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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流張春橋文革期間竟如此選老婆

文革期間張春橋給徐景賢寫了封信,文中寫道「景賢同志: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

張春橋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捕以後,上海就盛傳:“徐景賢為張春橋找了個老婆。”

聽說的人都感到奇怪:張春橋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嗎?張春橋的老婆不是叫文靜嗎?怎麼又給張春橋找了個老婆呢?

在各種場合,許多人向我打聽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終緘口不言,因為,當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當時我還沒有失去自由,我便把這件事的前後經過,向他們作了詳細彙報。他們三人聽了以後對我說,這件事情就到此為止,不必再對外講出具體的當事人了。人命關天,這類事情處理得不好會出人命案子的。我也覺得確實應該慎重對待,特別要對當事人負責,所以,我一直把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還關在監獄裏,看到有一個作家為張春橋寫的一本傳記。他當然不肯放棄這段頗有吸引力的情節,可是他又打聽不到真實的情況,於是把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寫了進去。他寫道,張春橋不打算“與文靜離婚”,只是“需要一個伴”,“要年輕、漂亮、有文化、有政治頭腦”,“徐景賢畢竟頭腦靈活,派人在上海醫學院物色對象,借口是給‘中央首長’挑選一名護士……‘對象’總算找到了,照片,檔案送往北京,張春橋也滿意了。”這個作家把林彪,葉群為林立果“選美”的做法,移植到了張春橋身上,這實在是一種很不嚴肅的寫作態度。可是,當時我正身處囹圄之中,無法出來澄清事實。

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我覺得不應該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東西帶進墳墓里去。我們不但要對歷史負責,而且要如實地寫出當時人們的心態,使後來的讀者進一步了解中國的政治和中國的社會。因此,我決定說出事實的真相。

妻子的歷史問題──張春橋的心病

張春橋確實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關係相當融洽,張春橋的妻子叫文靜,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齡比張春橋大一歲,李淑芳是天津人,說一口門相當標準的普通話,她的父親,是天津大清銀行的職員,以後又擔任過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淑芳在天津讀書的時候,就加入過CY(共產主義靑年團)抗日戰爭爆發後,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二年,她來到晉察冀解放區,進人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黨校學習,第二年,分配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擔任宣傳幹事。李淑芳(文靜)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張春橋略矮一點,她皮膚黝黑,剪着齊耳短髮,常戴一副淺黃色的玳瑁眼鏡,一直是個女學生的打扮。

李淑芳當時喜歡寫文章,而且寫得一手男子氣概的好字,她經常給《晉察冀日報》投稿,筆名是李岩、李若文。當時,張春橋也在北嶽區黨委宣傳部工作,兩個人趣味相投,由相識而很快進人戀愛階段。此時,張春橋二十六歲,李淑芳二十七歲。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正當張春橋和李淑芳的戀愛進入到“白熱化”的時刻,日本侵略軍對晉察冀地區發動了大掃蕩。張春橋和分局宣傳部的工作人員一起,隱蔽到河北平山、阜平一帶的山溝里;至於當時已經調到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的李淑芳,卻在一個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進村的日本侵略軍的手裡。

李淑芳被押到石家莊,關進了日本憲兵司令部。為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軍自首了,日軍為了利用已經投誠的女共產黨員,吸收李淑芳進宣傳班進行訓練,讓她對八路軍搞“心戰”。她的上級是日本憲兵中尉矢野。於是,李淑芳留在石家莊日本憲兵特別警備隊,番號甲一四一七部隊,既撰寫宣傳品,又上日本廣播電台播音,還參加宣傳演出。她編寫了《棄暗投明》、《我們不再受騙》,《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宣傳文章和節目,污衊中國的抗日軍民,鼓吹“中日親善”,淪落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喉舌和鷹犬。

時隔不久,隨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駐石家莊的日軍紛紛潰逃,把李淑芳她們拋棄了。正在阜平縣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和中斷了一年多聯繫的李淑芳,終於重新相會,張春橋安排李淑芳進了報社任編輯工作,從此,李淑芳正式改名為“文靜”,並向組織上隱瞞了重大歷史問題。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張春橋和文靜(改名為李淑芳)在張家口結為夫妻。

文靜的這段歷史,很快就被黨組織掌握了,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變節的人,而且,在後來的審干,肅反等歷次政治運動中,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受到了反覆的審査,她的仕途前景黯淡。

然而,張春橋的政治地位倒是節節上升,特別是隨軍進入上海以後,張春橋擔任過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軍代表、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市委常委、市委候補書記、文革前當上了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長期在柯慶施的領導下工作,在石家莊時期、柯就是張的老上級,解放以後,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張春橋寫的文章得到過毛澤東的賞識,所以柯慶施也對張刻意提攜。

