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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出色打手 林彪還是周恩來?

——如何評價周恩來與林彪在文革中的作用?

周恩來比林彪更早一些介入了毛澤東的文革運動,且周恩來在文革時期一系列重大事件上發揮了比林彪更重要的作用。周恩來介入文革的時間比林彪更長,林彪只趟了5年文革渾水,可周卻趟了幾近10年。林彪文革中的作用基本上局限在軍隊內部,「三支兩軍」後軍隊開始介入地方的文化革命運動,但林彪涉及並不多,而周恩來在文革的作用則更廣泛、更深入、更持久。周恩來在文革中從未提出過任何大政方針,也不敢公開抵制江青為首的「上海幫」,而林彪則敢於反「上海幫」,堅決有效地抵制了江青試圖插手軍權的企圖。

毛澤東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三個人,江青指揮造反派在前台的衝鋒陷陣,周恩來不僅負責執行毛澤東的各項戰略部署,且負責保障文革得以順利進行的經濟基礎,一身兼了毛澤東的“總參謀長”和“總後勤部長”的角色,而林彪指揮軍隊為毛澤東的文革運動保駕護航。周恩來和林彪都是毛澤東文革當中必須利用的力量。但如果仔細分析,我們則看出林彪的作用還主要局限在軍隊內部,可周恩來的作用不僅涉及到全中國的各行各業,周對軍隊同樣有極大的影響,軍委高層的幾位老帥老將軍們,如葉劍英、楊成武、黃永勝等人都聽周恩來的,與周合作密切。整體而言,毛澤東是文革一切政治決策的決定者,而周恩來則是其執行者。文革當中沒有毛澤東的決定什麼事都不能辦,而毛澤東的決策又離不開周恩來的具體執行。正是由於周恩來是毛澤東文革運動中堅定的擁護者和具體執行者,再加上林彪為首的軍隊系統的大力支持,周恩來成為中共高層一個無可輕易代替的力量,周在文革前期雖偶遇危難但卻總能化險為夷,這與毛澤東的使用與林彪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周恩來與林彪同屬中共的老幹部,他們都具有其他老幹部相同的特點,也有與他們相同的弱點。那就是對毛澤東君臣般的關係。周恩來與林彪都不可能違逆毛澤東的意圖,更不可能改變文革的大方向,他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些小小的調整,所以周林二人本質上殊無二致。文革期間他們都秉持了“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忠君式思維,“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句話周恩來與林彪在文革中都曾說過多次。周恩來“保持晚節”的心態更加嚴重,生怕一個不小心就步上了劉少奇的後塵,一個“伍豪啟示”一直壓在周的心上,成為周的一塊心病,以致1975年9月周臨進手術室做手術之前還要再次對其訂正處理,免得有朝一日成為自己倒台的一大罪狀。在林彪倒台前,周恩來與林彪互為依靠,小心謹慎地與毛澤東一手扶持的江青為首的“上海幫”周旋,試圖“抓革命促生產”維持全國的穩定,為毛澤東收拾文革以來造成的爛攤子。可是林彪由於對“上海幫”的打擊出手過早成為毛澤東清洗的對象,從此周林之間的密切關係解體,周一人孤立無援,成為日後“四人幫”集中攻擊的目標。

周恩來在文革中與林彪相比有以下幾個特點:

(1)周恩來比林彪更早一些介入了毛澤東的文革運動,且周恩來在文革時期一系列重大事件上發揮了比林彪更重要的作用。

(2)周恩來介入文革的時間比林彪更長,林彪只趟了5年文革渾水,可周卻趟了幾近10年。

(3)林彪文革中的作用基本上局限在軍隊內部,“三支兩軍”後軍隊開始介入地方的文化革命運動,但林彪涉及並不多,而周恩來在文革的作用則更廣泛、更深入、更持久。

(4)周恩來在文革中從未提出過任何大政方針,也不敢公開抵制江青為首的“上海幫”,而林彪則敢於反“上海幫”,堅決有效地抵制了江青試圖插手軍權的企圖。

關於周恩來在文革中所起的積極作用,國內不少學者多有論述。筆者只想強調,周恩來最亮眼的表現是,在文革亂局中仍不忘國計民生,在緊跟毛澤東搞文革“抓革命”的同時,還儘力設法維護全國的生產,不使經濟全面倒退。特別是周曾利用九大後政局的短暫平穩時期,大力恢復因文革運動造成的生產停滯,使國民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周在四屆人大上提出要在二十世紀末將中國建成“四個現代化”的強國這一符合民心的宏偉藍圖,使得周在自己生命的最後關頭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方。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周去世後仍能得到廣大人民的懷念和敬仰。

林彪在文革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有下列幾點:

(1)在文革混亂的局面中保持了軍隊的穩定。林彪極為重視軍隊的穩定狀態,不許地方式武鬥奪權之事在軍內發生,“軍委八條命令”就是最好的一例。而軍隊的相對穩定使後來的“三支兩軍”能夠順利進行,對保證地方的穩定作出了貢獻。

(2)林彪嚴防江青一夥染指軍隊事務,諸如搞掉“全軍文革小組”使江青無法插手軍隊事務。即使後來林彪倒台,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也無法迅速有效地填補軍中出現的空白,更無法找到自己在軍中的代理人,這實際上為日後華國鋒、葉劍英等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文革期間,既使地方再亂,生產停滯,但林彪領導下的軍委辦事組從未放鬆國防安全和建設,文革前國防和“三線建設”在文革中是延續的,沒有中斷,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和運載火箭的研製開發有了快速的發展。不僅鞏固了國防,還頂住了前蘇聯的試探性進攻。

(4)林彪存在的本身就是對江青“上海幫”的遏制,換句話說,就是要對江青等人的行為有所約束,包括林讓黃永勝、吳法憲向毛反映江青對周恩來的惡意攻擊等。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打擊張春橋更是明顯的一例,只是廬山會議的鬥爭觸及了毛澤東的“文革底線”才招致林的失敗。廬山會議前,江青等人雖有毛澤東的扶植,但畢竟還只是文革中的暴發戶,在中央高層相對處於劣勢,其政壇勢力與軍方相比還相去甚遠。但林彪倒台後,“四人幫”在黨內的勢力大增,在中央高層也佔了優勢,中共十大上王洪文當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張春橋不僅榮升政治局常委,還當上了解放軍總政主任,“四人幫”開始染指軍權。這在林彪在世時是不可能發生的。

周恩來與林彪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周恩來更能忍隱,更會小心處理好與毛澤東、江青的關係,對於來自毛澤東和江青的批評、指責甚至謾罵不會公開說“不”,周時時處處檢討自己以往的過錯,向毛江輸誠表忠,甘於作毛江的工具。王力回憶說“至於對周恩來在歷史上的路線錯誤,周恩來自己從來不迴避,從來是到處講,講得別人都不愛聽了。毛澤東也不避諱,當著周恩來的面,不但對中國人,也對外國人公開講。”[93]與周恩來相比,林彪則更有自己的主見,且林彪從來不作自我作踐式的檢討,特別是“913事件”前夕,林彪面對毛澤東的淫威和打壓,敢於對毛硬頂,敢於對毛澤東說“不”,其不甘於作毛澤東的工具顯示出林彪獨有的性格。無論林彪最後是主動出走還是被動出走,事實上林都是被毛澤東逼走的。林彪雖然身死大漠,但其對毛澤東的一擊卻起到了喚醒國人的作用,使毛澤東的神話徹底破產,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敗亡。華飛先生說得好“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清醒就是從林彪的死開始。林彪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和副統帥身份與‘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澤東決裂並在此之後非正常死亡是他對中國做出的最大貢獻。”[94]

周恩來與林彪不同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哲學對當今社會亦有很大的影響。中國幾千年來封建皇權統治下,人民大眾對正統當權者的倒行逆施習以為常,且逆來順受,如非走投無路絕不會鋌而走險,這種慣於作“奴才”的成王敗寇心態潛移默化,深入到人們的骨髓之中。所以,不少人將林彪敢於對毛說“不”與毛決裂視為大逆不道,而對周恩來的忠心侍主、委屈求全和鞠躬盡瘁津津樂道。時至今日,我們也應有一個新的視角重新審視周林二人文革中的所作所為。

林彪在文革中應該負什麼樣的責任?

