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1日，毛澤東與林彪、西哈努克親王夫婦、董必武在天安門觀賞焰火
全中國此時處於備戰狀態。毛計劃和美國緩和緊張關係。毛對他的「接班人和親密戰友」林彪越形不滿。九大結束後不久，我在一趟南巡中，第一次察覺毛對林的敵意。
中南海仍由汪東興率領的八三四一部隊負責守衛。即使人數確有增加，也不容易覺察出來。對我來說，從針織總廠回一組後，最令人注意的是毛的女友更多了。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地進行着，毛仍然過着他的一如既往的逸豫生活。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又出巡，一路到武漢、杭州和南昌。招待所的服務員全部換上穿軍裝的女孩子。這次南下，浙江省文工團的兩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這兩人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別從溫州、紹興調來，充任毛的服務員。文化大革命時期奉行「簡仆」的生活綱領。但黨的教條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資本主義化」。
就在招待所臥室咫尺之外，身着軍服的軍人來回巡哨。這次南下時我就發現，軍隊軍管後，放眼望去，到處都是軍人。從武漢、杭州到南昌，上自省領導，下至服務員，清一色全是軍人。
毛對招待所里換成了清一色的軍人，很懷疑這種作法的動機。他同我說過：「搞這麼多當兵的來作什麼?」毛知道軍人會向上級如實報告他的活動。毛自然痛恨被「監視」。他要這些軍人撤走。
我認為毛對軍人的敵意，來自於他對林彪日益坐大的不滿。我將這話告訴了汪東興。汪說：「這有什麼可以懷疑的。軍隊搞軍管支左，奪了各級的領導權，自然要換上軍隊的人。警衛局沒有軍管，可上穿上軍裝。」汪一向政治敏感度頗高，但他不相信毛、林兩人關係已漸漸出了裂痕。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發生的一椿小事，使我肯定毛對林持有嚴重敵意。九月底回到北京，住了不到兩個星期，十月上旬出發到武漢。十月下旬起，不斷有寒潮南下，氣溫驟然下降。到十一月中旬，已經很冷了。我從多年經驗知道，不開暖氣，毛一定會感冒。但他不同意，認為室溫低，正是鍛煉身體耐寒的好機會。這時汪東興因病，回北京住院去了。張耀詞怕負責任，打電話給葉群，讓葉將這件事告訴林彪。林也建議要開暖氣。
張將林彪的話向毛講完後，毛一言未發，似乎不置可否。等到張出去以後，毛對我說：「什麼事都向人家報告。人家(指林彪和葉群)放個屁，拿來當成聖旨。」從這句話，明顯看出毛對林已經有了明顯裂痕。
十一月底，仍舊沒有開暖氣，毛感冒了，不肯讓我治療，於是又引起慢性支氣管炎急性發作，不得不接受治療。毛很快恢復了，這才同意開暖氣。
毛叫我給他寫一個書面報告，寫明這次生病的源起和治療經過。他說：「這個報告是說明，我這次生病，起源的責任不在你們，是我不讓開暖氣。」
在此同時，我也替汪東興與林彪的關係日形密切而疑慮重重。我警告過汪幾次，但他不以為然。汪對毛絕無二心，但汪野心勃勃，力求與任何可使他達到政治目的的人建立關係，以擴大勢力。在文革的風聲鶴吠中，汪意圖與林鞏固關係是招穩棋。林彪是毛的親密戰友，林曾說過「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跟林合作也等於為毛做事。這是合理的推論。
但政局又在風雲暗起。這次汪東興竟沒有馬上察覺。
一九七〇年初，一組內流言蜚語，盛傳毛的一位女機要員和毛的某位隨員過於接近。汪覺得這影響不好。汪的私生活毫無可議之處，他對他妻子非常忠心。因此他無法了解毛「哪來那麼大的勁」。毛既然是個特異人物，汪便也不以一般常理來看待毛。但他對一組的人則是一絲不苟。四月在杭州時，汪要我開個會，批評兩人。
我認為這件事辦不得。我喜歡那位女機要員，她是個天真純樸的女孩子。我並不相信那些指控，她和那位隨員只是說笑閒聊罷了。而且，開會批評儘管是好意，但受批評的人，心裏一定不滿意。傳到毛那裏，毛會認為這是指桑罵槐，因為毛本身就有這個毛病。汪不以為然，說我膽子太小，頂多惹得毛不高興了，不在這裏干工作，還可以到別處去干。他是我的領導，我只好奉命了開了會。
