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後，上海就盛傳：「徐景賢為張春橋找了個老婆。」
聽說的人都感到奇怪：張春橋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嗎?張春橋的老婆不是叫文靜嗎?怎麼又給張春橋找了個老婆呢?
在各種場合，許多人向我打聽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終緘口不言，因為，當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當時我還沒有失去自由，我便把這件事的前後經過，向他們作了詳細匯報。他們三人聽了以後對我說，這件事情就到此為止，不必再對外講出具體的當事人了。人命關天，這類事情處理得不好會出人命案子的。我也覺得確實應該慎重對待，特別要對當事人負責，所以，我一直把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還關在監獄裏，看到有一個作家為張春橋寫的一本傳記。他當然不肯放棄這段頗有吸引力的情節，可是他又打聽不到真實的情況，於是把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寫了進去。他寫道，張春橋不打算「與文靜離婚」，只是「需要一個伴」，「要年輕、漂亮、有文化、有政治頭腦」，「徐景賢畢竟頭腦靈活，派人在上海醫學院物色對象，藉口是給『中央首長』挑選一名護士……『對象』總算找到了，照片，檔案送往北京，張春橋也滿意了。」這個作家把林彪，葉群為林立果「選美」的做法，移植到了張春橋身上，這實在是一種很不嚴肅的寫作態度。可是，當時我正身處囹圄之中，無法出來澄清事實。
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我覺得不應該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東西帶進墳墓里去。我們不但要對歷史負責，而且要如實地寫出當時人們的心態，使後來的讀者進一步了解中國的政治和中國的社會。因此，我決定說出事實的真相。
妻子的歷史問題──張春橋的心病
張春橋確實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關係相當融洽，張春橋的妻子叫文靜，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齡比張春橋大一歲，李淑芳是天津人，說一口門相當標準的普通話，她的父親，是天津大清銀行的職員，以後又擔任過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讀書的時候，就加入過CY(共產主義靑年團)抗日戰爭爆發後，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二年，她來到晉察冀解放區，進人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黨校學習，第二年，分配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擔任宣傳幹事。李淑芳(文靜)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張春橋略矮一點，她皮膚黝黑，剪着齊耳短髮，常戴一副淺黃色的玳瑁眼鏡，一直是個女學生的打扮。
李淑芳當時喜歡寫文章，而且寫得一手男子氣概的好字，她經常給《晉察冀日報》投稿，筆名是李岩、李若文。當時，張春橋也在北嶽區黨委宣傳部工作，兩個人趣味相投，由相識而很快進人戀愛階段。此時，張春橋二十六歲，李淑芳二十七歲。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正當張春橋和李淑芳的戀愛進入到「白熱化」的時刻，日本侵略軍對晉察冀地區發動了大掃蕩。張春橋和分局宣傳部的工作人員一起，隱蔽到河北平山、阜平一帶的山溝里;至於當時已經調到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的李淑芳，卻在一個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進村的日本侵略軍的手裏。
李淑芳被押到石家莊，關進了日本憲兵司令部。為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軍自首了，日軍為了利用已經投誠的女共產黨員，吸收李淑芳進宣傳班進行訓練，讓她對八路軍搞「心戰」。她的上級是日本憲兵中尉矢野。於是，李淑芳留在石家莊日本憲兵特別警備隊，番號甲一四一七部隊，既撰寫宣傳品，又上日本廣播電台播音，還參加宣傳演出。她編寫了《棄暗投明》、《我們不再受騙》，《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宣傳文章和節目，污衊中國的抗日軍民，鼓吹「中日親善」，淪落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喉舌和鷹犬。
時隔不久，隨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駐石家莊的日軍紛紛潰逃，把李淑芳她們拋棄了。正在阜平縣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和中斷了一年多聯繫的李淑芳，終於重新相會，張春橋安排李淑芳進了報社任編輯工作，從此，李淑芳正式改名為「文靜」，並向組織上隱瞞了重大歷史問題。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張春橋和文靜(改名為李淑芳)在張家口結為夫妻。
文靜的這段歷史，很快就被黨組織掌握了，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變節的人，而且，在後來的審干，肅反等歷次政治運動中，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受到了反覆的審査，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而，張春橋的政治地位倒是節節上升，特別是隨軍進入上海以後，張春橋擔任過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軍代表、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市委常委、市委候補書記、文革前當上了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長期在柯慶施的領導下工作，在石家莊時期、柯就是張的老上級，解放以後，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張春橋寫的文章得到過毛澤東的賞識，所以柯慶施也對張刻意提攜。
