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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等待一個不能等到的期望

我在等待一個不能等到的期望(圖:公用領域)

愉悅的文章“文革時的打人者──罪錯及道歉”,觸到中國一個政府和老百姓心照不宣的迴避話題,其實何止文革打人應該道歉,罰錯,對於土改,反右,四清,三年人災被傷害的人都應該道歉,罰錯。如果僅因為文革打了當權的人,社會名人要罰,其它運動打的是一般人,就沒有人管,還不如不罰。文革中老百姓打當權人的罪,何須我們操心,清理階級隊伍時早就罰了,而且罰得很重,有些像還鄉團的報復,實際造成了冤孽中的冤孽。

所以更正確的提法,不是以運動的名字來定義道歉和受罰,而是所有在共產黨政權下被迫害的人都應得到道歉,迫害人都應該受罰。

與猶太民族對待歷史災難的態度和處理方法相比,中國人處於人類另一個極端。

猶太人的做法是:

1.對於殺害過猶太人的戰犯全力不惜代價的追蹤,繩之以法。

2.不忘被殺害者,築碑紀念。碑上刻着所有受害者的名字。

中國人不但將受害的名字忘得乾乾淨淨,現在連三年災荒,文化革命死了多少人,都說不清楚。多少年來,我為網絡上討論三年災荒死多少人的這樣一個國家應該交代的基本問題而互相,扯皮,謾罵,詆毀,感到傷痛之極,對於右派五十萬的數字我也從來沒有相信過。因為我碰到的朋友,同事,甚至陌路相逢的人,稍作交談,幾乎發現沒有人的親友中沒有右派分子的。右派的影子乃至六十年後的今天生活仍陰魂不散,到處遇到,這五十萬的數字實在不近常理。

至於繩之以法更談不上了,所以才出現愉悅非常謙卑的要求,應不應該認錯及道歉的問題。實際情況這個問題的阻力非常大,在這個問題上政府和老百姓是惺惺惜惺惺的,因為當年毛澤東整人的方法是群眾運動,不需要自己親手做,現在造成大家責任均攤,甚至相互推諉。如果追究責任會牽一髮動全身,揭這個傷痕實際就要捅中國民族的命根子。

這麼多年來,這個問題上理論的制高點,不管官派文人,民主派文人,甚至武俠小說的最高境界都是冤冤相報何時了,以令世界民族瞠目結舌的大手筆和慷慨對於幾千萬人的冤死鼓吹一風吹,也就是說鼓吹遺忘。實際的情況也是在遺忘,再過若干年,當事人一死,無人再知道中國人當年做的這些傷天害理的事情。中國人將這美其名為向前看。

但是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做過的事是無法遺忘的,遺忘不完全等同於抹去,遺忘在這裡只是當事人對自己的欺騙,自己不提這件事了,書上和歷史也不記載這件事了,後代也不知道這件事了,但是這件事所發生的結果和影響卻一點不變的存在在這個民族之中,如果一個民族總是用遺忘和隱瞞來對待自己做的事情,百年後這個民族變成狼國,變成謊言國的原因和過程就無法查證了,歷史出現斷層,莫名其妙的變成這個樣子了,這大約就是我們這個大唐民族後裔的情形,雖然我們已早已不是什麼大唐後代了。

天理的法則中不存在遺忘二個字,每個人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在已經發生的事情中向前繼續,任何逆反天理所做的事只要取得了成功,而沒有得到清算,那麼它就使成功的人由此得到的富貴榮華成為事實,而無數這樣的事實堆砌起來,這個民族的土地就成為一個罪孽堆砌起來的大廈,而這個民族的上層就成為以罪孽為榮耀的罪犯集團,而正常的人被以無能壓到社會的最底層,最後連帶它的傳統道德完全消失,這個民族也就完全轉化成一個新物種。

坦言之,我對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共產黨下台,滅亡,沒有太大興趣,但我對中國民族在共產黨統治時期做事情反省和清算,有深切的期望,如果不能實現反省和清算去換政權,換黨,換領導,對我毫無意義和吸引力,我對那種為了容易取得政權,而與統治者用不清算來做交易的民運分子非常反感。我認為不對過去罪惡進行清算的政權疊更沒有任何正面意義。並且這個反省和清算需要做得愈早愈有效,等到做惡行的人都死了,反省和清算會變得非常困難,意義也愈來愈模糊。

但是另一方面我在這個問題上又很悲觀,我很難相信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這個反省和清算。因為時代雖在變化,中國的觀念和道德沒有任何實質變化。他們只不過結束了一種做孽的方式,以同樣的貪婪,自私,殘忍去開始另一種罪孽。而在實現新的罪孽時他們又添加了在上一罪孽的成功中累積的的權力,地位,財產和經驗。

