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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流張春橋文革期間竟如此選老婆

文革期間張春橋給徐景賢寫了封信,文中寫道「景賢同志: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講,我要的唔係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係想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係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橫掂講不定咩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講嘢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

張春橋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後,上海就盛傳:“徐景賢為張春橋揾了個老婆。”

聽講的人都感到奇怪:張春橋唔係早就有老婆了嗎?張春橋的老婆唔係叫文靜嗎?怎麼又給張春橋揾了個老婆呢?

喺各種場合,許多人向我打聽這件事的真相,可係我始終緘口不言,因為,當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當時我還沒有失去自由,我便把這件事的前後經過,向佢們作了詳細彙報。佢們三人聽了以後對我講,這件事情就到此為止,不必再對外講出具體的當事人了。人命關天,這類事情處理得不好會出人命案子的。我也覺得確實應該慎重對待,特別要對當事人負責,所以,我一直把這件事深深地藏喺自己的心裏。

廿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還關喺監獄裏,看到有一個作家為張春橋寫的一本傳記。佢當然不肯放棄這段頗有吸引力的情節,可係佢又打聽不到真實的情況,於是把啲道聽途講的東西寫了進去。佢寫道,張春橋不打算“與文靜離婚”,只係“需要一個伴”,“要年輕、漂亮、有文化、有政治頭腦”,“徐景賢畢竟頭腦靈活,派人喺上海醫學院物色對象,借口係給‘中央首長’挑選一名護士……‘對象’總算揾到了,照片,檔案送往北京,張春橋也滿意了。”這個作家把林彪,葉群為林立果“選美”的做法,移植到了張春橋身上,這實喺係一種很不嚴肅的寫作態度。可係,當時我正身處囹圄之中,無法出來澄清事實。

現喺,廿多年過去了,我覺得不應該把自己知道的啲東西帶進墳墓里去。我們不但要對歷史負責,而且要如實地寫出當時人們的心態,使後來的讀者進一步了解中國的政治和中國的社會。因此,我決定講出事實的真相。

妻子的歷史問題──張春橋的心病

張春橋確實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關係相當融洽,張春橋的妻子叫文靜,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世,年齡比張春橋大一歲,李淑芳係天津人,講一口門相當標準的普通話,她的父親,係天津大清銀行的職員,以後又擔任過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喺天津讀書的時候,就加入過CY(共產主義靑年團)抗日戰爭爆發後,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二年,她來到晉察冀解放區,進人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黨校學習,第二年,分配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擔任宣傳幹事。李淑芳(文靜)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張春橋略矮一點,她皮膚黝黑,剪着齊耳短髮,常戴一副淺黃色的玳瑁眼鏡,一直係個女學生的打扮。

李淑芳當時喜歡寫文章,而且寫得一手男子氣概的好字,她經常給《晉察冀日報》投稿,筆名係李岩、李若文。當時,張春橋也喺北嶽區黨委宣傳部工作,兩個人趣味相投,由相識而很快進人戀愛階段。此時,張春橋廿六歲,李淑芳廿七歲。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正當張春橋和李淑芳的戀愛進入到“白熱化”的時刻,日本侵略軍對晉察冀地區發動了大掃蕩。張春橋和分局宣傳部的工作人員一起,隱蔽到河北平山、阜平一帶的山溝里;至於當時已經調到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的李淑芳,卻喺一個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進村的日本侵略軍的手裡。

李淑芳被押到石家莊,關進了日本憲兵司令部。為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軍自首了,日軍為了利用已經投誠的女共產黨員,吸收李淑芳進宣傳班進行訓練,讓她對八路軍搞“心戰”。她的上級係日本憲兵中尉矢野。於是,李淑芳留喺石家莊日本憲兵特別警備隊,番號甲一四一七部隊,既撰寫宣傳品,又上日本廣播電台播音,還參加宣傳演出。她編寫了《棄暗投明》、《我們不再受騙》,《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宣傳文章和節目,污衊中國的抗日軍民,鼓吹“中日親善”,淪落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喉舌和鷹犬。

時隔不久,隨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駐石家莊的日軍紛紛潰逃,把李淑芳她們拋棄了。正喺阜平縣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和中斷了一年多聯繫的李淑芳,終於重新相會,張春橋安排李淑芳進了報社任編輯工作,從此,李淑芳正式改名為“文靜”,並向組織上隱瞞了重大歷史問題。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張春橋和文靜(改名為李淑芳)喺張家口結為夫妻。

文靜的這段歷史,很快就被黨組織掌握了,共產黨的組織原則係: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變節的人,而且,喺後來的審干,肅反等歷次政治運動中,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受到了反覆的審査,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而,張春橋的政治地位倒係節節上升,特別係隨軍進入上海以後,張春橋擔任過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軍代表、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市委常委、市委候補書記、文革前當上了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長期喺柯慶施的領導下工作,喺石家莊時期、柯就係張的老上級,解放以後,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張春橋寫的文章得到過毛澤東的賞識,所以柯慶施也對張刻意提攜。

