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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紅色娘子軍們:出獄做妾 被打成叛徒反革命特務

——紅色娘子軍原型人生:出獄後成地方鄉紳妾室 《紅色娘子軍的背面》

很多時候,銀幕上榮耀、神氣的娘子軍遮蔽了現實中困頓、柔弱、流離失守的女兵。舞台上「又紅又專」的娘子軍們,並不代表真實的人生,她們中因為曾經被國民黨俘虜或是嫁「錯」了人,在「文革」中被打為叛徒、反革命、特務的案例並不少見。厄運早在1949年後的土改、鎮反運動中就陸續降臨到一些人頭上。

當年盧業香出獄後,母親害怕女兒的經歷會拖累全家,將她許配給了國民黨的一個民團清鄉隊長劉恆應做妾,以尋求庇護,不顧對方身有殘疾且大女兒15歲。

由於阿爾茲海默症,盧業香的晚年墜入了一片混沌之中,只有電視里偶爾傳出的槍炮聲會讓她一個激靈“醒”過來,但更多時候,她只是在家中客廳的沙發上昏昏欲睡,要麼搬把椅子坐在屋檐下,雙眼茫然地望向遠處。

盧業香今年100歲。她的兒子翁祚雄說,母親前兩年還能在家人的攙扶下走標準的行軍步。她擺起手臂時,左手殘缺的中指格外明顯,那是70年前的熱血戰場留給她的殘酷印記。

2014年4月19日,這位中國最後的紅色娘子軍戰士于海南瓊海的家中病逝。盧業香曾是娘子軍二連二排二班的班長。在知情者的描述里,她是第一個把耳環摘下來扔掉的女兵,曾赤手空拳俘虜過國民黨的兩名團丁。她的離世,意味着中共歷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婦女武裝徹底謝幕。

海南省瓊海市陽江鎮文化站原站長龐啟江自幼成長在娘子軍的誕生地,為了還原和記錄她們的命運沉浮,14年來他走遍了瓊海。崎嶇的路途上,迷路、體力透支、摩托車發生故障都是常事,甚至他還“被狗咬了6次”。

在打撈娘子軍歷史的同時,近年來他還多了一項工作,即為新逝的娘子軍戰士舉辦追悼儀式。“盧業香的追悼詞就是我寫的。”龐啟江告訴《博客天下》。不過由於家裡正在修繕房屋,出於當地的風俗習慣,他沒有出現在盧業香的追悼會現場。

作為一個戰鬥單位,紅色娘子軍僅存在500天即被國民黨軍隊打散,此後再沒有恢復編製。她們中除一部分人死於戰場、少數人被抓捕外,剩餘的人大都回歸了世俗生活,隱而不露。直到很多年後她們的故事被意外發現,相繼成為報告文學、電影、舞台劇的主角,人們才注意到這一群女兵的存在。

然而不管何種形式的文藝作品,都只濃墨重彩地渲染她們人生中的短短一瞬,即如何走上革命之路,而對她們放下槍後的遭遇及此後的漫長人生鮮有提及。由於被國民黨俘虜的經歷,或是嫁給了“政治不正確”的人,她們中的一部分人在1949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跌入人生的低谷。

就在這些娘子軍戰士命運多舛的“文革”時期,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成為領導人招待外賓的必備劇目,還被指定為革命樣板戲,重新拍成了電影,在全國範圍內放映。這是兩組截然不同的畫面:舞台上,她們是革命的英雄;現實中,她們是革命的對象。

在那樣的年月,創作紅色娘子軍系列藝術作品的文藝工作者,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衝擊。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女主角吳瓊花最早的扮演者白淑湘曾被扣上“破壞革命樣板戲”和“反革命”的帽子,一度被下放接受勞動改造;該劇編導、中央芭蕾舞團原團長李承祥則被打為“走資派”關進牛棚—後來掌權方考慮到還需要他飾演劇中反角“南霸天”,才恢復其工作。

現實中的原型與藝術形象的塑造者,兩個原本相去甚遠的群體,由此有了命運的交集—莫名其妙就一同成了階級敵人。他們是銀幕和舞台上光輝、英武、榮耀的紅色娘子軍的背面,歷史的陽光在這裡突然轉暗。

