的《中央處理安徽問題的決定》中加寫了以下一段話:“許多外地學生沖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查,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沖軍事機關一事,卻看得太嚴重。”19隨後,大概在5月份,他又在一份文件上作出了如下批語:“江西軍區與群眾對立情緒為什麼越來越激烈?江西軍區某些負責同志對群眾的態度是否正確,值得研究。此外,還有XX、XX、XX三個省軍區對待群眾的態度是否對,也值得研究。”20

在上述背景下,《人民日報》於4月2日發表了一篇題為《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4月6日,中央又發佈了一個《軍委十條命令》,其中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準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不準隨意捕人,更不準大批捕人”,“不準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準把革命組織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不能僅僅根據是否衝擊過軍事機關這一點來劃分左、中、右”。215月3日,中央軍委又發佈了《關於捕人許可權和處理錯捕、取締的群眾組織問題的兩個文件》,其中規定:“凡是錯誤地給革命群眾,革命幹部戴上反革命分子,反動分子,壞分子等政治帽子的一律平反”,“凡是錯誤地把革命群眾組織宣布為非法組織,反動組織,反革命組織,強行取締和解散的,一律宣布無效,一律平反”。22上述舉措實際上是對軍方權力作出了一些限制。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摘自《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6年11月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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