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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者憶文革滅絕人性的輪姦虐殺暴行

有的從陰戶、肛門用木棍插進而死,有的被捆綁跪在床門口,看着老母、妻、妹被強姦、輪姦,然後用繩子牽着手腳,逼到水庫淹死,有的強迫自己挖好洞,跪在洞邊,再迫親人挖死。老的年已80,小的才2、3歲,強令一家人坐好,用鋤頭一個一個地挖得半死,才拖出丟在水庫或土窖里……。

文革中的統一行動戰鬥隊,他們殺人行兇,揪出後台,遊街示眾,盛行於武鬥期間

“那一半該不該殺”

1968年秋,常寧縣廟前公社武裝部長和一批所謂造反派,公然私立法堂――“人民最高法庭”,一次殺死了25人,一個青年貧農也嚇得手腳顫抖,雙膝跪在大隊幹部面前,又是請罪,又是求撓:“書記,我該死!我該死!討了個地主女兒做老婆,立場不穩,背叛了本階級。我老婆是地主子女,理當地主階級,她該殺,但是我請求留下我那一半!”

“你這話是什麼意識?”書記莫明其妙地反問。

“她肚子里的胎兒有我貧下中農一半的血脈了。”

“這個?不好處理,沒有最高指示,下次再說吧!”

不久,“殺人風”制止了,這個地主子女的命總算留下來了。這股風從湖南常寧縣南的道縣飛來,首先在廟前公社開第一刀,很快傳到東鄉,直到北鄉的一大部了。就是說延及大半個縣。據政府後來統計,常寧此次共被殺了83人,可惜無人把這椿奇冤詳情紀錄下來。

老師死裡逃生

湖南道縣,1968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之久。

文革烈火燒到道縣,起初,這個縣成立了兩個造反派組織,紅旗與革聯。正當兩派斗得熱火朝天時,有人突然放出謠言:“地富反壞右‘要造反了!”頓時,人心大亂,形勢驟變,道縣農民紛紛成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隨意將人判處死刑。一些心術不正的人乘機為所欲為,屠殺手段有:刀砍、銃打、鐵鉻、活埋、尖刀刺、鈍刀剮、鋤頭挖、繩子勒、石頭砸、幾十人綁在一起用炸藥炸、幾十人丟進紅薯窖里用火活活熏死、一群群的人推進其深莫測的溶洞再在上面用石頭砸死。還有砍頭、挖眼、割耳、削鼻、剖腹、截指、砍肢、割乳房、割生殖器……慘不忍書!一時間,整個道縣屍橫遍野,水臭風腥!

據道縣這次慘案,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93人,被迫自殺326人。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道縣所在地區零陵十個縣市,以及外地區的毗鄰縣市,也出現濫殺現象,在文革期間,道縣所在地區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另外,致殘致傷2146人。

依當時流行的階級標準劃分在死亡人員中四類分子3576人,佔39。33%;四類分子的子女4057人,佔44。63%;貧下中農(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1099人,佔11。54%;其它成分者411人,佔4。5%。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殺者中,最大年齡為78歲,最小的僅出生10天。經查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連者達14000餘人。

這裡記有有位名叫周群的教師死裡逃生一幕。

1968年8月26日,一個極其偏僻的地方。

周群是橫嶺中心小學教員,她丈夫蔣漢正因出身地主,前一天被造反派抓走了,家裡只剩下三個孩子。她哄着孩子剛迷迷糊糊要睡,一陣急促的沖門聲將她嚇起來,沒等到她穿上衣服,門已被踢開了。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明已經衝進了屋。他們進屋就吼叫着:“起來!起來!開會去!”母親只好哄着孩子,交代了幾句便被拉出了屋子。

她被帶到大隊侖庫邊的禾場上,四周全由民兵把守着,禾場中央圍着的是地富子女14名,丈夫蔣漢正此刻也在中間。周群出身貧農,蔣漢正則出身地主,“文革”初期,已被清出教師隊伍,在家接受監督勞動。

周群看見丈夫被用鐵絲緊緊地捆綁着,鐵絲已深深地勤進肉里。

她們被驅趕着出發了。周群以為這些人連同自己要被壓送到區里去。突然有人喊道:“蔣漢正的三個孩子還留在屋裡!”