事情果如所料，儘管語言和緩，但是批評總使人不舒服。女機要員非常不高興，於是聯合了張玉鳳，到毛那裏去告狀，我不知道她們告些什麼。但不久，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錯。
幾天後在從杭州回北京的專列上，毛找我談了一次。毛說：「你太蠢了，不該你管的事，你要管。我看你還是缺少鍛煉。回北京後，你組織一個醫療隊，到農村搞搞巡回醫療。多接觸社會，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會好一些。」
我決定去黑龍江。現在那裏的人正忙着挖深洞的備戰工作。我可以觀察一下當地備戰的實際情況。
能去黑龍江讓我鬆了一大口氣。雖然有毛的保護，我在北京的情況仍岌岌可危。這段期間，我住的衛生部宿舍內，給部長和副部長開車的司機在一九六九年也造反了。他們切斷了水源和暖氣。這樣，日常生活也難以維持。衛生部內另一派搶得了會計室的鑰匙，凡是取工資的人，就得加入這一派。我拒絕加入任何一派，保持中立。
我同毛講了我的困境。毛讓我轉告汪東興，將我和吳旭君的人事關係全部轉到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宿舍也搬到位於西單附近的中央辦公廳宿舍內。
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七幹校成立後不久，嫻的機關全部搬到黑龍江省離中蘇邊界不遠的肇遠縣農村中，我只好請一位老保姆照顧兩個兒子。
嫻不但體力勞累，還得不斷承受精神上的打擊。她每天從早到晚，要在農田裏和年輕的壯年男子一樣地耕田勞動，晚上還要參加思想批判會。會上有些人的發言總是旁敲側擊，提出她的政治歷史有大問題。我們都知道，只因為我仍在毛處工作，所以才沒有將她的名字點出來。可上這種精神上的折磨，真讓人受不了。
所以如果我去黑龍江，我可以去看看嫻，順便安慰她。就算我的醫療隊駐在不同的地方，總比我在北京要近得多。只要遠離北京的政治緊張，我們總能找到法子見面。
我這次去黑龍江是帶着被流發的心情的。牡丹江市向南大約一百多公里是寧安縣，滿清時代叫作寧古塔，是流放政府官吏的所在。因此我選擇了寧安作為我巡回醫療的地點。
汪原本不想讓我去。汪說：「這把我們的計劃全打亂了。現在北京醫院沒有恢復秩序，主席有了病，沒有地方可以住院。我們已經將養蜂夾道的高級俱樂部(位於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這裏組建一個醫院，名字叫解放軍三〇五醫院，這是專這主席和其他領導人準備的。已經同意任命你(指我)為院長。」
但我仍為下放黑龍江一事怪汪。汪一定要我開會，導致我的下放。毛已對我日漸失去信任。江青和康生也一直在攻擊我。和覺得自己其實是個替罪羔羊。汪東興跟林彪走得太近，沒有注意到毛對他兩人都有了戒心。我多次告訴汪，毛對林的敵意時，汪總是嗤之以鼻。這次我確定毛是拿我來代替整汪。
我從北京醫院抽了一位內科醫生侯，一位婦產科杜，從三〇五醫院抽了一位外科醫生牛，一位手術室護士小邵，警衛團派了一位大隊政委張，加上我和衛生員小李，一共七個人，帶上器材藥品，六月二十九日乘北京到哈爾濱的直達快車出發。
汪的辦公室事先已打電話跟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打過招呼。我們到哈爾濱後，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光參觀哈爾濱市就足足有一個禮拜。我們參觀了工業區，工廠組成了民兵，發了槍和彈藥，隨時準備迎戰蘇聯。地下的地道連成一片，開始覆蓋上水泥，成為永久性建築。我們也去看了近郊的幾個野戰醫院，房屋和設備都很簡單，但用作急救站是綽綽有餘的。我想去看珍寶島的提議被拒絕。省革委會主任說，中蘇邊界仍然有時有小型衝突，戰爭的氣氛很濃，還是不要去的好。
從哈爾濱又乘火車到牡丹江市。這是一個小城市，但是很整潔安靜。我們在鏡泊湖住了一夜。這是一串湖泊連在一起，景色宜人。當地人告訴我，文化大革命前，這裏還有些白俄居住，靠狗熊和東北虎為生，文革以後都離開中國了。由市革委會鍾司令招持參觀和款宴十天後，我們乘車到了寧安。我們人員增加了，黑龍江省衛生廳派了一位醫生，牡丹江市又派了一位外科醫生和護士。我們一起在農村走家串戶，進行義務醫療。我這下真成了「赤腳醫生」。