革命之路

紅色娘子軍最初在黨史中的記載只有30個字:“在中國工農紅軍瓊崖獨立師師部屬下有一個女兵連,全連有一百二十人。”

1956年,當時還是海南軍區政治部宣傳幹事的劉文韶在查閱資料時偶然看到這句話,覺得女兵連可能是一個值得深挖的題材。在徵求上級領導同意後,他開始四處尋訪倖存女兵及熟悉此事的紅軍老幹部。這段隱匿的歷史遂開始浮出水面。

紅色娘子軍成立於1931年5月,全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獨立師第三團女子軍特務連”。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因為此前的女兵大多是衛生員或文工團演員,絕少擔任作戰任務,而女子軍特務連肩負的正是這一特殊使命。

在距離瓊海市西南陽江鎮中心約10里的深山裡,如今還保留着紅色娘子軍的成立舊址。據當年活躍在海南的武裝力量瓊崖縱隊原負責人馮白駒回憶,此前部隊上就有少數女兵,“為了喚起婦女覺醒,增加革命力量”,他們決定吸收更多普通婦女加入隊伍。

女子軍特務連的首任連長叫龐瓊花。為逃避父母為她定下的婚約,她在16歲時就參加了革命。1932年,一次肅反運動中,龐瓊花被懷疑為“托派分子”而遭撤職審查,隨後由馮增敏接任連長。同年,特務連擴建至兩個連,下轄4個排、12個班,共140餘名女戰士。

是年年底,在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圍剿”之下,瓊崖(即現在的海南島)紅軍組織被迫化整為零,轉為地下鬥爭,女子特務連也因此解散。

在深入調查了這段歷史後,1957年,劉文韶寫出了報告文學《紅色娘子軍》。全文以馮增敏的回憶為視角,講述了特務連從成立到作戰再到解體的全過程。

在馮增敏的記憶里,特務連成立3個月後,開始投入戰鬥。沙帽嶺伏擊戰和火燒文市炮樓是娘子軍初亮相時打出的兩場漂亮戰役,前者活捉樂會縣“剿共總指揮”陳貴苑,後者生擒民團大隊長馮朝天,這兩人被認為是電影《紅色娘子軍》中反面角色“南霸天”的故事原型。

但戰爭也很快讓她們付出了代價。1932年夏,國民黨部隊派出了一個旅的兵力進攻中共瓊崖特委。為掩護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撤退,女子連配合紅軍的一個營在馬鞍嶺進行阻擊。在堅守了3晝夜後,女子連彈藥瀕絕,最後把僅剩的幾十發子彈留給二班的10個女兵,其他人撤退。

一場殘酷的戰役就此發生。等馮增英帶着一個班回去接應時,二班的10位女戰士已全部犧牲。在被炮火犁過的山地上,她們緊握着槍把或拳頭橫七豎八地躺着,班長梁居梅的衣服被撕得稀爛。馮增英猜測,可能是國民黨發現她們是女兵後,雙方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近身搏鬥。

在之後的追剿中,女子連越走越散,馮增敏等9人為甩掉追兵,退進了原始森林。浩瀚的森林在提供庇護的同時,也將她們置入新的險境—為走出森林,她們餐風飲露,跋涉了七天七夜。其間,女戰士王運梅還生下一名男嬰,出世不到3天就夭折了。

女兵們重聚後面臨兩種選擇,要麼繼續和國民黨打游擊,要麼化整為零,等情況好轉後再回歸。馮增敏想到被殺害的兄長及被國民黨盯上的母親,覺得無家可歸,選擇留在山上繼續戰鬥,直至被捕。

馮增敏被抓前後,另外數名娘子軍成員相繼落到國民黨手中,包括首任連長龐瓊花、一連指導員王時香、二連連長黃墩英、二連指導員龐學蓮、二連二排排長王振梅、女戰士林尤新等。

龐瓊花被俘後的一張照片,曾刊登在1933年2月15日上海出版的《時代》畫報上。照片中,龐瓊花身穿淺色上衣,短髮,雙手被綁在背後,像在遊街。這次被捕前,她剛從紅軍的肅反監獄中被“無罪釋放”。

負責瓊崖“圍剿”工作的國民政府第一集團軍警衛旅旅長陳漢光對這些被俘的女戰士挨個提審,但收效甚微。1934年,陳漢光部奉命離瓊前,向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請示娘子軍的處置問題,陳濟棠複電:“審核該犯性情及其環境狀況,仍應施以感化處分。”

