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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後軍管紅色恐怖 用開水澆女醫生陰道

——「江西王」程世清

總共二十一萬人的萬年縣,一下子抓出8107個「階級敵人」。「凡被『深挖細找』出來的『階級敵人』,無不慘遭毒刑,誣陷逼供,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採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杠子、占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衛生院一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據當時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

 

江西王程世清

 

68年江西出現了濫捕濫殺的“大屠殺”局面。據不完全統計,開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運動才一兩個星期,全省“自殺”的人數就超過5000人。有的自殺場面極為慘烈:一個鬥爭對象被斗得走投無路,就在辦公室的走廊里,拿菜刀將自己的腹部剖開,而後將腸子掏出來,用剪刀一節節地剪斷,邊剪邊喊:“請大家看看,我的心腸到底是紅的還是黑的?”圍觀的人都被驚呆了,沒有一個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殺者在把腸子剪了十來節,在走廊里走了十來步以後,終於倒下了……

阿波羅網摘自《北京之春》主編胡平撰文《軍管年代——程世清在江西》

1967年7月下旬,第十二軍軍長李德生突然接到南京軍區的緊急通知,周恩來總理要他於28日趕到北京,受領去安徽“三支兩軍”的新任務。其時,第十二軍正駐守蘇北地區擔負海防任務。

在此前後,駐山東萊陽的第二十六軍接到中央緊急通知,中央調該軍政委程世清去解決江西問題,要他速來北京領命。

李德生一行下榻在京西賓館。程世清來京後也安排住在這裡。那些日子,“一輛輛滿載着造反派的大卡車,架着高音喇叭來回地轉着,震天動地地叫喊着,‘打倒武漢七二〇事件的凶首陳再道!’(當時陳再道同志在京西賓館受到保護),‘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後來又看到中南海周圍搭滿了各種各樣的帳篷,設立了各種名目的揪劉(少奇)指揮部,把中南海團團包圍。全國人民心目中最神聖的黨中央所在地,被紅衛兵‘兵臨城下’,心裏感到實在不是滋味……”(李德生《從十二軍軍管安徽的經歷看文革大動亂》)

可以想見,此時,無論是李德生、程世清,還是日後接踵而來北京,領命去各省“三支兩軍”的野戰軍將領們,心中湧出一片迷茫的同時,也一定會升起一股天下板蕩、疾風勁草的使命感。

1967年的夏天,歷史給了程世清一個機會。

文革開始後,江西的造反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1967年1月26日,在“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員會”頭目萬里浪、塗烈的策動和挑撥下,各造反派組織嚴重對立,武鬥事件不斷發生、不斷升級。同年4月,在萬里浪一夥策動下,數百人強行衝擊江西省軍區,搶走省軍區黨委會議記錄本、軍用地圖和大批機密文件,14個軍管單位的軍代表被趕走。6月1日,造反派將受周恩來的委派來到江西“三支兩軍”的福州軍區第二政委劉培善綁架,強行押到北京批鬥。其後,當地武裝部門以民兵訓練的名義發槍給保衛當地黨委政府的群眾組織,引起另一派群眾組織的不滿。6月29日凌晨起,萬里浪一夥先後奪了工廠民兵的槍,奪了軍分區哨兵的槍,奪了人武部的槍,奪了軍區政治部的槍,奪了警衛團的槍……從此,全省各地奪槍不止,共有8.5萬支槍、子彈1524萬發被搶。當時的江西非常混亂,各類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支彈藥,省軍區軍隊幹部又深深地捲入到了江西地方兩派爭鬥之中,局面基本已經失控,因此程世清可謂是“臨危授命”。

1967年8月5日22時至次日4時15分,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周總理等中央首長第六次接見江西赴京四方代表。在這次接見中,程世清首次登場。

8月13日凌晨,在人民大會堂江西廳,周恩來、陳伯達、肖華、姚文元等中央首長,第七次接見了江西四方代表全體來京人員,共1300餘人。接見時在坐的還有程世清、楊棟樑。接見時,周總理宣讀並解釋了《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干決定》——

一、江西省軍區及部份軍分區的某些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支持了保守派鎮壓了革命派。為此,中央決定改組江西省軍區,任命程世清為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政委,楊棟樑為江西省軍區司令員。

二、6011等部隊將陸續進駐江西各地。中央號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進駐江西的“支左”部隊。(第二十六軍6011師屬於濟南部隊。據說,當時全國有十大值班師,所謂值班師的要求是,一旦發生危情亂象,一個星期之內,部隊能夠到達全國範圍內的任何一個指定位置。作為北方甲種師,6011部隊是其中之一,該師有18000兵員。)

