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井岡山精神」原來是「賣國精神」

“井岡山精神”是一種典型的賣國主義的精神!(網絡圖片)

前一段時間大陸官方媒體的輿論取向,似乎要讓“毛澤東主義在中國捲土重來”,而“井岡山精神”又是“毛澤東主義”的重中之重。《華爾街日報》日前評論說,隨着經濟和政治改革退卻,毛澤東主義捲土重來,大陸社會則不時發生群體性抗爭,包括政府機關遭攻擊、被引爆;評論說:在中國統治圈內,中共和群眾有距離已經不再引起爭議,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沒有明顯的共識。評論說,目前的領導層正在大力依賴兩套老把戲:加強社會維穩及宣傳。而這兩套老把可以解釋為什麼新毛澤東主義在中國正時興,左派正努力把中共推向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分析人士指出,面對中東、北非的民主革命,大陸當局加強社會控制,受欺壓的民眾面對官僚體制和特權,感到無奈無助;加上扼殺了政治體制改革,讓不少群眾懷念毛澤東,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和“群眾運動”。

但當局是否想過,如過度崇毛,可能給中國特別是官方自己帶來災難性後果。

先分析所謂的“井岡山精神”。美國華人學者謝選駿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實際上,“井岡山精神”是一種典型的賣國主義的精神!“井岡山精神”用紅色割據製造國難,配合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並大舉侵華、炮製蘇聯殖民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傀儡政權,為此後中國民族的多災多難,奠定了頑固的基礎。他指出,“九一八事變”以後僅僅兩個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趁機在江西瑞金縣宣告成立,比日本控制的“滿洲國”更早誕生。這把插在中華民國後背的尖刀,使得中國政府陷入兩線作戰的絕境,幾千萬中國人民遭到屠殺。1931年蘇聯在中國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2年日本在中國建立了“滿洲國”,1945年蘇聯迫使二戰的戰勝國之一中國,割讓外蒙古,使其成為蘇聯的衛星國。隨後,毛澤東的土改、社會主義改造,其一場典型的蠻族入侵,十分類似的歷史上西戎、鮮卑、沙陀、女真、蒙古、滿州、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佔領和“國有化改造”。毛澤東本人,就是蘇聯帝國主義一手扶植起來的“國家分裂者”,比當今的台獨、疆獨、藏獨過之尤甚。

大陸著名學者、新浪博主張雲初《沒有莫斯科就沒有毛澤東》一文指出:讀史可以明志,讀史可以糾偏,讀史可以解惑。近日讀楊奎松《毛澤東的崛起與共產國際》一文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頗。吾生活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長期經常受到黨的教育,包括國內外形勢的教育,特別是關於蘇聯問題的教育。譬如1950年代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國的“父親和導師”(毛澤東語),就知道了“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毛澤東語),就知道了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蘇就是反共反革命”……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親近,克里姆林宮的紅星似乎比天安門的紅燈更明亮。到了1960年代,作為“參加工作”後的我,從前受的關於蘇聯的教育又轉了一個180度的彎,什麼《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什麼《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什麼“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我才知道,原來蘇聯在長期欺負我們。修正主義的赫魯曉夫和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又撤專家又逼債,還在我們邊境外屯兵百萬;就是早在斯大林時代,甚至早在江西時期,我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就受到斯大林派來的李德之流,以及莫斯科支持的王明之輩的排擠打壓、無情打擊,而我們的毛委員堅持獨立自主,創造性地開闢了中國革命之路,戰勝了莫斯科派來的李德、博古,確立了領導地位,從此才把中國革命引上了正確道路,等等。張雲初說:讀楊奎松《毛澤東的崛起與共產國際》才知道:沒有斯大林就沒有毛澤東,沒有莫斯科就沒有毛澤東!毛澤東是斯大林為主宰的共產國際精心挑選、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傳的中華蘇維埃領袖。毛澤東這個“蘇維埃領袖”確由斯大林、莫斯科、蘇共中央、共產國際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裝出來。張雲初十分不解地是,這樣的真相為什麼長期被隱瞞。