解放以後，文靜一直鬱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宮，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辦公廳內部，做做調研工作，編編演示文稿。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時，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靜拋頭露面，就是在黨員幹部大會上給大家宣讀中共中央文件：因為她的普通話講得比較標準。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宣傳部工作，當時新華社上海分社送來一份報告，建議任命文靜為上海分社的副社長。可是，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知道文靜有那段歷史，覺得這個任命要慎重對待，而且文靜又是張春橋的妻子，宣傳部不便表態，便把任命報告轉報給市委。結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靜仍舊當不了新華分社副社長。
長期以來，文靜的嚴重政治歷史問題，成了張春橋的一塊「心病」。
文革中文靜給張春橋帶來的麻煩
文革大潮興起，張春橋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又成為上海市的黨政第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上海市革命委員貪主任。文靜自持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處拋頭露面。照理說，像文靜這樣有政治歷史問題的老幹部，在文革當中早就被宣佈為叛徒，特務加以打倒了，可是因為有了張春橋這頂「保護傘」，沒有人敢來揪她。而且她自己也不思收斂，變得飛揚跋扈，目中無人。
文靜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裏沒有任何領導職務，可是她卻大搖大擺地出席市革委會領導成員(副市級)會議，發表意見;辦公室發給市級領導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來的市委書記、老幹部馬天水出來主持工作，有時還要向文靜請示商量。
文靜習慣於對別人指手劃腳，盛氣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電話給我，指責我「做出了連舊市委書記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什麼事呢?無非是我的秘書小張經過我的同意，給住在康平路市委大院裏的家屬孩子們放了一場故事影片《海鷹》。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她卻興師問罪，關鍵在於：當時張春橋去了北京，而我決定在市委大院裏放映這場電影，事先沒有向她這個「第一夫人」請示。
這種不符合組織原則的反常情況，持績了一年多時間，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廣大群眾掀起了「炮打張春橋」的浪潮，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里，出現了「張春橋的臭老婆文靜是大叛徒」的標語。與此同時，上海市革委會組織組的幾個負責人，對李淑芳心存懷疑，從幹部檔案箱中偷偷地調閱了文靜(李淑芳)的歷史檔案。
這些沉重的打擊使張春橋大為震驚，盛怒之下，他批准一舉撤掉了組織組幾個負責人的職務，改組了領導班子。同時，還同意王少庸的建議，讓我帶了康平路市委辦公室的負責人，一起到外灘市革委會組織組的檔案庫里去，當場取出文靜等人的檔案材料，加以包紮，貼上封條，帶回康平路市委，交給當時主持自常工作的老幹部王少庸，讓他緊鎖在自己辦公室的鐵箱裏。
可是，隨着「抓叛徒」運動的深人，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不斷外泄。有一天，《解放日報》社給我送來一份報告，說是原報社的一名老幹部隨意對別人議論，擴散了文靜的歷史閭題，我把這份報告當面交給張春橋過目，他十分惱火，恨恨地說：「這個人很壞!」又有一次，外地專門派人到上海來外調，調査當地一名女幹部的歷史，說她供出了當年和李淑芳(文靜)一起叛變投敵的經過，當地來人要求找文靜面談證實。我覺得此事很棘手，就單獨一個人到張春橋辦公室去，把這份外調材料給他看了。張春橋面對這份材料，滿臉通紅，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額上沁出了幾顆汗珠，顯得十分狼狽。過了一會兒，他悻悻地說—句：「不見了吧!」當面要我把外調材料退回去，拒絕讓文靜與外調人員見面。
這些接二連三的事件，終於使張春橋意識到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將會給他招致極大的麻煩，他開始對文靜採取制約的辦法，不讓她參加市裏的領導層會議，不要她再管康平路辦公室的事，不許她拋頭露面，可是，文靜並不安分，她雖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後仍想插手，不斷施加影響。不過，這時王洪文，馬天水和我對文靜的問題，已經心中有數，對張春橋的態度也有所了解，所以我們便對文靜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方針。
張春橋終於下決心與文靜離婚
自從有人在大字報和大標語中公開提出了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以後，張春橋對這件事變得十分敏感，一有機會，他就要撇清自己和文靜的關係。
有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上海展贊館宴會廳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由張春橋主持，我坐在他的旁邊。為了表示發揚民主，允許各群眾組織的代里在會下廣泛提名，由誰，誰擔任市革會委員的候選人，並將名單公開宣讀。有一個群眾組織的頭頭，為了巴結張春橋，可是又不知道「文靜」這個名字，就在會上公開提出由「張春橋的夫人」當市革會委員候選人。
這下子馬屁拍在馬腳上，張春橋當場聽了勃然大怒，他聲色俱厲地痛罵起來：
「你這種人算什麼造反派?我們共產黨從來就不搞夫貴妻榮!做了誰的老婆就可以當委員，這完全是封建主義和國民黨的做法、哪像個無產階級革命派!」
一頓臭罵，把那個溜須拍馬的人罵得莫明其妙，尷尬萬分。但是，我卻十分明白：張春橋這種色厲內荏的微妙精神狀態，表明他打算和文靜分道揚鑣了。
