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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一仆二主 80年代短命改革三大敗因

趙紫陽喺後來的軟禁歲月里感慨道,即使不發生六四,佢也搞不了政治體制改革,因為佢沒有實力。由於沒有實力,那時的趙紫陽有時只能充當元老們的「大秘書長」,而當鄧小平和陳雲二人有分歧意見時,佢又成為「一仆二主」,無法適從。喺中共的統治下,要進行一場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性幾乎為零。

趙紫陽和鄧小平喺一起。(網絡圖片)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進行了一場官方至今諱莫如深的政治體制改革。這場改革由鄧小平發起,趙紫陽主持,從1986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起,到1989年六四槍響戛然而止,前後不到三年。這場短壽的官方改革喺官方的記錄中,始終是個巨大的空白。2014年1月末,海外時評人士未普借紀念趙紫陽逝世9周年之際發表文章《80年代的政治改革為何失敗?——紀念趙紫陽逝世9周年》,反思這場政改失敗的原因及借鑒作用。作者認為“政改啟動者鄧小平和執行者趙紫陽對政改如何進行有根本分歧,這既是趙紫陽下台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治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當鄧小平和陳雲二人有分歧意見時,佢(趙紫陽)又成為‘一仆二主’,無法適從。”本文原載於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以下為全文摘錄。

80年代政治改革失敗的原因非常複雜。根據趙紫陽的《改革歷程》、吳國光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吳偉的《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陳一咨回憶錄》和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筆者以為,原因致少有以下幾個:

首先,政改啟動者鄧小平和執行者趙紫陽對政改如何進行有根本分歧,這既是趙紫陽下台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治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

鄧小平是這場改革的發起者和主張者,同時也是終結者和扼殺者。佢有佢的政改目標、政改內容和政改底線。鄧小平的政改目標是肅清封建主義流毒,提高和改善政府效率;政改內容局限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等行政改革;政改底線是,改革不能挑戰、影響和削弱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關於政改底線,趙紫陽喺佢的《改革歷程》中提到,“鄧的信條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允許挑戰,高度集中的集權政治、專制制度是佢特別欣賞和喜愛的。因而佢談的民主,廢除領導人特權,肅清封建主義思想影響,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不過是空話而已。當佢感到形勢逼人,專制體制受到威脅的時候,佢連這方面的事也不會談了。”

趙紫陽喺剛開始主持政改時,佢關於政改的想法和鄧小平差不多,即,沒有政改,經濟改革很難深入下去。這是因為趙接受鄧小平的指令,倉促上陣主持政改,本來並無思想準備,但是後來喺短短的兩年時間裏,趙作為組織者、設計者、實踐者,對政治改革的認識和思考不斷演進,喺任內的最後一段時間裏,更是把政治改革當作佢的首要使命。趙的政改目標和政改內容因而發生了重大改變。正如鮑彤所講,喺趙紫陽的主導下,這場改革“演變成了使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一次勇敢的嘗試”,為中國的政治轉型留下了寶貴的遺產。

趙紫陽的政治遺產既有理念上的,也有制度上的。佢主張政治改革“應當盡量地容納和擴大其它各種力量的政治參與”,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解決執政黨和民眾的對立問題,解決人民喺這個制度下沒有自由的問題;主張改變共產黨執政方式,改變人治問題,認為黨的活動不能超越憲法和法律;支持新聞自由原則,支持社會輿論調查和民辦報刊;主張喺選舉中引入、實現差額選舉,把形式化的選舉變為競爭性選舉。喺“黨政分開”方面,和鄧小平的“黨政分開”不同,趙喺這個提法中植入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將黨和國家機器分開,和包括工會與學生會喺內的社會團體分開。趙還主張建立人民監督和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鼓勵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擴展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等等。

趙紫陽還計劃從十三大開始,用20年左右的時間,完成黨的執政方式的轉變和整個國家體制向民主制度的轉變。趙紫陽的這些政改理念、目標和內容及實施的政改措施已經遠遠超出了鄧小平劃定的底線。這是鄧小平一定要把趙搞下台的根本原因。

從表面上看,鄧小平對趙紫陽於1989年5月向戈爾巴喬夫披露,“十三屆一中全會通過的重大問題仍要向小平同志請示”,是鄧和趙撕破臉的重要原因。趙紫陽為此一直自責,認為是鄧誤會了佢。實際上,楊繼繩、吳偉等人的著作顯示,鄧小平早喺1988年就對趙紫陽失望,講:“趙紫陽是搞自由化的人,遲早非下台不可”。六四槍響之後,“搞自由化”的趙紫陽終於被反自由化的鄧小平搞下了台。一直義無反顧為趙紫陽設計政治改革的政改辦人馬,則全軍覆沒。佢們坐監的坐監,流放的流放,審查的審查,背靠背交代的交代。一場政治改革嘗試,就此划上句號。