人們注意到,人類學家托馬斯・巴菲德曾經指出,以匈奴為代表的內亞游牧國家的組織表現為“帝國聯盟”的形式,處理外交事務時,它就是專制國家,而處理內部事務,則依靠協商和聯盟的機制。也就是說,北亞游牧國家的政治構造,是一種軍事專制政體與部落聯盟的複合體,部落聯盟的基礎,仍是其傳統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維斯的“酋邦理論”看,這正是一種酋邦形態。同時人們也驚訝地發現,這種“處理內部事務,則依靠協商和聯盟的機制”的“酋邦”,正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概念的來源!在歷史上,隨着這些“酋邦”的勢力一步步深入漢地,游牧國家便逐漸轉向全面而徹底的專制政體,在處理內部事務中曾經居於主導地位的部族傳統,逐漸讓位於漢式官僚機器。在現實中,當局脫離蘇聯模式的發展,與北魏的漢化過程顯然具有某種相似性。是迫於中華民族的生命力而被迫作出的讓步,而不是“國家利益至上”的歷史自覺。從俄羅斯的解密的前蘇共檔案之中,人們知道從1922年到19274年,蘇共每年給毛澤東的活動經費平均是在20萬塊錢,5年不過是一百萬塊錢,卻使中國失去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售價不到一塊錢。

筆者也在《考察蘇俄後,蔣介石為什麼堅定反共?》一文中曾說,實際上,蔣介石和毛澤東一樣,都曾對蘇俄充滿了幻想,只不過毛澤東在1949年以前都沒有到過蘇聯,所有的幻想都是間接從別人那裡抄來,而蔣介石則不同,1923年就親歷蘇俄,並發表了觀感,斷言蘇俄主義絕不適合中國。蔣介石當時就斷定。“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蔣介石說,蘇俄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所以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他認識到蘇維埃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中國的3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蔣介石說,他綜括在俄考察3個月所得的印象,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則其對於我們中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於是,1927年4月蔣介石決定“清共”。“清共”開始時,斯大林就親自製定對華政策,要毛澤東建立軍隊和根據地,以便最終用槍杆子征服中國。蘇軍情報局局長伯金給“中國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寫信說,蘇聯在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紅軍,主要城市都派有蘇軍情報局人員,負責供應武器、資金、藥品、情報,同時派來的還有軍事顧問。同時,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3個有農民協會的省舉行暴動。毛澤東舉雙手贊成這條道路看,鼓動“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當時莫斯科還撤掉了中共領袖陳獨秀,把國民黨分裂怪罪到陳獨秀頭上。

1927年8月1日,在蘇聯顧問庫馬寧的直接指揮下,周恩來組織隊伍舉行“南昌起義”,用斯大林的話說,這個行動是“共產國際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產國際的主意”。起義部隊隨即南下,向6百公里外的港口汕頭挺進,去接收蘇聯人準備運來的武器。……毛澤東打算把這支部隊的一部分抓到手,便在8月初向中央建議,在即將舉行的湖南秋收暴動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從路過的南昌起義部隊中給他一個團,稱加上其他農軍,他“至少有佔領五縣以上的把握”。中央批准了毛澤東的湘南暴動建議。湖南全省暴動的領導者們約定8月15日在長沙蘇聯領事館開會,據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到了16日,到會的人部齊全,唯澤東一人未到。”18日,毛澤東才姍姍露面,大家很生氣,他卻說他去搞“農民調查”去了。據說毛澤東遲到4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義的部隊是否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動”了。而南昌起義的部隊離開南昌3天,逃兵就去了3分之一,彈藥也丟了一半。氣溫高達攝氏30度,極度的悶熱,士兵們沒有水暍,只好暍田裡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隊伍七零八落,不可能繞到湘南。於是毛澤東出現在蘇聯領事館時,堅決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動計劃。8月31日,毛澤東離開了蘇聯領事館,一個人悄悄待在長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說法,毛澤東率領3支部隊中的一支,從銅鼓出發。14日,3支隊伍還沒有到長沙,毛澤東就傳令要他們退兵改道,3支部隊都到了文家市。這一切完全出乎在長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們只好在15日取消整個暴動。蘇聯領事館的書記馬也爾說,發生的這一切“可說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莫斯科稱之為“暴動的玩笑”。

這場“暴動”就是史書上著名的“秋收起義”。據湖南省委給中央的檢討說:這“純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掀動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狂潮,連取得農民對此次暴動的興趣都沒有”。

