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藝術家華涌
華涌，是一個永遠在路上並對中國現實一直持鮮明批判立場的自由藝術家。《動向》二○一二年七月號，曾刊載過一篇介紹華涌的文章──《願做一根壓向駱駝的稻草》。為了公開紀念「六四」死難者，華涌從二○一一年來，因多次實施反抗暴政的行為藝術，屢屢被抓捕、拘留，被勞教。今年「六四」期間，當局為了防止華涌再次跑到天安門廣場做行為藝術，於是派出警察與協警，把他重重包圍在了他的宋莊工作室院內。猶作困獸鬥的華涌，勇敢機智地利用手機和網絡社交平台，把當局正對他的卑鄙行徑晾到了微信公眾號和朋友圈上，實況轉播了中共暴政集團醜惡嘴臉。此篇訪談錄，是華涌於「六四」當日在其「小監獄」裏與本人網聊完成的。
從「生理周期」到「記憶周期」
華涌（以下簡稱華）：這麼多年來，我倆一直沒在一起正經聊過天了，今天正好有了機會！
戈曉波（以下簡稱戈）：在我記憶中，你到天安門廣場公開紀念「六四」大屠殺的行為藝術，好像有兩次？
華：是的！二○一一年、二○一二年各一次。但如果把我為做這個作品去天安門的次數都加起來的話，一共是六次。
我第一年的行為藝術，叫作「生理周期」，也叫「記憶周期」。我在四個月內，每月四號都去廣場，從三月四號，一直到六月四號。「六‧四」那次，我就被抓了；但抓了後，又放了。
第二年那次，我又被抓了。這年六月四號，是郭子（註：即華涌實施行為藝術時的影像記錄者、宋莊自由藝術家郭明珍）陪我去的。被抓後，就被勞教了。
戈：怪不得呢！因為我看到你第一年在廣場上打自己鼻子的照片中，既有穿制服的，也有穿Ｔ恤的，原來前前後後去了六次。你開始做時，為何要把它叫「生理周期」？
華：呵呵……因為這個國家每年都要來幾次「大姨媽」嘛，所以，我的作品就取名「生理周期」。三月份時，他們不是要開兩會嗎？六月四號也要來「大姨媽」。我只不過是從鼻子裏流出血來一次「大姨媽」罷了。後來，我就改成「記憶周期」了。雖然每年六月四日都會周期性失憶，可我卻要記住這個日子。
戈：你為何要用這種方式紀念「六四」？
華：「六四」時，我剛滿二十歲，事件的完整過程，是我的經歷與親身感受，我都看在了眼裏；但六四後，它卻像空氣一樣蒸發掉了。他們可以屠城，而我們卻不能訴說，這之後越來越嚴了。我感覺，一個十四億人口的國家，如果沒人敢站出來發聲，那就很不應該；其實，不管這事情好與壞，都應允許討論，像這樣封殺言論自由，其實是很憋人的。所以，我選擇用作品表達我自己的想法。
戈：你為什麼要用自我身體傷害，或者說用血腥的暴力方式來做作品呢？
華：我的表達可能有點血腥，但六月四日又何嘗不是非常血腥的一天？我現在若閉上眼睛，馬上就能感覺到那天城市的紅顏色，鼻子彷佛能聞到血腥味（註：華涌剛說完這句話就沒聲音了，直到近四個小時後，我倆才又聯繫上）。
華：對不起！我的手機被干擾屏蔽了，門口停着的麵包車頂上那個白色機器，就是通信設備干擾儀器，很牛逼！它只屏蔽我的手機，我前後左右鄰居家的網絡都沒問題。得虧剛才一個朋友用無人飛機給我送來新手機卡，否則，我倆就不能聊天了。
我以前的工作室在七九八，那時以架上繪畫為主，後來我感覺這個東西表達思想還是有限制的。我搬到宋莊後就開始做行為，這個砸鼻血的行為是二○一一年做的，由於當時我個人的很多因素，再加上很多外界的綜合原因，使我有勇氣做了這個作品。
像堂吉訶德那樣去戰鬥
戈：二○一一年，你到天安門做「砸鼻血」時，事先想到了後果嗎？
華：那次他們抓我，也只是審訊一下就放了，沒什麼後果。因為我說這是個行為藝術，他們就給放了我。第二年我的思考變了，因為頭年我還只是拿它當行為藝術來做；等做完後，我心裏就有種恐懼感。紀念六四，是每個人的心聲，但我為什麼要用行為藝術來說呢？其實是害怕被判刑，如果我說它是行為藝術，就可能蒙溷過關。所以，頭一年做時，我還有點兒糾結。
但到了第二年，我漸漸想開了，為何不能直接說六四？為什麼不可直接去紀念？我若真的紀念，又會怎麼？會判我嗎？我做好了被他們抓、被關監獄的準備，我就想叫叫板。
