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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係唔係比毛澤東更險惡?

一、鄧小平用毛澤東思想庇護自己的政治安全

毛澤東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通過毛思想的確定,毛語錄的傳播,全社會的歌頌,形成對毛的個人崇拜,毛被完全神化,擁有與政教合一國家的精神領袖一樣的至上地位。

毛澤東的政治安全,喺其最後執政期,幾乎不用靠槍杆子了,或者不完全依仗槍杆子,因為佢擁有了超人的政治地位。

鄧小平喺毛時代三起三落,完全沒有政治安全感,當然人身安全、家庭安全也談不上(其中一個兒子喺文革中因迫害致廢),鄧小平因此特別看重槍杆子對政治安全的份量。毛用自己的個人影響力,最終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將國家變成領袖主導的、革命委員會替代黨政的一個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體系。也可以講,毛通過文革鬥爭,一直將國家保持喺准戰爭狀態。毛之所以可以終身制,因為革命、鬥爭仍然喺繼續,戰爭仍然沒有結束。

上篇文章講述了毛澤東一生顛覆了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功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一人之治,鄧小平喺中共歷史上創造了第2個奇蹟,就是一將(相)廢了“三帝”,鄧一直沒有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但佢因為擁有控制槍杆子的實力或威權,連續廢掉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3任中共總書記。

鄧小平的權變與政變,也無外乎是為了維護黨國的安全,為了維護派系的安全,當然,核心是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與家人的政治安全、財富安全。

鄧小平並沒有廢止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思想是鄧的政治安全屏障,中共的政治安全首先是意識形態的安全,這是其歷史合法性來源,鄧小平沒有重建意識形態的能力,佢是1位樸素的實用主義者,佢的經典語言都是來自生活,譬如“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摸着石頭過河”,“防右,更要防左”、“馬克思主義老祖宗不能丟”。

鄧小平反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同時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些都是喺形而下的層次反對,佢反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自己卻主張4個堅持,這4個堅持,實則是4個凡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政制,都不允許改變。喺維護中共的極權統治方面,看不出佢與華國鋒有乜嘢本質的區別。

鄧小平打造的4個堅持,是中共精神防火牆,鄧小平維護的,首先是這4面牆的絕對安全,佢打擊胡耀邦,是因為胡打擊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不力,而打擊趙紫陽,則是黨國的政治安全與派系安全、個人安全全方位受到威脅,所以先至史無前例驅動坦克屠城,製造了震驚世界的血案。成為歷史的罪人,也喺所不惜,佢對趙紫陽的懲罰,也遠過於對華國鋒的處理。

二、鄧小平3次權變與政變

鄧小平3次政變或權變,為了是防止對手的“政變”或權變。對於鄧來講,改變中共的意識形態,或中共的意識形態受到自由化侵蝕,黨國就不安全,所以,防止政治變局,就對自己的對手祭以殺手。

鄧的第1次政變,推翻了華國鋒,團結了老人,元老們整體獲得了最高政治權利,鄧小平甚至成立元老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通過政治元老,既增加自己的威權,又通過元老們享有特權,體現集體政治分贓的特色,鄧的泛元老政治派系初步形成。由於恢復高考、平反右派等冤假錯案,收穫了民心民意,並通過土地承包等,使經濟得以恢復,整個社會都有“獲得感”。

鄧的黨內外政治威權因此形成,政治威權是政治安全的軟實力保證。

鄧的第2次政變,讓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下台,是為了穩定自己的政治派系,或者為了自己保守的政治派系,打擊自己的偏右翼合作者,而且,胡耀邦已開始威脅到自己個人的政治威權(胡動員鄧下台),基於個人與派系政治安全的需要,鄧發動了一次權變,廢黜了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不僅本人擁有軍隊的直接影響力,還有自己的盟友楊尚昆、王震等的協力,槍被鄧小平第2次用來指揮黨中央或改變中共權力版圖。

第1次政變靠的是元老派系,而胡耀邦是馬前足,主力還有萬里、趙紫陽等形成改革開放的右翼派系,鄧的左翼則是陳雲、李鵬、王震等,為了政治安全,鄧小平玩轉了左右翼的政治平衡。

當胡耀邦被廢黜,鄧左右平衡也就被打破,新崛起的菁英階層開始向中共要求政治權力,整個政局出現崩潰之勢,為了維持中共專政極權,鄧不惜動用軍隊坦克屠城,這是中共的恥辱,鄧也被綁喺恥辱柱上。扶持江澤民成為中共總書記後,極左勢力開始擴張,鄧的政治安全受到威脅,鄧的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也面臨終結,極左文革曾造成了佢本人與家人的災難,防止極左復辟,就是防止家與國又一次被政治災難毀滅。

