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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太陽隕落前鄧小平迫毛讓步

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勢惡化。毛不起用鄧不行了。他把鄧接來北京,先讓鄧做了副總理,主要負責接待外國人。鄧不像周恩來那樣有風采,會見外國人時不斷吐痰,令好幾個政要都惴惴不安,但他畢竟有政治家的風度。鄧對周幫毛搞文革是不滿的。毛死後他講,周在文革中「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雖然他緊接着又聲稱「人民原諒他」。

1960年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期間,毛澤東與鄧小平在休息室交談

毛澤東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中共領導中出現了一個強有力的“反對派”,核心人物是鄧小平。他在毛死後實行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航向。

鄧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歲。一九二○年十六歲時,他飄洋渡海去法國勤工儉學,在那裡成為共產黨人,受周恩來領導。法國的五年使他愛上了牛角麵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國食品。若干年後,他還多次把巴黎咖啡館跟家鄉四川的茶館相提並論,特別提起意大利廣場旁邊的一個小咖啡館,他常去那裡喝咖啡。

同在法國的中國人形容他是個“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總是跳跳蹦蹦,走到這一角同人說笑話,又走到那一角同人開玩笑。”數十年的共產黨生涯把他演變為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個好處是他喜歡開短會,中共奪取大陸後他負責大西南,開的第一次軍政委員會全體會議只花了九分鐘,與一次開會講了九個鐘頭話的周恩來迥然相異。有人說,周的風格是舉輕若重,鄧是舉重若輕。鄧處事果斷,不少複雜的政務是在橋牌桌上解決的。

從法國鄧被驅逐出境,到了蘇聯。長征時,他是中央秘書長;抗戰中,他是八路軍最高指揮之一;國共內戰期間,他前後任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總前委書記,管轄兩個野戰軍。這兩個戰役開始前,毛澤東對他簡短而信任地說:“交給你指揮了。”從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總書記”。

對毛的政策,鄧賣力地執行。反右運動,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躍進時,鄧轉而反對毛導致大饑荒的政策,支持劉少奇。毛注意到他迴避自己,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五九年到現在,什麼事情不找我。”“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彙報工作。”“鄧小平對我敬而遠之。”

毛髮動文革時,曾一度考慮過要鄧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鄧不贊成毛搞文革,不為所動。毛把他打成“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軟禁在家,孩子和繼母被趕出家門。鄧被批鬥抄家,但不像劉少奇被整得那樣慘,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麼程度是經過精心安排的,根據他仇恨的程度。毛說:“鄧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毛欣賞鄧的能力,留着鄧以備不時之需。

即使是有“區別”也還是災難。一九六八年五月,鄧的大兒子朴方跟一個女兒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學去,逼他們揭發鄧小平。在這所中國著名的最高學府,六十多個遭到監禁的人被拷問致死,或自殺。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樓,造成終身殘廢,從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覺。鄧和妻子一年以後才得到消息。幾天幾夜,鄧的妻子不住地哭,後來對鄧的繼母說,她覺得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鄧小平夫婦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槍的警衛監管,每天去拖拉機廠做工。離京前,鄧跟癱瘓的朴方一面也沒見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兒子從上山下鄉的地方來看父母,面黃肌瘦,穿得破破爛爛。假期結束,兒子不能不在一個小雨天離開。鄧心裏難受,當天面色蒼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廠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癱瘓的朴方終於獲准送來江西,當鄧看到他從前活蹦亂跳的兒子殘廢成什麼樣子時,他的傷心溢於言表。江西的夏天濕熱難耐,怕兒子長褥瘡,鄧和妻子每天數次幫他翻身,替他擦澡。這是件很勞累的活,因為朴方個子大,小名“胖子”。

鄧後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裡,他在惡夢中大聲喊叫,把全樓都驚醒了,以為出了什麼事。痛苦中他進行着反思。結果是,在毛死後,他摒棄了毛搞的那一套,改變了中國。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鍛煉身體,等待機會回到政治中心去。

機會終於來了:“九·一三”。朴方經常用家裡帶短波的收音機聽外國電台。這在中國當時是要坐牢的,推行這項嚴酷政策,鄧本人也有份兒。可如今他默許兒子“收聽敵台”。正是從外國電台廣播中,鄧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對這一消息,毛政權層層往下傳達,鄧兩個月後同工廠工人一起聽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幹部”。念文件的說:“毛主席對老幹部是不會置於死地的。老鄧就坐在這裡,他可以作證。老鄧,你說是不是呀?”鄧小平紋絲不動地坐着,面無表情,沉默不語。