我住在人民公社的辦公室里，和衛生員小李同一個房間。李對我像對父親一樣照顧我。黑龍江的黑土豐沃，適合種植玉米和大豆。
農民的土屋也和南方不同。屋子用泥土砌成，稻草覆頂。屋內有個大坑，一家男女老少都一起在上面吃飯和睡覺。黑龍江省不像國內其他地區，森林未遭到濫砍，因此家家有足夠的木材做柴火。炕下有個煮飯的火爐，煙囪冒的熱氣可以暖炕。
寧安縣有漢人，也有朝鮮族人。朝鮮族人有不同的習俗。他們用一種彩紙貼在炕上，讓炕台看起來乾淨，屋內也顯得整潔。中國人習慣鋪一層稻草在炕上，所以看起來葬亂。公社的農民沒有江西窮，但手頭也很拮据。沒有醫生，如果生了病，得走去寧安城裏看病。但沒有人想到要去看病——醫藥費太貴，城也太遠。現代醫療觀念在此並不存在。
秋收時，有天有個老農婦被麥芒扎穿眼睛的角膜，我沒有適當的醫藥或設備，我要她去城裏的醫院看看。但她沒有錢，不可能去。
我是大部分農民平生僅見的醫生。我從一村到一村，走家串戶，用最基本的器材藥品進行義務醫療。他們看到我們時總是笑逐顏開，十分親近。公社內有兩種肆虐——肺結核和條蟲病。農民養獵，在田裏野放，不設豬圈，常食生的糞便而染上條蟲。農民吃豬肉，總不煮爛，因此很容易染上條蟲病。
我雖然喜歡這裏的義務醫療生活，卻沒能見着嫻一面。嫻所在的五七幹校由於戰備，已經從黑龍江遷到河南省沈丘。我非常思念我的家人。冥冥中，似乎命運的魔掌一直在把我們分隔開來。從嫻的數封信中我得知她日子很不好過。我下放到黑龍江後有不少傳聞。一個說法是說我因政治問題被調，另一個說法是說我向蘇聯「投誠」，或遭俄國人綁架。我的家人和我都為這些惡意中傷而感到沮喪。但寧安的封閉生活非常平靜。寧安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紛攏世界中的桃花源。
我已經到寧安四個月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我們正在村子裏給農民看病，一輛吉普車開來。鍾司令從車上跳下來說：「找你足有兩個小時了。我們從一個村子到一個村子，真難找啊。」
我問他什麼事。他說，北京中央辦公廳來了長途電話，有緊急狀況，要我立刻回去。我將醫療隊交給張政委和牛醫生，同鍾司令上了吉普車。到牡丹江市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了(這一地區只有牡丹江機場)。鍾司令一定要給我餞行，我推託不掉。但我一點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趕回北京是什麼事情，會不會有了新的周折。
到飛機場已經快十一點了。一架蘇聯制伊而六十二飛機停在機場跑道上。我登上飛機，機艙中只有我一個人。抵達北京西郊機場已經深夜二時多。毛的司機老張正有等我。
座車在空蕩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駛向中南海。我仍穿着一身厚棉軍衣。車子停在室內游泳池前時，我已滿身大汗，對我說：「他老人家坐在大廳里等你。你見過他，我再告訴你詳細情況。」
毛坐在他的書房兼會客室的正面沙發上，面色潮紅，呼吸急促。他問我在什麼地方巡回醫療。我告訴他在寧安，就是滿清時的寧古塔。他說，那就是顧貞觀寫的那首詞：「季子平安否」給吳漢槎的地方了。我說是的。他說：「我可是不行了，病了，所以請你回來。你先叫護士長把我的愛克斯光片拿出來看看，明天再給我檢查，說說你的意見。」我向毛報告了一下寧安的義務醫療工作，說在那裏不苦，做「赤腳醫生」是個很好的學習經驗。我表示想馬上看看片子。
吳旭君在值班室內拿出毛的胸部愛克斯光照片，對我說：「李院長，這回可出了大事了。」
我不禁愕然。我說：「你怎麼叫我李院長呢?」
吳說：「是李院長，已經下了任職命令了。」我流放期間，總參謀長黃永勝、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已經同意通過任命我為解放軍三〇五醫院院長。
我問吳旭君：「到底出了什麼大事?」
原來是當年八月到九月在盧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也就是我去黑龍江後不久)的事。毛退居二線後，一九五九年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一九六九年底，劉少奇遭凌虐至死。林彪想經由此會再次提出設立「國家主席」的建議。毛幾次打招呼不設國家主席，廢除這個職位。