三、中央決定由程世清、楊棟樑、陳昌奉(陳為長年駐南昌的獨立師即6797部隊師長,曾當過毛澤東的警衛員,不知是他寫的,還是請筆杆子代勞的,他因《跟隨毛主席長征》一書,一度在全國蜚聲遐邇)、萬里浪(“省大聯籌”主任,江西省內最大的軍用航空工業企業、原代號為“320”廠的洪都機械廠工人,“文革”前在江西省內是頗有名氣的工人詩人)、劉瑞森、黃先(均是原江西省副省長)等人實現革命的“三結合”,組成省革命委員會籌備組,領導全省的“抓革命,促生產”。

隨6011來江西的洛陽某軍事院校的汝其,在抵達江西的當天及次日的日記里寫道:

“沿途不斷聽到零星的槍聲。紅衛兵駕駛的吉普車在街上飛馳,車門兩邊,站着手執衝鋒槍、戴着紅袖章的年輕人……”

“雖然已經過了‘三伏’,但氣候仍十分炎熱。熱得沒有辦法睡覺,晚上只得到辦公樓頂上的平台上去露宿。我見平台中央沒有人,就把席子往中央一鋪。別人忙制止說,中央不能睡,太危險。前幾天晚上飛來流彈,差一點把睡在中央的人打傷。我只得在靠牆邊找一塊空地鋪下席子。屋頂上雖然涼快,但鋪底下太熱。過了半夜,熱氣才能散盡。”

“這裡形勢的嚴峻遠遠超過了我們來以前的想像。”

“我們到了一個籠罩着濃厚的戰爭氣氛的城市。”

——(汝其《支左日記》《天涯》1999年第一期))

那些日子,南昌市千千萬萬人家的心境,似雷轟電閃驟降時的牲口廄,真是一片牛驚馬嘶!私為萬惡之源的毛澤東時代,誰家能有多少財產?即使如此,也想着罈罈罐罐、箱箱櫃櫃得多找幾個地方分散。少數人家有關係的,便趕緊將老人、病人送去外地或鄉下。這時,風聞6011部隊開進江西制止武鬥,誰不奔走相告,驚魂甫定?一時間,如大旱之望雲霓,小人國里猛抬頭見了偉丈夫,“程政委”之稱,在公元1967年南昌市流行口語排行榜上肯定排名第一。而且,直到次年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許多的江西人,仍保持着這一滿是敬仰且親切的口吻:程政委怎麼說,怎麼說。

程世清一到江西就遭遇了極大的挑戰。8月23日,撫州發生了大規模的武鬥流血事件。這一事件以後被毛澤東、周恩來定性為“軍事叛亂”。當時,程世清等人派26軍76師部分部隊組成“支左”解放軍宣傳隊進駐撫州,目的是收繳被搶去的槍支彈藥。

誰知撫州軍分區負責人夏紹林拒絕“支左”部隊進入撫州,竟指揮軍分區部分軍人和基幹民兵武裝伏擊了“支左”部隊,當場打死5人,打傷57人。

當時筆者因觀點不同怕受迫害由金溪潛逃到南昌,8月25日在“支左”部隊護送下回到撫州,對此事比較清楚。撫州參與伏擊的3211群眾組織大多是複員軍人,還有的是脫下軍裝的現役軍人,實力是很強的。“支左”部隊進入撫州的溫圳時受到了阻擊。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隊表現出來極大的剋制,沒有反擊。用高音喇叭宣傳,向兩邊開炮威嚇,可3211看到炮打不準,就認為是造反派學生,因為野戰軍是不可能這樣放炮的,所以造成了“支左”部隊的傷亡。程世清請示周恩來後,又派飛機去散發《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干決定》的傳單,撫州軍分區的軍人竟向飛機開火,居然將飛機的機身打了兩個洞。受到撫州軍分區負責人夏紹林支持的一派群眾組織還公開宣布他們控制了臨川、金溪、資溪、南城、南豐、黎川、宜黃、崇仁、樂安等9個縣,不經允許任何部隊不準進入。

面對這樣的局面,程世清沒有以“武力”強行開進,而是專門把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干決定》上的批示“此件看過照辦”當做“最高指示”,通過各種渠道向撫州地區宣傳。撫州軍分區政委王景義(網上資料誤為“王玉義”,特提出,以免以訛傳訛)在聽到毛澤東的批示後立刻“反水”,表示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過去自己受騙了,在緊急關頭堅決反對再向“支左”部隊開槍。王景義站出來後,撫州地區對抗“支左”部隊的的力量開始分崩離析。王景義的這個行動後來得到毛澤東的專門表揚。

