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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毛遠甚彭德懷 廬山會議另一封萬言書

彭德懷的意見書,前半部分用大量篇幅肯定大躍進的成績,讚揚人民公社的成果;後半部分給大躍進提意見,也是用詞委婉,鋒芒收斂。彭德懷可能是考慮到毛澤東的接受程度,所以字斟句酌,留有餘地。而李雲仲的意見書,根本就沒有提到大躍進的成績,對人民公社絲毫沒有讚揚的意思。佢的信中,滿篇都是缺點、錯誤,都是盲目蠻幹,胡亂折騰,亂象紛生,得不償失,「幾乎否定了一切」。而且指出其性質是「左傾冒險主義」,根源是「主觀主義思想作風」。

廬山會議

李雲仲,原名盧錦章,1925年出生於黑龍江,高級經濟師,曾任東北局財委科長,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秘書,國家計委主任秘書,國家計委基本建設投資局副局長,東北協作區辦公廳綜合組組長。後又任黑龍江財委秘書長,汽車工業公司黨委書記兼經理,電子工業廳廳長,《東北經濟報》報社社長,《中國東北經濟》雜誌主編。1993年離休。

1959年6月,原國家計委幹部、時任東北協作區綜合組組長的李雲仲,就大躍進的種種亂象和弊端,給最高領袖毛澤東寫了一封信,6月9日就直接寄給毛澤東。毛將這封信帶到了廬山。7月26日,也就是毛澤東發表痛批彭德懷的“7·23講話”3天以後,批發了《李雲仲的意見書》,附上自己寫的近3000字的批示,題為“對於一封信的評論”。

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實際上是7月23日講話的繼續,目的是為了推動批判“右傾思潮”,強化和突出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重要性。毛澤東批示講:

“李雲仲認為,從1958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講,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和機會主義錯誤。而其根源則是喺1957年整風反右鬥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佢幾乎否定一切,佢認為幾千萬人上陣大鍊鋼鐵,損失極大,而毫無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對基本建設極為悲觀。對農業佢提到水利,認為黨的‘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錯誤是由大辦水利引起的,佢對前冬去春幾億農民喺黨的領導下大辦水利,沒有好評。佢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有些地方簡直是‘有失無得’論。”

毛澤東引用李雲仲的啲尖刻犀利的語言,是為了讓會議批判和否定李雲仲的“右傾”觀點,給人們樹起一個批判的“靶子”。然而現喺看來,李雲仲批評黨喺1957年反右整風時沒有反左,導致喺大躍進中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完全正確,非常恰當,一針見血指出了大躍進問題的根源。這種率直而大膽的批評,令所有的中高級幹部、甚至是那些勇敢糾左的領導幹部也望塵莫及,自嘆不如。李銳先生就講,李雲仲這種一般中級幹部,敢於上書毛澤東,直言不諱指責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恐驚是獨一無二的;連佢們這些一貫反左的幹部,喺會外閑談也不敢這樣露骨地直講。

李雲仲喺信中講:“問題可能是從大搞水利建設開始的。呢度提出兩年水利化,嗰度就提出一年,甚至幾個月水利化。其實當時很多人都知道這是做不到的,但許多地方大量的水利工程,既無勘察設計,又無設備資料的情況下,就大規模施工了,結果有許多工程建成後毫無效果,或成為半成品;但是耗費掉大量的勞力和器材。這種工程我看過很多。”這種講法得到了時任水電部副部長李銳的認同。

這就講明,大躍進中的浮誇風、強迫命令瞎指揮,喺1957年就開始了。當年的反右整風,將無數的敢講真話的有識之士統統打掉,餘下的人便噤若寒蟬,於是反對右傾、破除迷信、盲目蠻幹、急躁冒進的狂潮便冒了出來,一系列脫離實際、違背人心的活動便轟轟烈烈地開始了。李雲仲喺信中講:“1958年元旦,我去過灤縣扒齒港,親眼看到該縣為了要修一條100多里長的大灌區,既未經勘察設計,又未經群眾討論,要挖掉即將收割的1萬多畝小麥。我去揾縣委負責人談,也未能制止住。結果這條耗費無數人力財力的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後來又參加了‘苦幹10天’的大會,要求10天內養豬增加一倍,掃除文盲,破除四害,鋤完大田等等,對於這些荒唐的要求,竟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意見,反而都去應承這些根本無法實現的任務。”

