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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樺:因言獲罪摧毀了中國人心中的誠信

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來看望我。剛從輪船上下來的母親,當即在我臉上發現了我的極度沮喪,她小聲在我耳邊說:「對娘說句真話,真的是你錯了嗎?」我搖搖頭。停頓了好一會兒,她老人家才再問了一句:「……還給你發糧票不?」「給。」「給糧票就行,叫媳婦生個兒子。」兩年後,癌症手術後的妻子,無視醫生的勸阻,冒險為我們生下一個兒子。我最親近的兩位女性,在大難臨頭的時候,沒有講過一句抱怨或開導我的話。

白樺近照(網絡圖片)

1938年,日本侵略軍的鐵蹄正在從華北向中原襲來,八歲的我跟着父母客居在武漢。音樂家冼星海正在江上發動救亡歌詠運動,大江兩岸人山人海,齊聲高唱同一首歌《中國不會亡》。——我相信!

秋天,故鄉淪陷,父親被日本侵略軍活埋,這就宿命地決定了我後來的去路。悲情人生,激情澎湃,捨死忘生,苦苦追尋,認定“革命”是唯一高尚的追求,“革命理想”成為我的全部,成為我的未來。於是,千方百計,義無反顧,捨死忘生,投奔沙場。

青年白樺(網絡圖片)

1948年初冬的一天,在進軍淮海平原的路上,絡繹不絕的小車和我軍大隊人馬並行。我問一位推車的農民大嫂:“你們小車上推的是什麼?”“白面。”“你們家還有存糧嗎?”“有,不在窖里。”“在哪兒?”“在地里。”“地里?什麼莊稼?”“麥子。”

我環顧白雪覆蓋的中原大地,麥苗還沒出芽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想起一個戰國時代越王勾踐討伐吳國的故事: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後,越國復仇之師在河邊誓師出征,越國一位老者把存了十年的一壇美酒獻給國王勾踐,勾踐沒有獨自享用,當即傾入河中,下令全軍迎流而飲。無論古今,這樣的軍隊必勝。——我相信!

五十年代初,士兵們的槍膛漸漸冷卻下來,戰爭的硝煙在絕大部分領土上消失,全中國各族人民正在歡欣鼓舞地走向“理想的天堂”。——我相信!

對於我來說,1957年春天那場猛烈的反右派運動,如同晴天霹靂一般。結果是數以萬計的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因言獲罪,因忠言獲罪。在客觀上,摧毀了大多數中國人心中的誠信。做夢也沒想到,我這個“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桂冠。

在那個年月,右派桂冠可不是化裝舞會的戲謔。一個理想主義者被“理想”拋棄。同時,被社會拋棄,被人群拋棄,思想庫存里立刻一貧如洗,安身立命之本頓時塌陷。此情何堪?僅僅是帶給親人們的屈辱就能把人壓死。

由於難以忍受這種巨大的奇恥大辱,憤而自盡者、夫妻離異者大有人在。即便是往日生死之交的戰友狹路相逢,也唯恐避之不及。就像傣族歷史上的一種陋習,某人如果一旦被巫師或眾人指認為“琵琶鬼”,他隨即就變成了一頭活在人群中的豬狗,直至死。

我們家是一個新婚燕爾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輕的電影演員,她會怎樣看待我們所面臨的奇恥大辱呢?她曾經是那樣自珍自愛。從今以後她還能挽著“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嗎?

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溫情。當有些人為了羞辱我,組織一些小學生在我的窗前齊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夾着尾巴逃跑了”的時候,她竟敢冒險走出去勸說小朋友們離開。更有甚者,她還多次到我勞動改造的場所陪我去加班幹活。

電影《馬蘭花》,王蓓主演(網絡圖片)

那時我發現,我是多麼低估了她。不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親。母親在八年抗戰期間,曾經靠拾麥穗、剝樹皮把我們五個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一個字不識的山裡女人,善良、軟弱,卻不得不在日軍憲兵隊審訊室裏面對凶神惡煞。

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來看望我。剛從輪船上下來的母親,當即在我臉上發現了我的極度沮喪,她小聲在我耳邊說:“對娘說句真話,真的是你錯了嗎?”

我搖搖頭。停頓了好一會兒,她老人家才再問了一句:“……還給你發糧票不?”“給。”“給糧票就行,叫媳婦生個兒子。”

兩年後,癌症手術後的妻子,無視醫生的勸阻,冒險為我們生下一個兒子。我最親近的兩位女性,在大難臨頭的時候,沒有講過一句抱怨或開導我的話。——我相信!