程世清對對抗“支左”部隊的群眾組織沒有報復,而且還注意了“一碗水端平”。從1967年9月開始,翻了身的“造反派”(大聯合籌委會)要大舉報復,從南昌去贛州串聯的5個“造反派”頭頭,煽動贛州造反派抓捕了一批各單位的“保守派”(聯絡總站)頭頭遊街,並竟然當場槍斃了一個廠的武裝部長,聲言還要槍斃一大批。如何處理這5個“造反派”頭頭,當時贛州“支左”部隊有些畏難情緒,害怕背上打擊“造反派”的“罪名”。程世清則毫不手軟,他說:“這有什麼可怕的呢?他們(指殺人的造反派頭頭)就像紙老虎,你軟他就硬,你硬他就軟。……我命令立即把那幾個槍斃人的造反派頭頭拘留起來,不得有誤。”程世清這樣的做法在當時是得人心的。

從8月到10月的兩個月內,江西“支左”部隊在程世清領導下,收繳上來了5萬多條槍,初步穩定住了江西的局勢。

9月17日,毛澤東接見江西省革委會籌備小組成員時,對程世清領導的支左工作進行了表揚。不久,中央文革小組也發來賀電:“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五個省和一個市回到北京後,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傳達江西問題時,說江西搞得很好,應該表揚。”

然而,程世清這樣理智穩妥的做法並沒有維持多久。時間進入到1968年,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程世清已經在江西站穩了腳跟,開始以“階級鬥爭”開路,實行“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上演了一段極為恐怖的“大屠殺”。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開了省革委三次全會。會議決定,在全省開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運動,大搞階級鬥爭,掀起一個新的對敵鬥爭的高潮。

程世清,滿面紅光,熊腰虎背,在全省境內不辭鞍馬勞頓,走到哪裡,他那個帶豫南口音的宏亮嗓門,便如一門榴彈炮似地,隆隆地響在那裡:

“我們江西省的形勢是空前的大好,最重要的標誌,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宣傳,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深入人心,活學活用毛主席着作出現了嶄新的階段……形勢大好的又一標誌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大提高,廣大革命群眾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掀起群眾性的大批判和‘三查’運動的新高潮,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理論上向中國的赫魯曉夫及其代理人,一小撮走資派、特務、叛徒,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發動一個持久、主動進攻的人民戰爭。在我們江西,從檔案里清查到的叛徒、特務有四千多,方誌純又拉進一批。國民黨在江西,廬山是大本營,上饒是集中營,1949年南下又一批國民黨渣子,都留在江西,很多機構是原封未動。醫學院原是中正學院,從幹部到講師,70%是國民黨留下的,院長就是國民黨員。鹽務局、航務局、港務局,都是原班人馬。學校更複雜,在幹部和教員中,有一批壞人,黨政機關,省人委挖出五百多,省委也挖了一百多。南昌七中是美國民教育會學校,是訓練特務的……”

在這一背景下,江西出現了濫捕濫殺的“大屠殺”局面。據不完全統計,開展“三查”運動才一兩個星期,全省“自殺”的人數就超過5000人。有的自殺場面極為慘烈:一個鬥爭對象被斗得走投無路,就在辦公室的走廊里,拿菜刀將自己的腹部剖開,而後將腸子掏出來,用剪刀一節節地剪斷,邊剪邊喊:“請大家看看,我的心腸到底是紅的還是黑的?”圍觀的人都被驚呆了,沒有一個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殺者在把腸子剪了十來節,在走廊里走了十來步以後,終於倒下了……

汝其的《支左日記》里有如下記載——

1968年8月20日星期二

省革委三次全會結束以後,各地迅速行動,立即掀起“三查”運動的高潮,成千上萬的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被揪了出來,但也有不少人被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老楊負責統計每天各地報來的鬥爭對象自殺數字。他憂心忡忡拿着報表對我說,三次全會才個把星期,全省自殺人數已超過五千,不得了呀!我說,我們的報表每天都上報領導了,他們是清楚的。

在“三查”運動的高潮里,隨着程政委一個個別出心裁的口號:“深挖細找二、三線的敵人”、“再刮‘三查’運動的十二級紅颱風”……變成《江西日報》上赫然的通欄標題——

總共二十一萬人的萬年縣,一下子抓出8107個“階級敵人”。“凡被‘深挖細找’出來的‘階級敵人’,無不慘遭毒刑,誣陷逼供,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採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杠子、占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衛生院一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據當時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萬年縣誌》1982年版)