解放以後,文靜一直鬱郁不得志,喺政治上被打入冷宮,她被安排喺康平路上海市委辦公廳內部,做做調研工作,編編演示文稿。文革以前,我喺市委工作時,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靜拋頭露面,就係喺黨員幹部大會上給大家宣讀中共中央文件:因為她的普通話講得比較標準。

六十年代初期,我喺宣傳部工作,當時新華社上海分社送來一份報告,建議任命文靜為上海分社的副社長。可係,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知道文靜有那段歷史,覺得這個任命要慎重對待,而且文靜又係張春橋的妻子,宣傳部不便表態,便把任命報告轉報給市委。結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靜仍舊當不了新華分社副社長。

長期以來,文靜的嚴重政治歷史問題,成了張春橋的一塊“心病”。

文革中文靜給張春橋帶來的麻煩

文革大潮興起,張春橋當上了中央文革細組副組長,又成為上海市的黨政第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上海市革命委員貪主任。文靜自持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處拋頭露面。照理講,像文靜這樣有政治歷史問題的老幹部,喺文革當中早就被宣布為叛徒,特務加以打倒了,可係因為有了張春橋這頂“保護傘”,沒有人敢來揪她。而且她自己也不思收斂,變得飛揚跋扈,目中無人。

文靜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裡沒有任何領導職務,可係她卻大搖大擺地出席市革委會領導成員(副市級)會議,發表意見;辦公室發給市級領導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來的市委書記、老幹部馬天水出來主持工作,有時還要向文靜請示商量。

文靜習慣於對別人指手劃腳,盛氣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電話給我,指責我“做出了連舊市委書記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咩事呢?無非係我的秘書細張經過我的同意,給住喺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家屬孩子們放了一場故事影片《海鷹》。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係她卻興師問罪,關鍵在於:當時張春橋去了北京,而我決定喺市委大院里放映這場電影,事先沒有向她這個“第一夫人”請示。

這種不符合組織原則的反常情況,持績了一年多時間,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廣大群眾掀起了“炮打張春橋”的浪潮,喺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里,出現了“張春橋的臭老婆文靜係大叛徒”的標語。與此同時,上海市革委會組織組的幾個負責人,對李淑芳心存懷疑,從幹部檔案箱中偷偷地調閱了文靜(李淑芳)的歷史檔案。

這些沉重的打擊使張春橋大為震驚,盛怒之下,佢批准一舉撤掉了組織組幾個負責人的職務,改組了領導班子。同時,還同意王少庸的建議,讓我帶了康平路市委辦公室的負責人,一起到外灘市革委會組織組的檔案庫里去,當場取出文靜等人的檔案材料,加以包紮,貼上封條,帶回康平路市委,交給當時主持自常工作的老幹部王少庸,讓佢緊鎖喺自己辦公室的鐵箱里。

可係,隨着“抓叛徒”運動的深人,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不斷外泄。有一天,《解放日報》社給我送來一份報告,講係原報社的一名老幹部隨意對別人議論,擴散了文靜的歷史閭題,我把這份報告當面交給張春橋過目,佢十分惱火,恨恨地講:“這個人很壞!”又有一次,外地專門派人到上海來外調,調査當地一名女幹部的歷史,講她供出了當年和李淑芳(文靜)一起叛變投敵的經過,當地來人要求揾文靜面談證實。我覺得此事很棘手,就單獨一個人到張春橋辦公室去,把這份外調材料給佢看了。張春橋面對這份材料,滿臉通紅,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額上沁出了幾顆汗珠,顯得十分狼狽。過了一會兒,佢悻悻地講—句:“不見了吧!”當面要我把外調材料退返去,拒絕讓文靜與外調人員見面。

這些接二連三的事件,終於使張春橋意識到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將會給佢招致極大的麻煩,佢開始對文靜採取制約的辦法,不讓她參加市裡的領導層會議,唔好她再管康平路辦公室的事,不許她拋頭露面,可係,文靜並不安分,她雖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後仍想插手,不斷施加影響。不過,這時王洪文,馬天水和我對文靜的問題,已經心中有數,對張春橋的態度也有所了解,所以我們便對文靜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方針。

張春橋終於下決心與文靜離婚

自從有人喺大字報和大標語中公開提出了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以後,張春橋對這件事變得十分敏感,一有機會,佢就要撇清自己和文靜的關係。

有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喺上海展贊館宴會廳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由張春橋主持,我坐喺佢的旁邊。為了表示發揚民主,允許各群眾組織的代里喺會下廣泛提名,由邊個,邊個擔任市革會委員的候選人,並將名單公開宣讀。有一個群眾組織的頭頭,為了巴結張春橋,可係又不知道“文靜”這個名字,就喺會上公開提出由“張春橋的夫人”當市革會委員候選人。

這下子馬屁拍喺馬腳上,張春橋當場聽了勃然大怒,佢聲色俱厲地痛罵起來:

“你這種人算咩造反派?我們共產黨從來就不搞夫貴妻榮!做了邊個的老婆就可以當委員,這完全係封建主義和國民黨的做法、哪像個無產階級革命派!”