乜嘢叫瞎胡鬧、亂折騰?李雲仲的信中列出了灤縣的典型實例就是明證。點解大躍進會變成“大躍退”?點解農民們辛辛苦苦大幹苦幹,到頭來會造成大饑荒?看了灤縣的干法就知道所以然了。當然這還唔係正式的“大躍進”,正式的大躍進的高潮還喺後面。接着李雲仲的矛頭直指大躍進“高潮”的危害性:

“大搞土法鍊鋼的運動,這是一條失敗的經驗。國家經濟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幾千萬人拋開一切,苦幹了幾個月,上億噸的礦石,上億噸的煤炭,上百萬噸的鋼鐵材料,上百億度的電力,幾億噸的運力……,都白白消耗喺沒有效果的‘生產’上了,得到的卻是毫無使用價值的土鐵,這是對國家元氣的最大消耗。”

北戴河會議發動的全民大鍊鋼鐵運動,人人皆知其害,人人斥其荒唐,但卻很少有人敢提意見。李雲仲竟然當著毛澤東的面,有理有據、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大鍊鋼鐵的危害性,比彭德懷的“有失有得”要嚴厲得多,尖刻得多!

關於公社化的弊端,李雲仲喺信中講:“各地勞動力和各種資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過金縣郊區的一個生產隊,呢度共有300多戶人哋,去年年初有豬300多口,但今年只剩下9口,雞鴨去年幾乎殺光了。”

李雲仲可能是工業幹部出身,農業問題可能了解得不多,對於廣大農村被共產風、浮誇風、食堂化折騰得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大鍋飯難以為繼的凄慘狀況可能缺乏感性認識。但就佢了解的金縣一個生產隊的落後狀況,也讓人觸目驚心。

提起工業問題,作者胸中如開閘江河,汩汩滔滔:“喺基本建設上,1958年全國已施工的限額以上的項目達1900個,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兩倍,幾乎所有省市都要安排喺幾年內建成一個工業體系,現喺由於財力跟不上,繼續施工的只有幾百個了。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固定資產動用係數連50%也不到(即100元投資,能動用的不到50元)。上百億投資,上百萬噸鋼材,幾百萬噸水泥、木材……被白白拋喺幾千個工地上,長期不能發揮效益。看到這種損失確實很痛心。這種情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然後信中講道,由於到處“大辦”,都有翻番,只得大量“招兵買馬”,去年增加2100萬職工。結果不僅農民、漁民,甚至售貨員、理髮員、手工業者也都轉為工人,購買力提高了,但消費資料遠未跟上去,各行各業都受到了損失。

這段對大躍進工業問題的揭露,可謂一針見血,擊中要害,和彭德懷所講的“工業盲目上馬,造成工農業比例嚴重失調,影響工農關係”的講法如出一轍,但李雲仲講的更為具體,更為嚴重。二人的眼光完全一致,完全符合實際:當時被毛澤東斥為“右傾”,但一年幾後,黨中央不得不作大幅度調整,工業大量下馬,2000多萬城鎮職工下放到農村,就是鮮活的證明。

點解這種脫離實際的左傾狂潮會泛濫成災?李雲仲認為是主觀主義思想作祟,因此佢建議“喺各級幹部中進行反對主觀主義的思想作風教育,教育全體黨員堅持黨的原則,加強黨性鍛煉”。李銳先生認為此言是“切中時病的藥方”,因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一系列講話,大都是主觀主義、左傾冒險主義的產物。

李雲仲喺信中直擊問題的根源:“點解主觀主義可以有時喺啲領域能暢通無阻?我覺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喺黨內造成一種堅持原則的氣氛,喺有些場合下,以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為特徵的迎合情緒十分濃厚。這種迎合情緒絕不能與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相提並論。這是主觀主義也就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潮能夠滋長的思想根源。”

這段話一語中的,入木三分,深刻揭露了大躍進一系列荒唐鬧劇能夠強力推行、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毛澤東讀到呢度如果能出一身冷汗,霍然醒悟,大力糾左,那中國的面貌何以會出現凄慘的景象啊!

