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中國社會出現了很多問題。那麼，中國社會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又有什麼表現？正如醫生看病一樣，對於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是我們分析問題原因並找出藥方的前提。總體上講，當前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四個非常鮮明的「症狀」。
一、社會高度分化，固化趨勢明顯
社會學有一個核心的分析概念，就是社會分層。從分層的角度看社會結構，就會發現，當前的中國社會是高度分化的。具體而言，高度分化又有三個特徵：貧富分化，社會個體化、社會空間分割。
第一，貧富分化十分嚴重。目前，學術界比較公認的中國家庭收入基尼係數估計在0.5-0.55之間。如果以財產為標準估計，其基尼係數則可能高達0.7左右。
第二，社會的個體化也很嚴重。現代社會一個明顯變化趨勢就是個體逐漸脫嵌於社會。在中國，隨着單位制的解體、城市化進程的推進、網絡技術的進步，傳統的家庭、社區和社會組織越來越難以整合流動的個體，社會的個體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第三，社會空間分割，不僅體現在城鄉之間，也體現在城市內部之間，社會空間的分割有財富分化的因素，也有民族宗教的因素。這些分化又疊加在一起，導致中國社會出現了特有的高度分化狀況。
此外，社會結構出現了固化的趨勢。雖然沒有任何實證數據可以證明中國社會固化了，但是社會學家們公認的是社會出現了固化的趨勢。那麼，社會固化的最主要表現是什麼呢？主要是社會下層精英無法通過常規方式獲得上升途徑，在教育獲得、職業獲得、財富獲得等資源的獲取途徑上，出現了所謂「精英通吃」或「精英壟斷」現象，優質資源越來越難以被分配到社會中、下階層群體。例如，近年來出現的中產階層的教育焦慮，以及社會輿論廣泛討論的學區房、教育階層化等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階層固化問題的表現之一。
當然，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一些學者發現，2012年之後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基尼係數）有所降低，但是大家猜不出原因（可能是經濟危機或者反腐敗），但這並不會影響到我們對階層固化趨勢的判斷。
二、社會極端思潮泛起，認識差異巨大
社會極端思潮泛起，主要表現是關於中國社會的未來改革方向，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觀點，簡單講就是「左」與「右」的分裂。這一點上，互聯網上的輿情、輿論的表現最為突出：一些人要重提階級鬥爭、甚至要再來一場文化大革命，而另外一些人則鼓吹極端民族主義，文化基因決定論，有的片面宣揚西方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這些極端化的思潮的背後又都有相當的社會基礎，令人警惕、也令人深思。
很多歷史、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都告訴我們，社會主流觀念需要穩定持續的演進，而不能極端化、倒退或者割裂。社會主流觀念的左右分裂的一個後果就是改革共識的減弱。如今，中國人很難像「文革」剛結束時那樣擁有全民一致的同樣的改革共識了。
但是，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社會極端思潮的泛起，有許多複雜的因素，歷史的、階層的、國際的、技術的因素都會作用於社會觀念。但是總有一個因素是最重要的，結合一些調查顯示，我覺得這個因素就是階層分化。
在改革過程中，社會的中、下階層群體，儘管獲得了不少改革紅利，但是由於相對剝奪感而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權威主義價值觀念。也就是說，他們將改變不公平的社會現狀的希望訴諸於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權威，並呼籲更多的社會保障和公平正義的政策出台。而與社會中、下層群體不同的是，社會的中、上層群體則出現了更明顯的權利意識和參政、議政訴求，他們有的要參與政治保障財富，有的則十分擔心財富的繼承，其選擇要麼是「用腳投票」移民海外，要麼是保守沉默，但很少成規模和系統地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他們的這種態度與行為又反過來加劇了社會主流價值體系的分化。
三、社會組織體系不完善、不健全
中國的社會組織體系（廣義上的）尚不完善，處在一個尚需發展的初級階段。我說的社會組織體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社會信任體系、社會組織體系（狹義上的）和社會教育體系。這三個體系的建設不僅與市場經濟的良好運行高度相關，也對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具有不可缺少的基礎性作用。
社會信任體系不完善，表現為社會信任的缺失。市場經濟的運行不能離開一個良好的、基於信任而形成的社會體系，當社會信任體系喪失時候，就會出現各種市場痼疾和問題。例如，食品安全問題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由於缺乏行業內部的自我監督和自律，缺乏基礎性的社會信任，在食品生產階段的各種問題往往防不勝防。再如，當前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如醫療、教育等所面臨的社會信任體系構建的問題，十分突出。由於缺乏信任，這些社會關係出現了某種扭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遲滯了「醫改」、「教改」的進程。
其次，社會組織體系尚不發達，這使得行業內部的有效自發約束沒有建立。中國社會慈善和社會服務方面的發展儘管近年來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是總體看，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相比，仍然相對滯後。在一些發達國家，非政府組織、行業協會、工會、慈善機構等發揮着政府、企業所不可替代的社會功用。雖然，近年來中國的社會組織發展呈現了數量快速上升的趨勢，但是仍然缺乏相應的制度性規範，仍有相當的制度限制和資源限制。
最後，當前中國教育體系重視大學教育，而不是職業教育，這導致了較為嚴重的「職業技能缺口」，使得教育與經濟脫節。歷史上看，現代工業的崛起與完整的教育體系、職業協會自治體系密不可分。優良的現代教育體系，不僅會造就人才資源基礎，而且為社會的發展、經濟的增長創造社會心理意義上的成就動機，從而為國家的經濟轉型和創新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基礎。
四、社會創新的活力總體上仍然不足
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釋放了大量活力，各種市場創新、技術發明和專利不斷湧現，整體上與計劃經濟時期相比，社會的創新活力躍升了一個台階。但是，體制、機制的束縛仍然是限制社會創新的一個重要因素。目前，社會反應比較激烈的體制性障礙，如戶籍制度、金融信用體系、財稅體制、基礎性資源行業的壟斷、醫療衛生體制、教育等等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體制、機制性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破除。
即便在如此具有限制性的條件下，互聯網及其技術性的創新，已經開始革命性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交往和運行的方式，各種新型公司、商業模式層出不窮。但是，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其背後所凸顯的正是國內貿易體系的不平衡、不完善，統一的國內市場體系尚未完全建立。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政府能夠不斷改革、破除舊有體制機制的束縛，不斷培養社會創新的文化與社會土壤，那麼中國的創業、創新必將創造新的奇蹟，「中國製造」就會在不遠的將來成為「中國創造」，中國經濟也就能夠順利完成轉型。
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發展的關鍵時期，如果能夠闖過這一關，中國社會的創新活力也許將是不可估量的。從某種角度講，社會創新的活力就代表着中國國家的「軟實力」，一種需要主動去培育的實力。
阿波羅網林億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