―九六九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張春橋當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文靜開始從上海的公眾場合消失。市里在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時，文靜也從不在會場裏露面，而是躲在文化廣場後面的化妝室里，通過廣播喇叭聽査上的報告，我知道這是張春橋的關照和安排，所以也不去邀請她進會場。
一九七○年夏天，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等人向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發動突然擊擊，首先拿張春橋開刀。一九七一年林彪倉皇出逃，自我爆炸以後，張春橋發現林彪在上海的黨羽、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早就通過各種途徑捜集他的材料;文靜的歷史問題當然是張春橋的政敵最感興趣的「突破口」之一，在王維國設置的延安中路密點裏，就發現了文靜的材料，張春橋知道他今後在政治上的升遷，將無法繞開文靜這一個難題，因此他開始下決心要脫開自己和文靜的關係。
—九七二年的秋天，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住在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這也是他在文革期間最後一次回到上海，向此之後，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足足有四年時間，他再也沒有回過上海;也就是在這一次，他和文靜作了最後的告別，然後後手。張春橋此後長期住在北京釣魚台九號樓，文靜也從此搬出了上海興國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內的家裏。從夫妻感情來說，應該說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不錯的。文革期間，張春橋每次回到上海，總是住在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這裏原來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座別墅，前面有一個優雅的大花園。別墅的底層是張春橋的辦公室兼會客室，二樓是套間，外間裝着直通北京的保密電話，裏間便是張春橋夫婦的臥室，安着一張雙人席夢思大床，放着幾把沙發和軟椅等，別墅的三樓還有兩問臥室，是供客人來時使用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形勢比較動盪的時候，張春橋和文靜留我在那裏住過幾天。
每逢張春橋回到上海，文靜就從康平路大院搬到興國路招待所去住。張春橋習慣於晚上工作，他工作到什麼時候，文靜就守候到什麼時候;張春橋半夜總要吃宵夜，文靜就通知廚師做好，到時候由服務員端上來，由文靜陪着吃。張春橋善飲，文靜有的時候就打開酒瓶，陪張春橋喝上幾盅。文靜既會抽煙，又能喝酒，煙癮很大，酒量也不小，這兩方面都和張春橋很契合。文靜和張春橋一共生了四個孩子，三女一男，不時還進行合家團聚，說說笑笑，氣氛十分融洽。據我觀察，文革初期的一個階段，張春橋和文靜之問的夫妻關係，可以用「感情甚篤」來形容。張春橋後來提出要和文靜離婚，可以說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
一九七三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林彪集團宣告破產，江青集團的地位上升。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我和馬天水、王秀珍等幾個上海市委書記到北京去參加「十大」預備會議，聽到毛澤東主席提名張春橋擔任「十大」的秘書長，我們就預感到張春橋的政治地位即將上升。果然，到了十屆一中全會上，張春橋從政治局委員晉升為政治局常委，這預計着張春橋今後在黨內，政府內將掌握更大的權力，可是，隨着張春橋在政治上的重大升遷，文靜的那一塊歷史污跡，卻顯得更加見不得人。
正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使張春橋感到最最「觸心境」的事。
鄧穎超的來訪促進了張春橋的離婚行動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鄧穎超隨同周恩來到上海。周恩來在上海期問，整天都和我們一起陪同外賓活動，而鄧穎超則利用晚上的時間走門串戶，專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幾戶上海領導人的家屬。她先去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家，又來到了我的家。
當時，張春橋的家就在康平路大院裏，緊挨着王少庸的家，可以說近在咫尺，而且文靜也正在家裏等候，但是，鄧穎超就是不上門，從王少庸家出來，她逕自登上停在門口的汽車，直接駛回茂名南路五十八號住處……鄧穎超當然知道文靜歷史和為人，她不見文靜、表明了她的原則性。
鄧穎超來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消息，不脛而走，大院裏的家屬們和工作人員們都奔走相告，可是，更加令人深思的是：鄧穎超看望了好幾戶人家，連老幹部王少庸的家都去了，可是為什麼偏偏不去張春橋的家?這個問題像一個無聲的炸雷，誰都在背後竊竊私議：鄧肯定不願意見到文靜。這就等於把文靜的歷史問題在康平路大院裏公開了。當然，大人們不便公開議論，只有不僅事的小孩子嘰嘰喳喳，問個不休。
鄧來訪以後的那幾天，康平路市委大院裏不見了文靜的身影。本來，每天早晨，她肩上袴着一架半導體收音機，一邊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早新聞，一邊在林蔭小道上悠閒地散步;現在，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過了幾天，聽說文靜的心臟病發作，住進了華東醫院。
鄧穎超來訪的消息，當然也傳到了北京，傳進了張春橋的耳朵里。這對他不啻是一個嚴重的警告。「十大」以後，張春橋在中央取得了更大的權力：毛澤東在任命鄧小平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同時，任命張春橋為總政治部主任;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確定鄧小平為排名第一位的副總理，而決定張春橋在副總理中排名第二，僅次於鄧。
張春橋充分意識到自己在政治上正處於關鍵時刻，今後他將面臨尖鋭的鬥爭，要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決不能授人以柄。這次，鄧穎超到上海有意不去看文靜，給他發出了一個信號，促使他下決心採取進一步的果斷行動：和文靜離婚!