在瑞金——“目前,瑞金全縣共揪出三查對象5319人,其中叛徒830人,佔全縣原老幹部的80%左右,特務266人,頑固不化的走資派48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2354人;現行反革命和反革命兩面派94人,還破獲了反革命組織49起,331人。全縣先後還組織了三批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難點單位,揭蓋子,攻碉堡。由於群眾發動起來了,形成了進攻的強大力量,真正做到狠批深挖,許多難案都得到了答案……”(1968年8月贛州地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劉雲在地、市各單位革委會負責人大會上的報告)

1968年9月25日星期三

接待組向我報告一個重要情況。

瑞金縣一個幹部來反映:二十二日縣裡召開了各公社專案組長會議,強調深入開展“三查”,大反右傾,學習廣東一些地方的經驗,權力下放,搞“民辦槍斃”。敵人很猖狂,他們要殺我們,我們怎麼辦?要拿出成績向國慶節獻禮。會議結束後,二十三日上午,律陽公社就殺了七個人。他說,這個殺戒一開,不得了。公社、大隊幹部可以隨便殺人,他們想殺誰就殺誰,不要立案,不要證據,不要審批。這樣下去,後果不堪設想。現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對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幾天之內,可能全部殺光。

我立即把這個情況報告了保衛部領導。

1968年9月26日星期四

瑞金縣今天繼續來人反映該縣搞“民辦槍斃”,亂殺多人的問題。據不完全統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兩天之內,全縣各公社、大隊大約殺了一百二十多人。大多是以組織“反革命集團”、“暗殺團”的名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殺害的。殺人的方法除了槍斃外,還有用石頭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殺死後,推到懸崖下,連屍體都找不到。真是駭人聽聞!

難道這就是階級鬥爭嗎?

1968年10月22日星期二

群眾專政組組長慶賀一行三人,去瑞金縣調查“民辦槍斃”,亂殺人的問題,共去了10天,昨晚歸來。

他說,瑞金縣各公社九月二十三日起至十月七日,共殺了177人,年齡最大的70歲,最小的只有11歲。有40多人是地富子弟,50多人是貧下中農出身,其他都是四類分子。都是以現行反革命或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名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殺害的。

九月二十三日,殺34人;二十四日,殺90人;二十四日晚,縣革委會徐主任發現這個情況後,立即召集各公社幹部開會,叫堅決制止,但沒有制止住。又連續殺了三天。二十五日殺15人,二十六日殺16人,二十七日殺19人。到二十八日才基本剎住車。

瑞金縣這次搞“民辦槍斃”的,共有八個公社一個鎮。其中殺得最多的是律陽公社,共殺了89人,佔全縣殺人總數的一半。這個公社從解放到現在才槍斃34人。這次殺人相當於過去的兩倍半還要多。

——(汝其《支左日記》)

所謂“民辦槍斃”,就是把殺人的權力下放到大隊幹部一級。9月22日,瑞金縣召開了各公社專案組長會議,強調深入開展“三查”,大反右傾,學習全國其他一些地方的“經驗”,權力下放,搞“民辦槍斃”,拿出成績來向國慶節獻禮。

會議結束後,23日上午,律陽公社就殺了7個人。殺戒一開,公社、大隊幹部可以隨便殺人,他們想殺誰就殺誰,不要立案,不要證據,不要審批。如此一來,瑞金縣各公社僅從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殺了177人,年齡最大的70歲,最小的只有11歲。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農的子女,50多人是貧下中農出身,其他都是所謂“四類分子”。他們都是以“現行反革命”或“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名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被殺的。殺人的方法除了槍斃外,還有用石頭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殺死後,推到懸崖下,連屍體都找不到。根據可靠統計,受“民辦槍斃”的波及,僅興國縣就殺了270多人,瑞金縣殺死了300多人,于都縣殺了500多人。

 

直到此時,程世清感到局面有些不好收拾了,才下命令禁止亂殺人。程世清對江西“三查”運動中的恐怖罪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歷史讓我們這樣看到,從而一定會引起後人深深玩味的是——

“文革”中,越是瑞金、興國、於都這樣的昔日“蘇區”,殺人的事件越是蔓延難止,越是暴戾成風,表現為一種群體性的走火入魔,民間性的血色狂歡。在贛南的許多地方,恍如回到上世紀30年代紅軍被迫北上,國民黨打回中央蘇區的日子,不同的只是那時被稱為“白色恐怖”,而現在的恐怖,則是“紅色”的。