林轉而尋求汪東興的大力相助。後來汪跟我說，上盧山以前，葉群同他打招呼，要主張設國家主席，「否則沒有林的位置了」。葉知道毛決定撤除國家毛主席這一職位，便縱恿其他領導人提議。這樣主張的人多，毛也不能不尊重多數人的意見。林彪集團主要成員，除了葉群以外，有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司令李作鵬和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以及陳伯達。汪東興告訴我，一九七〇年八月上盧山以前，他們就已商量好，要主張設立國家主席，並要在會議的各分組發言中首先表態，用以左右全會的代表們的發言。
原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黨委。陳事先與林彪和葉群商量好，由陳編選馬克思、列寧和毛的一些講天才的語錄，經林彪審定的「天才論」的材料，陳在小組會上宣講。文中吹捧毛的天才，鼓吹毛復任國家主席，並刊登在華北組第二號簡報。
一時會議代表都以為這是毛的意旨，紛紛發言，主張設國家主席。早在一九七〇年初，毛就向政治局黨委表示，他決不再出任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但大部份中全會的會議代表並不知道。一旦恢復設立國家主席而毛又不聘任，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林彪為唯一可能人選。這便是林的如意算盤。林彪這下犯下了和劉少奇一樣的政治錯誤——以為中國可以有兩個主席。在毛眼裏，想和他齊頭並立是犯上作亂。
八月二十五日毛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黨委擴大會議，決定收回華北組會議第二號簡報，嚴厲批評陳伯達，隨之開展「批陳整風」【1】。
汪在華北組會上，吹捧林彪，主張設立國家主席。毛髮了大脾氣，說汪是林彪一夥的。把汪臭罵了一頓，現在汪等於停職反省。汪在家裏寫檢討，閉門思過，並把葉群找他談的話全告訴了毛。為些毛表彰了汪，也就解開了懷疑汪的疙瘩。
這期間周恩來同揚德中談了話，叫楊準備接管警衛局。周想順着毛的意思，撤消汪的職務。康生則找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部主任武建華和在清華大學支左的遲群講了周的佈置。武與遲二人卻向汪透露了這個消息。汪因此極恨楊與王良恩。
汪對我說：「我犯了大錯誤了。現在在家裏寫檢討。這也好，閉門思過，休息休息。主席已經生氣了，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但汪因此對周恩來和康生恨之入骨，又憤憤地跟我說：「他們這幾個人等着瞧。」
汪的事在一組掀起的餘波不小。毛還叫吳旭君揭發汪的問題，說吳是汪的一夥。吳說：「我一天到晚在你這裏值班，汪搞些什麼，我怎麼知道。」吳確實不知道汪的活動。但從此對她不信任了，不讓她值班。
毛的女友劉和她兩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朋友，都不再充許進入中南海。劉和葉群、林彪關係密切，毛懷疑劉是林彪的特務。林立果現在空軍權傾一時，毛認為她們三人都是林立果派來的。毛有一次對我說過：「這些人都靠不住。」
張玉鳳從這時開始，才搬進中南海，給毛正式值班，照管毛的日常生活。
兩位外交部的女孩子——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王海蓉和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長兼毛英文翻譯唐聞生，幾乎每隔一兩天來一次。也是從這時開始，毛接見外賓都由她們二人經管。甚至周恩來要向毛呈報一些事，也都經過她們向毛報告，並轉過毛的意見。
我有時很奇怪，江青為什麼不再來查訪毛的私生活。我問吳旭君。吳說，在盧山會議時，毛和江談了一次話，有了「協議」，毛向江點明了自己的私生活問題，毛要江不要過問毛的私生活，代價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護江。