(1)中共自七大起就將毛澤東定位於一尊,具有最高的權力,只是個人崇拜在戰爭年代還不那麼顯著突出。中共建國後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主要領導人都曾大力製造了對毛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1959年9月9日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表態說:“我這個人歷來是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提高毛主席的領導威信。我在很長時期就搞這個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七大的修改黨章報告我也宣傳,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你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這麼搞。”[95]鄧小平直接負責的與“蘇修”論戰的“九評”中,更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頻頻肯定個人迷信,將個人迷信上升到理論高度,成為中共中央的集體表態。周恩來導演的大型音樂舞蹈詩史《東方紅》,更是大吹特吹毛澤東,此後又將其拍成電影全國放映,其影響至深且巨。在這個整體環境下,林彪也參與其中,大力鼓吹“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等等。與此同時,林彪大搞“突出政治”運動,諸如在軍隊創造出“三八作風”,“四好連隊、五好戰士”,“四個第一”以及“學毛著”,“學老三篇”等等。中共全黨這種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運動深入到各行各業,滲透進千家萬戶,其影響之廣、範圍之大、效果之強使得中國大地的精神面貌為之改變,使毛澤東成為凌駕於全黨全國的最高“神祗”,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的重要籌碼和依據。

(2)文革前夕和初期,毛澤東為了將林彪拉上文革的戰車,1966年3月毛和江青一手操縱出籠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5月7日毛給林的《五七指示》以及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公開讚揚“林彪同志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開展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這些都是毛澤東主動樹立並利用林彪在軍隊中的威信,實際上是毛為文革大業所作的必要準備。而林彪也大樹毛澤東的威信,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林彪稱頌毛為“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等。毛澤東還發出號召“全國學解放軍”。毛林這種“互樹權威”“互樹威信”的做法,使毛林二人的聲望和地位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時期空前高漲和鞏固,而毛澤東對周恩來,周恩來對毛澤東卻沒有形成這樣的關係,因此,林彪在樹立毛澤東的威信和個人崇拜方面比周恩來走得更遠。因此,林彪在這一點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3)文革前期,林彪支持了毛澤東所發動的文革運動。文革運動實際上是一場中華民族的浩劫,其中的代價極為慘重其教訓亦極為深刻,特別是運動中相當一批幹部和普羅大眾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和迫害,甚至死於非命。雖然毛澤東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和決策人,但其中或多或少都會涉及到林彪,在當時的那種體制和政治環境下,林彪不可能事事置身事外,一點責任沒有,諸如羅瑞卿事件、賀龍事件和“楊余傅事件”等。林彪當然要負他的那份責任。然而由於大陸官方刻意掩蓋那些不利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資料,將一切罪責歸結於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乃至許多歷史事實被歪曲被篡改,全面釐清這段歷史還需更多的材料和知情人士的披露。所以,我們在研究文革這段歷史時,要儘力追求事實真相,澄清史實,這樣才能分清歷史責任,而不是根據政治需要將所有責任推到某個人的頭上。換句話說,既不要搞“為尊者諱”,也不要搞“妖魔化”。

結論

1980年8月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提問時,針對周恩來在文革中的作用說過一番話:“‘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了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然而,鄧小平在談及林彪時卻將林彪歸結為“反革命集團”,聲稱“他們的目的就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96]