解放以後,文靜一直鬱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宮,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辦公廳內部,做做調研工作,編編演示文稿。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時,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靜拋頭露面,就是在黨員幹部大會上給大家宣讀中共中央文件:因為她的普通話講得比較標準。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宣傳部工作,當時新華社上海分社送來一份報告,建議任命文靜為上海分社的副社長。可是,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知道文靜有那段歷史,覺得這個任命要慎重對待,而且文靜又是張春橋的妻子,宣傳部不便表態,便把任命報告轉報給市委。結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靜仍舊當不了新華分社副社長。

長期以來,文靜的嚴重政治歷史問題,成了張春橋的一塊“心病”。

文革中文靜給張春橋帶來的麻煩

文革大潮興起,張春橋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又成為上海市的黨政第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上海市革命委員貪主任。文靜自持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處拋頭露面。照理說,像文靜這樣有政治歷史問題的老幹部,在文革當中早就被宣布為叛徒,特務加以打倒了,可是因為有了張春橋這頂“保護傘”,沒有人敢來揪她。而且她自己也不思收斂,變得飛揚跋扈,目中無人。

文靜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裡沒有任何領導職務,可是她卻大搖大擺地出席市革委會領導成員(副市級)會議,發表意見;辦公室發給市級領導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來的市委書記、老幹部馬天水出來主持工作,有時還要向文靜請示商量。

文靜習慣於對別人指手劃腳,盛氣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電話給我,指責我“做出了連舊市委書記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什麼事呢?無非是我的秘書小張經過我的同意,給住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家屬孩子們放了一場故事影片《海鷹》。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她卻興師問罪,關鍵在於:當時張春橋去了北京,而我決定在市委大院里放映這場電影,事先沒有向她這個“第一夫人”請示。

這種不符合組織原則的反常情況,持績了一年多時間,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廣大群眾掀起了“炮打張春橋”的浪潮,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里,出現了“張春橋的臭老婆文靜是大叛徒”的標語。與此同時,上海市革委會組織組的幾個負責人,對李淑芳心存懷疑,從幹部檔案箱中偷偷地調閱了文靜(李淑芳)的歷史檔案。

這些沉重的打擊使張春橋大為震驚,盛怒之下,他批准一舉撤掉了組織組幾個負責人的職務,改組了領導班子。同時,還同意王少庸的建議,讓我帶了康平路市委辦公室的負責人,一起到外灘市革委會組織組的檔案庫里去,當場取出文靜等人的檔案材料,加以包紮,貼上封條,帶回康平路市委,交給當時主持自常工作的老幹部王少庸,讓他緊鎖在自己辦公室的鐵箱里。

可是,隨着“抓叛徒”運動的深人,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不斷外泄。有一天,《解放日報》社給我送來一份報告,說是原報社的一名老幹部隨意對別人議論,擴散了文靜的歷史閭題,我把這份報告當面交給張春橋過目,他十分惱火,恨恨地說:“這個人很壞!”又有一次,外地專門派人到上海來外調,調査當地一名女幹部的歷史,說她供出了當年和李淑芳(文靜)一起叛變投敵的經過,當地來人要求找文靜面談證實。我覺得此事很棘手,就單獨一個人到張春橋辦公室去,把這份外調材料給他看了。張春橋面對這份材料,滿臉通紅,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額上沁出了幾顆汗珠,顯得十分狼狽。過了一會兒,他悻悻地說—句:“不見了吧!”當面要我把外調材料退回去,拒絕讓文靜與外調人員見面。

這些接二連三的事件,終於使張春橋意識到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將會給他招致極大的麻煩,他開始對文靜採取制約的辦法,不讓她參加市裡的領導層會議,不要她再管康平路辦公室的事,不許她拋頭露面,可是,文靜並不安分,她雖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後仍想插手,不斷施加影響。不過,這時王洪文,馬天水和我對文靜的問題,已經心中有數,對張春橋的態度也有所了解,所以我們便對文靜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方針。

張春橋終於下決心與文靜離婚

自從有人在大字報和大標語中公開提出了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以後,張春橋對這件事變得十分敏感,一有機會,他就要撇清自己和文靜的關係。

有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上海展贊館宴會廳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由張春橋主持,我坐在他的旁邊。為了表示發揚民主,允許各群眾組織的代里在會下廣泛提名,由誰,誰擔任市革會委員的候選人,並將名單公開宣讀。有一個群眾組織的頭頭,為了巴結張春橋,可是又不知道“文靜”這個名字,就在會上公開提出由“張春橋的夫人”當市革會委員候選人。

這下子馬屁拍在馬腳上,張春橋當場聽了勃然大怒,他聲色俱厲地痛罵起來:

“你這種人算什麼造反派?我們共產黨從來就不搞夫貴妻榮!做了誰的老婆就可以當委員,這完全是封建主義和國民黨的做法、哪像個無產階級革命派!”