此後,馮增敏等8人被送往“廣州國民特別感化院”繼續關押。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後,她們才被放出。

不完美的婚姻

雖重獲自由,但一年多的硝煙考驗和5年的牢獄之災已為她們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馮增敏出獄後嫁給了一個農民,生有一女,後來丈夫病故,她將女兒寄養在親戚家,一個人又重返組織。

對戰爭心灰意冷的龐瓊花則選擇了一個文化人,過了幾年平靜日子。後來日軍打到她的家鄉,要求她丈夫出任維持會長。遭拒後,日軍將其殺害。不久,逃至深山的龐瓊花也命喪日軍之手,年僅31歲。

龐學蓮被捕前就已結婚,但她出獄後發現牙醫丈夫已另娶妻室。後來在丈夫的要求下,龐學蓮只能接受現實,與他們組成了特殊的一夫二妻家庭,直到她1999年去世。

王時香和黃墩英的命運更為曲折,失敗的婚姻選擇令她們的人生充滿悲劇色彩。龐啟江向《博客天下》表示,按照瓊海農村習俗,女孩很小就會被送往別人家裡當童養媳,15歲前要生孩子;25歲之後若還沒嫁人,就要在族譜上除名。而這些娘子軍被釋放時,她們中年齡最小的馮增敏都已經25歲,加上她們的特殊身份,很少有人願意娶她們。

另外,“女人上山是給共產黨當共婆”的傳言也讓她們難堪。於是國共合作後,這些身份和經歷特殊且年紀偏大的娘子軍嫁給國民黨人士或是地方鄉紳,成為一種可能。

王時香就是其中一例。她19歲就加入娘子軍,因為上過3個月夜校,被上級任命為連指導員。被捕前,她曾有過一段婚姻,丈夫是師部的傳令隊長,在一次排雷任務中喪生。出獄後,母親害怕女兒的經歷會拖累全家,將她許配給了國民黨的一個民團清鄉隊長劉恆應做妾,以尋求庇護,不顧對方身有殘疾且大女兒15歲。後來海南“解放”時,劉恆應被瓊崖縱隊擊斃。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黃墩英身上。回到家鄉後,她被已有妻室的國民黨區長李昌厥看中,對方多次託人向黃墩英的母親帶話,自稱婚後多年沒有生育,想娶黃墩英為妾。在黃墩英身陷囹圄的日子裏,她同為共產黨員的父親、哥哥、弟弟和妹妹死的死、逃的逃,深深地刺激了她的母親。為求平安,母親極力勸服她接受了李昌厥的求婚。

不管王時香還是黃墩英,龐啟江認為她們的婚姻都是出於極端被動的人生宿命,“王時香不可能喜歡一個大她很多歲的瘸子”,“黃墩英漂亮、高大,區長又矮又丑,兩人完全就不般配”。但在那樣的年月,為了求得暫時的安穩,很少有人會顧及到日後的風雲突變。

其他回歸到日常生活中的娘子軍戰士也一樣不乏波折。在行軍中失去一男嬰的王運梅回到家庭後,和丈夫龐隆焜又生了一個女兒。沒過多久,丈夫為躲避國民黨抓壯丁,遠避馬來西亞。後來日軍佔領海南,兩人通訊中斷,龐隆焜聽聞妻子在戰亂中離世,遂重新娶妻。王運梅卻不知情,守着女兒等了他一生,直到1980年代才獲知丈夫的消息。有鄰居稱,有一次王運梅家裡着火,她逃出來時,什麼都沒拿,只拿了丈夫的一張照片。

更多的人埋藏完槍支後則過起了平淡的生活,像守着一個秘密一樣將往事深藏,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煩。

另一副面孔

1957年,劉文韶的《紅色娘子軍》發表後在軍內引起很大反響,很快有電影製片廠約他寫劇本。就在他寫完同名電影劇本的同時,廣州軍區話劇團創作員梁信也寫出了一部反映海南女兵連的劇本,名字叫《瓊島英雄花》。1960年,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將後者搬上了銀幕,並更名為《紅色娘子軍》,導演為謝晉。

