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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老百姓」和大理論家陳伯達

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不會不知道中央文革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對於陳伯達其人,作為一名普普通通的文革親歷者和觀光者,最初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只要講話,總要把“我是一個小小的老百姓”掛在嘴上。當時聽了總覺得怪怪的,再聯繫到他講話時那種不清不楚嘟嘟囔囔的聲調,讓人感到此人似乎有些卑微和窩囊,不由地會想到契科夫的《小公務員之死》中的切爾維亞科夫。這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和大理論家的身份太不相稱,和他的文章的氣勢反差太大了!或許他是想以此顯示自己親民,顯示無產階級革命化,但這也未免有些做作,甚至讓人感到有些虛偽。

但陳伯達身上確實有些小公務員切爾維亞科夫的味道,老實謹慎得有些卑微,膽小怕事得有些窩囊,特別是在毛偉人和女皇江青面前。比如,他以“跟准”毛澤東為“準則”。他最關心的是摸毛澤東的動態,以步步緊跟。毛的一句話,一個主意,一個動作,都很注意。他總是在揣摩毛的心思,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圍着毛澤東轉。作為秘書,他為毛澤東起草文件,在定稿之後,他往往要把自己寫的手稿撕掉,以免將來萬一被毛澤東看見,惹事生非。因為有些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文章,初稿常常是由陳完成的。文革期間,由於陶鑄被打倒一事,毛澤東突然向陳大發脾氣:“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你和我相處這麼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毛還說,要陳和江青做檢討。本來,打倒陶鑄,完全是毛的旨意,陳和江青只是奉旨行事,毛現在就此事批陳,無非是想讓陳背黑鍋,自己做好人而已。誰知陳伯達聽了,很緊張,想自殺,而且還為自己找到了根據:“我查了書,拉法格(馬克思的女婿)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王力勸他還是寫檢討為好,而此時的大理論家陳伯達竟然緊張到連檢討也寫不了,最後只好由他口授,王力捉刀。在江青面前,陳伯達也是一個受氣包。江青當面罵他是“劉盆子”(諷刺他這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是傀儡),嘲笑他是“黎元洪”。文革中,有一天陳中南海住處的牆壁上發現了幾個腳印,結果驚動了保衛部門,於是來了幾個公安把現場拍了照。消息隨後傳到了江青那裡。江一聽,大發脾氣:“中南海是什麼地方?你陳伯達拍什麼照片、查什麼腳印?你給我滾出中南海去!”結果,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只得忍氣吞聲地聽從他的那位常務副組長的調遣,“滾”出了中南海。

1968年有一段時間,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地點轉到了京西賓館。陳伯達因平時喝水較多,年紀大了又有尿頻的毛病,常去廁所。京西賓館會議室附近只有一個廁所,不分男女。一次,陳伯達剛上完廁所出來,正巧碰見江青。這時,江青見陳伯達從廁所裡邊出來,便氣憤地問陳伯達:“你怎麼上我的廁所?”陳伯達吃驚地看了一下門上的標記說:“這哪裡寫着是你的廁所?!”說完便不滿地走了。江青怒氣沖沖朝着陳伯達大聲地說:“今天你闖進我的廁所,明天你還要闖進我的卧室了!”從此,包括陳伯達在內,這個廁所就再也沒有人敢去了。

陳伯達不但在毛、江處受氣,就是文革小組的其他人,也都不把他放在眼裡。顧問康生罵他是“烏龍院院長”,關峰、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等也都聽命於江青,不時向其發難。