一頓臭罵,把那個溜須拍馬的人罵得莫明其妙,尷尬萬分。但是,我卻十分明白:張春橋這種色厲內荏的微妙精神狀態,表明他打算和文靜分道揚鑣了。

―九六九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張春橋當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文靜開始從上海的公眾場合消失。市裡在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時,文靜也從不在會場里露面,而是躲在文化廣場後面的化妝室里,通過廣播喇叭聽査上的報告,我知道這是張春橋的關照和安排,所以也不去邀請她進會場。

一九七○年夏天,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等人向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發動突然擊擊,首先拿張春橋開刀。一九七一年林彪倉皇出逃,自我爆炸以後,張春橋發現林彪在上海的黨羽、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早就通過各種途徑捜集他的材料;文靜的歷史問題當然是張春橋的政敵最感興趣的“突破口”之一,在王維國設置的延安中路密點裏,就發現了文靜的材料,張春橋知道他今後在政治上的升遷,將無法繞開文靜這一個難題,因此他開始下決心要脫開自己和文靜的關係。

—九七二年的秋天,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住在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這也是他在文革期間最後一次回到上海,向此之後,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足足有四年時間,他再也沒有回過上海;也就是在這一次,他和文靜作了最後的告別,然後後手。張春橋此後長期住在北京釣魚台九號樓,文靜也從此搬出了上海興國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內的家裡。從夫妻感情來說,應該說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不錯的。文革期間,張春橋每次回到上海,總是住在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這裡原來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座別墅,前面有一個優雅的大花園。別墅的底層是張春橋的辦公室兼會客室,二樓是套間,外間裝着直通北京的保密電話,裡間便是張春橋夫婦的卧室,安着一張雙人席夢思大床,放着幾把沙發和軟椅等,別墅的三樓還有兩問卧室,是供客人來時使用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形勢比較動蕩的時候,張春橋和文靜留我在那裡住過幾天。

每逢張春橋回到上海,文靜就從康平路大院搬到興國路招待所去住。張春橋習慣於晚上工作,他工作到什麼時候,文靜就守候到什麼時候;張春橋半夜總要吃宵夜,文靜就通知廚師做好,到時候由服務員端上來,由文靜陪着吃。張春橋善飲,文靜有的時候就打開酒瓶,陪張春橋喝上幾盅。文靜既會抽煙,又能喝酒,煙癮很大,酒量也不小,這兩方面都和張春橋很契合。文靜和張春橋一共生了四個孩子,三女一男,不時還進行合家團聚,說說笑笑,氣氛十分融洽。據我觀察,文革初期的一個階段,張春橋和文靜之問的夫妻關係,可以用“感情甚篤”來形容。張春橋後來提出要和文靜離婚,可以說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

一九七三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林彪集團宣告破產,江青集團的地位上升。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我和馬天水、王秀珍等幾個上海市委書記到北京去參加“十大”預備會議,聽到毛澤東主席提名張春橋擔任“十大”的秘書長,我們就預感到張春橋的政治地位即將上升。果然,到了十屆一中全會上,張春橋從政治局委員晉陞為政治局常委,這預計着張春橋今後在黨內,政府內將掌握更大的權力,可是,隨着張春橋在政治上的重大升遷,文靜的那一塊歷史污跡,卻顯得更加見不得人。

正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使張春橋感到最最“觸心境”的事。

鄧穎超的來訪促進了張春橋的離婚行動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鄧穎超隨同周恩來到上海。周恩來在上海期問,整天都和我們一起陪同外賓活動,而鄧穎超則利用晚上的時間走門串戶,專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幾戶上海領導人的家屬。她先去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家,又來到了我的家。

當時,張春橋的家就在康平路大院里,緊挨着王少庸的家,可以說近在咫尺,而且文靜也正在家裡等候,但是,鄧穎超就是不上門,從王少庸家出來,她徑自登上停在門口的汽車,直接駛回茂名南路五十八號住處……鄧穎超當然知道文靜歷史和為人,她不見文靜、表明了她的原則性。

鄧穎超來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消息,不脛而走,大院里的家屬們和工作人員們都奔走相告,可是,更加令人深思的是:鄧穎超看望了好幾戶人家,連老幹部王少庸的家都去了,可是為什麼偏偏不去張春橋的家?這個問題像一個無聲的炸雷,誰都在背後竊竊私議:鄧肯定不願意見到文靜。這就等於把文靜的歷史問題在康平路大院里公開了。當然,大人們不便公開議論,只有不僅事的小孩子嘰嘰喳喳,問個不休。