戈：你做「砸鼻血」時，好像郭子和你在一起吧？
華：對！頭年做完「砸鼻血」後，我和郭子他們又做了一個「沉船」。因為「六‧四」過了，緊接着就是他們建黨九十周年的「七‧一」，我們跑到浙江嘉興南湖做「沉船」。這次，我被行政拘留關了十五天。在這十五天裏，我反思了很多東西，比如，為什麼我們不直接對抗？所以，二○一二年我再去「砸鼻血」被抓後，就直接否定了它是行為藝術。當時，宋莊藝術促進會秘書長曹為去了，他讓我向警察說是做行為藝術，認罪，然後就把我領回去。但我就是沒說，我說：我就是紀念「六‧四」，與藝術沒關係。結果就被判了一年三個月。
戈：好漢子！
華：做「七‧一」沉船，我被關了十五天，出來後，我就帶着郭子去香格里拉一個特別安靜、特別窮的一個小山村支教了。於是，就有了很多時間去思考。在這段時間裏，我的人生價值觀就開始漸漸轉變了。包括對金錢、物質、藝術，以及自己的作品，都有了新的認識。我認為藝術並不重要，死並不重要；作為一個人，你首先要活出尊嚴。現在在中國，每個人都沒有尊嚴，活着，只是為了金錢和欲望而苟活。
戈：是什麼東西促使你作出以上人生反思的？
華：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是我小時候挺喜歡的一本書，四十歲之後再讀這本書，感覺是不一樣的。堂吉訶德他就是為戰鬥而戰鬥，至於對面是風車還是羊群，這並不重要。我最欣賞他的就是，他丫的準備好了馬、頭盔、槍，包括桑丘，等到萬事俱備後，他忽然想到沒有作戰目的，為誰去戰鬥？可笑的是，他就選了村子裏沒見過的一個村婦，為她而戰。對戰士而言，目的其實不重要。包括革命在內，如果革命抱有目的性，革命成功後，不就變成另外一種東西了嗎？所以我還是喜歡堂吉訶德的這種戰鬥，我就要戰鬥！戰鬥完，我愛幹啥幹啥，誰丫也別拿我當英雄，我就是一個堂吉歌德，一個屌絲，一個流浪漢。
其實，當一個人被標註「英雄」後，他要承受很多，要被名聲所綁架，因為你是英雄，你要有道德的標準，你要更加去英雄。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我自己。在爭自由時，我是一個英雄：當遇到姑娘時，我可能就變成了一個好色之徒；當旅行時，我可能就是個流浪漢。一個社會要給人充分的生存空間，要允許人們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他們眼裏，我是個危險人物
戈：我記得你二○一三年九月被放出來後，回營口陪了你父母一段時間，之後就和郭子去了香格里拉，創辦馬孔多客棧、搞環保，為什麼後來又折騰起來了？
華：事情是這樣的，我和郭子跑到香格里拉雨崩村做生意，我原想在那裏與世無爭，了此殘生就完事兒了，沒想到二○一四年五月下旬，他們就過來倆人看着我。我是個特別逆反而且特追求自由的人，我不願幹的事，逼着我也不成；不讓我幹的事，就是設置再多障礙，那也不行。
有天，乘看我的那倆人不注意時，我就順山上跑了。跑了後，他們就調動德欽縣也就一萬五千多人的小縣城幾乎全城的警力，還有香格里拉和別的地方抽調來的警察，把雨崩村的三座大橋都給封了，我是那天半夜兩點多鐘被他們抓到的。
抓到我後，他們就直接把我扔看守所裏，以尋釁滋事的罪名把我關了三十天。那個看守所非常老，條件非常差，連馬桶都沒一個，拉屎撒尿都是一個桶，這個桶就在我頭頂上。
當審我時挺搞笑，我問他們憑什麼抓我？他說「你尋釁滋事」。我說：我在自家客棧鑽我家後面林子裏出去看看星星，與誰尋釁滋事了？他們說：這你就別管了。那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大家在網上喊出了「重返天安門」的口號，由於雨崩村沒網絡，所以我還不知道，他們審我時，彼此就套話。後來，我就知道這事兒了。
戈：你那次被拘留一個月，咋就沒人知道呢？