八、九月盧山會議所爆發的黨內政治鬥爭餘波未平。林彪聲望逐日下降。毛像身處往常的政治鬥爭中一般，在鹿死誰手、局勢未定之前，十一月又生了病。
在盧山大鬧一場以後，毛就開始不大舒服，到十月下旬越來越重，周恩來派了三位醫生來看，照了愛克斯光胸片，已經注射了抗生素。他們的診斷是肺炎。那時毛的迫害妄想狂已經十分嚴重。毛一聽就火了，說他們是林彪派來的，是按着林彪的指揮治病，連着發了兩天脾氣。張玉鳳向毛提出來，不如叫我回來看看。毛同意了。汪東興其實早就想叫我回一組了，但汪不能提，否則疑心病重的毛會將我和汪連在一起。這樣我才從黑龍江趕回北京。
我拿起片子看，是肺炎的影像。可是在當時的激烈政治鬥爭中，毛的精神處於高度緊張和懷疑狀態。按照科學態度，應該實事求是說明診斷，但是如果這樣做的話，我也就成了林彪一夥了。因此我同他講，看來仍舊是老毛病，慢性支氣管炎急性發作，只要打針就好了。
我講完以後，我看一臉焦慮的神情立刻放鬆了，然後用雙拳猛扣前胸說：「林彪大約希望我的肺爛了。你再拿着片子去看這三位大夫，看看他們怎麼說。這三位太可笑，一個只管檢查，不說話。一個只是說話，不檢查。另一個戴個大口罩，既不檢查，又不說話。如果是肺炎，我就停止打針，看死得了死不了。」
我去找了三位醫生，將我與毛的談話告訴他們。我說，在日前，如果一定堅持是肺炎，他接受不了，只要他同意繼續治下去，就達到了目的。他們都同意了。中南海門診部主任說：「我們也不知道盧山上發生了什麼事，誰也沒有想到將病和政治連在一起。真是倒霉。其實都是總理在指揮。」
我又回到游泳池，向毛說了，三個人都同意我的看法。毛很高興，當夜請我吃飯。我巡回醫療期間原定是一年，現在毛不要我回黑龍江。毛說：「你不要去了，我這裏可能還有事要你辦。」我當時認為，我為汪受過，被流放到黑龍江，很不公平。我向汪說：「主席還是用我啊，為什麼我的愛人不能回北京呢?」於是一、二周後，汪東興安排將嫻由河南調回北京。我們一家總算又團圓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接見了他的老朋友愛德加·斯諾。接見期間，毛對我說：「斯諾這個人，看來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讓他知道中國的內幕，有好處。」【2】
毛利用這次接見機會來促進中美關係，並傳達他願意邀請尼克森來中國或接見美國其他高級官員。他也想藉此使中央情報局知道，中國內部政治鬥爭目前十分緊張，看看美國有什麼反應。毛在談話中指出：「喊我萬歲的人有三種。第一種是真心喊，這種人不多。第二種是隨大溜，這種人最多。第三種嘴上喊萬歲，心裏希望我早死，這種人很少，可能那麼幾個。」
我於一九八八年在美定居多時後，才知道斯諾在一九七〇年訪問中國當時，他在自己家鄉是個不受歡迎的人物。中美建交後，他才將這段話轉告美國政府。我想斯諾極有可能也不了解毛上段話中的深意。毛指的第三種人正是林彪。
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時，毛對林彪的不信任達到極點。清華大學革委會副主任謝靜宜的丈夫小蘇在空軍黨委辦公室工作，通過謝傳來消息：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秘密組織，包括「聯合航隊」、「上海小組」和「教道隊」，在做武裝奪權的準備。小蘇要毛注意。毛決心南巡，趁南巡的機會和大軍區的領導人及省的領導人打招呼。
林彪個人任命的黨羽多半在中央，也分佈在各省及軍區。毛自信以他的威望仍可以得到省和軍隊領導人的支持。這點毛講的很清楚。他行前同我說：「我就不相信，這些司令員們就都跟林彪走。難道解放軍就都會造反不成?還是那句老話，如果解放軍不聽指揮，我再上井崗山打游擊去。」
八月十日專列循京廣線南下，途中停過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一路上，毛同沿途各地黨政軍負責人作了多次談話。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毛指出：「盧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有人急於想當中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