部隊向井岡山行進,一路上毛澤東穿着他鍾愛的長衫,脖子上系條土布長巾,一副鄉村教師的打扮。開始官兵不認識毛澤東,有人以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給他們扛槍。當毛澤東宣布部隊是去上山做“大王”時,大家都驚呆了,他們參加革命不是為當土匪。但是毛澤東以黨的名義要他們,說他們是“紅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儘管如此,許多人仍滿心疑慮。不少人作了逃兵。兩星期後隊伍到達井岡山時,數千部隊只剩下了6百人。毛澤東到了井岡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見袁文才。毛澤東只帶了幾個人,以讓袁放心。袁先在會見地點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見毛澤東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邊叫人殺豬設宴款待毛澤東。他請毛澤東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談話。毛澤東說他來此只是過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義的隊伍。袁同意毛澤東先住下,糧油暫時由他管。毛澤東的隊伍稍事休息後去周圍的幾個縣打家劫舍,籌糧籌款。毛澤東就這樣把一隻腳插進了井岡山。

1928年2月18日,毛澤東的隊伍攻下了寧岡縣城。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指揮作戰,雖然只是在對面山上用望遠鏡觀看。3天後,毛澤東召開“萬人大會”慶功,大會高潮是處死被俘的縣長張開陽。據當時目擊者蘇蘭春描述說:“2月21日,在碧市洲上召開工農商學兵萬人大會,會場里打好了刺殺張開陽的3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樁,牽好繩,掛上標語,大家用梭鏢把張開陽捅死了……毛委員在會上講了話。”。

自從毛澤東來到井岡山,“萬人大會”成了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會上總有這類殺人場面。慶祝建立遂川縣紅色政權時,毛澤東給大會寫了副對聯,紅紙大字,貼在主席台兩旁的木柱上。一邊是“想當年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一邊是“看今日斬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澤東講話之後,“大劣紳”郭渭堅被“刀上加刀”地處死。

當眾行刑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並非毛澤東的首創。但毛澤東給這一殘忍的傳統之“錦”添上了現代的“花”,即組織大會看殺人,不去看不行。這樣有組織地使用恐怖是一幫土匪望塵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嚇住了,甘拜下風,讓毛澤東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澤東一到井岡山就派人去長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聯繫。毛澤東遠非像後來人們想像的那樣住在深山老林,與世隔絕。他的住地跟外界暢通,關係幾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時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關於“秋收起義”的報告,指定毛澤東到上海開會。毛澤東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絕不願意離開他的地盤,乾脆裝聾子。1927年11月14日,毛澤東被開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中央函告湖南省委:毛澤東“在政治上確犯了極嚴重的錯誤”,湖南省委應當“派一負責同志前去召集軍中同志大會討論並由大會改造黨的組織,在必要時,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主任黨代表”。碰巧的是,中央指示發出一星期後,湖南省委被國民黨一網打盡。直到1928年3月黨的第一位使者才進入井岡山,帶來了中央決定。但毛澤東對中央決議只傳達給幾個親信,黨的書記也派一個自己人去當,毛澤東本人當“師長”,掌權的還是他。

毛澤東和他的軍隊靠在四鄰的縣裡打家劫舍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澤東告訴隊伍說:群眾聽不懂“土豪”是什麼意思,我們就用“財東”或“有錢人”來代替。老井岡山戰士范樹德說,打土豪,“老話叫‘吊羊’、‘綁票’。”

為此毛澤東時時擔心自己的安危,開始逐步完善警衛措施。警衛從一百來人不斷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幾處房子,都從安全角度仔細挑選。房子的後面可以逃遁,或有個後窗,或在後牆有洞,有小路通向山裡。毛澤東在井岡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況緊急隨時可以撤進山裡;這是一幢美麗的八角樓,寬大的正屋屋頂像一座高聳的八角形的3層木頭寶塔,螺旋著旋上去,到頂尖是一叢採光的亮瓦。這個大宅子原屬於當地的醫生。另一處房子也是醫生的,叫“劉德盛藥店”,位於山下大鎮碧市。而毛澤東的司令部也在碧市,原是一所帶兩千平方公尺花園的書院,為方圓3縣的最高學府。樓上3面完全敞開,天地雲水一覽無餘,夏天學生在這裡乘涼。毛澤東所到之處,不僅學校關門,醫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徵用。毛澤東在井岡山住了15個月,進山只有3次,總共待了不到一個月。他未來的生活方式此時已初具輪廓,擁有眾多的僕人,或稱“勤雜人員”、“工作人員”。裏面有司務長、伙夫,有專燒水挑水的,有馬夫照管他的坐騎小黃馬,有專門送信的,還有一位被毛澤東授予“兩大任務”,一是買煙,一是收集書籍、報紙。