一頓臭罵,把嗰个溜須拍馬的人罵得莫明其妙,尷尬萬分。但係,我卻十分明白:張春橋這種色厲內荏的微妙精神狀態,表明佢打算和文靜分道揚鑣了。

―九六九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張春橋當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文靜開始從上海的公眾場合消失。市裡喺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時,文靜也從不喺會場里露面,而係躲喺文化廣場後面的化妝室里,通過廣播喇叭聽査上的報告,我知道這係張春橋的關照和安排,所以也唔去邀請她進會場。

一九七○年夏天,喺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等人向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發動突然擊擊,首先拿張春橋開刀。一九七一年林彪倉皇出逃,自我爆炸以後,張春橋發現林彪喺上海的黨羽、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早就通過各種途徑捜集佢的材料;文靜的歷史問題當然係張春橋的政敵最感興趣的“突破口”之一,喺王維國設置的延安中路密點裏,就發現了文靜的材料,張春橋知道佢今後喺政治上的升遷,將無法繞開文靜這一個難題,因此佢開始下決心要脫開自己和文靜的關係。

—九七二年的秋天,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住喺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這也係佢喺文革期間最後一次回到上海,向此之後,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足足有四年時間,佢再也沒有回過上海;也就係喺這一次,佢和文靜作了最後的告別,然後後手。張春橋此後長期住喺北京釣魚台九號樓,文靜也從此搬出了上海興國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內的家裡。從夫妻感情來講,應該講佢們之間的關係係不錯的。文革期間,張春橋每次回到上海,總係住喺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呢度原來係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座別墅,前面有一個優雅的大花園。別墅的底層係張春橋的辦公室兼會客室,二樓係套間,外間裝着直通北京的保密電話,裡間便係張春橋夫婦的卧室,安着一張雙人席夢思大床,放着幾把沙發和軟椅等,別墅的三樓還有兩問卧室,係供客人來時使用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形勢比較動蕩的時候,張春橋和文靜留我喺嗰度住過幾天。

每逢張春橋回到上海,文靜就從康平路大院搬到興國路招待所去住。張春橋習慣於晚上工作,佢工作到咩時候,文靜就守候到咩時候;張春橋半夜總要吃宵夜,文靜就通知廚師做好,到時候由服務員端上來,由文靜陪着吃。張春橋善飲,文靜有的時候就打開酒瓶,陪張春橋喝上幾盅。文靜既會食烟,又能喝酒,煙癮很大,酒量也不細,這兩方面都和張春橋很契合。文靜和張春橋一共生了四個孩子,三女一男,不時還進行合家團聚,講講笑笑,氣氛十分融洽。據我觀察,文革初期的一個階段,張春橋和文靜之問的夫妻關係,可以用“感情甚篤”來形容。張春橋後來提出要和文靜離婚,可以講完全係出於政治原因。

一九七三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喺北京召開,林彪集團宣告破產,江青集團的地位上升。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我和馬天水、王秀珍等幾個上海市委書記到北京去參加“十大”預備會議,聽到毛澤東主席提名張春橋擔任“十大”的秘書長,我們就預感到張春橋的政治地位即將上升。果然,到了十屆一中全會上,張春橋從政治局委員晉陞為政治局常委,這預計着張春橋今後喺黨內,政府內將掌握更大的權力,可係,隨着張春橋喺政治上的重大升遷,文靜的那一塊歷史污跡,卻顯得更加見不得人。

正喺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使張春橋感到最最“觸心境”的事。

鄧穎超的來訪促進了張春橋的離婚行動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鄧穎超隨同周恩來到上海。周恩來喺上海期問,成日都和我們一起陪同外賓活動,而鄧穎超則利用晚上的時間走門串戶,專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幾戶上海領導人的家屬。她先去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家,又來到了我的家。

當時,張春橋的家就喺康平路大院里,緊挨着王少庸的家,可以講近喺咫尺,而且文靜也正喺家裡等候,但係,鄧穎超就係不上門,從王少庸家出來,她徑自登上停喺門口的汽車,直接駛回茂名南路五十八號住處……鄧穎超當然知道文靜歷史和為人,她不見文靜、表明了她的原則性。

鄧穎超來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消息,不脛而走,大院里的家屬們和工作人員們都奔走相告,可係,更加令人深思的係:鄧穎超看望了好幾戶人家,連老幹部王少庸的家都去了,可係為咩偏偏唔去張春橋的家?這個問題像一個無聲的炸雷,邊個都喺背後竊竊私議:鄧肯定不願意見到文靜。這就等於把文靜的歷史問題喺康平路大院里公開了。當然,大人們不便公開議論,只有不僅事的細孩子嘰嘰喳喳,問個不休。