鄧來訪以後的那幾天,康平路市委大院里不見了文靜的身影。本來,每天早晨,她肩上袴着一架半導體收音機,一邊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早新聞,一邊在林蔭小道上悠閑地散步;現在,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過了幾天,聽說文靜的心臟病發作,住進了華東醫院。

鄧穎超來訪的消息,當然也傳到了北京,傳進了張春橋的耳朵里。這對他不啻是一個嚴重的警告。“十大”以後,張春橋在中央取得了更大的權力:毛澤東在任命鄧小平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同時,任命張春橋為總政治部主任;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確定鄧小平為排名第一位的副總理,而決定張春橋在副總理中排名第二,僅次於鄧。

張春橋充分意識到自己在政治上正處於關鍵時刻,今後他將面臨尖鋭的鬥爭,要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決不能授人以柄。這次,鄧穎超到上海有意不去看文靜,給他發出了一個信號,促使他下決心採取進一步的果斷行動:和文靜離婚!

過了一段時間,王洪文陪同外賓來上海訪問。送走外賓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禮堂樓下的貴賓室里閉門密談。

王洪文坐在正中的沙發上,點上一支煙,向我們通報關於張春橋和文靜離婚的事。他開門見山地說:“我這次來,專門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春橋同志決定離婚了。這件事他本來早就想解決的,因為中央不斷有事,所以拖了下來。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靜那裡,春橋同志自己會告訴的。”

聽到這個消息已經變成事實,我們都感到有些意外,馬天水首先嘟嘟嚷嚷地說:

“是不是有這個必要?”

王秀珍表示惋惜,因為她和文靜的關係很密切。我沉默了片刻,說了一句話:“我尊重春橋同志本人的意見。”

王洪文對我們幾個苦笑了一下,繼續說:“這件事已經定了,春橋同志的考慮是有道理的,什麼原因你們也了解,我就不多說了。文靜曾經提出:離婚以後她從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暫時不必動了,文靜仍舊住在康平路,這裡是她和孩子們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些。這個消息對外不必宣布,要考慮到影響。當然,春橋同志今後到上海不會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後孩子們要看他,可以直接到北京去……”

就這樣,張春橋和文靜難婚的事,由王洪文向我們幾個作了正式宣布,因為保密,外界誰也不知道這個消息。

自此以後,我也有意識地迴避和冷淡文靜,很少上門去看她,因為她不再是張春橋的妻子了;當然,偶爾在市委大院里見了面,我對她還是客客氣氣的,只當不知道這件事。

一九七五年,姚文元舉家遷往北京,他的妻子金英和二個孩子都從市委大院里搬走了。王洪文調往中央以後,他的妻子崔根娣和孩子們,每年都到北京探親。可是,這些年來,文靜卻從來沒有到北京去探過一次親,只有孩子們利用假期到北京去看望張春橋。他們已經開始實踐分手時的諾言。

同時,張春橋的離婚,也為他後來願望的實現,創造了條件。

張春橋向馬,徐,王提出要找一個秘書

一九七六年,張春橋五十九歲。

他最後一次回到上海是一九七二年,隨後是和文靜離婚,此後,他再也沒有回過上海。我們也吃不準:這是不是他自己的有意安排……

我和馬天水,王秀珍,曾經一再向張春橋發出邀請,希望他能回上海看看。有一次,我們去北京,又一次重提此事,我說:“從一九七二年您回上海以後,有好幾年沒有回去了。真希望您到上海住一陣子。”王秀珍也說:“文元同志、洪文同志都到過上海了,春橋同志您什麼時候去上海哪?”

聽了這些話,張春橋總是淡淡地笑笑,慢悠悠地說:“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對上海的情況缺乏感性的了解,越來越沒有發言權了!可是,這級也確實忙,中央的事,國務院的事,再加上總政那一攤子,真是忙不過來……”

我想想也確實是那麼一回事。特別是“批鄧”的那一陣子,張春橋真可謂無分晝夜、殫精竭慮,在把鄧小平“拉下馬”的戰役中,他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因此,我根本沒有覺察到:在他的內心深處,對自己今後的生活伴侶問題,已有所考慮。而且正萌動着一種充滿希望的慾望……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鄧”打招呼會議,華國鋒在會上宣布:鄧小平執行的是“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對鄧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這樣,張春橋和我們都感到出了一口氣,會議結束以後,張春橋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找到釣魚台九號樓二樓他的住處,作了一次長談。

那次談話,主要談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痛罵鄧小平,二是議論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張春橋叮囑我們今後在上海要注意的幾種傾向。談話快結束的時候,張春橋似乎很不經意地對我們說:“我這裡需要一個秘書,你們看看上海有沒有合適的人……”