但陳伯達自稱“小小老百姓”,又不全是作秀。他也確實不把自己當“首長”,不搞特權,生活儉樸,也不擺臭架子。他不讓秘書和服務人員喊他“首長”,而讓他們稱其為“陳教員”。他的兒子陳曉農回憶說:“別人問我的父親是誰,我總是回答:‘陳教員’。這不僅是父親讓我這樣回答,當時大人們也經常這樣稱呼他,所以我當時真的以為他就叫‘陳教員’。”他到地方做調查,也不搞特殊。1991年初,一位已離休的老幹部對陳曉農談起陳伯達,說:“1958年底你父親來福建時,和我同到一個生產隊蹲點,天天吃地瓜,後來工作隊的人都吃不消了,犯胃酸。我還好,我是當地人,但後來也覺得頂不住了,可你父親仍是一聲不吭,天天吃地瓜。你父親通過與群眾同吃同住,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他嚴肅批評了脫離群眾的瞎指揮和浮誇風。後來我和葉飛說起此事,他說了一句:‘這樣和群眾同吃,很對,但是,也很難。’”更讓人想不到的是,作為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竟然在1965年高中畢業後放棄了報考大學,主動到內蒙下鄉當了老百姓。文革開始後,內蒙很亂,因為父親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老有人想拿他做文章,所以無法在內蒙繼續待下去,最後由陳伯達出面,通過當時河北省的負責人李雪峰,調到石家莊市的一家工廠當工人。陳曉農記得,父親帶他去見李雪峰時,曾當著自己的面說:“絕對不能讓他當幹部。讓他當工人,從學徒學起。”陳曉農果然化名當了學徒工,直到1970年10月滿師後,才轉為正式工人。而此時,陳伯達已經被隔離審查。這些,恐怕是只會做秀的人做不出來的。

在出身平民家庭的子女看來,文革中陳伯達做的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批判“血統論”。“血統論”風行於文革初期。1966年7月底,北京航空學院附中紅衛兵貼出了一副名為“鬼見愁”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為“基本如此”。此聯一出,立即引起“轟動效應”,特別是受到高幹、軍乾子女的狂熱支持,伴隨而來的是“紅色恐怖”。而且還出現了“鬼見愁之歌”,歌詞就是這幅對聯,只是在“老子反動兒混蛋”之後加上了一句“滾滾滾,滾他媽的蛋”。消息很快傳進“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耳朵,陳當即作出反應,於對聯貼出的第四天凌晨,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見對對聯持相反意見的兩派紅衛兵,明確表示,這幅對聯“不全面”。他批判了“血統論”,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實際上是封建社會所宣揚的“龍生龍,鳳生風,老鼠生子打地洞”的翻版,並把對聯修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改為“理應如此”。

關於“血統論”風行的政治背景,陳伯達後來的說法是這樣的:中央通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不過12天的光景,有一個大學的“文革籌委會委員”就跳出來,發表了同中央16條決定相對抗的一篇講話,印發得很廣。有人對中央的決定沒有任何興趣,但是,對那一篇同中央決定相對抗的講話卻視為至寶,為之翻印、廣播,忙得不亦樂乎。還有一位所謂高幹子女直截了當地宣稱,那個講話“特別適合我們的情況,對我們有利。”“我們高幹子弟要掌權。”陳伯達提到的“那個講話”,就是文革初期為所謂“紅五類”,特別是高幹、軍乾子女瘋狂吹捧的《譚力夫講話》。譚力夫何許人也?他是當時北京工業大學三年級學生。其父為當時已去世的前副檢察長譚正文。《譚力夫講話》集中宣揚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他說:“對黑七類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他背叛了家庭,然後才可能團結。”“我反正權力還在手,我就敢罵人。罵完了,我挺着肚子,像無產階級的樣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樣,不能給無產階級丟臉”。譚的講話也道出了一些高幹子女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某些直覺:“看着共產黨的幹部犯了錯誤,你高興什麼?他媽的!”