過了一段時間，王洪文陪同外賓來上海訪問。送走外賓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禮堂樓下的貴賓室里閉門密談。
王洪文坐在正中的沙發上，點上一支煙，向我們通報關於張春橋和文靜離婚的事。他開門見山地說：「我這次來，專門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春橋同志決定離婚了。這件事他本來早就想解決的，因為中央不斷有事，所以拖了下來。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靜那裏，春橋同志自己會告訴的。」
聽到這個消息已經變成事實，我們都感到有些意外，馬天水首先嘟嘟嚷嚷地說：
「是不是有這個必要?」
王秀珍表示惋惜，因為她和文靜的關係很密切。我沉默了片刻，說了一句話：「我尊重春橋同志本人的意見。」
王洪文對我們幾個苦笑了一下，繼續說：「這件事已經定了，春橋同志的考慮是有道理的，什麼原因你們也了解，我就不多說了。文靜曾經提出：離婚以後她從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暫時不必動了，文靜仍舊住在康平路，這裏是她和孩子們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些。這個消息對外不必宣佈，要考慮到影響。當然，春橋同志今後到上海不會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後孩子們要看他，可以直接到北京去……」
就這樣，張春橋和文靜難婚的事，由王洪文向我們幾個作了正式宣佈，因為保密，外界誰也不知道這個消息。
自此以後，我也有意識地迴避和冷淡文靜，很少上門去看她，因為她不再是張春橋的妻子了;當然，偶爾在市委大院裏見了面，我對她還是客客氣氣的，只當不知道這件事。
一九七五年，姚文元舉家遷往北京，他的妻子金英和二個孩子都從市委大院裏搬走了。王洪文調往中央以後，他的妻子崔根娣和孩子們，每年都到北京探親。可是，這些年來，文靜卻從來沒有到北京去探過一次親，只有孩子們利用假期到北京去看望張春橋。他們已經開始實踐分手時的諾言。
同時，張春橋的離婚，也為他後來願望的實現，創造了條件。
張春橋向馬，徐，王提出要找一個秘書
一九七六年，張春橋五十九歲。
他最後一次回到上海是一九七二年，隨後是和文靜離婚，此後，他再也沒有回過上海。我們也吃不准：這是不是他自己的有意安排……
我和馬天水，王秀珍，曾經一再向張春橋發出邀請，希望他能回上海看看。有一次，我們去北京，又一次重提此事，我說：「從一九七二年您回上海以後，有好幾年沒有回去了。真希望您到上海住一陣子。」王秀珍也說：「文元同志、洪文同志都到過上海了，春橋同志您什麼時候去上海哪?」
聽了這些話，張春橋總是淡淡地笑笑，慢悠悠地說：「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對上海的情況缺乏感性的了解，越來越沒有發言權了!可是，這級也確實忙，中央的事，國務院的事，再加上總政那一攤子，真是忙不過來……」
我想想也確實是那麼一回事。特別是「批鄧」的那一陣子，張春橋真可謂無分晝夜、殫精竭慮，在把鄧小平「拉下馬」的戰役中，他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因此，我根本沒有覺察到：在他的內心深處，對自己今後的生活伴侶問題，已有所考慮。而且正萌動着一種充滿希望的欲望……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鄧」打招呼會議，華國鋒在會上宣佈：鄧小平執行的是「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對鄧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這樣，張春橋和我們都感到出了一口氣，會議結束以後，張春橋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找到釣魚台九號樓二樓他的住處，作了一次長談。
那次談話，主要談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痛罵鄧小平，二是議論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張春橋叮囑我們今後在上海要注意的幾種傾向。談話快結束的時候，張春橋似乎很不經意地對我們說：「我這裏需要一個秘書，你們看看上海有沒有合適的人……」
這個問題提得有些突然。我們都知道，張春橋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書，長期在他身邊工作，北京是嚴秘書，上海是何秘書。我想，大概是他對北京的秘書不太滿意，所以想另外找一個，我根本沒有朝女秘書這方面去想。
說到這個問題，有必要介紹一下上海的有關歷史情況和規定：長期以來，特別是從柯慶施主持上海工作以後，禁止領導幹部身邊用女秘書。因為，女秘書日日夜夜追隨在首長身邊，相處的時間久了，關係密切，有的人便難免掌握不住自己。