鄧來訪以後的那幾天,康平路市委大院里不見了文靜的身影。本來,每天早晨,她肩上袴着一架半導體收音機,一邊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早新聞,一邊喺林蔭細道上悠閑地散步;現喺,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過了幾天,聽講文靜的心臟病發作,住進了華東醫院。

鄧穎超來訪的消息,當然也傳到了北京,傳進了張春橋的耳朵里。這對佢不啻係一個嚴重的警告。“十大”以後,張春橋喺中央取得了更大的權力:毛澤東喺任命鄧細平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同時,任命張春橋為總政治部主任;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確定鄧細平為排名第一位的副總理,而決定張春橋喺副總理中排名第二,僅次於鄧。

張春橋充分意識到自己喺政治上正處於關鍵時刻,今後佢將面臨尖鋭的鬥爭,要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決不能授人以柄。這次,鄧穎超到上海有意唔去看文靜,給佢發出了一個信號,促使佢下決心採取進一步的果斷行動:和文靜離婚!

過了一段時間,王洪文陪同外賓來上海訪問。送走外賓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揾到康平路,喺細禮堂樓下的貴賓室里閉門密談。

王洪文坐喺正中的沙發上,點上一支煙,向我們通報關於張春橋和文靜離婚的事。佢開門見山地講:“我這次來,專門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係春橋同志決定離婚了。這件事佢本來早就想解決的,因為中央不斷有事,所以拖了下來。最近,佢正式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靜嗰度,春橋同志自己會告訴的。”

聽到這個消息已經變成事實,我們都感到有些意外,馬天水首先嘟嘟嚷嚷地講:

“係咪有這個必要?”

王秀珍表示惋惜,因為她和文靜的關係很密切。我沉默了片刻,講了一句話:“我尊重春橋同志本人的意見。”

王洪文對我們幾個苦笑了一下,繼續講:“這件事已經定了,春橋同志的考慮係有道理的,咩原因你們也了解,我就不多講了。文靜曾經提出:離婚以後她從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暫時不必動了,文靜仍舊住喺康平路,呢度係她和孩子們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些。這個消息對外不必宣布,要考慮到影響。當然,春橋同志今後到上海不會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後孩子們要看佢,可以直接到北京去……”

就這樣,張春橋和文靜難婚的事,由王洪文向我們幾個作了正式宣布,因為保密,外界邊個也不知道這個消息。

自此以後,我也有意識地迴避和冷淡文靜,很少上門去看她,因為她不再係張春橋的妻子了;當然,偶爾喺市委大院里見了面,我對她還係客客氣氣的,只當不知道這件事。

一九七五年,姚文元舉家遷往北京,佢的妻子金英和二個孩子都從市委大院里搬走咗。王洪文調往中央以後,佢的妻子崔根娣和孩子們,每年都到北京探親。可係,這些年來,文靜卻從來沒有到北京去探過一次親,只有孩子們利用假期到北京去看望張春橋。佢們已經開始實踐分手時的諾言。

同時,張春橋的離婚,也為佢後來願望的實現,創造了條件。

張春橋向馬,徐,王提出要揾一個秘書

一九七六年,張春橋五十九歲。

佢最後一次回到上海係一九七二年,隨後係和文靜離婚,此後,佢再也沒有回過上海。我們也吃不準:這係咪佢自己的有意安排……

我和馬天水,王秀珍,曾經一再向張春橋發出邀請,希望佢能回上海睇吓。有一次,我們去北京,又一次重提此事,我講:“從一九七二年您回上海以後,有好幾年沒有返去了。真希望您到上海住一陣子。”王秀珍也講:“文元同志、洪文同志都到過上海了,春橋同志您咩時候去上海哪?”

聽了這些話,張春橋總係淡淡地笑笑,慢悠悠地講:“我也很想返去,再不返去,對上海的情況缺乏感性的了解,越來越沒有發言權了!可係,這級也確實忙,中央的事,國務院的事,再加上總政那一攤子,真係忙不過來……”

我諗想也確實係那麼一回事。特別係“批鄧”的那一陣子,張春橋真可謂無分晝夜、殫精竭慮,喺把鄧細平“拉下馬”的戰役中,佢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因此,我根本沒有覺察到:喺佢的內心深處,對自己今後的生活伴侶問題,已有所考慮。而且正萌動着一種充滿希望的慾望……

一九七六年二月廿五日,中央喺北京召開“批鄧”打招呼會議,華國鋒喺會上宣布:鄧細平執行的係“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對鄧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這樣,張春橋和我們都感到出了一口氣,會議結束以後,張春橋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揾到釣魚台九號樓二樓佢的住處,作了一次長談。

那次談話,主要談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係痛罵鄧細平,二係議論上海的人事安排,三係張春橋叮囑我們今後喺上海要注意的幾種傾向。談話快結束的時候,張春橋似乎很不經意地對我們講:“我呢度需要一個秘書,你們睇吓上海有沒有合適的人……”