陳伯達對“血統論”的批判是嚴厲的,也是發自內心的。特別是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更是把這個問題提到理論的高度,並將其與“反動”聯繫起來:“各地流行着一種所謂‘自來紅’的謬論……製造這種謬論的人,利用一部分年青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蠱惑一批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的歷史唯心主義,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根本對立的。”“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麼‘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麼要在學生中劃分什麼‘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麼‘黑幾類’的觀點……我們勸青年們不要接受這種血統論的錯誤觀點。”

陳伯達的講話,等於讓非“紅五類”,特別是“黑五類”出身的學生聽到了特赦令,使之從長期不得喘息的壓力下,突然得到了心理解放。文革以來第一次,他們可以“合法”地,理直氣壯地對血統論說“不”。而隨着運動的深入,許多血統論的鼓吹者自己也很快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從此,血統論聲名狼藉,再也找不到市場。即使近半個世紀之後,它的當代變種——“紅二代”們雖然試圖重演當年“聯動”的故事,但也難以得到社會的回應,最終也只能再一次成為歷史的笑柄。弔詭的是,就在陳伯達批判血統論的講話發表不久,另一篇批判血統論的力作《出身論》問世,但其命運卻絕然相反。《出身論》的作者是北京24中學的學生遇羅克,文章一問世,結果竟然受到公安部門追查。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稱《出身論》是“反動文章”,遇羅克隨之被以“惡毒攻擊”的罪名逮捕入獄,並經“高層人物親自指示”,於1970年遭處決。直到1980年,該案才得以平反。但不管怎麼說,陳當年對血統論的批判,還是有勇氣的,也是有進步意義的,所以理應得到歷史的肯定和尊重。

陳伯達對血統論的批判,反映了他的懦弱謹慎性格掩蓋下的另一面,即書生的倔強和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一面。當時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無人敢說“不”字,即使異議者一般也只是說這個對聯“講階級路線過了頭”、“過分了”、“過左了”,沒有人把它和“反動”一詞相聯繫。對“紅五類”、“黑五類”等說法也是這樣。有些領導人對“黑五類”的說法表示過質疑,但是沒有反對“紅五類”的說法。而陳伯達卻獨樹己見地將其稱之為“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全然不顧這樣做會觸犯既得利益集團的“眾怒”,這在當時的確是不容易的。

縱觀陳伯達的政治人生,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軌跡,即:什麼時候當他能夠從做人的良知出發,能夠“以人民利益為重”獨立思考時,往往就能夠提出正確的見解,作出正確的選擇;反之,當他愚忠盲從,步步緊跟偉大領袖不動搖時,往往就會出問題。前者如,由他提出,並寫入中共八大閉幕會議上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決議中的國內主要矛盾的論述:“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當然,不久,毛澤東便對此提出異議,八大路線從此被冷凍。另如,1959年的“嚴重右傾”,1965年提出“電子中心論”,九大時提出“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企圖扭轉文革路線,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提出的“電子中心論”和被批為對抗九大路線的“唯生產力論”。

1965年,文革已經進入醞釀階段,領袖的替身江青已到了上海,正在和張春橋、姚文元秘密炮製引爆文革的重型炮彈《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匪夷所思的是,左派首席大理論家陳伯達對此竟然毫不知曉,此時的他正在北京、天津參觀工廠、科研機構,醞釀提出新理論——發展國民經濟,搞四個現代化,要以電子工業為中心。這個被稱為“電子中心論”的新理論,是兼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陳伯達在科學院發表的講話中提出的:

最近日本人提出,要“把發展電子技術作為國家方案”;東德提出,電子元件工業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中心”,要將電子工業“作為主導工業部門之一來發展”。日本人的企圖是什麼?東德的提法對不對?……大家可以討論討論,抓電子化能不能促進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抓電子學、電子技術、電子工業,在各方面會引起什麼連鎖反應?……我們要“趕上”和“超過”,就不能沿着舊的路子,只從後面按部就班地追,這永遠也趕不上。我們是無產階級革命者,要敢於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最新的成果,打破老常規,跳躍趕上去。

如果不是白紙黑字,誰也不會想到,左派大理論家陳伯達會在那樣一個政治敏感時期提出這樣一個背離階級鬥爭的新理論!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新理論,在當時自然得不到關注;直到1970年,當他在廬山會議上出事以後,才作為他的錯誤之一進入了人們的視線,並被批判為“在政治上是極端反動的,在理論上是十分荒謬的,在實踐上是非常有害的”。而這樣一個新理論,即使放到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80年代的語境中,都不失其前瞻性。但是,當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早已證明了它的真理性時,陳伯達卻依然是罪犯,他的這一功績自然也就依然得不到承認。對此,人們不能不為之嘆息。

