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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決毛澤東 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 我父不後悔被定 『林彪死黨』」

博主老高按:繼續介紹2011年9月4日於北京舉行的“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這次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以及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多個單位的學者和獨立學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真相,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

喺這次會上,1971年“九一三”時擔任空軍副參謀長兼黨辦主任王飛的兒子王魯寧,介紹了佢父親的情況和想法。王飛喺“九一三”之後就被隔離審查,1981年被“保外就醫”。雖講是一家之言,很有參考價值。

原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的兒子王魯寧發言:

林立果的“小艦隊”:嗰個詞本來是講笑

我也沒準備,原來就以為空軍的幾個子弟聚一聚,沒想到來了咁多人,有啲話現喺還不好講,還不敢講。但是我諗有啲事,既然是這種座談,也想講一講。

我父親王飛“九一三”時是空軍副參謀長兼黨辦主任,是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劉沛豐這些人的直接領導。我“九一三”時喺部隊,是武空13師飛行員,是運輸機的副駕駛。

我聽到傳達的時候感情肯定跟喺座的不一樣,因為這些人都是我身邊的人,從小看着我長大的,我叫着周叔叔、叫着小於叔叔,叫劉沛豐是劉叔叔,就這樣長起來的,佢們怎麼變成了乜嘢“十惡不赦反革命”,要“謀害毛澤東”乜嘢的,簡直不可思議。我對這些人的印象,跟大家聽到傳達文件是不一樣的。像林立果1967年從北京大學入伍到空軍以後,當時我只知道空軍來了一個挺能幹的呂秘書叫呂果,我們以前聽講、後來也聽到啲情況,都是講很平易近人,很有啲進取心,願意學習乜嘢的。當時我父親覺得不好安排佢給某一個首長當秘書,所以講就讓周宇馳帶佢,叫“一幫一”,讓佢們組織一個調查研究小組,沒有乜嘢具體的事情,就跟佢講部隊裡邊啲比較重大的事情你們先去調研一下,查一查前因後果,提出啲改進方案乜嘢的。喺“文化大革命”當中,乜嘢“新三軍”、“老三軍”鬥爭比較複雜、比較激烈,佢喺當中都見識到了,也有自己的獨立見解。

我父親講,“小艦隊”嗰個詞,本來是一句玩笑話,就是黨辦這些人喺一塊聊天吹水的時候一句玩笑話,結果就變成了一個“反革命組織”的“核心力量”、“核心組織”了。當時西郊機場有兩架飛機要上廣州,後來就是凡是上了飛機嗰個名單的,就都是“死黨”了,當時就是咁給框的。按這個框,我父親因為正好是林立果佢們的頂頭上司,所以講給佢定“林彪死黨”——佢覺得也不冤,確實佢跟這些人很熟悉,這些人想搞啲乜嘢,佢講我都聽到了,或者講我也都知道這些事情,所以現喺我們跟佢聊的時候,佢也覺得這個“九一三”、這些人實際上應該分成兩塊,黃吳李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可能是對林立果佢們,對《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些事情確實是不知道,是被冤枉的。我的感覺,像周宇馳、於新野、林立果佢們那一塊,經常通過調研小組發現啲問題,通過自己認真思考分析,最後佢們得出的結論,是矛頭指向了“文化大革命”、指向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後台是邊個?一目了然。

“不解決毛澤東,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

所以講這些人最後的仇恨——當然我講的“仇恨”也是一點一點地認識——就覺得不解決毛澤東,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佢們就認為“文革”就是中華民族的……嗰個時候“浩劫”這個詞沒出來,是中華民族的災難。要想制止這場災難,那不得不採取啲現喺認為不可思議的行動。這個《五七一工程紀要》就是喺那種狀態下,可能就是喺佢們幾個人當中出來了。