這個問題提得有些突然。我們都知道,張春橋喺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書,長期喺佢身邊工作,北京係嚴秘書,上海係何秘書。我諗,大概係佢對北京的秘書不太滿意,所以想另外揾一個,我根本沒有朝女秘書這方面去想。

講到這個問題,有必要介紹一下上海的有關歷史情況和規定:長期以來,特別係從柯慶施主持上海工作以後,禁止領導幹部身邊用女秘書。因為,女秘書日日夜夜追隨喺首長身邊,相處的時間久了,關係密切,有的人便難免掌握不住自己。

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己就聽到過柯慶施針對某個女秘書大發雷霆。嗰个女秘書曾和某領導幹部有染,可係柯慶施不責備男性領導,卻全部諉過於女秘書,佢親自下達指示:“這個人係個腐蝕性人物,不能留喺市委機關工作!”嗰个女秘書從此被調離市委。

接着,根據柯慶施的指令,今後上海市委的各級領導幹部,從書記,常委到各部部長,一律不準用女秘書。柯么施講,這係為了保護領導幹部,佢自己身體力行,身邊沒有一個女秘書;張春橋係緊跟柯慶施的,當然也從來不用女秘書,文革期開,根據張春橋的規定,喺我們身邊全係淸一色的男秘書。

由於這樣的歷史背景,所以當張春橋喺釣魚台住處揾我們談話,提出要揾一個秘書的時候,我腦子裡第一個反應就係指男秘書,根本沒有女性這方面去想。

而且,那天張春橋係喺和我們談話快臨近結束的時候,突然提出這件事的,我們幾個都沒有精神準備,馬天水哼哼了兩聲,朝我睇吓,輕聲講:“老徐看,有咩合適的人嗎?”

王秀珍係分管組織工作的書記,她當然很想往張春橋身邊派人,可係,她淸楚地知道:中央領導對身邊的秘書要求很高,條件很嚴格,而且必須係善搖“筆杆子”的秀先至。她自己派不出這樣的人,所以她也沉默着不吭氣。

我沉思了一下,一時倒也想不起比較合適的人。前一段時用,王洪文調去北京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向我要一名秘書,替佢起草文件,撰寫講搞,翻閱資料等。王洪文指名要調市委寫作組的領導核心蕭木。蕭木係鐵路工人出身的知識分子,曾經擔任過《上海鐵道報》的編輯、《支部生活》的編委,佢不但會寫理論文章,而且會寫雜文、散文,報告文學和細講……有較深厚的理論修養,為人比較謹慎,隨和。像這樣的人到張春橋身邊工作倒係非常合適的,可進王洪文硬係點名把佢挖走咗,使我惋惜不止。此刻,再要揾一個像蕭木這樣的人給張春橋當秘書,難了……

張春橋看我們幾個都沒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講了。這時,我提議講:“這件事讓我返去和寫作組朱永嘉佢們商量下,提出幾個名單來,整理成書面材料,送給您睇吓再定吧!”張春橋表示同意,我們就告辭了。

那天,張春橋的心思只係露了一個頭,我們都沒有真正領會,而且,因為馬天水,王秀珍都喺場,佢不便再講落去;要係只有我一個人作場,也許佢就直截了當向我交底了,免得後來為這件事又繞一個大彎子。

回到上海,我立刻揾市革委會的常委,寫作組組長朱永嘉。因為我和佢都屬於張春橋的“嫡系”,我們一本正經地商量起給張春橋揾秘書的事。

朱永嘉同樣想當然地認為張春橋喺北京要調換秘書或增加秘書。佢起勁地排出一批名單:從市委寫作組下屬的文學組、哲學組、經濟組、自然辯證法組……中間,物色了條件比較相當的人選,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論修養和活動能力,都能拿得起“筆杆子”,而且都比較年輕,沒有家庭牽累,當然,淸一色的全係男性共產黨員。

最後,我和朱永嘉一起還定了其中的三個人,朱永嘉考慮得很周全,佢特別向我椎薦一名青年骨幹,既會寫文章,又會開汽車。朱永嘉不愧係研究歷史的,佢係最早跟着張春橋、姚文元寫批判文章的“羅思鼎”細組的組長,佢比我多一個心眼,佢講:“當了秘書跟着春橋同志出去,萬一有咩事,馬上可以頂上去當汽車駕駛員!”我笑着採納了佢的建議。

我要市委寫作組把那三個人的檔案材料做了簡要的摘錄,打印出來,由我寫了一封短訊,附上摘錄材料,通過市委機要交通員直送北京,信中請張春橋圈定選用其中何人,或者佢認為全然不合適,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選。

信和摘錄材料送去以後,許久沒有迴音,朱永嘉也問過我,我講這件事由領導決定吧,我們唔好催。接着,“批鄧”越來越熱鬧,張春橋喺嗰个階段特別忙,揾“秘書”的事情也被延擱了下來。

張春橋寫來密信要我“揾個伴”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爆發,當時張春橋正站喺人民大會堂朝向天安門廣場一側的房間里,佢透過長玻璃窗看到勢如怒潮的人群向大會堂湧來,而持槍的人民解放軍則排成人牆,把洶湧的人流死命擋住。張春橋產生了一種深深的恐懼,事後,佢親口對蕭木講:“當時我曾經想,假如部隊都把槍口掉過來,那可點算?!”