在這種成功的心態下,國人怎麼會對於過去自己所做的罪孽心甘情願地和痛哭流涕地去懺悔呢?更談不到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願意承擔法律責任的一天了。對於一個這樣不肯反省和清算的個人,民族和國家,反省和清算實在是太,太,太必要了,而這個必要又伴隨着他們不肯而變得無,無,無希望。

所以我在等待一個不能等到的期望。

另外以共產黨政權邪惡和毛澤東是魔王的理由是不能赦免和減輕在那個時期的人犯下的罪行的,記得當年德國戰犯曾經用軍人以服從為天責,為自己的罪孽辯護,但是最後這並不能完全洗刷他們的責任,他們照樣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可是今天的中國人離像德國戰犯那樣承認錯,用奉命執行來為自己開脫的境界都相距甚遠。他們很多人根本不認為自己錯的,有不少人還準備在政治氣候回到那個時期時再來一次。

我是一九七八年平反的。我的平反書上是這麼寫的(大意),“XXX在一九六四年的清理思想運動中交代了很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被定成反動學生………現在本人不承認,所以予以平反”。

這份平反書沒有一絲歉意,其中說的我好像是在發神經病,所有事都是我一個人在表演,他們是觀眾。更可怕的是這份平反書強調的平反原因是本人不承認,在將來時機到來時,不用改就是一份新的翻案起訴書,寫的人已為未來的政治反撲留了伏筆。

如果說一九七八年毛澤東剛死,大家對將來的政治形勢發展尚心有餘悸,那麼等到一九八五年,改革已成定勢,情況總應該變化了。答案是no!八五年我出國學習後回到母校任教,在校園中碰到當年將我打成反動學生的工作組組長文世鵬(時任數學教師),他裝做不認識,一擦而過,沒有說一字歉意。相擦而過的時候,我感覺到一股仇視的陰森之氣撲面而來。我毫不懷疑如果毛政策重返,此人是要找我算翻案賬的。使他更對我不能饒恕的原因,恐怕還要加上當時我已經破格被提升為付教授,他還是一個講師。

如果說一九八五年共產黨是剛脫下戰袍,換上商袍,那麼到了二零零五年,共產黨已經腐敗成一個比四九年國民黨更墮落的黨了,中國人應該對共產黨過去整人的罪孽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了。答案還是否定的!二零零五年我在難友秦永廩的張羅下會見了在上海的校友,這些校友都不是共產黨幹部,大部分當時屬於要求進步幫助黨作孽的普通學生。他們見面時非常寬宏大量的說,我對於你們這些人從來是不歧視的,而且當年我就沒有積极參加過那個運動。

為什麼整我的共產黨幹部不願意道歉呢?為什麼參加過斗我的同學認為不歧視我就是對我的恩賜了呢?

其實答案也不複雜,如果我入了黨,升為政治局委員,那麼排成隊向我來道歉的人就車水馬龍,還要得到秘書批准了。中國事情的考慮方法,不是源自於做人道理,不是源自於已經被共產黨破壞得蕩然無存的祖宗道德,不是源自於漏洞百出的所謂中國法律,更不是源自於西方人人有罪的信仰,而是一種用種種美麗名詞或者複雜邏輯包裝起來的厲害關係的衡度。這就是他們一邊對自己在共產黨統治期所犯的迫害人類罪拒絕道歉,拒絕認罪,而另一邊義正詞嚴地要日本做二戰道歉而不感到荒唐的原因。

我在學校教書時的一個周末的晚上,無意走到工字樓的一個房間中,發現當年運動中整人的一批政治輔導員和激進的黨政幹部濟濟一堂,在集會。二十年過去了,他們這個黨中之黨,圈中之圈,仍緊緊的抱成一團,分析和對付大局。而他們之中的姣姣者,就是曾經主政的政治局委員周永康和胡錦濤。這些人都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大學中飛黃騰達的,在那個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中,他們飛黃騰達的功勞和政治資本除了整了多少人,還能夠是什麼呢?與我同庚的周永康就是在我們那次清理思想運動後入黨的。一個出身資本家的子弟,在那個時代,整人運動後入黨,為什麼還需要說嗎?令人深思的是我們這些反動學生都不是倒在當時中國的領導階級工農子弟的手中,也不是倒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後代的手裡,無一例外的都是倒在出身資本家地主,或者父母是歷史反革命而背叛本階級的新共產黨手裡,這些新共產黨的激進,極左和殘酷無情才真正令人觸目驚心。試想如果現任國家的領導人中相當一部分都是靠斗人染紅的頂子,相當部分又都是背叛本階級的新共產黨,他們麾下的嘍羅輔導員會笨到來向我道歉嗎?