毛從未挑明想奪權的人是林彪，但他的暗示已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毛對林為他大肆吹捧的個人崇拜的背後動機也起了疑心。毛諷刺地說：「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和列寧不是在幾十年內相繼出現的嗎?什麼『大樹特樹』(指楊成武寫，由陳伯達修改的一篇吹捧毛的文章)，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指林彪)。」
「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那四大金剛(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麼大的權。」
林彪想奪毛的領導權，要分裂黨——毛的話中影射這些已明顯出現的問題。毛說林彪對這件事(指盧山會議之事)「當然要負一些責任」。但是毛仍留有餘地。毛說：「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得過來，有得可能救不過來。大凡犯了路線錯誤的人，是很難挽回的。看，陳獨秀、王明、張國燾，他們回頭了嗎?」
此次南巡離開北京將近一個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北京豐臺。回中南海前，毛又找了北京市和北京軍區的負責人做了豐臺談話。主要的內容是林彪。談話以後，回到中南海游泳池已經快到晚上八、九點鐘了。
汪東興接到從北戴河打來的電話時，我正在游泳池內整理我的器械裝備。那時是晚上十點多鐘。
這電話是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宏由北戴河打來的，說林彪的女兒林立衡(又名林豆豆)講，葉群和林立果要綁架林彪外逃。
74
汪東興立刻給周恩來打了緊急電話。
周恩來此時正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接到電話後，立刻奔往中南海。周十一點到游泳池。毛仍不知道這件事。周恩來向主席報告林彪叛逃，我在一旁聽着。
周恩來向毛報告。林彪的女兒林立衡密報給北戴河的張宏，葉群和林立果綁架林彪上了座車。葉群剛才打電話給周，說林彪要移動一下，但是說沒有飛機。但周查了空軍，有一架三叉戰鬥機就停在北戴河外山海關機場。因此周懷疑葉群這是聲東擊西法，用來掩飾他們的潛逃。這些都說明情況有變。
毛一聽到周說林彪要潛逃，全身一震。但他隨即表情自若，靜聽周的報告，看不出他內心的感受。
周建議，毛還是搬到人民大會堂去住。林彪逃走的目的仍然不明，林彪的人在北京不少，如果他們計劃政變，可能隨時會爆發武裝攻擊。看樣子，人民大會堂比較安全，容易防衛。汪又規定，任何人沒有得他同意以前，不許同外面聯繫，不許外出。
毛的隨身工作人員都在凌晨前的抵達一一八廳。汪東興和張耀詞在隔室設了辦公室。汪一直在等北戴河的後續報告。周恩來也在等消息。
毛在看史書。
到十三日凌晨零點五十分，張宏打電話來說，林彪乘紅旗車跑了。張等開了輛吉普車尾追，並曾對有防彈車開槍，但攔不下來，不起作用。紅旗車是十二個氣缸，吉普車只有四個缸，無論如何也追不上。半路上那輛防彈的紅旗車突然停下來，林的秘書李文普被猛然推下車，車裏有人對他開了幾槍。(李後來被送往三〇五醫院救治，右臂上中了一槍。汪東興下令將李隔離審查，後來不知關到何處。)等張他們尾隨直追入山海關機場內時，林的飛機已駛入跑道。
周提出要用導彈打下來。
毛不同意。毛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麼辦法。林彪要跑，隨他去吧。不要打。」
我們只好等待。
旋即又來報告說，飛機緊急起飛，燃料不夠，最多只有一升油，飛不了多遠。而且起飛時，飛機左翼撞壞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車上的油罐蓋。右機翼上的燈撞破，右起落架撞壞，降落會有困難。副駕駛員、領航員、無線電通訊員都沒有上飛機。雷達偵測到飛機航路。飛機航向的報告如雪片般洶進汪的臨時辦公室。
林彪乘坐的那架飛機往西北蘇聯方向飛去。
凌晨二時，周向毛報告，林彪乘坐的那架飛機已經越出國境，進入外蒙古領空。飛機在偵測儀上失去蹤跡。