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己就聽到過柯慶施針對某個女秘書大發雷霆。那個女秘書曾和某領導幹部有染，可是柯慶施不責備男性領導，卻全部諉過於女秘書，他親自下達指示：「這個人是個腐蝕性人物，不能留在市委機關工作!」那個女秘書從此被調離市委。
接着，根據柯慶施的指令，今後上海市委的各級領導幹部，從書記，常委到各部部長，一律不准用女秘書。柯麼施說，這是為了保護領導幹部，他自己身體力行，身邊沒有一個女秘書;張春橋是緊跟柯慶施的，當然也從來不用女秘書，文革期開，根據張春橋的規定，在我們身邊全是淸一色的男秘書。
由於這樣的歷史背景，所以當張春橋在釣魚台住處找我們談話，提出要找一個秘書的時候，我腦子裏第一個反應就是指男秘書，根本沒有女性這方面去想。
而且，那天張春橋是在和我們談話快臨近結束的時候，突然提出這件事的，我們幾個都沒有精神準備，馬天水哼哼了兩聲，朝我看看，輕聲說：「老徐看，有什麼合適的人嗎?」
王秀珍是分管組織工作的書記，她當然很想往張春橋身邊派人，可是，她淸楚地知道：中央領導對身邊的秘書要求很高，條件很嚴格，而且必須是善搖「筆桿子」的秀才。她自己派不出這樣的人，所以她也沉默着不吭氣。
我沉思了一下，一時倒也想不起比較合適的人。前一段時用，王洪文調去北京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向我要一名秘書，替他起草文件，撰寫講搞，翻閱資料等。王洪文指名要調市委寫作組的領導核心蕭木。蕭木是鐵路工人出身的知識分子，曾經擔任過《上海鐵道報》的編輯、《支部生活》的編委，他不但會寫理論文章，而且會寫雜文、散文，報告文學和小說……有較深厚的理論修養，為人比較謹慎，隨和。像這樣的人到張春橋身邊工作倒是非常合適的，可進王洪文硬是點名把他挖走了，使我惋惜不止。此刻，再要找一個像蕭木這樣的人給張春橋當秘書，難了……
張春橋看我們幾個都沒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說了。這時，我提議說：「這件事讓我回去和寫作組朱永嘉他們商量下，提出幾個名單來，整理成書面材料，送給您看看再定吧!」張春橋表示同意，我們就告辭了。
那天，張春橋的心思只是露了一個頭，我們都沒有真正領會，而且，因為馬天水，王秀珍都在場，他不便再說下去;要是只有我一個人作場，也許他就直截了當向我交底了，免得後來為這件事又繞一個大彎子。
回到上海，我立刻找市革委會的常委，寫作組組長朱永嘉。因為我和他都屬於張春橋的「嫡系」，我們一本正經地商量起給張春橋找秘書的事。
朱永嘉同樣想當然地認為張春橋在北京要調換秘書或增加秘書。他起勁地排出一批名單：從市委寫作組下屬的文學組、哲學組、經濟組、自然辯證法組……中間，物色了條件比較相當的人選，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論修養和活動能力，都能拿得起「筆桿子」，而且都比較年輕，沒有家庭牽累，當然，淸一色的全是男性共產黨員。
最後，我和朱永嘉一起還定了其中的三個人，朱永嘉考慮得很周全，他特別向我椎薦一名青年骨幹，既會寫文章，又會開汽車。朱永嘉不愧是研究歷史的，他是最早跟着張春橋、姚文元寫批判文章的「羅思鼎」小組的組長，他比我多一個心眼，他說：「當了秘書跟着春橋同志出去，萬一有什麼事，馬上可以頂上去當汽車駕駛員!」我笑着採納了他的建議。
我要市委寫作組把那三個人的檔案材料做了簡要的摘錄，打印出來，由我寫了一封短訊，附上摘錄材料，通過市委機要交通員直送北京，信中請張春橋圈定選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認為全然不合適，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選。
信和摘錄材料送去以後，許久沒有回音，朱永嘉也問過我，我說這件事由領導決定吧，我們不要催。接着，「批鄧」越來越熱鬧，張春橋在那個階段特別忙，找「秘書」的事情也被延擱了下來。
張春橋寫來密信要我「找個伴」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爆發，當時張春橋正站在人民大會堂朝向天安門廣場一側的房間裏，他透過長玻璃窗看到勢如怒潮的人群向大會堂湧來，而持槍的人民解放軍則排成人牆，把洶湧的人流死命擋住。張春橋產生了一種深深的恐懼，事後，他親口對蕭木說：「當時我曾經想，假如部隊都把槍口掉過來，那可怎麼辦?!」
處在深深的恐懼中的張春橋，當然不會想到找老婆。
自從毛澤東給「天安門事件」定了性質，宣佈為「反革命暴亂」以後，張春橋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把「天安門事件」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把鄧小平比作策動鬧事的前匈牙利總理伊姆雷?納吉，他說：「鄧小平就是今天的納吉，中國的納吉。」毛澤東決定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使張春橋大大地出了一口氣。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張春橋從北京給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裏的兒子毛弟寫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從恐懼到舒暢的轉換：「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會堂，如同親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樣……我有幸看到這個納吉的醜惡末日，出了一點氣。」