故事背景發生在1930年代,海南貧家女吳瓊花遭遇大地主和民團總指揮南霸天欺壓,多次出逃未遂,後偶遇扮成華僑的紅軍幹部洪常青從而獲救。在洪常青的指引下,吳瓊花參加了娘子軍,一番波折後,最終依靠集體力量消滅了南霸天地主武裝。與報告文學及現實里的娘子軍相比,電影的最大特色就是“黨代表”洪常青的植入,暗示了黨在其中的領導和指引作用。

這部電影在當年8億人口的中國創下了6億人觀看的紀錄,還榮獲了首屆百花獎最佳故事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4個獎項。影片中吳瓊花的扮演者祝希娟那燃燒着怒火的眼睛,幾乎成了無產階級的形象代言,深入時代與人心。

拍攝期間,為還原娘子軍生活的真實場景,謝晉特意邀請了馮增敏擔任影片顧問。馮增敏跟隨劇組幾個月,教演員們如何持槍、打綁腿、穿草鞋。謝晉回憶,看過影片後馮增敏淚流滿面。很多時候,銀幕上榮耀、神氣的娘子軍遮蔽了現實中困頓、柔弱、流離失守的女兵。

紅色娘子軍的政治地位得到進一步強化和提升,是在被改編為芭蕾舞劇之後。1963年,剛剛觀賞完芭蕾舞劇《巴黎聖母院》的周恩來,提出中國應當有一部革命題材的芭蕾舞劇。隨後,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林默涵召集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芭蕾舞團團長李承祥提出改編電影《紅色娘子軍》的建議。

此前因主演《天鵝湖》等芭蕾舞劇就已經小有名氣的白淑湘毫無懸念成為女主角吳瓊花的扮演者。今年3月,做客鳳凰衛視《我們一起走過》時,白淑湘回憶了當年他們一行10人去海南採訪、體驗生活及如何排演《紅色娘子軍》的往事。

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版《紅色娘子軍》經過半年排練,在天橋劇場首演,周恩來看完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同年10月8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十幾位中央高層領導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集體觀摩了這部劇。演出結束後,毛澤東說了三句話:“方向是對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

最高領導人為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定性,決定了其日後的命運。不久,江青也介入進來,從舞蹈設計、人物塑造到服裝、化妝、音樂、道具等,都給予了具體指示,以“突出毛澤東思想,堅持政治標準第一”,還將女主角的名字吳瓊花改成了吳清華。再之後,江青將其作為革命樣板戲搬上了銀幕。

《紅色娘子軍》的改編劇目中,芭蕾舞劇版是命運最好的一個,還成了當時外交活動時的一項重要觀賞劇目。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時,周恩來、江青就層陪同他觀看過此劇。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動中露面。

除芭蕾舞劇外,1972年,由杜近芳、馮志孝等人主演的京劇樣板戲版電影《紅色娘子軍》也開始公映。

藝術形式多樣,但內容、情節趨同的“紅色娘子軍”在高度政治化地廣泛傳播後,固化了人們對這一特定群體的認識,讓她們看起來更像是一個令人熱血沸騰的概念與符號。

命運的交集

舞台上“又紅又專”的娘子軍們,並不代表真實的人生,她們中因為曾經被國民黨俘虜或是嫁“錯”了人,在“文革”中被打為叛徒、反革命、特務的案例並不少見。厄運早在1949年後的土改、鎮反運動中就陸續降臨到一些人頭上。

二連連長黃墩英與國民政府區長李昌厥結婚後,主動動員他辭去公職,到一所中學當國文教師。但這並未洗白他之前的政治派別,1951年土改時,李昌厥被共產黨處決。此後,黃墩英頂着“地主婆”、“叛徒”的帽子成為歷次政治運動的批鬥典型。

除了各種階級帽子,黃墩英還有一件需要交代的事是“藏匿黑槍”,因為抓獲她丈夫的時候沒有搜到槍,認為是被她藏起來了,留着以後“報復無產階級”。背負着這些“罪行”,黃墩英成了“文革”時“最危險的人物”,被遊街、拷打,度日如年。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視、牽連。

與黃墩英經歷相仿的王時香的命運也不難想像。絕望的時候,王時香企圖自殺以逃避現實帶給她的苦痛,被她大兒子及時發現救下。由於和王時香是戰友又是鄰居,且一同坐過牢,龐學蓮也被戴高帽遊街,理由很簡單:國民黨為什麼會放她們出來?王時香嫁給國民黨,龐學蓮為什麼不阻攔、不揭發?

