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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命名「西藏農奴制度」真相

歷史背景

眾所周知,拉薩和北京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廿三日簽署所謂“十七條和平協議”,但到了一九五九年三月廿八日,中共政府公開宣布取代西藏政府。同年四月十八日,十四世達賴喇嘛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宣布不承認“十七條協議”,並聲明“十七條協議”係在壓力下中國和西藏之間簽訂的,其中沒有命名西藏社會制度,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言不慚地向西藏政府承諾——“四,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拉薩發生藏人抗暴大起義之後,中共政府藉機來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讓人感到不合乎邏輯。

一九五九年四月廿八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所謂“關於西藏問題決議”中第一次公開提出,“西藏現在的社會制度係一種極其落後的農奴制度,農奴主對於勞動人民的剝削、壓迫、殘害的殘酷程度係世界上少有的,甚至嗰啲口口聲聲‘同情’西藏叛匪的人,也講不出他們為咩硬要熱心於支持這種落後制度的理由。西藏人民久已堅決要求改革自己的社會制度,許多上中層開明人士也認識到,如不改革,西藏民族斷無繁榮昌盛的可能。……”由此可見,中共對待西藏制度的態度前後不一,又沒有講明為何前九年(一九五一——一九五九)支持這種制度的確切理由,明顯地違反了常理,且有鬥爭的需要而改變宣傳策略的嫌疑,假借“解放”之名,行“殖民”之實。

西藏係農奴制度嗎?

從歷史本身上看,廿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大部分亞洲國家的制度停留於落後的狀態,西藏作為亞洲的一部分也不例外,但係,西藏也和其他地方一樣具備逐步改革社會弊端的潛能。

當時,西藏社會制度有兩大弊端,“政教合一”和特權階級所發放的高利貸泛濫。但係,這個現象係否“農奴制度”仍有商榷之處,連毛澤東都講過,“我看西藏係個農奴制度,就係我們春秋戰國時代嗰個莊園制度,奴隸唔係奴隸,自由農民唔係自由農民,係介於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中共在解釋所謂“西藏農奴制度”時,中文裏做了很多手腳,最典型的例子就係所謂“農奴階層”全都係藏文音譯,如“差巴”、“堆窮”、“郎生”等。為何這些名詞不敢“意譯”?其實,藏語中的“差巴”(khral-wa)係“納稅人”,“堆窮”(dud-chuh)係“小戶農工”,“郎生”(nah-zan)係“家裡僱工”,他們有機會成為管家或代理貴族。藏文中“奴隸”叫“優波”(gyog-po),因此,從讀音中可以辨別出以上階層中沒有“奴隸”一詞。

西藏的前世今生

據中共調查資料,“一九五九年以前,噶廈系統共有貴族一百九十七戶,其中大貴族廿五戶,中等貴族廿六戶,小貴族一百四十六戶。……農奴由‘差巴’、‘堆窮’等階層組成。占農奴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差巴’,係給農奴主支差的人。‘堆窮’約佔農奴的百分之卅至四十。‘朗生’,意為‘家裡養的’,係奴隸,佔西藏總人口的百分之五。”由此可見,納稅人和農工佔西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只有“家裡僱工”佔百分之五。

從社會階層的比例上很難給西藏社會貼上“農奴制度”的標籤,苛捐雜費和高利貸橫行係一種尋求利潤的經濟掠奪行為,利益集團藉著僱傭或勞動的手段以生產工具創造利潤,其實施過程中發生的過激行為和不合理的地方,與社會普遍處於落後狀態有直接關係。但係,比起中共對全中國實行的“無人身自由,無生活資料,無償勞役”的所謂“人民公社”制度,則以往整個西藏社會生活處於相對不錯的狀態,至少有吃的,沒有發生過饑荒。再比如,西藏的賦稅類似土地稅,交幾多稅由納稅人(中共稱“農奴”)能從領主手上分到幾多生產資料(土地、耕畜)來決定,剩餘的作物統統歸自己所有,啲差地較多的納稅人其實家庭條件相當不錯。

藏東(康區和安多)牧區的富裕人家,一般在夏季僱傭擠奶的女人,而且,三個月擠奶的費用為一頭母牛。如果僱傭剃羊毛的男人,工時大約兩天或三天,費用為一隻大公羊。其餘,長期僱傭放牧人的費用更好,至少一年有幾十隻羊或幾頭牛。這些僱傭者叫“拉巴”(gla-wa),意即有償僱工。因此,這種社會現象幾乎與當今社會沒有幾多區別,也許某些方面更好。

廿世紀六十年代,所謂“西藏自治區”的富裕藏人甚至被划到“中農、富農”之列,直到廿世紀八十年代,中共政府才反應過來這種劃分否定了自己對藏人社會制度的主張,因此,發文宣布“‘民主改革前的舊西藏係個封建農奴社會,不存在富農經濟和富農階級’,要求‘全區糾正劃分富農(牧)錯誤’。”

《爭鳴》2017年8月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爭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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