張春橋的氣舒了，心順了，認為最大的政敵被掃除了，才又重新考慮起己的生活安排來。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們隆重地慶祝了文化大革命發動十周年，「批鄧」也進人了新的高潮。就在這個當口。張春橋單獨給我寄來了一封密信。這封信很奇怪。由張春橋親自開了一個信封，正中寫一着：「徐景賢同志親啟」，在「親啟」下面特意打上兩個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寫着「張春橋」，接着是發信日期。這封信由張春橋自己封了口，背後再貼上「密封」的籤條。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愣了一下，因為我和張春橋接觸這麼多年，從來沒有收到過他自己寫的「親啟」信封。
過去張春橋給我寫信，往往只寫在信紙上或寫在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是由秘書代開的，然後再由秘書密封，貼上籤條，蓋上機密圖章，進行編號登記，再轉送給我，即使是內容絶密的信件，他對自己的機要秘書，也是從來不迴避的。像一九七一年「九?—三」林彪出事以後，張春橋立即寫了一紙絕密信給我，要我把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牢牢地拿握在自己手中。像這樣的絶密信件，張春橋也是把信紙交給秘書，由秘書開信封密封的。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張春橋自己親筆書寫「親啟」件給我，這是頭一遭。可見，這肯定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
不但我自己意識到了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連機要秘書們也都清楚這一點，這封信經過了三個機要秘書之手，由張春橋在北京的嚴秘書登記後，送給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小何，再由小何轉送給我的秘書小張簽收。當這封信出現在我辦公桌上的活頁夾里的時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它信件和文件，都由秘書開拆封、登記編號，獨獨只有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張春橋寫的加圏的「親啟」兩字，十分引人注目;然而，誰也不敢動它一下。
我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開封口，展開一頁白色的薄道林信紙，紙上赫然跳出張春橋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鉛筆字行書：
景賢同志：
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
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
祝好!
春橋
在這頁信紙的最下方，注着一行小字：「請閱後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看了這封信，恍然大悟：原來張春橋根本不是要找什麼「秘書」，而是要為自己找個伴侶。關於他和文靜離婚的事，自從王洪文到上海向我們傳達以後，回到北京當然已經把我們幾個的反應告訴了他，他以為我們既然知道離婚的車，就想用找「秘書」來暗示我們，誰知道我們竟一本正經地當了真，還替他物色了三名男秘書候選人，看了這封信，我不免暗暗好笑，但我不打算再給馬天水、王秀珍和朱永嘉說穿，我為自己能得到張春橋的高度信賴而深感慶幸。
然而，要為張春橋「找個伴」，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信里對於找什麼樣的「伴」也沒有提出任何條件，只是提到希望有一個可以「說話」的人。光憑這一條，就難。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開始了尋訪。我考慮我所要物色的人選，最好是四十歲左右的獨身女性，有較豐富的工作經歷，工作單位大體在黨政機關以及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方面，這樣的女性具備和張春橋共同生活和「對話」的基礎。不但這種女性對張春橋要有所接觸和了解，而且最好張春橋也見過她們的面，那末「牽線搭橋」的工作就會方便得多。方針確定以後，我先不和有關的人直接接鐲，而是採取背靠背的方式變明查為暗訪，如有符合條件的人，我就先了解是否是單身女性，然後打算把有關情況向張春橋匯報;等到張春橋認可以後，我再找某個「對象」談話交底，徵求她本人的意見，問她願不願意讓我充當「介紹人」。因為，我深知「強扭的瓜不甜」，這類事情，還得雙方自願才能臻於美滿。