處喺深深的恐懼中的張春橋,當然不會想到揾老婆。

自從毛澤東給“天安門事件”定了性質,宣布為“反革命暴亂”以後,張春橋就喺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把“天安門事件”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把鄧細平比作策動鬧事的前匈牙利總理伊姆雷?納吉,佢講:“鄧細平就係今天的納吉,中國的納吉。”毛澤東決定撤銷鄧細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使張春橋大大地出了一口氣。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張春橋從北京給住喺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兒子毛弟寫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佢的心情從恐懼到舒暢的轉換:“四月五日,我係中午到的大會堂,如同親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樣……我有幸看到這個納吉的醜惡末日,出了一點氣。”

張春橋的氣舒了,心順了,認為最大的政敵被掃除了,先至又重新考慮起己的生活安排來。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們隆重地慶祝了文化大革命發動十周年,“批鄧”也進人了新的高潮。就喺這個當口。張春橋單獨給我寄來了一封密信。這封信很奇怪。由張春橋親自開了一個信封,正中寫一着:“徐景賢同志親啟”,喺“親啟”下面特意打上兩個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寫着“張春橋”,接着係發信日期。這封信由張春橋自己封了口,背後再貼上“密封”的籤條。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愣了一下,因為我和張春橋接觸咁多年,從來沒有收到過佢自己寫的“親啟”信封。

過去張春橋給我寫信,往往只寫喺信紙上或寫喺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係由秘書代開的,然後再由秘書密封,貼上籤條,蓋上機密圖章,進行編號登記,再轉送給我,即使係內容絶密的信件,佢對自己的機要秘書,也係從來不迴避的。像一九七一年“九?—三”林彪出事以後,張春橋立即寫了一紙絕密信給我,要我把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牢牢地拿握喺自己手中。像這樣的絶密信件,張春橋也係把信紙交給秘書,由秘書開信封密封的。所以,喺我的印象里,張春橋自己親筆書寫“親啟”件給我,這係頭一遭。可見,這肯定唔係一封普通的信件。

不但我自己意識到了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連機要秘書們也都清楚這一點,這封信經過了三個機要秘書之手,由張春橋喺北京的嚴秘書登記後,送給張春橋喺上海的秘書細何,再由細何轉送給我的秘書細張簽收。當這封信出現喺我辦公桌上的活頁夾里的時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它信件和文件,都由秘書開拆封、登記編號,獨獨只有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張春橋寫的加圏的“親啟”兩字,十分引人注目;然而,邊個也不敢動它一下。

我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開封口,展開一頁白色的薄道林信紙,紙上赫然跳出張春橋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鉛筆字行書:

景賢同志:

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講,我要的唔係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係想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係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橫掂講不定咩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講嘢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

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

祝好!

春橋

喺這頁信紙的最下方,注着一行細字:“請閱後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看了這封信,恍然大悟:原來張春橋根本唔係要揾咩“秘書”,而係要為自己揾個伴侶。關於佢和文靜離婚的事,自從王洪文到上海向我們傳達以後,回到北京當然已經把我們幾個的反應告訴了佢,佢以為我們既然知道離婚的車,就想用揾“秘書”來暗示我們,邊個知道我們竟一本正經地當了真,還替佢物色了三名男秘書候選人,看了這封信,我不免暗暗好笑,但我不打算再給馬天水、王秀珍和朱永嘉講穿,我為自己能得到張春橋的高度信賴而深感慶幸。

然而,要為張春橋“揾個伴”,這可唔係一件容易的事,佢喺信里對於揾咩樣的“伴”也沒有提出任何條件,只係提到希望有一個可以“講嘢”的人。光憑這一條,就難。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開始了尋訪。我考慮我所要物色的人選,最好係四十歲左右的獨身女性,有較豐富的工作經歷,工作單位大體喺黨政機關以及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方面,這樣的女性具備和張春橋共同生活和“對話”的基礎。不但這種女性對張春橋要有所接觸和了解,而且最好張春橋也見過她們的面,那末“牽線搭橋”的工作就會方便得多。方針確定以後,我先不和有關的人直接接鐲,而係採取背靠背的方式變明查為暗訪,如有符合條件的人,我就先了解係否係單身女性,然後打算把有關情況向張春橋彙報;等到張春橋認可以後,我再揾某個“對象”談話交底,徵求她本人的意見,問她願不願意讓我充當“介紹人”。因為,我深知“強扭的瓜不甜”,這類事情,還得雙方自願先至能臻於美滿。