這個問題提得有些突然。我們都知道,張春橋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書,長期在他身邊工作,北京是嚴秘書,上海是何秘書。我想,大概是他對北京的秘書不太滿意,所以想另外找一個,我根本沒有朝女秘書這方面去想。

說到這個問題,有必要介紹一下上海的有關歷史情況和規定:長期以來,特別是從柯慶施主持上海工作以後,禁止領導幹部身邊用女秘書。因為,女秘書日日夜夜追隨在首長身邊,相處的時間久了,關係密切,有的人便難免掌握不住自己。

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己就聽到過柯慶施針對某個女秘書大發雷霆。那個女秘書曾和某領導幹部有染,可是柯慶施不責備男性領導,卻全部諉過於女秘書,他親自下達指示:“這個人是個腐蝕性人物,不能留在市委機關工作!”那個女秘書從此被調離市委。

接着,根據柯慶施的指令,今後上海市委的各級領導幹部,從書記,常委到各部部長,一律不準用女秘書。柯么施說,這是為了保護領導幹部,他自己身體力行,身邊沒有一個女秘書;張春橋是緊跟柯慶施的,當然也從來不用女秘書,文革期開,根據張春橋的規定,在我們身邊全是淸一色的男秘書。

由於這樣的歷史背景,所以當張春橋在釣魚台住處找我們談話,提出要找一個秘書的時候,我腦子裡第一個反應就是指男秘書,根本沒有女性這方面去想。

而且,那天張春橋是在和我們談話快臨近結束的時候,突然提出這件事的,我們幾個都沒有精神準備,馬天水哼哼了兩聲,朝我看看,輕聲說:“老徐看,有什麼合適的人嗎?”

王秀珍是分管組織工作的書記,她當然很想往張春橋身邊派人,可是,她淸楚地知道:中央領導對身邊的秘書要求很高,條件很嚴格,而且必須是善搖“筆杆子”的秀才。她自己派不出這樣的人,所以她也沉默着不吭氣。

我沉思了一下,一時倒也想不起比較合適的人。前一段時用,王洪文調去北京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向我要一名秘書,替他起草文件,撰寫講搞,翻閱資料等。王洪文指名要調市委寫作組的領導核心蕭木。蕭木是鐵路工人出身的知識分子,曾經擔任過《上海鐵道報》的編輯、《支部生活》的編委,他不但會寫理論文章,而且會寫雜文、散文,報告文學和小說……有較深厚的理論修養,為人比較謹慎,隨和。像這樣的人到張春橋身邊工作倒是非常合適的,可進王洪文硬是點名把他挖走了,使我惋惜不止。此刻,再要找一個像蕭木這樣的人給張春橋當秘書,難了……

張春橋看我們幾個都沒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說了。這時,我提議說:“這件事讓我回去和寫作組朱永嘉他們商量下,提出幾個名單來,整理成書面材料,送給您看看再定吧!”張春橋表示同意,我們就告辭了。

那天,張春橋的心思只是露了一個頭,我們都沒有真正領會,而且,因為馬天水,王秀珍都在場,他不便再說下去;要是只有我一個人作場,也許他就直截了當向我交底了,免得後來為這件事又繞一個大彎子。

回到上海,我立刻找市革委會的常委,寫作組組長朱永嘉。因為我和他都屬於張春橋的“嫡系”,我們一本正經地商量起給張春橋找秘書的事。

朱永嘉同樣想當然地認為張春橋在北京要調換秘書或增加秘書。他起勁地排出一批名單:從市委寫作組下屬的文學組、哲學組、經濟組、自然辯證法組……中間,物色了條件比較相當的人選,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論修養和活動能力,都能拿得起“筆杆子”,而且都比較年輕,沒有家庭牽累,當然,淸一色的全是男性共產黨員。

最後,我和朱永嘉一起還定了其中的三個人,朱永嘉考慮得很周全,他特別向我椎薦一名青年骨幹,既會寫文章,又會開汽車。朱永嘉不愧是研究歷史的,他是最早跟着張春橋、姚文元寫批判文章的“羅思鼎”小組的組長,他比我多一個心眼,他說:“當了秘書跟着春橋同志出去,萬一有什麼事,馬上可以頂上去當汽車駕駛員!”我笑着採納了他的建議。

我要市委寫作組把那三個人的檔案材料做了簡要的摘錄,打印出來,由我寫了一封短訊,附上摘錄材料,通過市委機要交通員直送北京,信中請張春橋圈定選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認為全然不合適,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選。

信和摘錄材料送去以後,許久沒有迴音,朱永嘉也問過我,我說這件事由領導決定吧,我們不要催。接着,“批鄧”越來越熱鬧,張春橋在那個階段特別忙,找“秘書”的事情也被延擱了下來。

張春橋寫來密信要我“找個伴”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爆發,當時張春橋正站在人民大會堂朝向天安門廣場一側的房間里,他透過長玻璃窗看到勢如怒潮的人群向大會堂湧來,而持槍的人民解放軍則排成人牆,把洶湧的人流死命擋住。張春橋產生了一種深深的恐懼,事後,他親口對蕭木說:“當時我曾經想,假如部隊都把槍口掉過來,那可怎麼辦?!”