這項絕密「任務」，關係到張春橋的終身大事，我始終小心翼翼，親自去辦，從不交給其它人經手，連我的機要秘書小張也被蒙在鼓裏。這真是一項不容易完成的「任務「，我足足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兜了一個大圈子，既要了解清楚，又要不露聲色，可是結果卻頗為令我失望：凡是符合條件的那些「對象」，都是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獨身女性，則是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養等不夠條件。我選來選去，覺得要從四十歲左右層次較高的女性中，找到至今獨身並適宜成為張春橋的妻子的人，實在是難上加難。
終於找到了比較理想的「對象」
正當我傷透腦筋的時候，一個竟外的機會讓我「捕捉」到了一個理想的對象，有一天，我到上海文教系統某機關去參加一個會議，聽取向基層單位派出的專題調研組的工作匯報。
當時一位四十來歲的女性的發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講話時口齒清晰，條理分明，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言辭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樣咋咋呼呼。我插話問了她幾個問題，她都能對答如流，還能列舉出一些人員的具體情況作為左證，這說明她在調查研究時，對基層單位的情況摸得很透，工作作風很深人、很細緻。我特別欣賞的是，她在發言中敢於對我的某些看法表示異議，而且能夠委婉而明白無誤地說出她為什麼不同意的理由，我認為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因為社會上阿諛奉承的人不少，在自常生活或工作中，順從或是附和領導的意見，往往是一種比較普遍的風氣，用沉默來表示異議已經算不錯了，至於能當面說出不同意見來的，簡直是鳳毛麟角。
我對這位女性產生了良好的印象。散會以後，我用隨意交談的方式，向會議的主持人同時又是這個機關的領導了解她的情況，會議主持人說，這位女性是S女士，共產黨員，曾經做過多年的機關工作，又在一個重要刊物的編輯部當過編輯，有相當好的文字表達能力，我回答我聽說過這位S女士，但是沒有見過面。會議主持人說，她調來我們單位不久，前一時期，她在調查研究中發現了一個傾向性的問題，向領導寫了書面匯報，受到領導上的重視，轉給報紙公開發表並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我聽了更為高興，因為就是我看到了這份書面匯報，認為寫得不錯，提出的問題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給北京的張春橋過目，由張春橋批示同意後公開發表的。當時我只知道這是下級某部門送來的專題演示文稿，並不了解就是出於S女士之手。
那個會議的主持人看出我頗為賞識S女士的才幹，就進一步補充說：她的工作態度十分認真負責，下去調査研究的時候，往往全心全意，沒日沒夜地干，因為她現在是獨身一人，別無牽累;她曾經有過一個不幸的婚姻，因為她不育，對方就和她分手離婚了。這樣，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撲在了工作上，我聽了心裏感到很滿意，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這和給張春橋找對象的要求倒是非常吻合的。當然，美中不足的是S女士的相貌平平──一個普通的四十來歲的女幹部，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她具有較高的內在素質，也就足以彌補外貌上的不是了。
拿定主意以後，我絲毫不露聲色，請會議主持人把S女士找來，由我單獨和她談話，討論如何進一步深人調查研究的問題。在這方面，我信奉毛澤東講過的一句話：「要想認識一個人，一定要和他談一次話。」此言不謬。由於我們之間是工作談話，所以S女士顯得毫不拘束，她比較敞開地談了自己的想法，傾訴了工作中的甘苦。通過這樣的交談，我對S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徵，工作作風，興趣愛好乃至於生活經歷，家庭情況等，都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談話結束，我和她握手道別，她在明處，我在暗處，她對我的意圖毫無察覺，我想：下一步，該輪到我向張春橋推薦了，只有得到張春橋的認可以後，我才能正式徵求S女士的意見哩!