毛看上去沉着而冷靜，只說了一句：「不過是張國燾、王明以外，再加一個罷了。」
在當天下午，周恩來送給毛，蒙古人民共和國照會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的報告：有架中國飛機，在聶滋而庫區以南溫都而汗墜毀，機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等到十六日駐蒙古大使館通知周恩來，經核對牙齒後，確定墜機死者之一為林彪。毛只是輕鬆地說了一句：「跑得好嘛。」
汪東興則從內心表現出喜悅，說：「死的好，要不然還會有很大的麻煩。」
確定林彪墜機後，周又說：「這樣的下場很好，解決了大問題。」
周恩來負責事後的調查逮捕行動。此時林彪密謀叛變一曝光，大家紛紛和林彪劃清界線，以求自保。周其實和林的關係也很「密切」。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毛將我從黑龍江調回，給他治病。等到病好以後，毛又讓我開展研究和治療慢性支氣管炎工作。我同毛講，這樣的工作，一個人很難成，需要通過國務院，由全國有關醫務人員共同協作。這樣，就要向周恩來講清楚。毛同意，但是補充說，告訴周不必同林彪講。那時他曾對我說過，前一段給他治病的醫生是按照林彪的指使進行的，林彪其實心裏希望他早死，他怕林彪想毒害他。
這兩件事我都告訴了周，並且說，毛對林彪已經有了很大的戒備心，希望周不要同林講。當時周沉呤了片刻，同意了。但是過不到一個星期，葉群突然打電話給我，問毛的健康情況，說她和林都支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慢性支氣管炎的防治工作。
我聽葉群的話，很吃驚，我想葉既然可以給我打電話，說明她已經知道了毛的意圖。這件事我只告訴周一個人，可見周露了口風。我去看了周恩來，告訴周，如果毛知道了，毛會懷疑是我向葉、林通風報信。
周凝視着我說：「這是我報告林副主席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組織和領導，林副主席是我的領導，我怎麼能夠不報告他呢?」
等到林彪乘飛機逃跑後，周向毛報告了情況，決定遷移至人民大會堂。行前，周特別向我打招呼說：「李院長，主席的身體健康情況，我們可是都沒有向林彪講過。這點我們還是有警惕心的。」周這是在警告我，不能告訴毛，周向林報告了毛的健康情況。
周既然可以違背毛的意旨，向林透露毛的健康情況，那麼可不可能還向林透露別的有關毛的言行呢?
汪東興告訴我，他派八三四一部隊搜查毛家灣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許多鄧穎超、周恩來和林、葉的合照。汪親自將照片拿給鄧。鄧則一再向汪表示感謝。
汪也搜到不少江青和林彪與葉群的照片。汪也拿給江青，江叫人把照片燒毀。
毛是二十二日回到中南海游泳池。這時參與林彪密謀政變的人都已經被捕。
林彪墜機死亡，也說是所謂「九.一二事件」，以後經過周恩來數月的調查查證，林彪、葉群、林立果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了武裝起義計劃，代號為「五七一(即武裝起義)工程」，策劃以武裝政變，逮捕或殺害毛澤東，奪取政權，如果不成，就飛到廣州，另立中央。
我早就懷疑林彪，小蘇也密告過林立果的「秘密組織」的事。林想下手的時機是毛在七一年八月的南巡。毛原本相信地方軍區領導人都會支持他，南巡是向他們打招呼。
按照中共中央揭露出的材料，毛澤東八月十四日出發南巡，沿途秘密講話矛頭直指林彪。這個講話的內容，由武漢軍區政委劉永勝密電在北戴河避暑的林彪、葉群。
林、葉立即策劃暗殺毛的計劃。他們有數個方案——在毛的南巡途中以飛機轟炸火車，在上海由空軍軍長王維國槍擊毛，和以炸彈炸毀上海虹橋機場毛的列車停放處的油庫，或在蘇州附近的碩放鐵路橋下安裝炸彈，炸毀通過橋時的毛的專列。
我不曉得這份鉅細靡遺的暗殺計劃的正確性。
我一向清楚，想暗殺毛可謂難如登天。毛的警惕性極高，行蹤秘密而又隨時改變，使人無法預測他的行止。在林彪黨羽還沒有來得及下手以前，毛已回到北京。在這種情況下，機會已失，全盤皆輸，林彪乘飛機北逃。林彪深知成為毛敵手的下場——當時我不知道，劉少奇被單獨關押在中南海後運到河南，飽受凌虐、病魔摧殘而死。暗殺計劃失敗，林彪無異是簽下了自己的死刑判決。林唯一的生路便是逃往國外。