我們也是跟我父親聊天聊到這個事,佢講《五七一工程紀要》喺“九一三”之前佢都沒見過,是喺進了學習班以後,給佢看嗰個影印件佢先至知道。佢一看完這個,講我相信這個肯定是真的。於新野的字佢很熟悉,另外平時講的啲話,佢們討論問題的時候這些內容都講過,所以佢認為是真的。但是這個裡邊後來講到乜嘢要謀殺毛澤東之類,這個問題,佢覺得肯定林彪不會知道這些事情,黃吳李邱也不會知道這些事情,因為像空軍吳司令員喺九屆二中全會被批以後,很多事情上邊都那麼關注了,底下的啲事情怎麼還敢向佢彙報、對佢交待?不可能了。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也算是給黃吳李邱一種解脫,佢們實際上沒喺一塊。

我父親捲入“九一三”,比較關鍵的就是因為周宇馳喺直升飛機被迫降以後,撕掉了手裡的兩張紙,一個是林彪手令,一個是林寫給黃永勝的一封信,嗰個信的最後寫了一句話,講“有事可與王飛面洽”。我父親進了學習班以後,人哋也是死追這封信:你跟黃永勝最後怎麼“面洽”的?你向黃永勝交待啲乜嘢任務或者乜嘢事情?

我父親講,林彪這封信也是佢後來進了學習班以後先至知道的,事先佢並不知道。“手令”佢講也不知道,我講那不可能,我聽傳達文件,裏面有你寫的“王飛筆供”,都由你親筆簽字的,你的字我也都認得。佢講,佢講的有啲內容是不得已,當時紀登奎、郭玉峰給佢講這些事、讓佢寫這個“筆供”的時候,起碼是跟佢講了八九遍,佢講跟小學生聽寫似地寫了“筆供”。裡邊有幾多不實之詞我就不講了。

我父親1981年以後,就算離開秦城了,身體恢復得比較好的時候,有一次我和佢騎車來到釣魚台,到國賓館門口時,我講:“你看,那就是釣魚台,文件上講,你也承認,你當年和關廣烈來呢度看地形,要組織空司警衛營的人來這沖中南海。”我父親來回看了半天講:“喲,我今天先至知道釣魚台喺這。”佢講根本沒來這勘查過地形,也沒有要衝中南海。當時就是一講,後來任務就解除了,根本就沒有這些事情。文件里確實有不真實的地方。林立果佢們所謂的“小艦隊”和老一輩黃吳李邱是有區別的。公審時老的都講,我們都沒這些事,一無所知。

毛真正害驚的是林彪,更害驚林立果

我諗毛澤東對林彪是比較害驚的,林彪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死活不檢討,不承認自己有任何反毛的錯誤。底下黃吳李邱,毛澤東壓得很厲害,佢們又是從小跟着毛澤東搞革命起來的,都是很聽話的。所以毛對黃吳李邱是不害驚的。毛真正害驚的,一個是林彪,一個是林立果,更害驚的是林立果。林立果很年輕,不受限制,沒有乜嘢條條框框,你管得住吳法憲,管不住林立果。當然毛澤東也想管住林立果,我曾問過豆豆大姐,當初幹嘛給林立果揾對象選妃搞得那麼大張旗鼓,現喺老百姓一提都非常反感,很憤恨。她講,就是毛澤東提出來要給林立果揾對象,林和葉先至害驚了,趕緊講空軍邊個有合適的,趕緊給揾一個,千萬別用毛澤東給安排的嗰個兒媳婦。林立果調研小組成立以後,佢們有自己的想法。應該講佢們頂多到葉群那兒,葉群知道佢們想做乜嘢。佢們共同蒙蔽了林彪。否則不可能葉群接周恩來一個電話,就那麼倉惶地上飛機了。現喺的謎團簡直太多了。包括剛先至張大哥(張清林)講的李文普那一槍。