此後幾個月，由於毛澤東病重，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向各省、市、自治區書記發出了「毛主席病危」的絕密電報，接着，唐山又發生大地震，黨中央的領導忙於處置各種突發事件，張春橋無暇他顧;到了九月份，又集中全力替毛澤東治喪，我雖然到過北京，但一直沒有機會和張春橋作較長時間的詳細談話，這樣，為張春橋「找伴」的事情，就暫時被耽擱了下來。
當面向張春橋匯報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的喪事辦完以後，我接獲衛生部部長劉湘屏的電話，要我隨帶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幾位專家、教授，搭乘一架專機趕往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毛澤東遺體保存研討會。我終於得到了向張春橋面陳一切的機會。
我在人民大會堂開了一個通宵的會議，快結束的時候，我給張春橋通了電話，他約我下午到釣魚台去，由他派車來接我。下午二時，張春橋的駕駛員開了一輛大紅旗轎車到人民大會堂，把我接到了釣魚台九號樓。
張春橋讓我在小會客室背窗的一隻軟椅上坐下，他就坐在我的左首，朝着門口，服務員端來了茶水，我喝茶，張春橋點起了一支煙，側臉看着我，談話就這樣隨意地開始了，
我那天有幾個重要的話題要和他交談，當然我有意把給他找伴侶的事放在最後談。在談話的過程中也穿插一些日常生活的閒聊，他給我說了地震的那幾天自己是怎麼過的。我問張春橋：「最近身體怎麼樣?我們在電視裏看到你為毛主席守靈的時候，幾次用手撫摸心臟部位，是不是胸口發悶，有沒有去檢查過心臟?」
「當時我自己沒有意識到。」張春橋笑笑說，「後來電視放出來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幾天實在太累了。」
「還是要注意身體，現在有沒有機會出去活動活動?」
「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開政治局會議的時候出去一下。」
張春橋吸了一口煙，繼續說，「不過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釣魚台院子裏走上一個小時，繞幾個大圈子，堅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後，可以談話的人就少了……」我知這姚文元和他過從較密，王洪文和他的日常交往則很少。前一時期，姚文元的家屬(妻子和孩子，從上海遷北京，姚文元就搬出了釣魚台，全家遷到西單附近過去簿一波住的四合院，釣魚台里找張春橋的人就更少了。
「是呀，有時候我坐在這裏看文件，一整天只說六個字：早晨服務員送早餐來，我說『謝謝』，中午又是『謝謝』，晚上也是『謝謝』，這樣，一整天三句話，六個字就過去了，沒有什麼人來，真的是『門可羅雀』，」張春橋說到這裏，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又像嘆息，又像自嘲。
談話談到這裏，火候也到了。我當即把話轉人了正題：「春橋同志，上次你寫信要我辦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覺得很沒有把握，今天想當面把情況向你介紹一下……」
他馬上就意識到我要談的就是「找伴」的事，輕輕地「嗯」了一聲，便不再說話，他也不正眼看我，一雙眼睛在鏡片後面微微地垂下眼帘，仿佛在凝視着遠處的什麼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貫注很伃細地在諦聽。
我把我找「對象」的過程作了概要的介紹，然後着重談了 S女士的基本情況，敘述了我和她直接接觸的印象。當我談到S女士寫的那份調查研究的專題匯報，就是經張春橋作了批示後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時候，他頗感興趣地抬起頭來問了一聲：「是嗎?」我如實地介紹了S女士的政冶水平和文化素養，當然我也不加隱瞞地談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過去離異的原因……最後，我說我並沒有把任何底細透露給S女士本人，而是想先聽聽張春橋的意見，如果可以考慮的話，我再和她接鐲，當然還要看她自己是否願意。
張春橋從頭至尾聽完了我的介紹，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緩緩地說：「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慮一下，以後再告訴你。」
我說：「那好，如果需要的話，我把她的檔案材料調出來，那上面還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張春橋微微頷首。這次當面介紹的談話就算結束。
過了十來天，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張春橋把我寄給他的關於電影《反撃》問題的一封信，圏閱後退還給我，同時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鉛筆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單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來一閱?」
這封信沒有寫「絕密」「親啟」，是經過幾個秘書的手，隨文件一起送來的，當然，誰也看不懂右上角註明的那句話有什麼含意，只有張春橋和我兩個人心照不宣。
我覺得張春橋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不敢有絲毫怠慢，立刻抓緊辦理：通過市革命委員會的有關部門，我把S女士的人事檔案材料全部調來，為了避免引起猜疑，我故意同時調了另外不相干的三、四個人的檔案材料，要有關部門一起給我送來。
當天晚上，在燈下我一個人打開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紙檔案袋，裏面有女士的履歷表，自傳，入黨志願書，中國共產黨黨員登記表，歷次政治運動小結以及組織上對她的鑑定等等。我從頭至尾翻閱了一遍，總的印象不錯，我認為比較符合張春橋的要求，特別使我滿意的是，在其中的幾張表袼上，貼着S女士不同時期的照片，我暗自思忖：這下子張春橋可以「如見其人」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這個檔案袋套上了一個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寫上「北京中央辦公廳張春橋同志親啟」，交給市委的機要交通員直送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員是搭毎天的航班直飛北京的，我估計當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張春橋的手裏。
誰知道，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當檔案袋剛送到張春橋案頭的時候，他就被抓起來了。一幕我張春橋「找伴」的戲劇，剛剛開場，就落下了帷幕。
這麼多年以來，我始終遵守我對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等幾個政洽局委員的諾言：要保護S女士，姑隱其名。我雖然要求他們幫助我把S女士的檔案轉回了上海，但是我一直深感不安，因為S女士確確實實自始至終是被蒙在鼓裏的，而我卻背着她幹了一些事，應該說是侵犯了她的人權。
我也暗自替S女士慶幸，因為我給張春橋「找伴」這件事，虧得沒有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