通過上文對周恩來與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較研究,周恩來在文革當中絕不是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僅僅是“說了違心的話”和“做了違心的事”這麼簡單,林彪更不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團”要“陰謀奪權”。周恩來與林彪都是毛澤東發起和推動文革的重要力量,周林二人又是步步緊跟毛澤東的各項“戰略部署”的,而周恩來更是一心一意地積极參与和支持了文革的深入進行,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工具之一。認真比較周恩來與林彪在文革中所發揮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出周氏在文革中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保障了文革得以順利進行,正是由於有了周恩來的任勞任怨和兢兢業業,周恩來成為毛澤東文革運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鄧小平後來對毛澤東文革運動的否定實際上就意味着對周恩來所作所為的否定。但是鄧小平出於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心將周恩來送上新的“聖壇”,將林彪打進“十八層地獄”,罔顧事實地將周恩來與林彪和“四人幫”區分開來,力圖證明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言行都是“違心的”,鄧小平此舉不僅不能“洗清”周恩來文革中的責任,反而使周恩來得形象墮落成一個沒有人格的軟骨頭和偽君子,這同樣也是對歷史事實的歪曲和篡改。

鄧小平這種人為的二分法,以兩種不同的標準評判歷史人物的是非與功過,將毛澤東、周恩來與林彪分成所謂“好人犯錯”和“壞人犯罪”的關係,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為毛澤東的禍國殃民作開脫。假使鄧小平這段解釋周恩來的話能說得通的話,那麼它用在林彪身上也同樣合適。林彪在文革中不也說了些違心的話,做了些違心的事嗎?且林彪說的違心話比周恩來要少得多,違心事做的更比周恩來少得多。憑什麼林彪就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團,妄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而周恩來就是“忍辱負重,鞠躬盡瘁”呢?更何況林彪最後敢於挺身而出打擊毛澤東賴以發動文革的“功臣”--張春橋,林彪以自己的行動顯示出自己對文革的實際態度,可周恩來卻只有相忍為“黨”(實是為毛),俯首貼耳,逆來順受。所以,林彪的倒台與文革中其他老幹部的倒台是一樣的,林彪事實上從毛澤東文革運動的助力變為阻力而被毛澤東所不容所打倒。仰天長嘯先生分析得好:“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這段慘痛的歷史證明,只要毛澤東堅持文革中錯誤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僅是林彪最終要與毛決裂,所有有正氣的老幹部最終都會與毛分道揚鑣的。毛澤東去世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以他老婆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一網打盡,就是有力的證明。”[97]華國鋒、葉劍英等粉碎“四人幫”實乃完成了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未竟之業。

然而,正是由於鄧小平在1980年的這番似是而非的談話將周恩來文革作用定性為“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而將林彪定位於“反革命集團”,一年後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照搬了鄧的這一講話精神,將周恩來與林彪之間的關係定位於“對立”與“鬥爭”,以後國內的黨史研究者只能在這個圈子裡打轉,難得突破難得進展。事實上,鄧小平的這番講話不過就是一個新版的“兩個凡是”,它不僅不是衝破了文革史研究的禁區為文革史研究開闢了新的航道,反而是為文革史的研究設置了新的禁區和障礙,成為日後官方研究周恩來的定版模式,周恩來的形象也被臉譜化,變成“文革正確路線”的代表,成為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堅決鬥爭的“中流砥柱”,這無疑與歷史的真實相差太遠。所以我們對周恩來與林彪的研究必須徹底拋棄《決議》給周林二人的臉譜型定位,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全面、客觀地梳理周恩來與林彪在文革當中的歷史作用和地位,這才是海內外史學研究者應該共同秉持的原則和立場。

注釋:

[94]華飛《“軍事林彪”和“政治林彪”》華夏文摘增刊第314期,2002年11月18日

[95]《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6-1967。7》,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103頁。

[96]《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346-348頁

[97]仰天長嘯《汪東興的一部充滿謊言的書--評“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見《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453、454期2005年9月5-6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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