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新聞 > 人物 > 正文

知青憶團長帶頭輪姦百餘女知青

有一個團的招待所所長、參謀長和團長,把許多女知青調去,說是給她們好工作,不幹農活兒,有吃有喝,實際上三個人輪流干。一百多女孩子叫他們玩了。其中有個高幹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幾個傢伙斃了。自從發生這件事,我們才對那些無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們離鄉背井,無依無靠,孤獨難熬,沒有出路而充滿絕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與手中權力欺負與迫害。還有那些為了上大學和想離開這裡的人,只好委曲求全,責任又怎麼能放在這些可憐無助的弱女子身上?

知青

我們,陷阱中的千軍萬馬

1970年·17歲·男\H省農場某團某連知青

第二天醒來一看全傻了——“小鐮刀精神萬歲!”把大蒜和鞋油攪和一起叫她吃——胡志明小道——如花似玉非常好看的姑娘——懷疑產生了——當時流行的一首《知青歌》——我們是國家的功臣!

1970年5月17日,我們在M市火車站興沖沖登上列車,奔赴遙遠的北大荒。車站上一片連哭帶叫,知青從車窗里伸出手,死死抓着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親人的手臂,直到車輪啟動也不撒手,維持秩序的人手執小木棍,使勁打才把他們的手打開,真像生離死別一樣!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個樣子,我特別興奮,起勁地敲鑼打鼓,拚命喊口號。那時我剛十七歲,渾身帶着在紅衛兵運動中激發出的熱情,腦袋裡只有“在廣闊的天地里大有作為”這幾個字,其他什麼具體的東西也沒有,只是一團火熱的、膨脹的、閃閃發光的感覺。再加上人在少年時那種離家出走闖一闖的傻乎乎的願望。一路上興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列車走了兩天兩夜,沒到站嗓子就沒有聲音了。

列車在深夜到達農場車站。一開門,漆黑一片,“嘩嘩”下雨,極冷。我們是從炎熱的M市來的,身上還穿着襯衫呢!趕緊從行李包抻出軍大衣穿上。下了車,在站台昏暗的燈光里,只見大家一片綠,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卻“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們是給大卡車運往農場的。農場似乎很大,好像沒有邊兒。他們按照軍隊的方式,一個連隊一個地方。我們的卡車每到一個連隊,便下來一些人。我在第×連下車,一同來到這個連隊的知青大約有六十人。我們被領到一個很冷很黑的大房子里睡下。由於天黑,什麼也沒有看見,只覺得滿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着,連夢也沒做。

第二天醒來一看,傻了!我們全傻了!

哪裡是房子?原來是個極大的老式帳篷,縫縫補補,撒氣漏風;帳篷裡邊也滿是爛泥,長長的野草居然從床底下長起來。這就是我們長久的住處了。吃飯要天天踩着爛泥走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這才明白為什麼臨來時學校再三叫我們準備高筒靴。一看這情況,幾個年歲小的學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麼可能回去呢!這大帳篷有兩個,每個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當天夜裡,大家躺下,誰也不說話,漸漸就有了哭聲。先是女知青哭,後來男知青也哭,最後兩個帳篷的哭聲連成一片。在這荒涼的野地里,哭聲和風聲水聲一樣,誰理你?那時我們才十六七歲呀!

我們大多被分配在“農業連隊”干農活兒。這兒的農活兒可不好乾。沒有排水系統,到了收割時,趕上大雨,地里成了汪洋,機器下不去,割麥子就得用“小鐮刀”解決問題。幹活兒也是突擊式的,天亮時露水一干,馬上下去割,因為麥子沾露水不好割,這樣一來要干到天黑露水下來時才收工,一天干下來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時就更難了,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水,夜裡結上冰,一腳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氈襪、皮靴、絨褲全得穿上。但干起活兒來,太陽一曬,上邊反而熱得穿單褂。上熱下涼,那難受勁兒就甭提了。後來許多知青的關節炎、腎炎、風濕病都是這麼得的。可那時沒人退縮,輿論強有力,懶漢是可恥的!我們的口號是:“小鐮刀萬歲!”“磨斷骨頭連着筋!”有時完全可以用機器也偏不用,因為用“小鐮刀”才可以“顆粒歸倉”,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們更不容易。農場的老職工大多是轉業兵和從山東、四川來的重勞力,根本不懂得照顧女孩子們。女知青們來了例假,不好意思說,照樣把雙腿插在刺骨的冰水裡,默默地忍着幹活兒。現在想起來都心疼她們。

