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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披露十三大萬里田紀雲出局內幕

在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退出政治局常委後,原本醞釀的常委名單為7人——趙紫陽、萬里、李鵬、喬石、姚依林、胡啟立、田紀雲,但最終的 名單確卻是7人變5人,萬里、田紀雲出局。這一切都源於姚依林的使壞,以萬里不安分,有事就起鬨,田紀雲親戚有問題,狙擊兩人入常。最終鄧小平拍板,萬里 擔任正國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不入常,田紀雲仍然擔任副國級的國務院副總理,只是排名升到第二,僅次於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姚依林。

在姚依林的狙擊下,萬里雖未能躋身政治局常委,但仍出任正國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下面,講講十二大的具體準備工作。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起草政治報告,一是人事安排。政治報告的起草,耀邦在辭職以前就組織了一個班子。還未開始工作他就辭職了,工作也就停了下來。後來我就把他們召集起來,讓鮑彤也參加進去作為牽頭人,在我主持下開始工作。起草班子還是原來那些人,就加了鮑彤。

我於5月21日就如何草擬政治報告的設想給鄧小平寫了封信,提出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整個報告的理論根據。系統闡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路線、任務。着重闡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搞活。提出在新的實踐中,必須進行創造性的理論探索。這個報告很快得到鄧的批示,說這個設計好。由於以後的政治氣氛越來越好,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起草比較順利。

在起草政治報告的問題上,我想主要講一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提法。不少人的印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是我在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的,其實不然。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就有了這樣的話;“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處於初級階段”。胡耀邦在十二大報告中重申:“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目前還處在初級階段”。但這兩次的論述,對這一論斷的含義內容,以及這一重要論斷與我國各項政策的關係沒有論及。而當時的重點在於強調以下觀點:“毫無疑問,我國已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一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所以這樣一段話是指明,即使是初級階段,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後,我們就能夠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起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是為了回答一部分人懷疑我國是不是社會主義,能不能搞社會主義的問題。

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有人在回顧反思過去我們黨多年來左傾錯誤的時候,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中國過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革命勝利後,是不是有條件搞社會主義;是不是應該搞新民主主義,以及我們國家現在能不能稱為社會主義?這個觀點當時就受到中央的批評。這個論斷主要是對這種思想而講的。所以以上兩次提到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文字,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

後來到1986年9月,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中,提到了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公有制佔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說,這一次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和改革開放,和我們實行的政策聯繫起來了。但是,這個文件主要是講精神文明建設,對其它問題也沒有展開論述。在我的回憶中,上述三次提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字時,並沒有引起討論,公布之後也沒有引起注意,人們印象比較淡薄。

十三大政治報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述,之所以引起國內外強烈的反響,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為報告中把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作為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基礎。我自從1987年初組織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以來,就設想這個報告不僅要進一步提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為在我國之所以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找出理論根據,並且加以闡述。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大大地加速了各項建設事業;顯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極大增強了國家的實力,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但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根據是什麼,一直缺乏很有說服力的說明;一直是廣大幹部和各方面人們關心的。一方面他們對改革開放竭力擁護,積極實行;另一方面,心裏並不踏實,擔心將來又發生方向路線問題。所以對於改革開放的正確性,雖然在實踐上已被證明,還必須在理論上作出有力的說明。

幾年來實行這一套改革開放措施,說到底,就是對五十年代以來開始實行並日益強化的大一統的計劃經濟、單一的公有制、單一的按勞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幾年來的改革實踐進一步證明了,這種否定和修正的正確和必要;證明了過去在中國按傳統社會主義原則,也就是蘇聯模式推行的那一套,是超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力性質的。這是一種左的失誤。只有從這種越位的地方退回去,重新實行與社會經濟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政策、措施,才能挽救中國。

這就是問題的實質。

但是,我們已經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對一直遵循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民,究竟應該給個什麼說法呢?一種說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該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義;一種說法是,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發展就搞社會主義,現在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這兩種說法雖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必然會在理論上引起很大爭論,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亂。特別是這樣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過,搞得不好會使改革開放事業遭到夭折,因此不能採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慮十三大報告時,很長一個時期就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回答。在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既承認、肯定了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可以大膽地調整超越歷史的生產關係,從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平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個新提法。如上所說,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和十二大已經毫無爭論地、不知不覺地被接受下來了。現在只是把它作為從理論上闡述改革開放政策的依據,不會引起很大爭論,容易得到通過。