經過提醒,馬上派人去抓孩子。一會兒,孩子被拖到禾場上,嚇得哇哇大哭起來。

這群人被趕着出發了。

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的雙手被綁着,孩子們只好跟着她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後。來到楓木山,唐書記下令停止前進,一律原地站好,不許亂動。然後宣佈道:“我們是貧下農最高法院,今天判你們的死刑。”

被捆綁的人一個個驚呆了。

處決的方法是“丟硝眼”。就是把人推進那深不可測的溶洞。開始執行了。

支書點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押去……

“蔣漢正!”唐支書點着周群丈夫的名字,這是第三個死囚,兩個民兵,揪着他朝硝眼走去。

“爸爸!爸爸!”孩子們大聲哭叫着,她想撲過去,但被民兵惡狠狠地推開了。

“蔣文凡!”

這位60歲的著名中醫從從容容要討口水喝。

“那有水叫你喝?”

“我臨死討口水喝不過份吧!從前砍腦殼,還讓吃3個熱包子哩!”

沒人理他。他被推下了硝眼。

5、6、7、8……第8個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時,3個孩子哭得極慘。她走近硝眼洞口,但見涼風嗖嗖,陰氣迫人,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跪下!”身後的民兵么喝着。她立即被強制着按在地上,後腦門猛挨一鋼釺,被一腳踢入那無底深淵。

……不知道過了多久,周群在洞里忽然聽到有人叫媽媽,她蘇醒了過來。原來,因為已經扔下好多人,她摔在了別人身上,沒死。

“快,快給媽媽解開繩子!”她大女兒幫媽解開了麻繩。身邊,她的一位本家兄弟恰好沒死,憑着17、8歲的精力,總算爬出了溶洞。但是立刻趕上大搜捕,嚇得他東躲西藏,不敢去營救溶洞的人。

第二天,有人不斷往硝眼裡扔石頭,周群和她的大女兒在洞的上層,被石頭一打,跌到了底層。她驚異地發現丈夫和另外兩個孩子都在這裡,此後滿地是屍體,但她們僥倖都活着。

這家人團聚了,在死亡的魔窟里。

洞里又黑又冷,一家人只能坐在屍體上,都要睡一會兒。丈夫被鐵絲綁着,怎麼也解不開,孩子們一個個又飢又渴,直叫肚子餓。周群急得五內俱焚!

丈夫蔣漢正已經神經失常,他在屍體上來回走着,嘴裏喃喃地說:“你看你看,高粱長起來了!好紅好紅的紅高粱呀!好大一片紅得像血一樣,這下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說:“漢正你清醒點,哪有什麼紅高粱呀?咱們是在硝眼裡啦!”

他聽了,默不作聲,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這裡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知熬了幾天,孩子們漸漸不動,也沒有聲響了。周群八歲的孩子,斷斷續續說:“媽媽,媽媽,我怎麼不死呀!死了就好了。”她已餓得皮包骨頭了。

孩子一個個死去,先是大兒子,後是小兒子,周群將兩兄弟放下,緊緊抱住奄奄一息的女兒,生怕她也被死神奪走。但還是無濟於事。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丈夫要水喝,周群脫下一件衣服,在水裡浸濕,擰着給他喝。他喉頭動了幾下,卻喝不下去,頭一歪,死了!

5口之家就剩下周群一個人。後來她的兩位學生設法將她救出了硝眼。她在硝眼裡,艱難地度過了7天7夜。

“反屠殺代表團”

“文革運動”的第3年(1968),引出一樁“湖南大屠殺”慘案。首先由常寧鄰居的道縣開始,禍延江永、雙牌、東安、新田、桂陽、嘉禾、常寧、郴州,到處都處在無政府狀態。風聲鶴唳,人心惶惶,膽戰心驚,不可終秒。這時候,公然有個人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組織個“反屠殺代表團”,一行13人,進京告御狀。沿途散發傳單。發起的第一人,就是桂陽二中高級教師周家雄,在北京呼籲有正義的群眾組織和知名人士,造成強大聲勢,震動了中南海。“湖南屠殺”的簡報,中央首長人手一份。在總理的特別關注下,次日駐湖南47軍軍長黎原奉召飛往北京,接受指示:湖南殺人問題嚴重,裏面有壞人操縱。什麼“革命派”、“造反派”?亂殺人就是反革命。馬上黎原返湘,派飛機散發傳單,派軍隊進駐湘南各縣,雙手沾滿人血的兇手,受到了制裁,制止了一場血洗劫難。