華：是的，沒幾個朋友知道，網上更少有人知道。二○一五年，我跟一個女青年生了個小孩，快到六月份時，他們又來了，還把我那孩子給接來陪我在雨崩村度過了一年。二○一六年，他們又把我送到了香格里拉，在賓館裏開兩房間，特別謹慎地陪我睡覺。晚上還輪班，分上半夜、下半夜看着我。
在他們眼裏，我是個危險人物，因為我的情緒不穩定。不僅愛逃跑，而且不服，在勞教所裏關那麼久也不低頭認罪。因不認罪，我被關了兩次禁閉。一直到我出來的那天，我也沒認輸。他們知道我的性格，所以每年都看管我很嚴。今年他們沒讓我出去旅遊，而是僱一幫流氓地痞在門外看着我，這也好呀！我就在屋裏畫畫。
你不是愛跑嗎？你跑出來，我就想法激怒你，到時可能會打架，我就可利用這個藉口合理合法抓你；進去後，就是另一碼事兒了。結果，他們今年失算了，他們萬萬沒想到，我會用微信來戰鬥。我做「向死而行」後開始寫公眾號，有了很多網友和粉絲，你看我現在這麼作，在網上這麼罵他們，他們有可能一會兒就來抓我。你越逼我，我就越會說真話。
他們特恐懼「六‧四」，也特怕我跟「六‧四」扯起來，因為我給他們的印像是塊硬骨頭嘛。其實，我也恐懼他們，但我感覺他們更恐懼我，這種貓與鼠的遊戲非常有趣。
我寧可被界定為一個戰士
戈：如果他們今天看管不嚴，讓你給跑出來了，出來後，你又會怎樣？還跑到天安門砸鼻血嗎？
華：其實那年從雨崩村跑出來後，我就面臨了你提到的這個問題──如果能逃脫怎麼辦？會去天安門砸鼻血？
如果今年他們不看着我，把大門打開，我也會正常生活，但到「六‧四」時我就會走。我會打開手機，開着直播，走到天安門去；如果我真走到天安門沒人管，那我就認為中國可以了，言論自由了。
我打鼻子不是目的，不是要找事兒，而在向他們索要自由。我要我的權利，要說話權，你們不能剝奪這個權利，為什麼我「六‧四」期間就不可以亂走動？
他們沒這個胸懷和勇氣，真的！到了「六‧四」，又動用這麼多人嚴密看着我。朋友們給我送飯來時告訴我，門外的路上，全他媽的僱傭來的黑保安在把守。
戈：你的性格和你的家庭出身和成長環境有密切關係吧？
華：應該有關係，我爸爸是軍人，我是在軍隊家屬院裏長大的，小時候挺崇拜英雄，喜歡聽英雄的故事。我那時個兒特矮，身體特弱，打架時老是打不過人家，被人揍，被人欺負。高二以後，我才長成現在這麼高的個子（註：華涌身高一米九一公分）。儘管我內心很強大，但身體卻特別弱小。從小我就喜歡跟自己較勁，越害怕什麼，就越反着來，我要看自己能不能成。比如，到了晚上，我到墳地坐在墳頭上偷着抽煙，是從家裏偷來的煙。別人都不敢，我敢了。所以說，我的膽子，是後來練大的。
戈：不知你如何界定你自己的身份？
華：如果藝術家和戰士在一起比較的話，我更喜歡戰士這個稱謂。藝術家是一個很模稜兩可的詞兒，多年前，我寫文章時引用過郭德綱一句話：「你丫才是藝術家，你們全家都是藝術家」。我對藝術本身就有所懷疑，其實，藝術就像哲學一樣，是很難被界定、被解釋的，到底什麼是藝術？自印像派以來，藝術就從宗教中脫離出來變成商品了。藝術始終沒獨立過，以前被宗教，後來被政治，現在是被金錢和資本所左右；所以，我很不認可藝術家這個稱謂。我更願自我界定為一個流浪漢，如果不能叫流浪漢，那我寧可被界定為一個戰士，而不願承認自己是藝術家，因為我很厭惡這個像「面首」或「男妓」一樣的詞彙。我只承認自己是個畫家，因為我有會畫畫這個手藝而已。
戈：你對未來怎麼看？悲觀絕望？還是充滿希望？
華：我感覺，在對待「六‧四」這事情上，人們的膽子一年比一年大了，雖然不斷有人為它而被抓，但進去的人越多，恐懼感就會逐漸消失。其實，監獄就是個嚇唬人的概念；如果真進去後，你是不會害怕的。我認為，蹲監獄是我的一次心靈旅行。
不斷有人大膽說，不斷有人去闖臨界點，權力就會向後退。某天，我們的力度足夠大了，高牆就會像玻璃一樣坍塌，鋼化玻璃雖很堅硬，但它卻有臨界點，你可能就是一把小榔頭，只要你去敲它，再大、再堅固的鋼化玻璃，它都會有瞬間崩塌的時候，所以，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