我的這些想法第一次向外透露,大約是在1987年5月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我說:我們要重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論斷,各項改革開放政策都可以從這一論斷中得到解答。要以它作為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指導。十三大的政治報告要展開論述(大意)。這段話很可能就是在討論我5月13日講話稿時講的。隨後我正式布置給十三大政治報告起草小組;指出十三大政治報告,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理論依據。接着我就如何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五人小組寫了封信,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給鄧的那封信,信中突出了我的這個意見。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都有批示或電話,對我的信表示同意。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三個問題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或三中全會路線的三個組成部分。並概括為口語化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在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時提出並寫入報告的。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指出了。這以後在黨的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不斷地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也是1978年理論務虛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貫強調的。但過去沒有把這三條聯在一起,並作為黨的路線的主要組成部分。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的問題,記得在1986年起草建設精神文明決議文件的時候,初稿上曾經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作為兩個方面寫的。當時給人這樣的印象三中全會路線只是改革開放。我曾提出修改意見,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應該包括四個堅持在內。

最後在十二屆六中全會時,我在小組召集人會上,又講了同樣意思的話。我說:總得要注意兩個方面,一個是改革開放,一個是四項基本原則。不要注意了一方面,忽視了另一方面。這是我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包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方面內容--的一個初步的表述。當時還沒有用”基本點“這個詞。

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中全會的路線有兩個基本點,兩者互相聯繫,缺一不可,是在1987年1月30日過年團拜會上的講話。這以前在1987年1月19日會見匈牙利黨的領導人時也講了相同的話。我在團拜會講那些話的用意,是因為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人擔心會不會改變三中全會的路線。為了解除這個顧慮,我講三中全會路線本來就包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方面。

沒有想到我在團拜會上關於兩個基本點的講話,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對,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較保守的理論家的反對。他們說,不能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作為兩個基本點並提。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是一個政策、一個方法。前面已經說過,中宣部一個幹部叫盧之超,大概是理論局長吧,竟然布置中央黨校的教育長召開會議,研討兩個基本點的觀點,意思就是要批。

這股風颳得不小。所以我不得不在5月13日召開的宣傳、理論、新聞、黨校會議上;此前還在中央書記處、五人小組討論我這個講話稿的會議上,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評。我說,我們現在講的不是一般的社會主義路線,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四個堅持是基本原則,是治國之本;改革開放是總方針、總政策,都是制定政策的基礎。如果說一個是綱,一個是目,實際上就是借反自由化來貶低改革開放的重要地位。如果沒有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如果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只有四個堅持一個基本點,那麼還有什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因為四個堅持從來就是我們的基本原則,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繼承了這個原則,同時增加了改革開放的新內容。我的這次講話重點是批判企圖以四項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來壓制、貶低改革開放。

經過我5月13日講話,攻擊兩個基本點的論調有所收斂。經過上述這些曲折發展的過程,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才能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列在一起,作為基本路線的三個組成部分。至於概括為口語化的公式:“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是鮑彤和寫作班子起草文件時寫上去的。這種口語化的概括,鄧小平看了非常讚賞,多次說“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講得好。

以上就是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首先和主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這方面我另外專門再談,這裡只說一句。儘管鄧小平過去對中國領導體制的改革講過一些很好的話,而且在1986年他還強調提出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的時候,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誡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有三權分立的意思,甚至說連一點痕迹也不能有。在這一時期他接見外賓時也講了一些話,說三權分立,互相制約,這種體制沒有效率,辦不成事。實在說十三大政治報告講到政治體制改革有些新鮮的東西,與鄧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對在政治報告中有議會政治、權力制約制衡的痕迹。幾次把報告草稿送給他看,他都交代這樣的話。事實上我們的報告中已經沒有這些內容了,他還是要告誡。如果沒有鄧的干預,本來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可能會寫得更好些。