據不完全統計,江西在“三查”和隨後進行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共揪鬥了90多萬人,製造冤假錯案4102起,被錯誤打成“反革命”的有17.1萬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萬多人。(《當代江西簡史》)

江西開展“三查”運動的影響,還波及到了國外。1968年9月7日下午,中國駐剛果(布)大使館給外交部去電:駐在江西的水電部×工程局派有一個工程隊幫助剛果(布)建設一水電站。最近,這個工程隊不少人(大部分是技術人員,也有工人)到大使館反映,國內親屬來信說他們被群眾揭發有嚴重問題,有的是歷史問題,有的是現行反革命,已沒有資格援外,要他們自動申請回國,接受群眾審查,否則從嚴處理。中國駐剛果(布)使館人員說,剛果(布)與剛果(金)(即現在的扎伊爾共和國)只相隔一條剛果河,游泳就可以過去。而剛果(金)與台灣建立了外交關係。如果問題處理不好,當事人隨時可能游過剛果河,到東部的剛果(金)申請避難。外交部把情況報告周恩來總理,周恩來指示,由江西省革委立即派人調查處理。後將該工程局革委會的全體成員集中到南昌辦學習班,才將這個問題解決。

再來說一說“一打三反”。“一打三反”按中央文件的原意,是“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可“貪污盜竊”和“鋪張浪費”本與百姓風馬牛不相及,而在一個全部商業活動幾乎都被政府壟斷了的國度,民間的“投機倒把”活動,撐死了,也不過是螺絲殼裡做道場。就全國來說,“三反”並未成一個運動,“一打三反”其實只有“一打”。

這“一打”與前些時的“清理階級隊伍”明顯不同,“一打”的打擊重點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雖不是“文革”的產物,自從建國後疾風驟雨般清算“歷史反革命”開始,以現實言論、思想治罪的“現行反革命”就對應而生了。但就規模與力度而言,這是建國後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嚴厲的一次。遇羅克,就是在個運動里陷入囹圄的,他的“罪狀”是:“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書寫十幾萬字的反動文章,組織反革命集團,陰謀暗殺偉大領袖毛主席”。

在江西,總算在當年的報紙上留有蹤跡的幾件案子是——

吳曉飛,1949年生。“文革”爆發時,剛從福州市第五中學轉學到南昌市第一中學。1968年5月6日,因其父吳亞雄(原南昌鐵路局局長)被揪斗抄家,牽連抄出吳曉飛的兩篇文稿。一篇是1966年10月開始寫作的《論文化大革命》,稱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一絲好處”;又說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另一篇是寫於1968年初的論述劉少奇一生功過是非的文稿,全面駁斥毛澤東強加給劉少奇的各項罪名,認為這一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兩篇文稿迅速上報到程世清處,被其定為“全省特大的、罕見的反革命案”。5月7日下午,吳曉飛被捕入獄,連夜進行刑訊逼供。又將其全家拘捕審查,並牽連其親友20餘人,試圖挖出一個“反革命集團”。其父在逼供中被折磨致死。

1970年2月27日,吳曉飛以“現行反革命”罪被處決。1980年,獲得平反昭雪。

贛南醫學專科學校教師陳耀庭、謝聚璋(女),是一對年輕的夫婦。自1966年10月至1967年12月,兩人書寫和投寄了10萬多字的文章和信件,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表示強烈不滿,指出已給和將要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並為劉少奇等從中央到地方遭到迫害的一批黨政軍領導人鳴不平。夫婦倆先後於1967年12月和次年2月因“現行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3月,陳耀庭被執行槍決。謝聚璋被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71年7月死於勞改農場。

1980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作出為他們平反昭雪的決定,並授予夫婦倆“革命烈士”稱號。

再一個是李九蓮,1966年的高三學生,原贛州三中紅衛兵“衛東彪戰鬥團”副團長。家庭出身工人,“文革”前任校團委宣傳部長、學生會學習部部長。

1969年2月以後,已經摘下紅衛兵袖章,分配在贛州冶金機械廠當學徒的李九蓮,在日記里寫道——可恨乎?宮廷里指鹿為馬,無人敢言,是宗派分裂。還是階級分裂?百姓難斷是非,何必跟着瞎跑呢?真是欲加罪名,何患無辭!