處在深深的恐懼中的張春橋,當然不會想到找老婆。

自從毛澤東給“天安門事件”定了性質,宣布為“反革命暴亂”以後,張春橋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把“天安門事件”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把鄧小平比作策動鬧事的前匈牙利總理伊姆雷?納吉,他說:“鄧小平就是今天的納吉,中國的納吉。”毛澤東決定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使張春橋大大地出了一口氣。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張春橋從北京給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兒子毛弟寫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從恐懼到舒暢的轉換:“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會堂,如同親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樣……我有幸看到這個納吉的醜惡末日,出了一點氣。”

張春橋的氣舒了,心順了,認為最大的政敵被掃除了,才又重新考慮起己的生活安排來。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們隆重地慶祝了文化大革命發動十周年,“批鄧”也進人了新的高潮。就在這個當口。張春橋單獨給我寄來了一封密信。這封信很奇怪。由張春橋親自開了一個信封,正中寫一着:“徐景賢同志親啟”,在“親啟”下面特意打上兩個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寫着“張春橋”,接着是發信日期。這封信由張春橋自己封了口,背後再貼上“密封”的籤條。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愣了一下,因為我和張春橋接觸這麼多年,從來沒有收到過他自己寫的“親啟”信封。

過去張春橋給我寫信,往往只寫在信紙上或寫在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是由秘書代開的,然後再由秘書密封,貼上籤條,蓋上機密圖章,進行編號登記,再轉送給我,即使是內容絶密的信件,他對自己的機要秘書,也是從來不迴避的。像一九七一年“九?—三”林彪出事以後,張春橋立即寫了一紙絕密信給我,要我把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牢牢地拿握在自己手中。像這樣的絶密信件,張春橋也是把信紙交給秘書,由秘書開信封密封的。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張春橋自己親筆書寫“親啟”件給我,這是頭一遭。可見,這肯定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

不但我自己意識到了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連機要秘書們也都清楚這一點,這封信經過了三個機要秘書之手,由張春橋在北京的嚴秘書登記後,送給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小何,再由小何轉送給我的秘書小張簽收。當這封信出現在我辦公桌上的活頁夾里的時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它信件和文件,都由秘書開拆封、登記編號,獨獨只有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張春橋寫的加圏的“親啟”兩字,十分引人注目;然而,誰也不敢動它一下。

我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開封口,展開一頁白色的薄道林信紙,紙上赫然跳出張春橋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鉛筆字行書:

景賢同志:

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

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

祝好!

春橋

在這頁信紙的最下方,注着一行小字:“請閱後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看了這封信,恍然大悟:原來張春橋根本不是要找什麼“秘書”,而是要為自己找個伴侶。關於他和文靜離婚的事,自從王洪文到上海向我們傳達以後,回到北京當然已經把我們幾個的反應告訴了他,他以為我們既然知道離婚的車,就想用找“秘書”來暗示我們,誰知道我們竟一本正經地當了真,還替他物色了三名男秘書候選人,看了這封信,我不免暗暗好笑,但我不打算再給馬天水、王秀珍和朱永嘉說穿,我為自己能得到張春橋的高度信賴而深感慶幸。

然而,要為張春橋“找個伴”,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信里對於找什麼樣的“伴”也沒有提出任何條件,只是提到希望有一個可以“說話”的人。光憑這一條,就難。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開始了尋訪。我考慮我所要物色的人選,最好是四十歲左右的獨身女性,有較豐富的工作經歷,工作單位大體在黨政機關以及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方面,這樣的女性具備和張春橋共同生活和“對話”的基礎。不但這種女性對張春橋要有所接觸和了解,而且最好張春橋也見過她們的面,那末“牽線搭橋”的工作就會方便得多。方針確定以後,我先不和有關的人直接接鐲,而是採取背靠背的方式變明查為暗訪,如有符合條件的人,我就先了解是否是單身女性,然後打算把有關情況向張春橋彙報;等到張春橋認可以後,我再找某個“對象”談話交底,徵求她本人的意見,問她願不願意讓我充當“介紹人”。因為,我深知“強扭的瓜不甜”,這類事情,還得雙方自願才能臻於美滿。