佢接着談到佢喺計委工作時的情形:“我喺局務會議上幾次提出,計委一定要管限額以上的項目,這些項目的設計任務書必須經過審查,否則要造成嚴重後果。這個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既無人向計委領導反映,也無人認真研究這些對國家有決定意義的情況和問題,你提你的意見,我應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會議提出清查時,先至感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廠房、房架、柱子已經立起來了,幾十億的投資、幾百萬噸的建築材料、大量的勞動力,已經被佔用喺不能發揮效果的‘工程’上了。幾年來的經驗證明,基建項目、規模的安排合理與否,往往對整個國民經濟起決定性的作用。基建戰線過長對當前緊張狀況來講,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再比如大鍊鋼鐵,我回來時對一位負責同志小心翼翼講了幾次,礦石、焦炭、煤消耗咁多,成本這樣高,煉出來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鐵,可不能這樣搞!這喺當時大家都知道。但這位同志卻和我講,事實上當時很多人也這樣講:‘這不能算經濟賬。’我實喺想不通:點解不能算經濟賬?難道社會主義唔係要發展生產力?又點解不叫人哋提意見?”

李雲仲喺呢度講起大鍊鋼鐵的浪費,只談到礦石、焦炭、煤等的消耗,其實最大的消耗不在於此。9000萬人胡亂折騰幾個月,耽誤了農時,把無數的糧食拋撒於地,造成了全國的饑荒;更主要的是把全國的林木幾乎砍伐殆盡,森林資源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壞,促使全國各地的“自然災害”頻繁發生,更大的饑荒便不期而至。給國民經濟造成如此嚴重的困難,還不能算“經濟賬”,那就要算“政治賬”。那麼,拼死拼活完成了1070萬噸鋼鐵,中國人民喺政治上獲得了乜嘢“利益”呢?不僅當時的六億國人看不到,幾十年後的十幾億國人也看不到,只看到國家補貼了50個億,煉出了無數的廢渣,給國家帶來沉重災難,和英國的距離越來越大,讓外國人一直嘲笑——這是乜嘢樣的“政治賬”啊!

關於1959年的計劃,李雲仲講:“我從一開始就參加了這項工作,一直感到問題很大。雖然喺多次會議上,向很多能接觸到的領導同志提出意見,也整理過啲資料來講明計劃中的問題,但是邊個也不願向上面提。今年年初,喺整理一個資料時,我又堅持把計劃問題提出來,卻又受到領導的嚴厲申斥,甚至提出了‘組織性、紀律性’的問題。為此我長時間難過極了。這位申斥過我的領導也明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後來向人講,‘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紅塵。’”

李雲仲似乎不理解當時許多高層領導同志的為難處,喺信中講:“明明是重大的原則問題,卻要大家‘看破紅塵’,這是乜嘢樣的人生觀?我回到宿舍以後老是想來想去,共產黨員對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能採取這種態度?這些人是把黨的事業放喺前面,還是把個人得失放喺前面?黨的一部分事業,由這樣的領導來管理,是適當的嗎?”

這段話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大躍進中的浮誇風、共產風、高指標、瞎指揮等極左歪風屢禁不止,毛澤東不斷極左卻收效甚微,其原因就是我們的不少領導幹部“看破紅塵”。“看破紅塵”本意是看透世俗、玩世不恭的冇所谓,呢度卻是看透上級意圖,儘力迎合之意。哪管它洪水滔天、高樓垮塌、百姓死活,我只看上級的臉色行事,我只照中央文件辦事。這是對當時整個國家不良風氣的當頭棒喝,不知毛澤東看了是何心情!

李雲仲作為國家計委的計劃工作人員,最清楚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失調帶來的危害,“最危險的是那種會引起階級關係尖銳化的比例關係失調,因為這會造成全面緊張。工農業的比例關係,還有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就是屬於這一種。去年增加的2100萬工人,大部分來自農村,農村的骨幹勞力幾乎抽光了,連佢們的家屬恐有五六千萬人,由生產農產品一變而為消費農產品的人。這難道唔係一件天大的事情呀!”“關於計劃工作問題,幾年來是大家意見最多、也最不滿意的事情。今年這個多了,明年嗰個少了;今天變過來,聽日變過去;今天生產這種產品,聽日生產那種產品;今年這個項目施工,明年嗰個項目停工……總之是左右搖擺,進退維谷,真是‘進亦憂,退亦憂’。一位同志跟我講:‘今天很多問題,計劃部門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這話可能啲過分,但是作為綜合性的國民經濟計劃機關,未給中央當好‘參謀部’卻是事實。”

李雲仲喺呢度,以高度的責任感和專業知識,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和計劃工作存喺的問題,予以痛快淋漓的揭露。讓幾多身居高位的領導不禁汗顏。有些語言和觀點和彭德懷驚人的一致。毛澤東讀到呢度應當想想,彭德懷和李雲仲素昧平生,也無交往,二人的觀點和講法卻驚人一致,點解不考慮一下自身的問題,而非要指斥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發動進攻呢?