馮增敏在1949年後歷任博鰲人民公社副社長、瓊海縣婦聯會主任等職,劉文韶的報告文學一度讓她成了名人。1960年,她受邀到北京參加全國民兵代表大會,毛澤東親自接見了她,授予她自動步槍一支、子彈100發、學習筆記簿3本。

不過這種榮耀並不意味她就能夠獲得政治豁免。“文革”開始後,她的歷史問題引起了別人的懷疑,特別是在她當年的獄友們一個一個都被批鬥的情況下,作為這些人曾經的連長,馮增敏沒有理由能跟她們劃清界限。

被打倒的馮增敏先是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後又被遣送回家接受勞動改造。1971年11月,她因胃穿孔加闌尾炎病發去世。死時,她唯一的女兒正在中原“五七廠”被人監視着“哐當哐當”地打鐵。

龐啟江和不少娘子軍戰士都是同村甚至同姓,因此對她們中一些人的身世和經歷相當熟稔。他還不惜自曝曾是一名紅衛兵,參與過對個別娘子軍戰士的批鬥。後來真正讀懂了這段歷史後,龐啟江決定為她們中的蒙冤者正名並修補軍史中的遺闕。

2000年開始,龐啟江專門配置了一套採訪設備,四處尋訪健在或已離世的娘子軍戰士及她們的家屬。

14年間,他一共採集了70餘名娘子軍戰士的生前檔案,並寫成了剛剛付梓出版的《紅色娘子軍傳》一書。在這本書里,能看到更多娘子軍後來的不幸遭遇,比如戰士黃勝容、蔡親民等,一樣承受着“嫁錯夫”給她們帶來的麻煩。

在娘子軍原型們一個個被打倒時,娘子軍的扮演者之一白淑湘也難逃厄運。受家庭出身影響,各方面都表現優異的白淑湘被揭發為“反革命”。

對政治不敏感的藝術家天性,使得她的言行處處都被挑刺兒。1964年10月8日,毛澤東第一次看完她們的演出後,上台與她們合影。大家都擁着向前跟毛澤東握手,白淑湘因為記着之前被交代“要保持秩序”,而落在了人群後面,結果被指對毛澤東不熱情。

後來在刊發的一張照片上,大家都在笑,唯獨白淑湘緊閉嘴巴,離毛澤東稍遠,這也成了一條罪名,說她眼睛裏帶着階級仇恨,想起了被鎮壓的父親。

白淑湘有口難辯。一旦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任何解釋都顯得蒼白。1965年,26歲的白淑湘被禁止演出。一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迎接白淑湘的是沒完沒了的批鬥和各種髒話累活。1969年,她被送到北京小湯山的幹校勞動改造。

插秧、割麥子、養豬、養馬、半夜起來拿大鍘刀鍘草、挑大糞、挖河泥……之前沒有接觸過任何農活的白淑湘什麼都干過,中間還時常被拉出去挨斗。白淑湘自嘲好在練過功,“坐噴氣式”時被按着頭,彎着腰,一站好幾個鐘頭,她都挺過來了,但內心的傷痛很難彌補。

接受勞動改造的日子裏,白淑湘把自己的化妝箱和芭蕾舞鞋小心翼翼地收藏起來,沒想到在一次搜查中成了罪證,“說你還想着回到舞台上跳呢”。

“在我最倒霉時,連男朋友也不相信我。我被勞改,他也同樣被戴上了帽子下來改造,可他卻自以為比我紅一些,也來批判我。於是,我們就分手了,我當時痛苦得麻木了。”多年後,白淑湘向媒體回憶。白淑湘的遭遇只是娘子軍藝術形象創作群體在“文革”中的普通一例。

電影《紅色娘子軍》主唱張啟秀在被打為“反革命”接受勞動改造時,親眼目睹自己剛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孩子被狗從土裡刨出來拖到家門口撕扯。

編劇梁信曾在採訪中表示,“文革”時他收到過被打倒的紅色娘子軍老戰士的求助信,因為無法提供幫助,這成了他至今未能抹去的隱痛—他連自保都不能,遑論保護別人。

遠去的娘子軍和活着的“瓊花”