林立衡密報其父親林彪是被綁架一事並不正確。林立衡深愛其父親，卻與葉群關係非常惡劣，竟懷疑葉不是她的生母。林立衡無法接受林彪擬定武裝起義計劃以及會叛逃的事實。
數月後，「九·一三事件」和中共中央文件的披露，對每個人都是極大的震驚，我也不例外。固然如前所述，早在一九六九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後，我就察覺毛對林有明顯的厭惡和戒備心。盧山會議以後，毛的言行，更加說明正在開展一場新的黨內鬥爭。但是想不到有這樣的結局。
事後有不少朋友問我，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陪毛南巡途中，我怕不怕。朋友們很想知道和毛一同藏身於人民大會堂，直至林彪死亡，參與政變的餘黨被捕為止，那段期間我的感覺。坦率講，我沒有一點怕的感覺，因為當時我只知道毛這方面的活動，對林彪一方面的暗殺計劃和行動毫無所知。
林彪的策劃武裝政變和死亡，對毛無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擊。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毛將我從黑龍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從此他就沒有完全恢復。毛的體質上有了驚人的變化。在林彪的黨羽陸續被逮捕，毛的安全確定後，他又像一九五六年反右運動時那樣，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憂鬱。毛話變得少了，無精打采，步履遲緩，站起來的時候背駝得明顯，睡眠更加紊亂。
長期以來，他的血壓保持在高壓一百三十毫米汞柱上下，低壓在八十毫米汞柱上下。這時，偶而高壓上升到一百八十，低壓則為一百。兩個小腿和兩腳都有輕度浮腫，在足踝處可以看得很清楚。感冒、咳嗽、濃痰不斷。胸部聽上去，滿是雜音。肺部顯然有反覆感染。痰培養沒有特殊的致病細菌，只是些正常人都有的非致病菌類。這表明毛本身的抵抗力大為減低，對正常人不會致病的菌類，在毛的肺上卻引起了感染。心臟雖然沒有雜音，但是有時有心律不齊。
我建議毛做一次全面體格檢查，至少照一次胸部愛克斯光片子，和做一次心電圖。他不同意。我又向他建議，服用人參，提高全身抵抗力。他說，他不相信中醫。
但是肺部的反覆感染，不加以控制的話，會越形嚴重，而且能引發心力衰竭。我向毛說明，肺部的感染不能不設法控制，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他說，他不願意打針，只同意口服抗炎藥。於是開始口服抗生素。只是吃吃停停，厲害時吃，稍一減輕就又停止。這種辦法無異於鍛煉細菌抗生素的抵抗力，使肺部感染更加不易控制。毛全身情況越來越虛弱了。
到了十一月二十日，北越總理范文同到北京訪問。毛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會見范，電視上照出毛的行走的步態。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毛走路那麼困難，兩條腿像是兩條木棍子似的在挪動。
毛在床上抑鬱終日，此時又在構想新的政治戰略。五年多前，也就是一九六六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黨內精英凋零殆盡，許多高階官員被迫害致死，有些人遭批鬥。但真正思謀叛變的人竟是毛最親密的戰友——林彪。許多領導人早對毛髮出警告，他們認為林不適合做接班人。他們曾大力反對林提出的對毛的極端個人崇拜，及其所主張的軍隊騾馬化和滿嘴空洞愚蠢的政治口號。毛在床上輾轉了四個月，他決心要那些被他批鬥的老同志回到他身邊。
注釋：
【1】包括陳伯達和汪東興在內，無人明白支持林彪出任國家主席，即使議論中的言外之意昭然若揭。議論公開集中是否該恢復設立國家主席。
【2】沒有證據支持毛認為斯諾為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員的猜測。斯諾對這次與會晤的說法，見前引The Long Revolution，pp.169-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