至於生活的艱苦,你根本無法想像

舉個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資格享受一次“病號飯”。這“病號飯”不過是用豆油、蔥花和大鹽粒子熗鍋,再倒進去開水煮一碗湯麵。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號飯”了,兩個知青為了爭這碗面,一個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這辦法獨吞這碗面,另一個知青馬上也啐一口,說:“我不嫌你,咱們就一人一半吧!”這一碗破麵湯,不過是讓肚子舒服一點吧。

那兒人的飯食一向很粗。一個饅頭半斤重,一個包子三兩重,一兩個月吃一次豬肉;吃豬肉那天——我那時沒有照相機,真應該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張張心花怒放的臉兒!那臉兒才叫漂亮好看呢!沒肉吃怎麼辦?貓肉、兔肉、鳥肉、老鼠肉……有一次,我們的拖拉機壓死一條蛇,大伙兒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段段的。我在地上找到一個破罐頭盒,裡邊放點水,點着樹枝,把蛇肉一塊塊煮了,那滋味真是鮮美極了。回去講給夥伴們,人人聽了都咽口水。

這兒的自然環境還不錯,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非常開闊,絕對沒有污染。如果你做旅遊者看一看,當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這樣生活八年,恐怕——別說不好聽的話——恐怕你早跑回來了吧!

就說天氣吧!冬天最冷的時候,耳朵和鼻子凍得“梆硬”。有時老職工搞個惡作劇,拿起洋鎬對知青說:“這鎬刃上怎麼有點甜呢,你舔舔!”如果這知青傻帽兒,一舔,舌頭就粘上了。再一拉,舌頭准掉一塊。這時必須趕快到屋裡去,叫別人哈氣,幫助“哈”開。逢到“刮煙泡”——那種雪後的大風,常常在風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攪得周天寒徹,漫空迷霧,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結果大半是把人凍僵凍死。

我說艱苦,你別以為我們就會喊爹喊媽,叫苦連天。一次,我們從山裡幹活兒回來,車壞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兒就嚼樹葉,我忽然看見地上車轍溝里積着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揮手轟走水面上的一層小飛蟲,去喝雨水。我這個創造發明得到大家一致稱讚,大家便都這樣喝個痛快。嗓子得到滋潤,便又唱歌又呼口號又念語錄,一鼓作氣回到農場,情緒依然十分高漲。

可以說從“文革”初期到這時,我還沒有絲毫的反省意識

“文革”初,我們批鬥一個老教師。她原先是個老校長,反右時被劃為“右派”,在學校做清潔工。在逼她交代問題時,有些頑皮的同學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說受不了,便叫她攪和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葉子塞進她嘴裏。那時我們決不會認為是在迫害人,相反覺得我們很英雄,很正義,立場堅定,這便是當時學生們的自我感覺。

在我來支邊之前,還參加過動員別人插隊支邊。記得我們到一個不肯放子女走的“釘子戶”家中做工作。所用的辦法是“熬鷹”,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動員,軟說硬說,不讓他們睡覺,直到把他們熬垮,點頭同意了,馬上給他們辦理戶口遷移手續,這法子真有點缺德!記得這家該走的是個女孩子,母女倆住一間平房。我們七八個人都擠在他們家,連水缸邊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這母女倆就是不說話,我實在熬不住,不知不覺睡著了,天蒙蒙亮時醒來一看,嗨!被動員的和動員的全睡著了,東倒西歪,一片鼾聲,大伙兒全垮了。當然,最終她們還是被我們征服了。但我哪裡會多想一想,毛主席的號召既然這麼偉大,為什麼又要用這強制的手段呢?