1974年,被禁演9年的白淑湘在中央芭蕾舞團缺人及周恩來的過問下,重新回到了舞團。

“記得那天我握着練功桿的時候,悲喜交加地哭了,似乎積攢近10年的眼淚在一剎那都涌了出來。那麼多年沒練功,我的體重達到65公斤。可為了重返舞台,我在兩個月中拚命地練,體重掉到53公斤,腳痛得每晚都醒,但一上台就忘了。我是不是很傻?還是我將舞蹈看得太神聖?”在被下放的日子裏,白淑湘一度認為再也不會回到舞台上了,但一旦回歸,就不由自主立刻切換到了過去拚命練功時的狀態。

兩個月後,恢復到了正常身材的她在民族宮參演了《紅色娘子軍》。之後,白淑湘還陸續出演了《杜鵑山》、《蝶戀花》、《沂蒙頌》、《草原兒女》等革命題材芭蕾舞劇,但每逢重要場合她都不能上場,只能在後台拉幕。

1978年,白淑湘終獲平反,此時她已經過了跳芭蕾舞的黃金年齡。9年的勞動改造不僅耽誤了她的事業,也耽誤了她的婚姻,直到1977年她38歲時才和現在的丈夫結婚。為了不耽誤跳舞,他們沒有生養孩子。

白淑湘歷任中央芭蕾舞團副團長、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等職,晚年的她雖然已經離開了芭蕾舞台,那份眷念之情卻從未消逝。

1978年後,曾經被打倒的馮增敏、黃墩英、王時香等人也相繼被平反。1979年春,中共海南區黨委為馮增敏補辦了一場隆重的追悼會。

這時,當年英姿勃發的娘子軍戰士們已步入人生的晚年。據海南省黨史部門1984年的調查顯示,當時健在的娘子軍已不到60人。

1986年12月,國家民政部、財政部下發《關於妥善解決“紅軍失散人員”生活困難問題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對1937年7月6日以前正式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卻因各種原因失散的人員進行經濟補助。娘子軍群體位列其中。

龐啟江向《博客天下》透露,這些被確認的娘子軍戰士每月能從民政部門領取固定的生活補助,海南省婦聯也常年為她們提供醫療補貼,另外還有一些公司、企業等社會單位的資助。除了衰老、疾病帶來的不便,她們的晚年生活相對平靜。

娘子軍戰士中最後一位被確認身份的是符月雅。1967年,她上街時發現紅衛兵正在批鬥昔日的戰友王時香和龐學蓮,忍不住說了一句“她們不是叛徒、特務”,結果引來了紅衛兵的追查。為避禍,她只得遠走他鄉,去昌江投奔親戚,一走就是30多年,錯過了填寫申請的時間。

1994年,符月雅在龐學連和黃墩英的提醒下,向瓊海市民政局補寫了自己是紅軍失散人員的申請。不過由於民政局當年辦理此事的機構已經撤銷,使得此事的認證經歷了很多波折。直到2011年,符月雅的娘子軍身份才獲得確認,這時距離她離世已不到一年。

平反後娘子軍也再次獲得了高層領導人的重視。1998年“八一”建軍節,王時香、龐學蓮、黃墩英三位老人應邀赴京參加紀念活動。一年後,86歲的黃墩英再次獲邀進京參加國慶50周年慶典。

2000年,“紅色娘子軍紀念園”在瓊海市白石嶺景區落成,被中宣部批准為“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王運梅、盧業香、歐繼花、王先梅4位倖存的娘子軍獲邀入住。

盧業香在紀念園度過了4年時光。2004年,她患上多動症,後又被診斷為阿爾茨海默症,認知能力逐步退化,連家人都無法分辨。

在兒子翁祚雄的印象里,母親盧業香難得的一次清醒是在去年103歲的王運梅去世時。獲知消息後,盧業香噙着淚說了一句:“運梅婆,你先去了,為什麼走得這麼早?”

2014年1月,盧業香因右腳趾燙傷,被送往瓊海市人民醫院治療,後出現心電圖異常、心肌梗塞等狀況。4月19日8時40分左右,盧業香停止了呼吸停止。至此,世上再無紅色娘子軍。

(阿波羅編輯註: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博客天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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