我問過我父親,佢那時思維還清楚,佢講“九一三”事情出來以後,佢正好喺指揮所,佢講飛機走咗以後,佢們幾個人輪流看着標圖員標的航跡線向李德生彙報:飛機到哪了,飛機到哪了——李是周恩來派佢到空軍的。我們的雷達因為有限嘛,出了國境以後飛機就消失了很長時間,雷達就搜索不到目標。我父親就跟李德生講,現喺雷達全程開放,能不能除了值班雷達開放,其佢雷達就請示關機了。李德生講,我不懂你們空軍的事情,像你們自己的事情該管就管,這種事不用向我彙報。我父親聽了這種話以後。就還想聽情況,就像賀鐵軍剛先至講的:空軍截獲了一個情報,因為間隔時間比較長了,遞上來時,三份情報變成一份情報了,就是:“大型目標入侵;大型目標着火;大型目標墜毀。”我父親記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喺目標消失20分鐘到半個小時後,情報就傳上來了。別人可能不太清楚飛機是怎麼一個情況,但我父親講佢都猜到了,佢講林彪一家包括林立果都喺飛機上,這個飛機喺天上就着火了,然後就墜毀了。佢就想像這一點,但是佢沒有把這個情況轉給李德生。佢把這個情報就退給賀德全,空軍情報部部長。佢講既然李德生講了,你們空軍自己的事情自己處理,就不用事事都請示。這件事就等於給瞞下來了。後來中央文件編的故事講,飛機迫降爆炸起火。我父親講,佢心裏很明白空中已經着火了,空中着火了以後,飛機先至迫降的。

林立果和同伴唔係凶神惡煞的法西斯分子

林彪的飛機為何會空中着火?到現喺我和我父親聊天時也談到這個問題,我講我看到資料、看到書,最可能是兩種:

一種是這飛機被人做了手腳。——“克什米爾公主號”喺香港被炸時,安了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微型炸彈,只要把油箱炸開,喺油箱附近,這個飛機就得着火。當時“克什米爾公主號”因為是喺海上,就讓它慢慢自己燒着,或者喺哪個島上迫降,或者讓它墜海。有的資料講256號飛機喺山海關加油當中做了手腳了,所以喺天上就着了;

再一種可能,從現喺搜集到的資料來看,有可能是駐蒙蘇軍用乜嘢武器,比較輕型的地對空武器擊落的,或者是一個霰彈的碎片碰到飛機,正好碰着引擎就着了。

我問我父親哪種可能性最大?——只能講是“可能性”,佢不置可否。

對於“九一三”事件,我諗講兩點:關鍵人物,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唔係凶神惡煞的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當時和周宇馳喺一塊,佢很年輕呵,周是黨辦副主任,穿四個兜軍裝,佢穿兩個兜軍裝,佢們倆騎着摩托車到處去調研。人哋只知道佢是個司機或者是個小兵,跟着首長,去為首長服務。到哪去安排乜嘢活動,佢不願出頭露面,都是往後閃。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情況,現喺講佢,都以為是提着手槍、凶神惡煞的那種人。周宇馳也一樣,面目弄得也是凶神惡煞的模樣。50年代末,周宇馳是劉亞樓的秘書,永遠是笑眯眯的,一笑兩個大酒窩深深的。而且這些人都很能幹,能文能武,開汽車,開飛機,1967年《紅旗》雜誌社論是周宇馳寫的,就發表了。我父親講周宇馳是唐山樂亭人,全村最窮的貧僱農,40年代參軍。

於新野8歲就喺上海當共產黨的交通,最後填檔案,何時參加革命工作都沒法寫,最後填了個12歲,最後到了部隊。

劉沛豐,跟着飛機走的嗰個,我父親講,劉沛豐劉叔叔那是解放前的正牌大學生啊,很有本事。給我的印象,佢們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文武雙全。佢們寫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除了謀害毛澤東那種提法有些過於殘忍,其佢的那些分析都是比較準確的。

“九一三”事件牽連的人實喺太多太多了

另外我諗講受“九一三”事件牽連和影響這個事,波及面太大了,對軍隊和黨的工作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當時我喺13師,武漢的部隊,也受空軍“九一三”的影響。一個13師運輸機部隊,應該講不受乜嘢影響,我們的師長、政委全都給抓起來了。師長王宏志(音)是中國第一批飛行員,喺牡丹江跟日本人學的九九高練的第一批飛行員,開國大典駕駛運輸機C46通過天安門檢閱的駕駛員,是開闢拉薩航線、飛躍天險的功臣,喺青島抓起來了,拿白布單子給佢一蒙,手槍往後腰眼一頂,扣上手銬就抓起來了,從青島押回武漢。