這項絕密“任務”,關係到張春橋的終身大事,我始終細心翼翼,親自去辦,從不交給其它人經手,連我的機要秘書細張也被蒙喺鼓裡。這真係一項不容易完成的“任務“,我足足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兜了一個大圈子,既要了解清楚,又要不露聲色,可係結果卻頗為令我失望:凡係符合條件的那些“對象”,都係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獨身女性,則係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養等不夠條件。我選來選去,覺得要從四十歲左右層次較高的女性中,揾到至今獨身並適宜成為張春橋的妻子的人,實喺係難上加難。

終於揾到了比較理想的“對象”

正當我傷透腦筋的時候,一個竟外的機會讓我“捕捉”到了一個理想的對象,有一天,我到上海文教系統某機關去參加一個會議,聽取向基層單位派出的專題調研組的工作彙報。

當時一位四十來歲的女性的發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講話時口齒清晰,條理分明,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言辭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樣咋咋呼呼。我插話問了她幾個問題,她都能對答如流,還能列舉出啲人員的具體情況作為左證,這講明她喺調查研究時,對基層單位的情況摸得很透,工作作風很深人、很細緻。我特別欣賞的係,她喺發言中敢於對我的某些睇法表示異議,而且能夠委婉而明白無誤地講出她為咩不同意的理由,我認為這係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因為社會上阿諛奉承的人不少,喺自常生活或工作中,順從或係附和領導的意見,往往係一種比較普遍的風氣,用沉默來表示異議已經算不錯了,至於能當面講出不同意見來的,簡直係鳳毛麟角。

我對這位女性產生了良好的印象。散會以後,我用隨意交談的方式,向會議的主持人同時又係這個機關的領導了解她的情況,會議主持人講,這位女性係S女士,共產黨員,曾經做過多年的機關工作,又喺一個重要刊物的編輯部當過編輯,有相當好的文字表達能力,我回答我聽講過這位S女士,但係沒有見過面。會議主持人講,她調來我們單位不久,前一時期,她喺調查研究中發現了一個傾向性的問題,向領導寫了書面彙報,受到領導上的重視,轉給報紙公開發表並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我聽了更為高興,因為就係我看到了這份書面彙報,認為寫得不錯,提出的問題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給北京的張春橋過目,由張春橋批示同意後公開發表的。當時我只知道這係下級某部門送來的專題演示文稿,並不了解就係出於S女士之手。

嗰个會議的主持人看出我頗為賞識S女士的才幹,就進一步補充講:她的工作態度十分認真負責,落去調査研究的時候,往往全心全意,沒日沒夜地干,因為她現喺係獨身一人,別無牽累;她曾經有過一個不幸的婚姻,因為她不育,對方就和她分手離婚了。這樣,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撲喺了工作上,我聽了心裏感到很滿意,真係“踏破鐵鞋無覓處”,這和給張春橋揾對象的要求倒係非常吻合的。當然,美中不足的係S女士的相貌平平──一個普通的四十來歲的女幹部,但係我諗:最重要的係她具有較高的內喺素質,也就足以彌補外貌上的唔係了。

拿定主意以後,我絲毫不露聲色,請會議主持人把S女士揾來,由我單獨和她談話,討論如何進一步深人調查研究的問題。喺這方面,我信奉毛澤東講過的一句話:“要想認識一個人,一定要和佢談一次話。”此言不謬。由於我們之間係工作談話,所以S女士顯得毫不拘束,她比較敞開地談了自己的想法,傾訴了工作中的甘苦。通過這樣的交談,我對S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徵,工作作風,興趣愛好乃至於生活經歷,家庭情況等,都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談話結束,我和她握手道別,她喺明處,我喺暗處,她對我的意圖毫無察覺,我諗:下一步,該輪到我向張春橋推薦了,只有得到張春橋的認可以後,我先至能正式徵求S女士的意見哩!

此後幾個月,由於毛澤東病重,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向各省、市、自治區書記發出了“毛主席病危”的絕密電報,接着,唐山又發生大地震,黨中央的領導忙於處置各種突發事件,張春橋無暇佢顧;到了九月份,又集中全力替毛澤東治喪,我雖然到過北京,但一直沒有機會和張春橋作較長時間的詳細談話,這樣,為張春橋“揾伴”的事情,就暫時被耽擱了下來。

當面向張春橋彙報

一九七六年九月廿一日,毛澤東的喪事辦完以後,我接獲衛生部部長劉湘屏的電話,要我隨帶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幾位專家、教授,搭乘一架專機趕往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毛澤東遺體保存研討會。我終於得到了向張春橋面陳一切的機會。

我喺人民大會堂開了一個通宵的會議,快結束的時候,我給張春橋通了電話,佢約我下午到釣魚台去,由佢派車來接我。下午二時,張春橋的駕駛員開了一輛大紅旗轎車到人民大會堂,把我接到了釣魚台九號樓。

張春橋讓我喺細會客室背窗的一隻軟椅上坐低,佢就坐喺我的左首,朝着門口,服務員端來了茶水,我喝茶,張春橋點起了一支煙,側臉看着我,談話就這樣隨意地開始了,

我那天有幾個重要的話題要和佢交談,當然我有意把給佢揾伴侶的事放喺最後談。喺談話的過程中也穿插啲日常生活的閑聊,佢給我講了地震的那幾天自己係怎麼過的。我問張春橋:“最近身體點樣?我們喺電視里看到你為毛主席守靈的時候,幾次用手撫摸心臟部位,係咪胸口發悶,有沒有去檢查過心臟?”