抓階級鬥爭有什麼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實實,不亂說亂動罷了。“一抓就靈”,有的時候也會失靈。比如下鄉工作中的階級鬥爭吧,是根本錯誤,抓學生中的右派,原來不是取消了嗎?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人們乃至青年的資產階級思想是少了呢?還是多了?我看是多了,把政治那一套都看透了。

殘冬的太陽餘光是明亮的,略有溫暖的,然而實在是無力的,不能持久的。儘管是這樣,即使穿着棉襖還在發抖的人們,仍不得不讚歎——在人群中說:“啊,多麼偉大,多溫暖的太陽啊!”為的是……只有那些還沒有棉衣的“無產者”才能大膽地說:“它並不偉大,也並不溫暖,不然,我怎麼會冷得發抖呢?”

她還在給男友的第一封信里這樣寫道:“馬克思說過:‘使人生具有意義的不是權勢和表面的顯赫,而是尋求那種不僅滿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證全人類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決心按馬克思所說的去度過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證自己不走向‘反面’,成為‘罪犯’,這是作了最終的估計……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風險和恥辱而動搖、仍保持生活友誼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這是我寫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與動機。你見信後三思而決。”

男友的名字叫曾昭銀,當時是駐福建的解放軍某部隊的戰士。原來也是贛州市三中高三的學生,《衛東彪戰鬥團》的副團長。此時,他接到李九蓮的來信,距他從贛州參軍已經整整一年。他很快將信交給了部隊政治部。部隊政治部又即轉給贛州地區革委會保衛部處理。

1969年5月1日,贛州地區革委會保衛部查抄了位於贛州市陳家巷七號的李九蓮家。

在她房裡,抄出同年元月至4月14日寫的三十餘篇日記。保衛部認定李九蓮寫給曾昭銀的那封沒有署名的信為反動匿名信,搜繳的李九蓮日記是反動日記,於同年5月15日,以“現行反革命罪”將其正式拘留審查。1970年元月,贛州地委常委會,依據地區革委會保衛部審查結論和贛州冶金機械廠黨委、群眾意見,討論研究了兩次,擬定對李九蓮教育釋放。

分工主管政法工作的地區革委會的一位副主任,也是“支左”部隊的一名副師長,不同意此意見,即去南昌,直接將李案材料面呈程世清。程世清聽完彙報,匆匆翻了幾頁案卷後即說:“這不是坦白交代,這是向我們示威!像李九蓮這樣全面系統地反林副主席,在全國還是少有的!”程當即批示:“性質是敵我矛盾,要從嚴處理。”副師長回到贛州,在地區“工代會”上傳達程世清的指示後說:“李九蓮犯的罪,都夠殺頭了,有人還說放了她!”

程世清干預的結果,迫使地委常委會決議被推翻。在拘押李九蓮已經一年零八個月之後,地區革委會保衛部擬就了判決書,稱“其手段惡劣,罪惡嚴重,本應重判。但認罪態度尚好,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依法判處罪犯李九蓮有期徒刑五年。”

程世清的定性和干預,多少“先承旨意”:李九蓮的遭際,不過是日後造反派、紅衛兵命運驚天逆轉的前兆。當然,也標誌了其中的一切懷疑和叩問者,與他們早先雀躍投入的“文革”的徹底決裂。

遇羅克、吳曉飛、李九蓮,都是“思想犯”,或者乾脆說是“良知犯”。倘若說有所區別,遇羅克還有批判“血統論”的文章印在公開賣的小報上,一時洛陽紙貴,滿國傳抄;吳曉飛既然寫好了兩篇“反動”文字,早晚可能投寄出去,或張貼去大街上;但李九蓮案發時,只是將自己不合時宜的某些想法,寫在了日記和給男友的信件中。

李九蓮一案表明——在1966年炙手可熱的“紅八月”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盛極一時,你的出身可以決定你的命運。可到了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則不管你血統如何,只要你有被當局視為異端的思想,就可以治你的罪,殺你的頭,而且,一切經過堂而皇之的法律程序。按照古人的說法,這便是“誅心”,哪怕是藏在靈魂最深處的東西,哪怕僅僅是親友間的悄然私語,都得一網打盡,無所逭逃。

1977年,始終不承認罪錯、並以絕食相抗爭的李九蓮,經兩次加刑後,終被認定十惡不赦,死於粉碎“四人幫”的一年又兩個多月之後。與她同時被處以極刑的,還有因同情、支持她,並懷疑那個十月勝利的小學教師鍾海源。