這項絕密“任務”,關係到張春橋的終身大事,我始終小心翼翼,親自去辦,從不交給其它人經手,連我的機要秘書小張也被蒙在鼓裡。這真是一項不容易完成的“任務“,我足足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兜了一個大圈子,既要了解清楚,又要不露聲色,可是結果卻頗為令我失望:凡是符合條件的那些“對象”,都是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獨身女性,則是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養等不夠條件。我選來選去,覺得要從四十歲左右層次較高的女性中,找到至今獨身並適宜成為張春橋的妻子的人,實在是難上加難。

終於找到了比較理想的“對象”

正當我傷透腦筋的時候,一個竟外的機會讓我“捕捉”到了一個理想的對象,有一天,我到上海文教系統某機關去參加一個會議,聽取向基層單位派出的專題調研組的工作彙報。

當時一位四十來歲的女性的發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講話時口齒清晰,條理分明,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言辭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樣咋咋呼呼。我插話問了她幾個問題,她都能對答如流,還能列舉出一些人員的具體情況作為左證,這說明她在調查研究時,對基層單位的情況摸得很透,工作作風很深人、很細緻。我特別欣賞的是,她在發言中敢於對我的某些看法表示異議,而且能夠委婉而明白無誤地說出她為什麼不同意的理由,我認為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因為社會上阿諛奉承的人不少,在自常生活或工作中,順從或是附和領導的意見,往往是一種比較普遍的風氣,用沉默來表示異議已經算不錯了,至於能當面說出不同意見來的,簡直是鳳毛麟角。

我對這位女性產生了良好的印象。散會以後,我用隨意交談的方式,向會議的主持人同時又是這個機關的領導了解她的情況,會議主持人說,這位女性是S女士,共產黨員,曾經做過多年的機關工作,又在一個重要刊物的編輯部當過編輯,有相當好的文字表達能力,我回答我聽說過這位S女士,但是沒有見過面。會議主持人說,她調來我們單位不久,前一時期,她在調查研究中發現了一個傾向性的問題,向領導寫了書面彙報,受到領導上的重視,轉給報紙公開發表並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我聽了更為高興,因為就是我看到了這份書面彙報,認為寫得不錯,提出的問題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給北京的張春橋過目,由張春橋批示同意後公開發表的。當時我只知道這是下級某部門送來的專題演示文稿,並不了解就是出於S女士之手。

那個會議的主持人看出我頗為賞識S女士的才幹,就進一步補充說:她的工作態度十分認真負責,下去調査研究的時候,往往全心全意,沒日沒夜地干,因為她現在是獨身一人,別無牽累;她曾經有過一個不幸的婚姻,因為她不育,對方就和她分手離婚了。這樣,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撲在了工作上,我聽了心裏感到很滿意,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這和給張春橋找對象的要求倒是非常吻合的。當然,美中不足的是S女士的相貌平平──一個普通的四十來歲的女幹部,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她具有較高的內在素質,也就足以彌補外貌上的不是了。

拿定主意以後,我絲毫不露聲色,請會議主持人把S女士找來,由我單獨和她談話,討論如何進一步深人調查研究的問題。在這方面,我信奉毛澤東講過的一句話:“要想認識一個人,一定要和他談一次話。”此言不謬。由於我們之間是工作談話,所以S女士顯得毫不拘束,她比較敞開地談了自己的想法,傾訴了工作中的甘苦。通過這樣的交談,我對S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徵,工作作風,興趣愛好乃至於生活經歷,家庭情況等,都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談話結束,我和她握手道別,她在明處,我在暗處,她對我的意圖毫無察覺,我想:下一步,該輪到我向張春橋推薦了,只有得到張春橋的認可以後,我才能正式徵求S女士的意見哩!

此後幾個月,由於毛澤東病重,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向各省、市、自治區書記發出了“毛主席病危”的絕密電報,接着,唐山又發生大地震,黨中央的領導忙於處置各種突發事件,張春橋無暇他顧;到了九月份,又集中全力替毛澤東治喪,我雖然到過北京,但一直沒有機會和張春橋作較長時間的詳細談話,這樣,為張春橋“找伴”的事情,就暫時被耽擱了下來。

當面向張春橋彙報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的喪事辦完以後,我接獲衛生部部長劉湘屏的電話,要我隨帶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幾位專家、教授,搭乘一架專機趕往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毛澤東遺體保存研討會。我終於得到了向張春橋面陳一切的機會。

我在人民大會堂開了一個通宵的會議,快結束的時候,我給張春橋通了電話,他約我下午到釣魚台去,由他派車來接我。下午二時,張春橋的駕駛員開了一輛大紅旗轎車到人民大會堂,把我接到了釣魚台九號樓。

張春橋讓我在小會客室背窗的一隻軟椅上坐下,他就坐在我的左首,朝着門口,服務員端來了茶水,我喝茶,張春橋點起了一支煙,側臉看着我,談話就這樣隨意地開始了,

我那天有幾個重要的話題要和他交談,當然我有意把給他找伴侶的事放在最後談。在談話的過程中也穿插一些日常生活的閑聊,他給我說了地震的那幾天自己是怎麼過的。我問張春橋:“最近身體怎麼樣?我們在電視里看到你為毛主席守靈的時候,幾次用手撫摸心臟部位,是不是胸口發悶,有沒有去檢查過心臟?”