上京告御狀的人中,還有3位死裡逃生,混身血污的人證。這裡且說一個叫王永和的在職教師,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這裡已有幾位死屍了。天黑時,他被五花大綁,跪在薯窖邊,只聽得一個說吃了晚飯才來殺,一個說殺了才吃吧,另一個不由分說,一馬刀從背後砍來,他順勢就倒下薯窖里沒有再挨刀了。當時弟弟還未死,但傷勢嚴重,已無生望。可憐他邊呻吟邊叮囑哥哥踩在他和幾具死屍身上,爬了出來。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隊的老支書家喊門,老支書以為鬼上了門,嚇得忙說:“王老師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經沒有權了,無法制止了。他們知道我一向對你兄弟倆好,就背着我來殺你們兄弟的。”王說:“我還沒死,求你救救我。”老支書開門見他滿身是血,連忙扶他進去,趕緊幫他扎住傷口,背他到公路上,搭過路車送到桂陽縣醫院,周家雄得知就扶他上了北京。另從雙牌水庫和瀟湘河裡取了血染紅了的水,標本帶到北京。經化驗含血量千分之三。

殺人的起因,是道縣民兵從一戶地主家子弟家裡搜查出辦公共食堂時發給的早已作廢了的豆腐票“一團”、“二團”,(該地稱一塊叫一團)誰知被逼供為組織了反共救國軍“一團”、“二團”,就是如此糊裡糊塗而大開殺戒。最初由殺地富反壞右及其兼親帶故的什麼12種人、21種人,再擴大到不服從安排的、不聽話的、出工不積極的、實際上已經演變成一場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例如白水的李作才,廣西大學畢業後,參加國民黨軍訓一年就從教,從桂陽流峰中學教導主任位上開除,老老實實在生產隊勞動,兇手對他要用鋤頭挖,本人要求用槍打,因未擊中要害,硬逼他兩個兒子用石頭把父親活活砸死。一位中山大學外語教師尹禮干,只因地主家庭出身,全家都被殺了,還以“父病危速歸”的電報騙他回去,還未到達家門,就用鋤頭挖得半死才活埋了。有的從陰戶、肛門用木棍插進而死,有的被捆綁跪在床門口,看着老母、妻、妹被強姦、輪姦,然後用繩子牽着手腳,逼到水庫淹死,有的強迫自己挖好洞,跪在洞邊,再迫親人挖死。老的年已80,小的才2、3歲,強令一家人坐好,用鋤頭一個一個地挖得半死,才拖出丟在水庫或土窖里……。

留下我打石灰也好

1968年秋的一天,廟前公社非法殺25人那天,被殺者中有個李明番者,常寧解放區之初,他還在念大學,土地改革時,上有父兄,土主分子當然輪不到他的頭上。但是他再也出去不了。只得在家裡種地。

從此廟前鄉政府、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生產隊里的一任大小傳信事件就是他包下來子。廟前地區都是山區,走一遍就是幾十里,無論嚴寒酷暑,深更半夜,總是隨喊隨動,完全認務制,數十年如一日,沒有價錢講。特別是生產隊的重活、難活、臟活,總是離不開他。例如水田打石灰,其它隊里都是輪流打的。它這隊有了他,年年歲歲都有是由他包打了。每打一屆石灰,身上皮膚幾乎沒有一點好地方。全隊人們也都說他老實苦幹,深得好評。可是這次“殺人風”一來,他還是逃不出這個厄運,湊到這個數里來了。

他問那批劊子手頭頭:“我犯了什麼錯誤?”

“沒有呀!”

“那為什麼要殺我?留下我幫你們打石灰也好嘛!”

“因為你家裡從前有過很多田地呀!”李明番再也沒得說的了。

為什麼這些青年紅衛兵造反派會這樣殘暴,無法無天呢?一位大學紅衛兵領袖描述了這一代紅衛兵成長的心態:“我們是在‘頌歌’與‘戰歌’交響回蕩的噪音里長大的,唱着‘毛主席是大救星’、喊着‘毛主席萬歲!’學的是‘三面紅旗迎風飄揚’、聽的是‘台灣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即使在困難時期餓得膝蓋發虛,我們也充滿幸福感,穿着打補丁的褲子照樣扭秧歌。同時反右、大躍進、反修、反右傾……我們稚嫩的神經不斷繃緊被叩擊。盲目地偶像崇拜,虛浮的理想主義,亢奮的鬥爭激情,浸紅了我們的骨髓,也使這一代人最少自由意識,最缺個性光彩,最易被成為被驅使的工具。”

這就是一代人的真實寫照。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選自《北京之春》2006年11月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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