接着,李雲仲喺信中指出近年來計劃工作的三個主要問題:

1、全面了解和掌握情況,先至能做好綜合平衡,但實際上常常是喺各單位、部門間,年度、長遠間,以及材料、進度,主機、配套,以及基建項目間,顧此失彼,畸輕畸重,有數字無措施,有計劃缺檢查。

2、這不能簡單歸於無經驗,而是主觀主義思想作風嚴重,特別是1958、1959兩年,既缺乏全面性的調查研究,又很少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規劃;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經過多方面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討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具體搞經濟計劃工作人員和廠礦企業的意見,很少得到考慮;每次計劃方案,下面意見很多,也知道問題很大,但就是不採納,甚至無人聽取這些。向中央提出的所謂方案,往往是3000萬噸是積極的,是可以爭取完成的;2200、2000、1800萬噸也是積極的,可以爭取完成的。其實很多做具體工作的人都了解,這些數字沒有充分依據,漏洞百出……

3、喺大運動中,計劃工作不能正確堅持黨的原則,跟着人哋跑,時冷時熱。計劃機關喺一個部門、地區,對啲重大問題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必須從全面出發堅持原則,不能驚有爭論;事實上往往由於喺這方面站不穩而吃大虧。……長期計劃必須儘快編製,否則許多重大問題不能解決,如基本建設和重大項目建設規模問題,大型設備的生產安排問題,部門間的比例問題,工業布局和地區規劃問題,重大的技術政策問題等。

最後信里還談到樹立節約與樸實的風氣問題,批評近年豪華高級賓館、飯店建的太多,國慶幾大工程也有些過分。“今年各地用喺‘國慶工程’投資恐驚有八九億元之多,這可以建一個年產300萬噸的鋼鐵企業,或1600——1800萬平方米職工住宅。”還有,會議的伙食標準太高,請客送禮之風盛行,以及高級幹部的特殊待遇等,信中都提出了批評意見。

喺極左狂風甚烈的環境下,喺經歷了反右派、反右傾運動的反覆沉重打擊之後,大多數中高級幹部都噤若寒蟬,大都是“看破紅塵”,隨波逐流;即使發現了問題也是睜眼閉眼,置若罔聞。然而,小小的中層幹部李雲仲,竟然以大無畏的精神直接上書最高領袖毛澤東,痛陳大躍進的種種弊端和我們黨自身存喺的嚴重痼疾。佢和彭德懷一樣,站喺了政治的制高點,站喺了時代的最前列!假如我們的領袖看了李雲仲和彭德懷的意見,幡然悔悟,繼續糾左,大力糾左,中國人民就會避免幾多災難啊!

那麼毛澤東對李雲仲的信到底是何態度呢?

毛澤東喺對李雲仲信中的意見進行總結歸納之後,講道:“李雲仲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佢幾乎否定了一切。”這種“得不償失論”“有失無得論”,代表了當前的一股“右傾思潮”,應當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一樣,予以堅決批判。然而現喺看來,李雲仲的基本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佢否定的一切大都是大躍進客觀存喺的問題。

於是,李雲仲就成了“越衙上告”第一人(其實不盡然)。這就讓人搞不懂:彭德懷的意見書,前半部分用大量篇幅肯定大躍進的成績,讚揚人民公社的成果;後半部分給大躍進提意見,也是用詞委婉,鋒芒收斂。彭德懷可能是考慮到毛澤東的接受程度,所以字斟句酌,留有餘地。而李雲仲的意見書,根本就沒有提到大躍進的成績,對人民公社絲毫沒有讚揚的意思。佢的信中,滿篇都是缺點、錯誤,都是盲目蠻幹,胡亂折騰,亂象紛生,得不償失,“幾乎否定了一切”。而且指出其性質是“左傾冒險主義”,根源是“主觀主義思想作風”。將兩封“意見書”予以比較,佢的“意見”比彭德懷的“意見”厲害得多,嚴重得多,刺激得多!

李雲仲的後事如何呢?據李銳先生講,廬山會議後,佢照樣喺劫難逃!佢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勞動。“文化大革命”時,佢曾長期喺黑龍江一個煤礦井下勞動。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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