來井岡山不久,毛澤東有了新歡:他的第3任妻子賀子珍。那年賀子珍剛18歲,瓜子臉,杏仁眼,身材苗條。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縣,父親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廣有產業,父親本人捐過舉人,當過縣長,後來家道中落,開茶館生活。賀子珍原名“桂圓”,在一所由兩個芬蘭修女主持的教會學校讀書,可是討厭學校里“念不完的聖經,做不完的祈禱”,也不能忍受循規蹈矩的小城生活。北伐軍進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靜水,她迷上了那熱騰騰的氣氛,加入了共產黨,當啦啦隊歡迎北伐軍,在大庭廣眾下演講,才16歲就當上了縣婦女部長。蔣介石“清共”後,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開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監獄。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襲監獄把他救了出來。賀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岡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後來毛澤東來了,一眼看上了這個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毛澤東不會說當地方言。在長期轉戰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譯。1928年初,毛澤東跟賀子珍結婚了,而這時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帶着3個兒子卻在長沙為毛澤東坐牢。

1928年4月,毛澤東還在井岡山時,南昌起義的倖存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奔他來了。這支部隊頭年十月曆盡千辛萬苦到達南海岸,沒有看到任何蘇聯軍火,卻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41歲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職業軍人,曾在滇軍中官至旅長。36歲那年他到德國留學,在那裡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去蘇聯受軍訓。在一群二十來歲的紅色青年中,他算是長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氣又好,忠厚寬容,風度樸實無華,像士兵一樣腳蹬草鞋,身背竹笠,一塊兒吃飯、行軍、扛槍、背背包,打仗時總在前方,官兵們都愛戴他。毛澤東剛到井岡山時曾派人找過朱德,勸朱加入他的行列,被謝絕了。當時黨命令他在湘南組織暴動。暴動敗得一塌糊塗,大半是因為莫斯科的指示特別殘忍。當時的政策是:“殺盡階級的敵人,焚毀敵人的巢穴”;暴動的口號是:“燒!燒!燒!殺!殺!殺!”朱德的人也亂燒濫殺,把郴州、耒陽兩個縣城化為焦土。結果農民真的起來暴動了——反對暴動。根據當時的報告,在動員農民,焚盡湘粵大道五里內民房“群眾大會上”,到會的幾千武裝農民群眾聽到這項命令就在會場中反了,把郴縣負責人殺得精光。其他永興、耒陽的農民也動起來……後經調回前線的紅軍來鎮壓,才算把有形的反動隱藏下去。但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

國民黨軍隊一攻來,朱德的隊伍只好撤離,參加過殺人放火的農民和他們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攜幼跟着走。當年耒陽的農軍王紫峰迴憶道:“我當過赤衛隊長,鎮壓過反革命……只有堅決干到底,沒有別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動手把(自己的)房子燒了”,跟朱德走了。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斷這些農民的退路,“使他與豪紳資產階級無妥協餘地”,把他們逼上梁山。共產黨走,國民黨來,復仇報冤,玉石俱焚。這個時期燒殺最凶的地方是廣東海陸豐,號稱“小莫斯科”,還修了“紅場”。領袖彭湃把此地變成了可怕的屠場。彭湃這樣推祟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麼詳細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麼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彭湃的演講和政策充滿了這樣的語言:“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