一個年輕當紅電影明星,突然因為丈夫的原因,列入“限制使用”的另冊,她竟然那樣自然地就接受了下來,心安理得,毫無怨尤。

我的愛妻王蓓(網絡圖片)

我在工廠里勞動改造,每兩個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個周末,妻子在攝影棚做夜班還沒有回家,疲憊不堪的我,回來之後倒頭便睡,黎明時分醒來,發現妻子通宵未歸,走到窗前才發現,她正坐在門廊台階上打盹,丁香花正在她頭頂上紛紛揚揚地飄落。一問才知道,她在子夜時分就回來了,怕開門驚醒我,才坐在門外等待晨光的。

又有很多年了,沒有機會重訪往日的居所,那裡的門廊下依舊是丁香似雪么?——我相信!

1964年,為了活得體面些,我重新回到軍隊,心裏又點燃起“理想”之光。心甘情願地與妻兒兩地分開,一年一次鵲橋相會,又把他們放進次要和被忽視的境地了。

“文革”開始,造反派從我宿舍里搜出一封家書,妻子僅僅在信中為我的處境說了兩句委屈和焦慮的話。他們竟然對她實行殘酷的武鬥,幾次懸空踢倒在地,幾乎喪命。接着就是整整七年不能與妻兒見面。

“文革”後,我又為一些與“理想”相關的物事奔忙起來,妻兒仍然被放在次要和被忽視的境地。兒子是怎樣活下來的,是怎樣長大的,是怎樣考取大學的,為人父的我,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她付出過多麼大的艱辛。——我相信!

一位法國作家曾經這樣問過我:

“您還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嗎?”

我回答說:

“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條底線。”

“那是一條什麼樣的底線呢?”

“善良的民眾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矇騙。”

“這條底線可不算很高啊!”

“可我以為,這條底線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我相信!

如今,一雙耄耋老人,相依為命,總應該平靜下來了吧?不!五年前,妻子又罹患阿茨海默症,暮年的天空,立即一片陰霾。我原以為罹患阿茨海默症,就意味着在患者的意識里失去了過去,也失去了現在和未來。不會有歡樂,當然也就不會有痛苦。

不久,我發現,並非那樣簡單。她似乎又回到了童年,重新開始認識這個“陌生”的世界。“什麼是洗手間?”“什麼是橙汁?”“什麼是遙控器?”電視屏幕里在下雨,她會喊:“收衣服!下雨了!下完雨,才會下太陽呢!”偶爾,她也會靈光一閃,小聲責備自己:“是我的錯,一定是我的錯。”

2013年4月的白樺、王蓓夫婦(網絡圖片)

許多朋友都知道,她是一個少見的淡泊名利的演員。以往的影戲劇照早已散失殆盡。近來她竟會反常地把一些從書報上剪下來的圖片,擺進玻璃書櫥里,雖然有時候甚至她連圖片中的自己都不認識。

現在她對所有年輕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時會把我誤認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親,準確地說,是父親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爺子”。

據我所知,她自幼缺少父愛,父親是個無暇顧家的人,生前總是在他那小小的錢莊里忙忙碌碌。自她十七歲從父親手裡接過一隻小皮箱,隨着電影導演孫瑜離家去上海以後,就再也沒見到父親了,在父親辭世的時候,戰亂阻隔了回鄉之路,未能和父親訣別。

可以說,現在她已經生活在另一個陌生的空間了,幾乎一無所有,但她依然保留着一個貧困年代的“習慣”,但我不知道應不應該把它稱為“習慣”。那就是牙膏皮都可以換錢的年代,從地上拾起來的每一張破紙片,她都要抹平珍藏起來,她的“保險柜”就是自己的床。要是不幫她清理,她的床很快就成了垃圾堆。

我發現,如果說她已經完全失智,是不對的。她有一根弦始終沒有被割斷,那就是我和她之間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認識的人,頓頓服藥、吃飯、喝水,都要讓我首肯。“老爸!這能吃嗎?這能喝嗎?”

每當我要外出的時候,問她:“你在家休息吧?”她總是像孩子那樣回答我:“我不總是跟着你的嗎?”我只好帶着她,即使是開會,她靜靜地坐在一旁,微笑頷首,一言不發,誰都不會把她當做病人。當我一定要獨自外出的時候,她會大喊:“你想想,我能單獨留下嗎!”她隱隱約約地能意識到自己獨處時沒有安全感。是的,萬一我不得不從她身邊離去,那將不是我一個人的災難。——我相信!

最近,我的八歲的小孫女聰慧,無意中聽到爺爺在碟片里朗誦詩歌的聲音。她立刻就安靜下來了,坐在一張小板凳上,低着頭,一動也不動了。

等到她抬起頭來的時候,我才發現她的臉上全都是淚水。她還那麼小,就懂得爺爺了。——我相信!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微信公號「百姓觀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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