那時,沒有思想也就沒有痛苦,所以我一直是快樂的,意氣風發。

那時我們的業餘生活主要是批判會,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幹了一天活兒後,晚上就被連部集中起來,搞大批判。對於我們來說,寫大字報是練書法,寫批判稿是做文章,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們也寫詩,當然都是按要求寫的了,絕對沒有個人的詩句。儘管這種文化生活充滿政治氣息,但也可以人盡其才,一樣幹得有聲有色。我們是絕對不準看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書籍的。偶然有人從別的連隊偷偷借來一本小說,大家都搶着看,但千萬不能叫連隊領導知道。記得有一本外國小說《俊友》,莫泊桑寫的吧,傳到我手裡是吃晚飯的時候,我瞪着眼一直看到夜裡兩點,兩點半另一個知青就起來接着看,書的利用率可是極高的。

要說到看電影,那簡直是我們的節日!一部電影從師部借來,就一個個團部傳着放映。多是到一個集中的地方,各連隊的知青都來了,好像一個大聚會。老朋友見見面,也可以認識些新朋友。記得一次聽說要放映香港片子《雜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廣場上,從天擦黑直等到夜裡三點。片子一送到,廣場上歡聲雷動,那聲音撼山動地,不知是表達一種滿足還是一種饑渴。還有一次看朝鮮電影,電影里下大雪,廣場上也下大雪,但沒有一個人離開。電影里的人進了屋子,我們卻在大雪裡站着,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極了。

我們有大塊大塊空白的時間,又寂寞又孤獨,愛情便出現了。連長像個封建時代的管家,常常在晚上到橋頭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時還躲在解放牌卡車的車樓子里,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但我們有一條由帳篷後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們戀愛的幽徑。知青們都愛稱它為“胡志明小道”。這小道彎彎曲曲穿過一片開花的草地,還有許多小白樺樹遮遮掩掩,又美又靜又神秘,許多知青把伴隨着心靈戰慄的足跡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這個細節,這很重要——從連隊的大院子里遠望,有一棵楓樹。它長在平坦坦的草甸子上,周圍沒有任何別的樹,只它一棵,也許因為它所處的地勢好,單獨地生存下來。它又矮又大,由於太遠,平時看起來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紅極了,像一束火把,非常吸引人。有時心情孤獨,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種寄託,一種期望。有的人心裏有苦難言,就跑到那樹下待一會兒,靜一會兒,哭一會兒,便會好些。於是人們都說它能消解痛苦,非常靈驗。我嗎?我——今天我特別不愛說我自己。我只想說,近來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間想起這棵樹來。說不定哪一天我專為這棵樹跑回去一趟呢!什麼?你說我的眼圈有點紅?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們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轉變是忽然出現一個意外事件,一個老職工與一個女知青關係曖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鑽到女知青帳篷里,被當場抓住。雖說這事在連隊里炸了鍋,但絕不會這麼簡單。在給這老職工辦學習班時,一打一逼,他交代出自己的風流艷史,居然還有不少女人!有女職工,也有別的女知青。這時人們就把疑點放在我的女朋友身上。我的女朋友是副班長。那時帳篷里很冷,一個燒“半子”(一截樹榦立着劈成四半)的汽油桶根本不頂用。我那朋友就住到這老職工家裡,跟他的女兒做伴,不過是圖個暖和。中國人在這方面既有興趣又有想像力,於是就在我朋友身上打個問號:難道他眼前放着一個有眉有眼的大姑娘會不動心?

你問我這朋友?她是個很好的姑娘,我與她從小同學,互相印象都好,但我那時受傳統教育很深,男女之間特別封建,表達非常隱晦。一次,我被氯氣熏着,她來看我時,馬上把自己身上的大衣和手套給了我,那可比現在年輕人隨隨便便一個吻強烈得多了。但這事一出,無論對我的打擊還是輿論壓力就太大了……我還是先不講我自己的事吧!

這件事之後,跟着又出了一樁類似的事,連部一看問題不小,加緊一抓,揭發檢舉,知青揭發知青,老職工也相互揭發,居然涉及幾十人!所牽扯上的知青大多是女孩子。連部就把那些有事的男的關起來打,說是搞“群眾專政”,實際上是“逼、供、信”。這樣,不管是老實供認,還是屈打成招,反正愈揭人愈多。我們驚訝了,亂倫啦!這不成流氓窩了?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最不能同情,她們是給知青丟臉!那時我們還有一種很強的集體尊嚴與榮譽感,對“上山下鄉運動”還抱着理想精神呢!