回家關上房門後,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談政治的規矩,和他們一樣興奮激動。兩天之後,他提筆給毛寫了被打倒以來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東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來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沒有回信。周恩來第二年五月被診斷出癌症,毛也沒有召鄧人京。毛嘗試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養周的接班人,選擇了上海造反派頭目王洪文。三十七歲的王原是某紡織廠保衛科幹部,他長相英俊,有些號召力,但談不上有治國的本領。毛派飛機把他接到北京,開始訓練他,一年之後,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為僅次於周的第三號人物。

王洪文顯然無法替代周。澳大利亞的惠特拉姆總理訪問中國大陸,在毛那裡見到王,發現他緊張得不得了,整個會見一個字也沒說,只在最後沒頭沒腦地蹦了一句出來。會見時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義”,周恩來感嘆說年輕的王那時還沒出生。會見完畢,客人準備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聲說:“總理,你說南昌起義時我還沒出生,可是我也幹了很長時間的革命。”

這樣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勢惡化。毛不起用鄧不行了。他把鄧接來北京,先讓鄧做了副總理,主要負責接待外國人。鄧不像周恩來那樣有風采,會見外國人時不斷吐痰,令好幾個政要都惴惴不安,但他畢竟有政治家的風度。

這年年底,周的癌症進一步惡化,尿里的鮮血止不勝止。毛做了一項重大決策:讓鄧主管軍隊。為此,他恢復了鄧政治局委員的身份。鄧是唯一可以保持軍隊穩定的人。王洪文在軍隊的影響等於零,林彪死後毛任命的軍隊主管人葉劍英元帥,份量又不夠重。

給鄧這樣的權力對毛來說是場賭博。但毛的賭注押對了。毛活着時,鄧沒有對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脅,就是毛死了,鄧也不準公開批毛,儘管他拋棄了毛的主要遺產。

毛把鄧提上政壇中心,但在鄧周圍擺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康生當時已因癌症行將就木。“四人幫”代表着毛的政策。

鄧回京不久便同周恩來和葉劍英建立了自己的“聯盟”。這三人中,鄧、葉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紂為虐的人。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廳”改名為“向陽院”,意思是心向紅太陽毛澤東。他唯一的養女孫維世在文革中受到監禁,原因在於她曾給中共高層做過俄語翻譯,見過許多蘇聯領導人,包括斯大林。毛懷疑他周圍所有跟蘇聯有來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來。江青落井下石,因為孫長得很美,毛對她也似曾有意。孫慘死在獄中。儘管周恩來據說對她愛慕傾心,周沒有伸手救她,死後他還批示調查“是否自殺或滅口”,好像孫真的卷進了什麼“陰謀”。

鄧對周幫毛搞文革是不滿的。毛死後他講,周在文革中“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雖然他緊接着又聲稱“人民原諒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後,鄧於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們有近七年沒見面了。一開頭,兩個人對坐無言。終於,周開口了,第一句話是:“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周向來謹小慎微,這次他不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親信張春橋,而且直接抱怨毛澤東。他的話是經過仔細斟酌的,目的是向鄧表態:他要跟鄧站在一起,反對文化大革命。此話一出口,鄧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樣子,原諒了周。兩人開始長談,從此成了盟友。

這是一個轉折點。毛的兩個最重要的同事攜手結盟。鄧還常去軍隊的重地西山見另一個盟友葉劍英,與葉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氣”,這向來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現實。

鄧等人得以結盟,歸根到底是由於年邁的毛病得不輕。終身的嗜好抽煙就是在此時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對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擔心。身邊工作人員接到規定:“走路要響一些,好讓他知道有人進來了,免得他不知道嚇着。”視力模糊不能看書,一生手不釋卷的毛難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學作品印成大字本看。為了印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個印刷廠,每冊印刷量五本上送毛。為了保險多印了幾本,作為檔案封存。參與注釋、校點的學者一本也不許保留。隨着毛的視力越來越壞,大字本的字號也越來越大。當毛髮現即使用放大鏡也看不清這些特大號字時,他忍不住痛哭起來。他只得靠工作人員讀書給他聽。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離開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診斷出來了,是白內障,成熟後用小手術很容易摘除。雖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長吁了一口氣。他在南方待了九個月,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出行。

為毛檢查身體的結果還發現,他患了一種極少有的運動神經元病,大腦延髓和脊髓內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經細胞逐漸變質壞死,身體逐漸麻痹癱瘓。由於喉、咽、舌功能失調,食物和水會流入氣管囤積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後階段,不僅無法吞咽,而且無法呼吸。這是不治之症,根據毛現有的病狀,他只能活兩年。

醫生們依彙報程序報告了毛的大總管汪東興。汪報告了周恩來。正是在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周的膽子大壯,雖然外表上,他對毛是照常的恭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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