“當時我自己沒有意識到。”張春橋笑笑說,“後來電視放出來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幾天實在太累了。”

“還是要注意身體,現在有沒有機會出去活動活動?”

“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開政治局會議的時候出去一下。”

張春橋吸了一口煙,繼續說,“不過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釣魚台院子里走上一個小時,繞幾個大圈子,堅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後,可以談話的人就少了……”我知這姚文元和他過從較密,王洪文和他的日常交往則很少。前一時期,姚文元的家屬(妻子和孩子,從上海遷北京,姚文元就搬出了釣魚台,全家遷到西單附近過去簿一波住的四合院,釣魚台里找張春橋的人就更少了。

“是呀,有時候我坐在這裡看文件,一整天只說六個字:早晨服務員送早餐來,我說‘謝謝’,中午又是‘謝謝’,晚上也是‘謝謝’,這樣,一整天三句話,六個字就過去了,沒有什麼人來,真的是‘門可羅雀’,”張春橋說到這裡,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又像嘆息,又像自嘲。

談話談到這裡,火候也到了。我當即把話轉人了正題:“春橋同志,上次你寫信要我辦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覺得很沒有把握,今天想當面把情況向你介紹一下……”

他馬上就意識到我要談的就是“找伴”的事,輕輕地“嗯”了一聲,便不再說話,他也不正眼看我,一雙眼睛在鏡片後面微微地垂下眼帘,彷彿在凝視着遠處的什麼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貫注很伃細地在諦聽。

我把我找“對象”的過程作了概要的介紹,然後着重談了 S女士的基本情況,敘述了我和她直接接觸的印象。當我談到S女士寫的那份調查研究的專題彙報,就是經張春橋作了批示後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時候,他頗感興趣地抬起頭來問了一聲:“是嗎?”我如實地介紹了S女士的政冶水平和文化素養,當然我也不加隱瞞地談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過去離異的原因……最後,我說我並沒有把任何底細透露給S女士本人,而是想先聽聽張春橋的意見,如果可以考慮的話,我再和她接鐲,當然還要看她自己是否願意。

張春橋從頭至尾聽完了我的介紹,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緩緩地說:“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慮一下,以後再告訴你。”

我說:“那好,如果需要的話,我把她的檔案材料調出來,那上面還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張春橋微微頷首。這次當面介紹的談話就算結束。

過了十來天,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張春橋把我寄給他的關於電影《反撃》問題的一封信,圏閱後退還給我,同時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鉛筆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單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來一閱?”

這封信沒有寫“絕密”“親啟”,是經過幾個秘書的手,隨文件一起送來的,當然,誰也看不懂右上角註明的那句話有什麼含意,只有張春橋和我兩個人心照不宣。

我覺得張春橋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不敢有絲毫怠慢,立刻抓緊辦理:通過市革命委員會的有關部門,我把S女士的人事檔案材料全部調來,為了避免引起猜疑,我故意同時調了另外不相干的三、四個人的檔案材料,要有關部門一起給我送來。

當天晚上,在燈下我一個人打開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紙檔案袋,裏面有女士的履歷表,自傳,入黨志願書,中國共產黨黨員登記表,歷次政治運動小結以及組織上對她的鑒定等等。我從頭至尾翻閱了一遍,總的印象不錯,我認為比較符合張春橋的要求,特別使我滿意的是,在其中的幾張表袼上,貼着S女士不同時期的照片,我暗自思忖:這下子張春橋可以“如見其人”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這個檔案袋套上了一個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寫上“北京中央辦公廳張春橋同志親啟”,交給市委的機要交通員直送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員是搭毎天的航班直飛北京的,我估計當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張春橋的手裡。

誰知道,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當檔案袋剛送到張春橋案頭的時候,他就被抓起來了。一幕我張春橋“找伴”的戲劇,剛剛開場,就落下了帷幕。

這麼多年以來,我始終遵守我對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等幾個政洽局委員的諾言:要保護S女士,姑隱其名。我雖然要求他們幫助我把S女士的檔案轉回了上海,但是我一直深感不安,因為S女士確確實實自始至終是被蒙在鼓裡的,而我卻背着她幹了一些事,應該說是侵犯了她的人權。

我也暗自替S女士慶幸,因為我給張春橋“找伴”這件事,虧得沒有成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十年一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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