就算倒退一步,真要到了中國的大形勢要求這些人面對自己的罪孽,該道歉的道歉,該負責的負責的時候,事情也不會那樣簡單。可以不失大錯的預言,那時在中國的土地上恐怕發現的全是當年和毛澤東階級鬥爭對着乾的英雄,而當年整人的兇手恐怕會像國寶熊貓那樣稀少。在這個不誠實到了病入膏肓的民族的面前,任何法律,信仰,道德恐怕都無能為力去阻止他們跟着形勢變色的。

我在教書時曾與當年我班的團支書的妻子有過這麼一段對話,他們夫妻倆全是黨員。大學中黨員是非常稀少的,非炙手可熱的人物入不了黨。她的丈夫就是將我打成反動學生的主角之一,他的父兄都是右派,於是他背叛了本階級以比正統共產黨百倍的瘋狂來抓反動學生。

她說:“現在楊(她丈夫)已經完全改變了,他現在正在攻讀系統工程,他現在是趙紫陽智囊團外圍的人,很多地方都在請他做報告。”

我說:“可是系統工程是需要很好的數學根底的,楊的數學基礎恐怕不夠吧。”

她說:“所以他非常想與你合作。”

我不語。

她又說:“不要以過去的眼光看楊,楊現在對毛澤東很痛恨,他寫了很多罵毛澤東的文章。”

我說:“當年你們說我攻擊毛澤東思想,反對毛澤東,其實我並沒有反。現在你們自己開始反了,我還是不反,等到將來毛派再出來了,你們又會說什麼呢?是不是再將我打成反毛澤東分子揭發出去?”

她說:“你神氣什麼?你不是就憑着鄧小平上來嗎,要不還不是狗屎!”(憤然離去)

這段對話清楚說明了中國國情所在的位置。觀念是非的色彩淡到幾乎看不到了,人們削尖腦袋鑽營的是從那個時代中榨取最大利益。而當時代改變成相反的觀念時,他們又馬上變成另一個模樣去榨取利益,根本無需轉彎,將他們以前在榨取利益中傷害的人,傷害的事忘得乾乾淨淨。而永遠不變的是他們的貪得無厭,殘酷無情。

有一個朋友曾經想盡辦法讓國外長大的孩子知道中國與美國的區別,兒子怎麼也不明白。最後他說,這樣吧,美國的士兵從戰場上回來需要進心裏調整班訓練一段時間,才能正常生活,而中國的士兵從戰場回來,不需要任何心裏調整,就可以得意洋洋的投入工作,而且津津樂道戰爭的英雄故事。兒子說,爸爸,我好像懂了一點了。

在我一九八七年決心放棄教職,移民美國的時候,曾經對一個摯友講過下列話:

等到這批中共打天下的功臣都去世以後,中國的將來仍然沒有領導階級工農分子的戲,中國的將來必是太子黨和背叛本階級的新共產黨爭鹿天下。

沉默了一段時候,我又說:

如果中國的將來只能在這二者中選一的話,我寧可太子黨當政,雖然從人性上來說他們都是自私貪婪的,但是背叛本階級的新共產黨在人性上的扭曲和畸形更為可怕,他們的不動聲色,深於城府,殘酷無情極為可怕。

二零零年的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政治證明了我的看法與實際情況出入不大。中國政壇上出現了太子黨,團派和上海幫的激烈拼搏。

作為本文結束,回到我開始講的話:在我有生之年,我相信也許我會看到共產黨政權倒台,在我有生之年,我相信也許我還有一點機會看到中國特色的民主社會,而這種中國特色的民主社會充其量也只能到達台灣目前民主水平的一半,但是中國社會的民主水平永遠不可能到達西方社會的一半,就像在美國生活的中國城和華人圈的民主水平可能有些還不如中國大陸現狀一樣千真萬確。最後,我認為不但我自己,就是我的子孫在有生之年,也看不到中國人會對他們在共產黨階級鬥爭歲月中傷害的人,慘死的人,誠摯的道歉和承擔責任,並對死者一一哀悼,像猶太人和德國人做的那樣。

對我來說,中國誰當政,哪個黨當政不重要,而對於百年來這個民族做的壞事,和做壞事的人來個反省清算,是使這個民族脫離洗清罪孽的第一步。這個反省應給被無辜被傷害的人公道,給傷害別人的人處罰,就算那些當年被抄家滅口的地主已經神滅形消了,村莊的入口應該寫上他們的名字和兇手的名字,以期悼念。對於大災荒餓死的人至少應該有個紀念碑,碑上刻着死者的名字,生年,死年和死地。而通過掠奪和貪污發財的人必須退回財產。我們只有回到每一個已經錯誤的原地,給以糾正,才能重新請回道德。

顯然我說的是在中國做不到的事。

中國的路,苦難深重,漫長崎嶇。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CND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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