如果說程世清僅僅是個善於破壞舊秩序、舊世界的革命者,那顯然是不全面的。他還是個對建立新秩序、建設新世界充滿激情與創意的人。

在新秩序的建立上,程世清最出色的舉措,就是將江西整成了一個兵營,軍隊的建制在贛鄱大地上全面鋪開,無論是學校、機關,還是工廠、農村,幾乎統統編成了團、營、連、排、班。在鄉下,一個公社就是團部,大隊就是營部。在中學,各個年級是營,班級則為連。一篇《關於江西拖拉機廠四車間試行軍事編製的情況調查》稱:“將車間380餘人,編成三個連。班是連隊的最小單位,每班10-12個人。黨支部建在連上,排上有黨小組,每班逐步都有黨員。經過半個多月的實踐,證明軍事編製完全適用於工廠企業,對於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效果很好。”(1968年9月18日《江西日報》)

各單位里能僥倖逃脫這一建制的,大概唯有廁所了。連勞改農場都籠進去了,將大批中學生送進去後,成立了江西生產建設兵團,下屬二十幾個團,一團是賽湖農場,二團是芙蓉農場,四團是珠湖農場,八團是恆湖農場……在整個不沿邊的中國中部地區,只有江西成立了生產建設兵團。

在“備戰備荒”的旗號下,城市各方面大規模地搬遷——

南昌大部分工廠搬去遠郊山區的灣里、石崗,程世清宣稱要在此建立南昌的“衛星城”。這兩個山窩子里,既沒有生活配套設施,又都離城裡三四十公里,幾萬人上下班,就靠擠剛開出的十幾輛公共汽車,好幾次擠死過人。開始用毛竹、泥巴、油毛氈建干打壘,有倆口子新婚住進去,頂棚未乾,一下垮下來,壓死在裏面。機器一轉,就算開工了,拉起人馬,敲鑼打鼓向省革委、市革委送喜報:“XX廠投產成功!”多的時候,一天有十幾張喜報,城裡總有過節似的熱鬧。

全省13所大專院校被砍掉8所,另5所被遷到邊遠山區。如江西師範學院和江西大學文科、江西教育學院合併,改名為井岡山大學,搬遷到井岡山腳下的拿山。江西醫學院和江西中醫學院合併,改名為江西醫科大學,下遷到吉安縣的青原山。中學也遷,南昌二中遷市郊梅嶺,八中遷永修縣馬回嶺,師院附中遷靖安縣,十四中遷奉新縣羅坊……除了教學設備、圖書、儀器等由汽車運輸,十幾歲的孩子們統統徒步而去,“忠不忠,鐵腳板下看行動”,“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一路上毛主席語錄歌唱得震天價響。

自1968年8月起,四個月里,全省大學、高中、初中畢業生,到農村落戶的已有98610人,同時有87所中學由城市遷往農村,計有學生35240人,還有5000餘名大學生下鄉當普通農民。加上隨父母下放的知識青年,總數達20餘萬人。(1968年12月24日《江西日報》)

城市居民也下放,每天都有幾百輛從各廠礦機關調集來的大卡車出發,主要下放地是奉新、靖安兩縣。雖然口號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但下放人員中鮮有在城裡吃閑飯的,多數人是合作商店的從業人員,個體商販,以及手工業者。程世清把合作商店和個體商販一律視為“資本主義尾巴”。在一次商業工作會議上,他重拳一砸,喊出“打倒商人主義!”僅1968年里,南昌市就取消了400多個商業網點,下放291名有影響的工商業者。他宣布,江西是全國第一個“消滅了資本家”的省份。

程世清說過一句在江西幾乎婦孺皆知的話:“江西決不做上海的殖民地。”

於是,手錶廠、縫紉機廠、單車廠、保溫瓶廠……紛紛上馬。在所有的工業產品中,他最青睞的是汽車和拖拉機。“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1969年底,他一聲令下,全省各地同時展開生產1萬輛汽車和10萬台拖拉機的“大會戰”。各地市專門成立汽車製造領導小組,由革委會主要負責人親自挂帥。程世清親自以井岡山的五大哨口命名了新成立的汽車製造廠:“黃洋界”,“雙馬石”,“硃砂沖”,“桐木嶺”,“八面山”。何止這五家汽車廠,先後有15個汽車主機廠、306個配件廠、152個拖拉機總裝廠、102個動力廠“參戰”,其規模之大,戰線之長,參加的人數之多,在江西的歷史上,也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可能除了搞“兩彈一星”,空前絕後。

將軍走到哪兒,都是戰場,將軍出口即是命令。程世清在全省農村強制推行“早、小、密、矮”四字規章,提出早稻播種越早越好,苗越小越好,插秧每畝要3萬株以上,並一律要種矮桿品種。千百年來“雞鳴早看天”,現在全省農民都看程政委的臉下地,他說:“種矮桿路線對,減了產不批評;種高桿路線錯,增了產也不表揚。”