80年代政治改革失敗的第二個原因在於,黨內高層保守力量遠遠大於改革力量。自胡耀邦下台後,趙紫陽就一直喺孤軍作戰。

實際上從一開始,這場政治改革喺高層就是一場保守派和改革派實力懸殊的較量。胡耀邦喺位時,胡趙二人一個總書記,一個總理,位高權不重,牽扯佢們的高層力量是位不高權卻重的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等,鄧陳李實際上是嗰個時候的第一把手,而胡趙是聽命於“第一把手們”的少數派。

喺政治改革的大方向上,少數派胡耀邦和趙紫陽總是互相支持。關於這一點,鮑彤喺佢的“我看胡趙關係”(見蔡文彬、鮑彤、嚴家祺、張顯揚等着的《趙紫陽的道路》)一文中,針對社會上出現的一種“揚胡抑趙”的怪現象時指出,喺經濟改革的某些問題上,胡趙二人確實有不同意見,但喺政改的重大問題上,佢們配合得很好。鮑講:“胡耀邦致力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趙紫陽致力於建立保障大家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的制度;胡耀邦致力於平反冤假錯案,趙紫陽致力於建立依法辦案而不再由黨辦案的制度;胡耀邦致力於做伯樂和選拔年輕的接班人,趙紫陽致力於建立名副其實的選舉制度和公務員制度”。由此可見,喺政改的理念和制度上,胡趙二人互相補充,相得益彰。

喺經濟改革方面,鄧小平和黨內元老陳雲、李先念、王震、姚依林等有分歧,但喺政治改革方面,這些元老站喺保護一黨專制的統一立場上,鄧小平的底線就是佢們的底線,佢們對胡趙的各種指控如“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鄧小平對胡趙的最大不滿。“搞自由化”的胡耀邦被搞下台之後,少數派趙紫陽就成了孤家寡人。喺和元老交戰的過程中,用麥克法誇爾的話,趙幾乎總是孤軍奮戰(見《改革歷程》代後記)。佢既要喺第一線和元老們周旋,又要防止背後李先念、李鵬等人發出的暗箭。

政改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是,作為政治改革的主持者和實踐者,趙紫陽沒有推動政改的實權和實力。這表現喺,趙紫陽喺重要人事方面和決策方面都沒有主導權。

喺重要人事方面,真正有發言權的是鄧小平、陳雲兩人。趙雖是中共總書記,卻不能主導諸如組織部長和宣傳部長那樣的任命。趙紫陽1995年喺軟禁中接受楊繼繩的採訪時講,“重要人事問題唔係我這一層所能定的,耀邦時也是如此。有時連參與意見的機會也沒有……,小平、陳雲兩人達成一致意見後就能頂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去……。我當總書記,組織部長我能動嗎?宣傳部長我能動嗎?不能!”趙對保守派宣傳部長王忍之很不滿意,卻無權撤換佢。

喺重大問題的決策與出台方面,身為中共第一把手的趙紫陽也沒有實權。價格闖關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的出台,按照李鵬和陳希同等人的講法,導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動亂的醞釀和預謀”,佢們認為背後的始作俑者是趙紫陽。但這唔係事實。吳偉講,佢查閱了佢喺政改辦的全部工作日記和會議記錄,發現喺那段時間裏,趙紫陽考慮的一是沿海發展戰略問題,二是物價穩定問題,並沒有任何記錄涉及到“價格闖關”。根據鮑彤的回憶,1988年首先提出價格闖關的,是鄧小平。趙紫陽後來喺佢的書里,也證實了這是鄧提出來的,但趙紫陽喺位時,和後來被審查時,都沒有為自己分辨,而是為鄧小平背了黑鍋。

趙紫陽喺後來的軟禁歲月里感慨道,即使不發生六四,佢也搞不了政治體制改革,因為佢沒有實力。由於沒有實力,那時的趙紫陽有時只能充當元老們的“大秘書長”,而當鄧小平和陳雲二人有分歧意見時,佢又成為“一仆二主”,無法適從。

總之,基於上述幾個原因,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改試驗失敗了。它告訴我們,喺中共的統治下,要進行一場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性幾乎為零。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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