有一個女孩子是B市來的,她也是怕冷——你在這裡,根本想像不到那兒的冷是什麼滋味!她藉著去馬號買奶,在馬號里多待一待,暖和暖和。賣奶的老職工就獻殷勤,給她熱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採取手段,終於把她弄到手,這姑娘懷了孕。人人罵她,誰也不去想,這個姑娘個子高,又苗條,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職工又矮又丑,還是獨眼,這姑娘怎麼會看上那老傢伙?誰也沒有同情她,都認為她無恥,給知青丟臉!她到師部醫院打孩子時,醫院不留她住;從醫院回連隊的路上,長途車不叫她坐。因為醫院的護士和汽車上賣票的都是知青,沒有人憐惜這個“輕賤”的女子。一次,這姑娘與另一個知青吵嘴,立刻好多人一擁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裡邊全露出來了。當然是為了羞辱她。從此這姑娘頹廢了,接二連三,跟了好幾個。最後團長看她長得特別好,佔為己有。好好一個姑娘毀了!

從這事,我眼前遮上一層黑霧。

這樣的事鬧出來,往後便層出不窮。有一個團的招待所所長、參謀長和團長,把許多女知青調去,說是給她們好工作,不幹農活兒,有吃有喝,實際上三個人輪流干。一百多女孩子叫他們玩了。其中有個高幹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幾個傢伙斃了。

自從發生這件事,我們才對那些無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們離鄉背井,無依無靠,孤獨難熬,沒有出路而充滿絕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與手中權力欺負與迫害。還有那些為了上大學和想離開這裡的人,只好委曲求全,責任又怎麼能放在這些可憐無助的弱女子身上?

由於同情心產生,懷疑也隨着產生

這期間,社會的不正之風到處泛濫,也刮到了連隊。我從 M城探親回來,送給連長一本年曆,其實我並沒有別的意思,不過在這偏遠的地方很難見到這種年曆。連長為此居然把我調到農場小學當教員。一本年曆不是瓦解了他,而是瓦解了我;神聖感沒了,嫌惡感來了。我這才開始降溫,我也真夠笨的。

我更笨的則是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返回M城。我幾乎是最後一個離開連部的,當地人都戲稱我是“珍貴動物”了。

從一九七五年,知青可以選調上大學和辦理病退返城。上山下鄉這場運動走向分崩離析。當時流行一首《知青歌》,開始只是偷偷唱,漸漸連長聽到也不管了,歌詞已經記不全了,反正有這麼幾句: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故鄉,

還有那金色的學生時代,

只要青春進入了史冊,

一切就不再返回;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故鄉,

我們去沉重地修理地球,

那是我們的神聖天職,

我可憐的命運喲!

歌詞挺粗糙,流傳卻很廣。唱起來十分的憂鬱,很適合我們內心低落的情緒,所以大家總在唱。當領導的都很靈,從這歌中聽出一種不吉祥的東西。中央開始組織各地的慰問團來看我們。我還記得哈爾濱慰問團帶來了“消炎藥片”,天津慰問團送給每個知青一件絨衣,上海慰問團贈送的什麼已經忘了。但我們有意帶他們參觀那些最臟最破、條件最差的住房,還讓他們看看我們的廁所——這裡的廁所是用木頭和草圍當做牆,沒有上下水,只挖一個坑,大小便多了,凍成一個冰坨子,最上邊是個凍得硬硬的糞尖,上廁所必須帶一根棍子,先把糞尖打斷,否則扎屁股……

他們看了很驚訝,但最多只是說幾句好聽的話勸勸罷了。誰都知道他們來是為了安撫,而不是安慰。每個人心裏那隻眼睛都睜開並且愈來愈亮了。

我和R兩個人在帳篷里,脫光衣服,相互找病。我忽然發現他的胳膊有點彎,他寫信給家裡一問才知道從小摔斷過,他就用這個“理由”辦回城了。我把他送走,在荒野里一站,才着着實實感到一種被遺棄感。而實際上早在1970年我們就被遺棄了,只不過我們當時是一群傻子!

在農場最後的日子,一般人絕對受不了。

我們剛來時晾衣繩上晾滿衣服,現在零零落落,寥寥無幾;過去打飯時要排很長的隊,最後只剩下幾個,好像破衣服上幾個沒掉的扣子。在大帳篷里,如果不認真看往往就看不見人。

從公路通往連隊的道兒,來時只是一條細細的小路,八年里被我們沉重的腳步踩成一條三米寬的大道,但知青一個個走了,道路又變窄了。“胡志明小道”已經被野草埋了起來。每當我感到孤獨和寂寞之時,就跑到那棵紅楓樹下坐一坐,但這楓樹已經不靈驗了,無論我怎麼落淚,也難以擺脫心裏的苦悶……

有背景、有門路、有辦法的人都走了。最後,我還是經人指點,用四把挂面收買了醫院的化驗員,把化驗單改了,這才返回M城。你看,我這八年不過和四把挂面一個價錢。是啊,此時已是1978年12月30日,眼看就是1979年了。六十歲的老媽媽見我回來,高興得居然像小孩那樣雙腳離地蹦了起來。但誰問過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們留下了什麼?