除政治報告以外,十三大籌備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

早在耀邦辭職前,鄧小平就指定了一個七人小組,負責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關鍵的,就是幾個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組成。當時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內,都主張鄧仍留在常委里為好。因為鄧不參加常委,在當時那麼多老人還健在的情況下,常委很難具有權威性。所以我認為不管怎麼樣,既然鄧在黨內的決策地位不會改變,與其讓他在常委外起這種作用,還不如在常委內起這種作用更為名正言順。但鄧堅持認為:如果陳雲的中紀委第一書記、李先念的國家主席、彭真的人大委員長這種格局在十三大不改變,那就是一種倒退,就是國外所說的“保守派的勝利”。他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給人這樣的印象。這是1987年3月鄧同我一次談話時說的。但要求他們退下去,鄧自己就不好留在常委里。所以他提出,“一個人全退,三個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鄧、陳、李半退”,也就是說,鄧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軍委主席;陳雲改任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協主席。一個人保留實職,兩個人擔任虛職。一開始的時候,陳雲、李先念、彭真都沒有表示接受這一方案。鄧就請薄一波在幾位老人中間往來穿梭,幾經周折,看來當時難度還是很大的。直到7月3日,陳雲同薄一波談話時才表了態,說他的工作服從組織安排。陳雲一表態,其他人也就好說了。這樣,這個方案才被勉強地接受下來。

接着,鄧小平同薄一波、楊尚昆還討論了這麼一個問題: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後,他們還管不管事?重大問題的決策,他們還參加不參加?他們如何議論我不清楚,但提出一個意見:今後常委只能有一個婆婆,不能有幾個婆婆。這就是說,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後只有鄧可以起這種常委的婆婆的作用。這個說法很形象了,今後鄧的決策地位不變,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這樣。但從以後的情況看,有重大問題鄧還是得同陳雲、李先念商量(主要是陳雲)。這件事薄一波是如何向陳雲、李先念疏通的,我不知道。直到1987年7月7日,鄧在家裡召開五人小組會議,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來。

就在這個會議上薄一波提出,建議我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講幾句話,宣布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小平同志請教,由小平拍板。當薄一波講這番話時,鄧表示,國際上只要明確了他(即鄧小平)仍是決策者就放心了。因為國內外都把他退還是不退,看作是中國能否穩定的條件。所以後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我講了那麼一段話,說重大事情還要向鄧請教,請他拍板,就是因為這個會上定的決定。

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鄧原有的作用,又不參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來,這個最為困難的問題就是這樣解決的。

這次在鄧家裡召開的五人小組會議上,對新的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的人選也正式定下來。關於政治局常委,開始提出七個人【1】,在此次五人小組會之前一直是這個方案。後來由於各方面對萬里的意見比較多,萬里有時講話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們對他意見比較多。據說在七人小組醞釀名單時,姚依林說過這麼一段話:萬里這個人,如果一旦有什麼事,他是起鬨的人,也就是說是不穩定因素。在七人小組開會時,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紀雲【2】有問題。說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個什麼親戚,而且這個親戚有問題。於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組的彙報會上說,七人小組不同意萬里進常委,另外也提出田紀雲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也沒有時間再去查清楚了。在這次五人小組會上,鄧聽了這些意見後就說,萬里、田紀雲不進常委了,常委名單由七人變為五人。

在這個會上我開始覺得姚依林這個人,平時給人感覺老實忠厚,貌似公正,實際上是工於心計、搞小動作的人。像田紀雲這樣的事,你早不說,晚不說,正在要作決定的時候,你提出來當然會擱置起來。在十二大選舉中央委員的時候也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在選舉前夕,突然有人寫信說某候選人有問題。臨時怎麼查?只好放下。待把問題查清楚,什麼事也沒有,但選舉已經過去了。所以姚依林排斥田紀雲參加常委,這一手可以達到目的。以上就是常委由原定七人改為五人的過程。

就在這次會上,確定由楊尚昆任國家主席,鄧提出要萬里任人大委員長。萬里謙虛地說,他不懂法律。鄧說,可以學嘛,還可以找人幫。這件事定下來以後,鄧怕萬里當委員長有些人接受不了,因為對萬里的意見比較多,還專門找萬里談了次話,要他分別到一些老人家裡拜訪,作些自我批評,取得諒解。萬里這樣做了。