我們師政委郭學師(音),就因為過去是劉亞樓的秘書、和空軍的人關係比較熟,也就被捕了。從副師長到團級以下幹部,包括我當時是訓練大隊,從大隊長到大隊政委,所有的人全都關起來了。當時叫“學習班”,現喺應該叫“雙規”,四五個人陪一個,然後門口坐一個端衝鋒槍的戰士,守着你那間房門,不許進不許出。我們部隊很快陸軍接管,連我們大隊都是陸軍,政委都換成陸軍的人。我們師喺湖北,調來高炮17軍,跑道兩頭都是,只要飛機起飛降落就瞄,當時只要搞演習,陸軍馬上就跟你對着干,挖戰壕,馬上槍對槍。把空軍和陸軍搞得對立成這個樣子,要是擦槍走火,後果不堪設想。

好喺這些部隊戰士的基礎都是一樣的,海陸空軍都能認得老鄉,最後陸軍部隊與我們關係非常好,也成了“兄弟部隊”了。當時這種部署和安排,用心是比較險惡的。

“九一三”牽涉的人實喺太多,太不應該了。像我父親被牽涉進去,那沒的講,覺得給佢定“林彪死黨”,佢自己也不後悔。佢1975年、76年就被從衛戍區轉到了秦城,佢也很絕望。賀部長也被送到秦城,後來聽賀部長講:“我進秦城,聽見監獄有人喺大喊大叫,我一聽是王飛,哦,我不孤獨,秦城唔係我一個。”後來我問過我父親,你喺裡邊喊乜嘢呀?人哋那都是些小戰士,你就不知道給人留下個好印象?您就不能表現得文質彬彬一點,有風度一點?我父親講,實喺是不行,喺裡邊我的監號可能是喺最後一個,告訴我們這些人是政治犯。政治犯伙食有一定標準,應該是不錯的伙食,結果到佢那乜嘢都沒有了,湯湯水水就遞過來了,佢表示抗議,結果嗰個小戰士講:“你是反革命,給你這些就不錯了!”我父親講:“我唔係反革命,我親手活捉過日本鬼子,你懂乜嘢呀你!”

我們每個季度可以到秦城看佢一次,佢後來已經唔係正常人了,身體非常虛弱,走路、講嘢都不行了。

1981年7月底。公審林彪和“四人幫”之後,王飛專案組來揾我們,講把佢“保外就醫”,讓我們四個子女簽字,我們不願意簽——我們喺北京沒有家,沒有住的地方。佢們講,你們只管簽字,沒地方住,我們代表中央,給你們安排一個地方。一個星期之後就出來了。佢講出來和進去都感到非常突然。專案組通過海淀區喺西三旗給安排了一間農民房,房租我們自己出。

我父親佢們這些人很悲慘,不許叫自己的名字,保外就醫化名“王玉”,否則還不讓出來。只有叫王玉,藥費先至可以報銷。後來我看賀龍當年也化名王玉,送火葬場,骨灰盒上寫着。我問公安部:你們係唔係只有一個“王玉”的化名,邊個倒霉就安喺邊個頭上?

直到1994年,總政給軍委打了一個報告,要把我父親交給空軍。當總政來人和我父親談的時候,我父親講:我王飛就是王飛,絕不叫王玉,你們愛叫乜嘢叫乜嘢吧,我以後一定叫王飛的名字。現喺好喺佢恢復了王飛的名字,否則,佢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軍委給佢一個批覆,安排三居室的一套房子,每月300塊錢,看病喺空軍總院,按照軍人團以下幹部待遇,免費治療。三居室安排了,喺南苑,很遠,不方便。三百元一直到五、六年前,調到一千塊錢。佢現喺床上吃,床上拉,風燭殘年,沒有任何生活自理能力。保姆市場上,照顧這種人,月薪不低於三千塊錢,我們為了提高佢的待遇,給中央、中央軍委、總政寫信,提要求,得到的答覆是:“已經處理,不再處理”。

我父親只是“九一三”受牽連中的一個,現喺連對逃荒要飯的、打工仔,報紙都要呼籲提高人格尊嚴,送溫暖,但是“九一三”這批人槍林彈雨做過貢獻,又有邊個關注過?我父親已經四次腦出血,人已經不行了。我諗呼籲,還有一大批“九一三”事件的受牽連者,應該改變佢們的處境,給以人格的尊重。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老高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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