將軍見什麼,什麼都是可以裁決成塊的兵營。1969年冬,程世清提出“一化帶七化”,即“思想革命化帶動社隊公路化、耕地田園化、灌溉水利化、良種矮桿化、養豬糖化飼料化、運輸車子化、路邊村旁綠化”。不久,又指示“新農村基本建設模式”——“八字頭上一口塘,兩邊開渠靠山旁,中間一條機耕道,新村蓋在山邊上”。在將軍的一雙疾揚不止的大手下,江西的山山水水像麵糰一樣被搓揉,被擠壓,即便是鄱陽湖上飽經風浪的老麻雀,也會心力交瘁……

看着腳下一個個戰役,如同新春的爆竹一樣砰砰然炸開,他大約有一種“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的感覺。程世清的膨脹感,給1969年10月間先後下到江西的鄧小平、陳雲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毛的《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只是一筆帶過:“父母親到步校後不久,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政委程世清來看了他們。對鄧小平,程世清倒沒有當面嚴聲厲色地訓斥,而是大談‘文革’後江西‘飛躍的變化’及他在江西的‘政績’……”

陳雲的秘書在回憶錄里,則有較詳細的描繪——

當天下午4點多鐘,招待所的一個工作人員急急忙忙來通知說,省委書記程世清來招待所看陳雲。話音剛落,程世清就到了。我們對於程世清這種事先不打招呼,突然來訪的作法,心裏有些不快。看到他要和陳雲說話,我們就離開了。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左右,程世清走了。

第二天上午,陳雲在院內散步時對我們說:昨天程世清來批評了我,他說我過去管經濟沒有管好,發展太慢。他說江西準備年產六、七萬輛汽車,還要把國家現在每年進口的100億斤糧食包下來(即國家不進口,由江西每年多向國家上繳100億斤糧食)。我問他江西有那麼多鋼板嗎?如果江西每年多向國家上繳100億斤糧食,剩下的糧食還夠江西老百姓吃的嗎?他說江西有辦法解決。我沒有問他用什麼辦法解決,因為我知道這是根本做不到的。真是軍管經濟,膽子好大啊!以後的事實,果然驗證了陳雲同志的話。(肖華光《記“文革”中陳雲同志在江西的日子》)

整整過了十年,陳雲對程世清的一番話仍記憶猶新。

1979年3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陳雲談到當前的經濟形勢時說:

文化大革命中的軍管時期,將軍們管經濟,有些人經驗少,膽子大。像程世清,全國那時搞六七萬輛汽車,他說江西也要搞六七萬輛。哪有那麼多鋼板?全國進口糧食的任務,他要江西包下來。過去,江西長時期每年只上交十五億斤糧食。那時,全國每年進口糧食一百零七億斤,江西全年只產一百九十七億斤稻穀,摺合一百三十三億斤大米。把全國進口糧食都包下來,老百姓只剩下九十億斤稻穀,那還不造反!這些人膽子大,他們說搞什麼,就搞什麼……(《調整國民經濟,堅持按比例發展》)

“軍管經濟”,或者說“將軍們管經濟”,在江西,使國民經濟受到極其嚴重地震蕩與破壞。

以工廠大規模搬遷而言,僅南昌市輕化行業就拆遷114個工廠,拆掉廠房60萬平方米和不少生產線。搬去了灣里、石崗的,雖然投產捷報頻傳,實際上卻沒有一家廠具備了開工的條件,只充分具備了工傷與其他意外傷害頻頻發生的條件,以至於幾年後許多廠子又不得不遷回城裡。據有關部門計算,全省因搬遷工廠這一瞎折騰,造成直接損失3.2億元,白白耗去鋼材萬噸。

以汽車、拖拉機的“大會戰”為例,幾百家工廠互相爭設備、爭投資、爭人員、爭材料,本來就較弱小的地方機械工業的布局與結構完全被打亂。據統計,歷時三年的“大會戰”,浪費國家資金億元,鋼材2.9萬噸。僅製造的“安源—70”型拖拉機零部件積壓,損失即達649萬元,1200台半成品成了一堆廢鐵,專用設備也基本報廢。“起宏圖”——這種走起來“突突突”亂叫、還一路冒黑煙的車子,由原來的板車工人開着,更造成了大量的交通事故,成為當時全國沒有、江西獨有的一大街頭風景。

在農業和農村建設上,所謂“一化帶七化”、“八字頭上一口塘”……這些喧囂一時的話語塵土,也未能在江西的大地上開花結果。相反,放眼望去,許多地方是勞民傷財的後遺症,一片民不聊生的常嘆息!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阿波羅網摘自《北京之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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