在一般人看來,作為左派大理論家的陳伯達與自然科學是不沾邊的,但他的“電子中心論”讓我們對他有了新的認識。而陳曉農的說法更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個陳伯達:“父親是個社會科學工作者,但他內心裏對自然科學更重視。他年輕時沒有學過高等數學,這增加了他學習自然科學的困難,但他有自己的學習了解自然科學的方法。家裡一套大部頭的《湯姆遜百科全書》和《蘇聯大百科辭典》,他經常翻閱。他偏愛生物學,認真讀過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達爾文環球航行日記》。他仔細閱讀科學發展史和一些著名科學家的傳記,瀏覽各種科學雜誌,注意物理學、化學和工業新技術的最新進展,經常和一些科學家交談,虛心聽取他們對發展科學技術的意見。他60年代初提出‘電子中心論’,就是在天津和一位從日本回國的專家進行深入交談的結果。父親說:那位從日本回國的專家說,日本在戰後,開始經濟很困難,很多人因沒有布,連衣服都是穿報紙做的,可後來就是抓了電子技術,經濟很快就上去了。日本發展電子技術是由國家立法的。父親常感嘆中國科技的落後,希望國家能吸收各國的好經驗,開闢自己獨創的發展道路,儘快把科學技術搞上去。”

陳伯達又一次一反常態固執己見的大膽表現,是他在自己起草的強調生產的九大報告稿被否定以後,針對毛澤東認可的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報告稿,當中央會議上無人提出異議時,卻不懼觸犯逆鱗,坦陳己見:“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象伯恩斯坦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張春橋惱羞成怒地嚷道:“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兩人在會上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陳曉農回憶說,“當時,儘管也有人在心裏對張、姚的稿子不滿,但沒有人出來說話。父親卻無所顧忌地對張、姚進行了嚴厲的批駁,擊中了張、姚觀點的要害,這大大出乎江、康、張、姚等人的意料,他們勢必要尋機對父親進行報復。記得1969年國慶節我回家時,父親在與我談話時說道:一個人要經受挫折、經受磨折才會有用。我現在也還在受挫折。當時我以為他只是在鼓勵我不要害怕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挫折,沒有想到他在中央因在路線問題上反了潮流,而的確正在經受挫折、經受磨折。遺憾的是,這些重要的歷史事實,現在官方的史書都隱沒了。”

陳伯達由於愚忠盲從,步步緊跟而出問題,甚至犯罪的例子也很多,如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發佈的關於陳的判決書中所列舉的主要罪行,以及1959年高調批判彭德懷,文革初期打倒陶鑄,等等,大都屬於這種情況。當然,這樣講並不是為陳推卸個人應負的責任——“愚忠盲從,步步緊跟”本身就有個人責任。

陳伯達從1939年開始給毛澤東當秘書,到1970年倒台,時間長達31年。這期間,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秀才班子中,陳一直處在中心地位。陳伯達能夠贏得這樣的地位,主要靠的是個人的能力和水平。陳20歲時以文言寫過一篇題為《原意志》的政論,表現出的天賦和學力即非常人所能及。其文氣勢磅礴,讓人折服:“意志者,吾人人格之表現,精神之所依寄也;正義所在,僅知堅持,不問力之強弱,見識所至,僅知必行,不計事之成敗,吾行吾素,於人無與,有史以來,若伯夷寧餓死首陽,而不食周粟,孔孟寧被人目為迂腐,而終說仁義,陶淵明寧賦歸去來辭,而不為五斗米折腰,方孝孺寧夷十族,而終不草詔——此其人之舉動,不啻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海可枯,而志不可奪,山可移,而志不可變,錢塘江潮,不及其壯,昆崙山峰,不及其高——嗚呼,斯真所謂稟天地之正氣,不愧為宇宙間之‘偉人’也已!”之後,他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後在北平致力於文化工作。在大學當過教授,講授先秦諸子百家,並發起“新啟蒙運動”。1939年到延安,漸漸進入高層視線,並為毛澤東所賞識。

