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是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後被拋棄，五個子女。再就是於立群，（1916-1976）被稱為「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縊死於北京故居。另外，他還有婚外情人三五個。
1957年11月12日，毛澤東率郭沫若等赴蘇聯莫斯科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紀念活動，期間會見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圖源：VCG）
郭沫若每每讓我想到余秋雨，作為文革時期的文棍之一，新時期的余要文化苦旅了，並公然宣稱替利益集團代言很正常。他們這種毫無自由精神、文人操守和氣節可言的知識分子，似乎在任何時代都能如魚得水。
1928年，36歲的郭沫若通過自己創辦的《文化批判》和《太陽月刊》攻擊魯迅「終究不是這個時代的表現者」，「阿Q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再不要專事骸骨的迷戀，而應該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掉」，說魯迅「蒙蔽一切社會惡」、「麻醉青年」，是「反動的煽動家」，比「貪污豪紳還要卑劣」。還在署名「杜荃」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裏寫道：「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諦」。
郭沫若1937年回國後，寫過《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他，「恭恭敬敬地向蔣委員長懺悔過去的罪過，要求蔣委員長饒恕他，他要獻身黨國，將功折罪，回去馬上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說蔣的「眼睛分外的亮」，「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戰的決心」。
1948年郭沫若發表措辭嚴厲的檄文《斥反動文藝》，把沈從文界定為「桃紅色」作家，朱光潛界定為「藍色」作家，蕭乾則是」黑色」作家，「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作家，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着，必須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
沈從文壓力很大，非常緊張，想用保險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最後徹底告別了自己心愛的文學事業。
郭沫若隨便也報了一箭之仇——1931年，沈從文發表《論中國創作小說》，認為郭沫若寫小說不行，喜歡「用英雄誇大的樣子，有時使人發笑」，只能寫詩，寫雜文，就是不能寫小說，因為他「不節制」的文風使他寫的小說一無是處。
1949年12月，毛澤東乘火車出訪蘇聯，正值斯大林70大壽。郭沫若發表《寫給斯大林元帥70大壽》：
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
細菌戰的威脅在你面前只是夢囈
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
你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1953年，郭沫若為杜甫紀念館的題下對聯：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
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1958年，毛澤東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聞到味道的郭沫若，毅然推翻自己先前認為李白、杜甫是中國「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的定論，發表《李白與杜甫》，把留下千古絕唱「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聖拖出來鞭屍：
「杜甫僅僅是記錄，作壁上觀，並沒有鬥爭，也沒有制止。杜甫的目的只是想完善封建統治，是改良主義，不是要推翻唐王朝的封建統治。石壕吏為什麼不抓杜甫，這說明杜甫有特權，屬於地主階級。」
1955年，胡風問題由文藝思想之爭、宗派之爭被升級為與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郭沫若發表了《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和《請依法處理胡風》：
「像胡風這樣的人，他二十年來，一貫地在革命的內部進行反革命的破壞工作，這是明知故犯、怙惡不悛的最頑惡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我個人認為，應該嚴厲地鎮壓，比幾年前鎮壓反革命的時候要更加嚴厲地鎮壓！」他主張對胡風及「胡風分子」們處以死刑！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一次國際會議上當眾朗誦：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評論毛澤東的詩詞和書法：「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家的頂峰。例如以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巖多寫了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灑、多麼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着豪放不羈的氣韻。在這裏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眼前。」
於是，毛的這些失誤和硬傷都化做詩詞和書法的頂峰，且上升到了「四個第一」的政治高度。
1976年郭寫《水調歌頭》批鄧，四人幫被逮捕，馬上又寫《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把四人幫罵了個狗血淋頭。
然而，這一切都比不上這篇奇文：人民日報1949年8月14日頭版發表了郭沫若寫於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蘇同盟四周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對全國的廣播詞》（節選）：
「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麼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裏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再請問，由於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着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們中國代表團到歐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外蒙古代表團的團長齊登巴而先生，曾經為我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向我們致敬。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稱霸的時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某中國做了東方的盟主，我們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請看看蒙古朋友們的這種坦白的風度吧。難道我們不應該有同樣坦白的氣概嗎？」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人們或多或少都失去了正常的心態，但像郭沫若這樣的大學者，踐踏知識分子的良知，把自己變成一條亂咬胡捧的小丑，也確實是觸目驚心的個案，對解析中國讀書人內心深處對權力的恐懼和獻媚心理不無裨益。
附：關於郭沫若的個人生活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是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後被拋棄，五個子女。再就是於立群，（1916-1976）被稱為「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縊死於北京故居。
另外，他還有婚外情人三五個：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後被拋棄，下落不明；他的小姨妹於立忱（1912-1937），於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後自殺；黃定慧（黃慕蘭，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時期的一代風流，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某某某等，姓名不詳，只知太過多情，將性病傳染給了郭沫若，並殃及安娜。
在北伐時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謝冰瑩向我們詳細揭示於立忱自殺的內情：
「這是半個世紀前一個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實故事。
於立忱長得亭亭玉立，皮膚又白又嫩，兩道柳眉、配着滿口貝齒，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一見就給人親切可愛的印象，這正是當記者的標準條件。唉！誰曾料到，這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這是一個秘密。一天，於立忱告訴我，她要去醫院割盲腸炎，我按約定的時間去醫院看她。護士說她在產房，孩子都取出來了。在產房，立忱看到我，搖搖頭，一串熱淚滾了下來。我連忙安慰她。
她說「我告訴你，將來你要替我申冤，答應不答應？」
我說：「沒有問題，當然答應。」
這時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淚說：「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人面獸心的大騙子！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說他和安娜根本沒有感情，更談不上愛。他說自從愛上了我之後，他下決心要擺脫安娜，正式提出離婚，然後和我結婚，可是自從我受騙懷孕之後，他的態度突然改變，對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裏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這時我才大覺大悟，才知道他原來是寡廉鮮恥的，人格掃地的大騙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實在無臉面見人了，我要自殺。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後，就真的自殺了。（《於立忱之死》，《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郭沫若是與安娜自由相愛結合的，他不僅在婚姻存續期間就與安琳、與於立忱等發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從1937年始，借回國之機，把安娜連同五個孩子一起徹底拋棄，另尋新歡。（當時長男和夫20歲，次男郭博18歲，三男佛生15歲，女兒淑子13歲，四兒郭志鴻6歲）此後從不給這群孤兒寡母寄一封信，匯一文錢，任他們輾轉掙扎，啼飢號寒，被日本警憲鐵蹄踐踏，皮鞭抽打，其境況遭遇，苦不堪言。
當《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先生於1947年前往東京安娜住處時，面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飢。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只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郭「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藉口胡說，這裏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的見到了蔣介石……。」（《上海灘》1995年11月28日）
郭沫若對他自己本人的評價是：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確實是壞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