關於總理人選問題,很長時期定不下來,主要是人們擔心李鵬挑不起這個擔子。因為他過去搞技術、搞電力,對經濟接觸比較少,特別是經濟改革,完全沒有接觸。但是陳雲、李先念都非常支持。也有過一種考慮,讓姚依林搞,過渡兩年。因為姚依林對經濟比較熟,不少人對姚依林的印象不錯。但鄧沒接受,一是說姚身體不好,二是說姚工作面、知識面比較窄,過去主要搞財貿工作。當時再找新人一下子也難,估計陳雲、李先念也不接受。所以議來議去,就只好讓李鵬來擔任。由於李鵬對經濟工作不熟,對經濟改革完全沒有什麼接觸,所以當時鄧提出並確定,我當總書記後,仍要負責抓經濟工作,並且仍然由我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組長。鄧還說過,李鵬形象不好,人家說他親蘇。因為他是留蘇學生。有一次他訪問歐洲,沒有請示,也沒有同任何人商量,順訪了蘇聯【3】,所以鄧認為他形象不好,親蘇。要李當總理後表表態,消除人們的懷疑。

這裡說一下,在醞釀總理人選時,是不是考慮過讓萬里來當總理?因為我任總理時,他是第二把手,是常務副總理。據我所知,在醞釀過程中沒有提出過要萬里接任總理。原因有兩條,一是萬里得罪人較多,首先七人小組就不會提出這個方案,七人小組裡不少人對他印象不好;二是鄧也不會提出他,因為他年紀大。鄧一直主張我不做總理後,找一個年輕一些的人來當總理。

在籌備十二大時,人事小組由余秋里牽頭,在耀邦領導下,有事首先向書記處請示彙報,耀邦直接抓,然後再到老人那裡去。這次是由薄一波牽頭,楊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窮【4】、伍修權【5】、高揚參加的十三大人事小組,是鄧小平直接領導的。在耀邦辭職前,鄧沒有過問過這件事;代行常委的五人小組成立後也沒有過問過。這大概是由於這一次和十二大不同,因為涉及幾位老人留退問題,所以鄧把它直接抓在手裡頭,通過七人小組貫徹他的想法。

耀邦辭職後,由五人小組代行常委的職權,五人小組同七人小組似乎是平行的。五人小組代行常委職責,管日常工作;七人小組籌備十三大人事安排。七人小組甚至把中央平時的幹部調動權也抓了過去,說是他們要考慮十三大人事安排,現在的幹部調動、任命也與此有關。1987年因興安嶺森林大火林業部長被撤職【6】,要任命一個新的林業部長,但由於七人小組的干預沒有辦成。當時我出訪在外,家裡工作由萬里主持。萬里對此有意見,反映到鄧小平那兒。於是在7月7日的五人小組會上,鄧才宣布七人小組受五人小組領導;日常幹部調動仍然由書記處和國務院負責,七人小組不要干預。薄一波在會上只好表示同意。實際上薄一波的手仍然伸得很長,經常要組織部長宋平向他彙報,他有什麼意見就告訴宋平,要宋平去辦。薄一波說,十三大人事安排需要對各省、市、各部領導人進行考察,因此組織部在研究幹部調動時,要和他們商量。

在十三大召開前,他還通過宋平向我表示過一個意見:現在的七人小組,十三大以後最好還以某種形式保留下來,以便協助中央把幹部工作搞好。本來七人小組是籌備十三大人事安排的,現在提出在十三大以後還要存在。很明顯,就是要把幹部管理長期控制在他們手裡,我當然不能同意。我要宋平轉告薄,還是按原來定下的,十三大以後七人小組就完成了任務。至於幹部管理方面如何發揮老同志的作用,可以再議。薄的打算被我拒絕,對於他這樣一個十分喜歡攬權的人來說,心裏是很不愉快的。他在1988年積極從事反對我的活動,這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注釋:

【1】這裡的“七人”,指原來擬議中的政治局常委的七位人選,即:趙紫陽、萬里,李鵬,喬石,姚依林,胡啟立,田紀雲。

【2】田紀雲(1929-):山東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財政局局長。1983-1993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3】編者註:作者記憶有誤。李鵬違反外事紀律,不是擅自決定訪問蘇聯;而是擅自決定要隨行的一位副部長,單方面推遲早已通過外交途經商定的訪問某國的日程。

【4】宋任窮(1909-2005):湖南瀏陽人。1978-1983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副主任。

【5】伍修權(1905-1997):湖北武漢人。1955-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時任中顧委常委。

【6】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黑龍江省大興安嶺發生100萬公頃特大火災。林業部長楊鍾及副部長被撤職。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趙紫陽:改革的歷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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