在有毛一代高層秀才中,陳伯達和胡喬木、田家英等基本上處在一個層次上。三人在學養、文化素養、理論水平以及文才方面,雖各有優長,但胡喬木、田家英在個人著述方面卻遠遜於陳。陳所著長篇政論《竊國大盜袁世凱》、《評〈中國之命運〉》、《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等,都轟動一時,非胡、田所能為之,雖然這些東西皆為宣傳品,沒有什麼學術價值。胡、田二人能夠進入毛的視野,也是陳的推薦,而且陳為學者出身,所以無論是在黨內的地位還是黨內外的影響力,胡、田二人都應居於陳之下。至於陳、胡、田等之外的鄧力群之流,根本就不入流。年輕的一代,像王力、關峰、戚本禹等人,雖然文筆皆屬上乘,但與陳、胡、田等人相比,在學養和全面的文化素養以及才藝方面都差了一個等級,至於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雖然為毛所看重,為江青所依靠,但較之陳伯達這個大秀才,根本就沒有可比性。這樣一個大理論家大秀才,本來在黨內秀才中應當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但事實上,就像前面說的那樣,他卻是一個受氣包。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固然有政治方面的,但陳伯達性格的懦弱也是一個重要方面。陳曉農回憶說,我母親(指陳伯達的第二任夫人余文菲)親口對我說過:“你爸爸是個老實精。”叔宴媽媽(指陳的第三任夫人劉叔宴)也說過:“你爸爸性格太懦弱。”

陳的性格的軟弱與他出身的家庭有關。陳伯達說:“有人說我出生於一個號稱‘四代書香’的家庭。其實,是一個破落的窮秀才之家。”說陳家“四代書香”,並非虛言。陳的曾祖父陳金城為清朝舉人,精於文史哲,與林則徐、陳化成等名人過從甚密;其祖父也是舉人,曾為福建惠安縣文峰書院山長(院長)。只是到了其父陳其潛時,陳家才敗落,一家靠陳其潛當私塾先生維持生計。陳伯達8歲時,父親去世。陳母為文盲,但生性具有惠安女人的堅忍與倔強,丈夫去世後,獨立將子女撫養成人,後因家庭原因上吊自殺。所以陳伯達認為,自己“既有父親書生懦弱的性格,又有母親農村婦女的倔強性格”。只是,懦弱老實的一面在陳身上更為突出,特別是經過黨性改造“馴服工具”化以後。人善人欺,馬善人騎,陳不但老實懦弱,且其貌不揚,拙於言辭,又不善社交,所以在弱肉強食的中國政治生態下被人小瞧就毫不奇怪了。

陳的老實懦弱不但被人看輕,而且壓抑和窒息了其思想和學術潛力。以陳的天賦和後天的學養,即使在政治上落敗以後,如果能夠幡然覺醒,重回“新啟蒙運動”,在學術上也會有重大建樹。可惜,曾經植入他心靈深處的五四新思想的種子沒有復活,所以也就始終沒有覺悟。他也認罪,而且誠惶誠恐老老實實地伏罪。不管在法庭上,還是出獄之後,都時刻不忘“我的罪惡是重大的”。但一直到去世,他也沒有真正明白自己究竟錯在哪裡,自己的真正罪惡在哪裡,以及自己的價值在哪裡。所以,出獄之後也就只能小心翼翼地寫出《求知難》、《〈石頭記〉里的一樁公案》一類的不咸不淡,沒有多少分量的雜感、隨筆。胡耀邦在看了陳伯達出獄後寫的文稿之後曾經指出:“陳伯達不要老寫讀書筆記了,可以就中國近代歷史中一些重大的問題寫寫可以對後代起教育作用的東西。”應當說胡耀邦是了解陳伯達和懂得他的價值的,可惜,陳自己不懂。

他一直到死都沒有找回自己的靈魂。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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