“當時我自己沒有意識到。”張春橋笑笑講,“後來電視放出來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幾天實喺太累了。”

“還係要注意身體,現喺有沒有機會出去活動活動?”

“成日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係開政治局會議的時候出去一下。”

張春橋吸了一口煙,繼續講,“不過最近我每天早上,喺釣魚台院子里走上一個細時,繞幾個大圈子,堅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後,可以談話的人就少了……”我知這姚文元和佢過從較密,王洪文和佢的日常交往則很少。前一時期,姚文元的家屬(妻子和孩子,從上海遷北京,姚文元就搬出了釣魚台,全家遷到西單附近過去簿一波住的四合院,釣魚台里揾張春橋的人就更少了。

“係呀,有時候我坐喺呢度看文件,一成日只講六個字:早晨服務員送早餐來,我講‘謝謝’,中午又係‘謝謝’,晚上也係‘謝謝’,這樣,一成日三句話,六個字就過去了,沒有咩人來,真嘅係‘門可羅雀’,”張春橋講到呢度,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又像嘆息,又像自嘲。

談話談到呢度,火候也到了。我當即把話轉人了正題:“春橋同志,上次你寫信要我辦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覺得很沒有把握,今天想當面把情況向你介紹一下……”

佢馬上就意識到我要談的就係“揾伴”的事,輕輕地“嗯”了一聲,便不再講嘢,佢也不正眼看我,一雙眼睛喺鏡片後面微微地垂下眼帘,彷彿喺凝視着遠處的咩地方。但係,看得出佢係全神貫注很伃細地喺諦聽。

我把我揾“對象”的過程作了概要的介紹,然後着重談了 S女士的基本情況,敘述了我和她直接接觸的印象。當我談到S女士寫的那份調查研究的專題彙報,就係經張春橋作了批示後喺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時候,佢頗感興趣地抬起頭來問了一聲:“係嗎?”我如實地介紹了S女士的政冶水平和文化素養,當然我也不加隱瞞地談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過去離異的原因……最後,我講我並沒有把任何底細透露給S女士本人,而係想先聽聽張春橋的意見,如果可以考慮的話,我再和她接鐲,當然還要看她自己係否願意。

張春橋從頭至尾聽完了我的介紹,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緩緩地講:“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慮一下,以後再告訴你。”

我講:“那好,如果需要的話,我把她的檔案材料調出來,那上面還有照片,一起送你睇吓。”

張春橋微微頷首。這次當面介紹的談話就算結束。

過了十來天,已係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張春橋把我寄給佢的關於電影《反撃》問題的一封信,圏閱後退還給我,同時喺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鉛筆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單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來一閱?”

這封信沒有寫“絕密”“親啟”,係經過幾個秘書的手,隨文件一起送來的,當然,邊個也看不懂右上角註明的那句話有咩含意,只有張春橋和我兩個人心照不宣。

我覺得張春橋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不敢有絲毫怠慢,立刻抓緊辦理:通過市革命委員會的有關部門,我把S女士的人事檔案材料全部調來,為了避免引起猜疑,我故意同時調了另外不相干的三、四個人的檔案材料,要有關部門一起給我送來。

當天晚上,喺燈下我一個人打開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紙檔案袋,裏面有女士的履歷表,自傳,入黨志願書,中國共產黨黨員登記表,歷次政治運動細結以及組織上對她的鑒定等等。我從頭至尾翻閱了一遍,總的印象不錯,我認為比較符合張春橋的要求,特別使我滿意的係,喺其中的幾張表袼上,貼着S女士不同時期的照片,我暗自思忖:這下子張春橋可以“如見其人”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這個檔案袋套上了一個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寫上“北京中央辦公廳張春橋同志親啟”,交給市委的機要交通員直送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員係搭毎天的航班直飛北京的,我估計當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張春橋的手裡。

邊個知道,這一天正係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當檔案袋剛送到張春橋案頭的時候,佢就被抓起來了。一幕我張春橋“揾伴”的戲劇,剛剛開場,就落下了帷幕。

咁多年以來,我始終遵守我對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等幾個政洽局委員的諾言:要保護S女士,姑隱其名。我雖然要求佢們幫助我把S女士的檔案轉回了上海,但係我一直深感不安,因為S女士確確實實自始至終係被蒙喺鼓裡的,而我卻背着她幹了啲事,應該講係侵犯了她的人權。

我也暗自替S女士慶幸,因為我給張春橋“揾伴”這件事,虧得沒有成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十年一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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