鄧小平南巡,要打破的是極左造成的新困局,通過新一輪的市場經濟,讓每一個人再次得到“獲得感”:極左的中顧委被解散,新的同盟元老們喺洗牌過程中又一次獲得權力或政治福利,更為重要的是,鄧確立了隔代指定領導人的權力,以保障黨國政權的安全時間,元老們不僅得到現有的權利,通過陳雲的提議,佢們的子女分享了副部級的政治、經濟特權,權貴政治經濟聯盟,喺高層以血親關係得以確立。

菁英們呢,獲得了市場經營權(一定的經濟自由度),喺更廣闊的領域獲得了發財的空間,高校與科研院所等知識菁英可以下海經營或喺體制內經營,深圳特區是一個重要標誌。血腥的夏天之後,秋後算帳之後,權貴經濟的又一個春天,真的來臨。

三、鄧小平係唔係比毛澤東險惡

中共官方認為,毛澤東思想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那麼,毛時代或鄧時代,其罪其惡,當然也是集體領導的惡果,只是,毛時代,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鄧時代,鄧小平要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的“高妙”在於,沒有親自指揮屠城,佢是通過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迫害人、殺人於無形,毛時代非正常死亡不低於6千萬,鄧小平八九六四屠城,傷亡數字可能上萬人,這方面與毛澤東相比,沒有可比性。

何先生的觀點喺另一個層面上是成立的:毛時代無論怎樣險惡,毛去世了,佢的時代就結束了,頂峰造極之後,必然徹底崩塌,但鄧時代其藉助市場造惡,並用經濟滋養專政,卻難以終結,更為隱蔽的是,鄧隔代接班人制度、寡頭集體領導、意識形態的固守、維穩政策、還有紅色家族對政治經濟的壟斷與控制,都使中共的專製得以持續。

比隔代指定接班人影響更大的一項不成文的制度確立,是“核心”制。核心制,就是威權加槍杆子控制中共的制度,邊個控制槍杆子,並同時擁有黨內威權,那麼,佢就是中共的政治核心,至於係唔係中共總書記,唔係關鍵,鄧小平確立核心制,甚至常委的七上八下制度,都完全是實用的政治方式。正是鄧小平的核心制,先至有江澤民控制胡錦濤10年的局面,因為江澤民控制了槍杆子,並擁有黨內威權,所以,江一直是核心,而胡一直沒有成為中共核心的機會。點解習當政的第一個任期一定要拿下“核心”的稱號,並要求形成黨內共識,根本原因是,習認為自己已然控制了槍杆子,並擁有了黨內威權,所以,要廢除仍然健喺的江核心,確立新的核心,軍隊要效忠新核心,全黨要效忠新核心。

毛澤東的政變與權變,既有自己的獨裁意念,又有宏大的政治遠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對外援助與捲入戰爭、對內打擊政治異已與政治運動,都有上述雙重因素構成。

鄧小平沒有了宏大的政治遠景,佢的政變與權變,既是為了自己與自己的政治派系安全,又是為了對黨國有實用價值,維繫黨國政治安全。

毛澤東完全是禁絕了思想自由、市場自由、信仰自由,工作自由,甚至遷徙自由,鄧時代開始,有了下半身的解放或開放,思想與市場、信仰與遷徙的自由,均喺黨的領導與控制下,有了進步,而個人工作與經營的自由,還有出國的相對自由,是質的進步。中國的菁英階層與中產階級、市民社會得以發展,但菁英沒有思想與傳播的自由、中產階級沒有參政的自由、市民沒有成為公民的自由,中國人的自由,無法突破中共意識形態的天花板,無論是反精神污染,還是鎮壓八九學潮,都是中國菁英喺爭思想自由與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過程中,遭受鄧小平政治集團的暴力鎮壓。

八九是中國政治另一次分水嶺,政治舵手可以引導國家航船向左,也可以向右。可以向民主憲政和平政變,也可以向極權專政,血腥暴力折返。

喺歷史最緊要關頭,鄧小平選擇了暴政邪惡,因為佢選擇了與極左聯手,對新興的政治變革力量祭以殺手,中國歷史又一次向惡發展。

鄧小平之時,政治改革的機會非常良好,鄧擁有威權,槍喺手,可以用槍指揮黨,實現政治文明轉型;此其一,整個社會都有獲得感,中共喺人心中已開始的經濟轉型,政治轉型呼之即出,鄧可以順勢而為,此其二;最為重要的是,當時的權貴腐敗並不嚴重,或者非常輕微,商人還沒有形成原罪,新的官員還沒有巨額腐敗,轉型過程中,權貴不會受到社會追責問罪,體制內相對健康。唯一的阻力,是原教旨共產黨人,如果政治轉型,佢們只是失去了極左意識形態,但可以獲得一定的經濟保障,和平轉型風險非常小,代價更小。

長江當時要衝破三峽,鄧小平卻封鎖河道,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這種高壓狀態,一直延續至今,無法改變,而且越來越難以改變。也可能是明鏡何頻先生指責鄧對中國與世界壞的影響,比毛深遠的原因吧。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風傳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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