我們連的知青還算齊齊整整,六十個全都活着。旁邊連隊的一個姑娘,出窯往外挑磚時忽然窯塌了,活活砸死在裡邊。人弄出來早已經燒成糊干,不敢叫她家裡來人看,趕緊埋在荒地里了。最慘的是一次森林大火,團長指揮知青去滅火。森林大火,別看白天都是煙,晚上看像點天燈一樣,全是火,幾百度高溫,人一進去就燒化了。絕對不能哪兒有火撲哪兒,只能在外邊打出一條防火通道。但這團長是蠻幹,結果燒死了四十多知青。森林裏着火,火是追人的,比老虎還猛烈;男的跑得快,燒死的大都是女孩子。可是……誰對這些無辜的白白死在裡邊的孩子們鞠過一個躬呢?

如果這些女孩子知道知青最終都返回到自己爸爸媽媽的身邊,她們豈不更是自覺悲哀?如果她們陰間有靈,準會發出凄慘又憤怒的呼號!

在我即將離開農場的那些日子裏,知青們已然怒不可遏。一個團部里爆發了知青焚燒勞資科長家裡房子的事,因為到處傳說這科長收取知青們的禮物堆成了山。後來,知青返城不再要醫院證明,也無須理由了!

知青一走,另一個悲劇就出現了,那就是有些知青在當地有了女朋友,他一走了之,把苦難結下的果子交給了女友。這很像那支歌曲《小芳》。於是有人自殺。有一個當地的女孩子在遺書上寫道:“我勸本地青年千萬別愛城裡的知青!”於是又引起當地人對知青的反感。苦難是一種傳染病,誰知“文革”的貽害究竟有多大?

你問我對自己知青這段特殊經歷怎麼看,說實話,我很矛盾,一直矛盾着,這輩子甭想解開了。我想,你問任何一個知青,他也會給你同樣的回答。

從悲觀的角度看,八年的艱辛苦難還在其次,我們十幾歲就被趕到邊疆,如今四十多歲了,心裏帶着很多陰影,身上帶着許多傷病。許多人身體早早垮了,像腎病、胃病、腰背病、風濕病,終生終世也不可能甩掉了,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們失去學習的機會,很多知青有才華,但知識不夠,沒有學歷,雖然現在還算正當年,卻無法和大學生、研究生們相競爭。是啊,我們是被糟蹋了。

從樂觀的角度看,八年困境鍛煉了我們,我們什麼都經受過了,最冷的天氣、最苦的生活、最累的工作,都受過了。我們還怕什麼?我們有極強的適應能力,對困難不犯愁,承受力強,還能應付各種難題。我剛返城時,電力局招人,去了一百人,大多數是知青。當時電力局想在院子里蓋幾間平房辦公,缺木匠,立即有十多人說,我們都是木匠。再一問,全是知青。知青個個是好樣的,他們都在“文革”的“老君爐”里煉過,豈不神通廣大?然而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個知青都已經明白,他們為國家承擔過什麼——實際上,紅衛兵運動之後,也就是1970年,國民經濟完全搞垮了。國家已經沒有力量給兩千萬年輕人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亂子,這才想出“在廣闊天地里大有作為”的冠冕堂皇的口號,把我們放逐四方,於是我們這支曾經為他們衝鋒陷陣、赤膽忠心的千軍萬馬,統統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儘管我們曾經悲哀至極,儘管我們吃了苦頭,但連國家也挑不動的擔子,叫我們十幾歲孩子們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們撐住這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國家大廈的坍塌。你說,難道我們不偉大、不是功臣、不是貨真價實的國家棟樑?儘管這一切一切都是事後我們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時又想,我們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誰所認可?!就像前邊說的,誰去面向那大火燒死的四十個女孩子的地方鞠一個躬呢?

我的話說得差不多,現在輪到你說一說了!

歷史已經全部記住,就看人們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摘自《一百個人的十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人物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