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以來，越是和平時期，死人越多。從1959年到1962年四年和平時期就讓4000萬中國人活活餓死。前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裴毅然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從五個方面分析產生這場人禍的原因。此篇着重講前兩大原因。
合作化製造懶漢、降低生產力
裴毅然教授認為，中共從1953年推行的農業合作化給大饑荒埋下了伏筆。所謂的合作化不僅沒有讓農民富足，反而在毛澤東想要證明自己「革命」的價值和意義中滋生懈怠刁賴的人，使得農業生產積極性大幅度下跌，只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和共產黨本身的歪斜邏輯，就是那樣，要公有制，再加上毛澤東想要鞏固其政治地位，所以不合理的合作化還是在往前走」。
不過，「農民憑直覺就認為合作化是走不通的」，還存在巨大危害。裴毅然教授在接受採訪時，講述了多種合作化的缺點。
「有一個生產大隊（沒合作化前）有生豬300多口，但是合作化以後只剩下9口，因為它不屬於自己的，誰都殺、搶、吃。全國的牲畜也銳減200萬頭之多。所以出現『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沒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沒人找』，整個農業生產被大破壞，全國遍佈懶漢。」
當時的合作社是由生產隊隊長安排每個人每天的勞動，個人的積極性激發不出來，又沒辦法合理安排自己的時間和勞動，只能變成像鄉諺所說的：「秋天分配來了平均主義，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幹部們沒有主意，老漢們聽了唉聲嘆氣；青年人是大不滿意，懶漢們是歡天喜地。」
裴毅然還舉到在魚米之鄉江浙的某個生產隊，一個壯漢一天的工作價值還不如一隻母雞，因為一天的工資只有3毛多，而一隻母雞下的一個雞蛋就值5毛。「在合作化中的勞動力，其身價完全被壓到無法想像的地步，嚴重挫傷了生產積極性最大的富裕中農。」據裴毅然估計，在1957年全國有一億以上的富裕中農積極性受到挫傷。雖然中共高層也知道一些消息，也有數據證明農村合作化後果嚴重，但是「毛澤東一定要往前走，這是沒有辦法，政治暴力就這樣干涉了農民，使得整個農村生產力被大大地破壞」。
半個多世紀前的1958年，中共毛澤東政權大搞「大躍進」、「三面紅旗」、全民大煉鋼鐵，導致在氣候正常、沒有戰爭、沒有瘟疫的年景中，卻有幾千萬中國人在這場人類歷史上的空前慘劇中被活活地餓死。（網絡圖片）
反右派打垮了理性過濾層，反右傾失去了糾錯機會
裴毅然表示，中共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打掉了150萬精英，把敢說話的知識分子群迫害下去了，「社會失去了理性過濾層，讓公開造假的大躍進得以肆虐橫行」，使得大饑荒前的虛謊蔓延。社會的脊樑——知識分子不再站出來說真話，大饑荒的真相也一再被掩蓋。
在反右派中，裴毅然舉了一個例子說，河北省省委有一個叫薛迅的女書記，因當時替農民叫苦，反對統購統銷，反對合作化，被毛澤東批評為「社會主義這一關過不去」後被撤職。
而1959年的反右傾源於當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真話（反對毛的大躍進），「毛澤東認為危急到他個人政治威望，一夜之間，決定把彭德懷摁下去，維護自己在黨內的威信」。這樣，僅有的糾正希望也破滅了，「承認（先前的）不夠左，還要繼續左」。
裴毅然說：「毛澤東糊塗啊，這個人真是個惡魔，為了自己的威望……當時連黨內排名老五的陳雲都不敢說話。什麼他為人民服務，都是他自己叫人民為他服務。沒辦法，那時中國在他手裏握着，現實就變成──共產黨、毛澤東是不能動的，而人民是可以死的。」
1960年陳毅到南方轉了一圈，回京也感嘆：「我在下面跑了幾個省，誰都不敢說老實話。」因為能認清點事情的人都被打下去了，剩下的就是互相吹牛。裴教授舉了一件1959年發生在甘肅的事情。
「在中央會議上，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對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張仲良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以支援。其實甘肅已經出現大饑荒了。被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時，甘肅另一個書記何承華說，『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
以至於當河南信陽出現餓死人時，地委書記路憲文指令各縣：「不准農民生火做飯、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安徽鳳陽縣規定，死人後的「四不准」：「一不准淺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