但蘇聯人指導的奪權掌權均以失敗告終,毛澤東的井岡山幾乎是碩果僅存。毛澤東不狂熱,當部隊要燒天主教堂和豪華大宅時,他制止他們,說與其燒掉不如留起來自己享受;殺人當然要殺,但別殺得連自己也站不住腳。朱德上井岡山的時候,莫斯科已決定停止亂燒亂殺的政策。莫斯科說:“恐怖宜有系統”,這正跟毛澤東的所為不謀而合。毛澤東的精明使他重新獲得莫斯科的青睞。尤其是這時候,由於蘇聯使館的人在企圖奪權的“廣州起義”中被當場抓獲, 中共當局關閉了一系列蘇聯領事館,蘇聯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國活動的機會。……

上述,是“井岡山精神”基本由來和概況。

和毛澤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蔣介石1929年4月25日說,湖南共禍之所以這樣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一般青年,沒有認清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方法,也沒有認清共產革命是不是適合於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民族性,他們誤以為適合於俄國的共產革命,也可以適用於中國。他們誤認共產革命,可以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國民族的壓迫,思想上既有這種錯誤,所以行動就不免盲從。蔣介石說,俄國共產黨革命的動機起於階級爭鬥,起於恨,中國國民革命的動機是在求民族獨立,就是求人類和平,是起於愛。俄國人民因為受專制帝王的壓迫和大地主的剝削,人民對於統治階級充滿了憤怒和怨恨,共產黨利用人民的這種心理,遂鼓動所謂無產階級為本身的利益打例其餘各階級,所以他們的革命是由於恨。以愛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在革命的過程中,既不許肆行屠殺,在革命的成功後,就可以實現和平。以恨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不僅在革命的過程中,會發揮殘狠的行為,就是在革命成功後,社會也不能消滅仇視嫉惡的現象。

蔣介石說,蘇俄的共產革命是階級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蘇俄的共產革命在以所謂無產階級的利益為本位。在共產黨的眼中,除無產階級之外,沒有別的人民,除無產階級的利益之外,沒有別的社會利益。中國的國民革命則不然,國民革命是以全社會全民族為本位的,既不犧牲某一階級的利益,也不只圖某單一階級的利益;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無產階級的利益,只有全社會利益得到實現,才能增進全民族的福祉。蘇俄共產革命不外兩個方法: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奪取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階級為本位,他們的革命方法,當然就是階級鬥爭,他們把整個社會,劃分做許多對立的階級,他們以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所以階級的意識,如不明顯,他們要使之明顯,階級的衝突,如不激烈,他們要使之激烈。所以他們常奸淫擄掠殺人放火,使得社會混亂,民不聊生,然後可用威迫利誘的方法,奪取民眾來做他們的奴隸,徒唱高調,以最遠的將來的利益引誘民眾,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強迫民眾,聽其指揮。蔣介石說,蘇俄共產革命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既不願以卑污的手段對待別人,也不願別人以卑污的手段對待自己,所以殘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使,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讚許。而且以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中國目前的唯一目標,在打倒帝國主義。然而要打倒帝國主義,一定要國家具有統一的實力,因此必使社會秩序安定,生產事業發達,則國家的實力,才能形成。階級鬥爭和武裝暴動,足以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建設事業,乃是很明顯的事。……

用蔣介石當時的言論對照毛澤東的“井岡山精神”,人們就可以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當然,歷史上蔣介石的清黨,也是充滿殺戮和暴力的。不過可以理解的是,若現在的當政者面對遍地暴動,恐怕殺戮和暴力程度比蔣介石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某些當政者明知“井岡山精神”是暴力淵藪,卻還是大張旗鼓地鼓噪之,難道嫌如今的中國大陸民怨還不夠深重,要號召人民趕快行動起來將自己推翻掉?!或者是號召人民現在要象井岡山時期一樣去打土豪劣紳、“吊羊”“綁票”?!

記得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感慨萬千地說:日子好過了,艱苦奮鬥不要丟了,井岡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丟了。下山以後,毛澤東下定決心藉批判“海瑞罷官”向“走資派”奪權,隔年開始中國十年文革浩劫。所以,別忘了,“井岡山精神”與“文革精神”,又是血肉連體的精神。

當前大陸情勢,對於“井岡山精神”,各階層可說是各取所需,各有所用。也就是說,領導層有其“促三保”寄望,崇毛知識分子及一些民眾則想做為對抗現實社會不公的武器。在這一現實環境下,如果僅將其視為“聖經”,對全社會影響之大,終究會出大亂。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